厉害国往事：上学去走路（二）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网友黄尘来稿

厉害国往事：走路去上学（二）

上学应当去读书，却偏偏赶上了两年后的疯狂时代，于是乎走了一段这辈子最长的路：徒步从北京出发弯弯曲曲绕行到上海，行程三千 多里，历时两个多月，美其名曰红卫兵长征（步行串联）。

其实入学不久，我已经每星期都要比其他同学多走一段路。这段路并不长，不过是学生宿舍到学生科七，八百米的距离；这段路又特别长，因为它承载着恐惧，孤独和无望。学生科每次传唤我谈话的都是那位胖胖的女干事，每一次都要我交待从未见过面的三伯和两个姑母，因为三伯是国军空军地勤，八姑是军眷，九姑只是四九年跟着他们去了台湾的小姑娘。每一次都问有没有父亲寄给我新的交待信？我要把信还有自己的书面认识都交给她，她再教育我，我再表态。天可怜见，总算没有被退学（1），只是换了一个专业，只是从今以后我就是一个需要同学们经常“帮助”的二等公民。好在不是保密专业的新班级还有不少二等公民：都不是团员，都出身地主，资本家，上中农，还有清室的遗少。每一次政治学习我们7个非团员都被划为另类，由一个班干带领学习。五一和十一都要准备游行和大学生民兵方队，我们这群另类自然无缘参加，分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是在校园里拔草和打扫卫生。一边拔草，一边看着操场上那些一考试都是三分四分，一操练立刻威武十分的根正苗红同学，感觉还是我的实验中学讲点理。 

这种压抑的阶级斗争气氛，终于在文革来了一个大爆发。爆发的突兀和猛烈让人目瞪口呆。六六年六月九日一夜之间，ST校园里上至党委书记教务长，下至许多政治辅导员，都被揪出来游斗。没有几天，惊魂未定之时，那些赵家公子小姐又突然穿军装，扎皮带，套上红袖章招摇自己血统的高贵。那些自以为也姓赵的普通工农子弟也纷纷跟风套起红袖章，只可惜没有了军装和皮带。好在很快大家都明白了，万万岁亲自指挥的这些闹剧其实是要打倒刘贼。谁都不傻，于是人人都高呼万万岁，人人都套上红袖章，人人都趁着不花钱的机会挤火车全国串联。上初二的三弟也趁着这个机会来北京看我，还带来外公外婆给我的零花钱。我真高兴，可惜北京高校的伙食已经大不如前，白面大米都调去招待外地红卫兵，食堂每天三顿只供应窝窝头玉米糊。正好是初秋，我们就买了一些刚上市的核桃，一起坐在商店门口的台阶上，用石头砸核桃吃。然后，像所有人一样，兄弟俩端着红宝书穿着破裤子，在天安门前照相留影。

去步行串联是我的倡议。一来是对今天打倒张三明天打倒李四不感兴趣；二来对非红五类而言，开证明坐火车串联也有难度。每天除了观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知道了刘贼许多丑事，再就是每每被大喇叭叫起来去天安门广场，做检阅红卫兵的人肉背景。做人肉背景的好处是可以领到两个免费甜面包，比窝头好吃，坏处是检阅结束涌向天安门非常可怕，人挤人，人压人，一旦跌倒，一定会被踩死。有没有被踩死的？不知道，有也不会告诉你。十月初的一天，那个什么日报又发雄文，表彰一群中学生不坐火车步行来京朝拜，推崇为红卫兵长征。机会来了，我立刻鼓动两个上海籍同学，何不步行串联回家？当然，冠冕堂皇的说辞是响应步行串联的倡议，去看看全国一派大好形势。班上靠边站的团支书H闻讯也要加入，看来变成普通人也让他心灰意冷了。四个人做了几天准备，一天下午出发了。

出南校门西行七百米，再向南二十里，就到了卢沟桥。桥下的永定河干枯得没有一丝流水，难道真的被乾隆的“卢沟晓月”御碑永定住了？桥被翻修过，看不出有近千年的沧桑。老北京都知道：卢沟桥上的石头狮子 — 数不清。真的数不清，两边桥栏每隔一米不到就有一个石狮子，石狮怀中还常常伴有一两个小狮。弄不清的又何止是石狮子的数目？那个引发七七事变的日本士兵，到底是日军的诬告还是被党的游击队先抓后放？一部近代史，充斥着这样的不清不楚。

第一天投宿长辛店接待站，第三天就到了涿州，这就是编草席的刘备老家了。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段古城墙，一个老人在城门外扫地，穿过城门走进涿州，有一点时空穿越的感觉。再往南就是当年冀中根据地的范围了。绕不过的朝拜处当然是地道战圣地冉庄。一批又一批的串联红卫兵都下地道去参观。一下去就呆了，难道抗战时期就可以用水泥来修造地道？地道很宽敞，电影“地道战”里每一处景点，这里都有，再加上旁边煞有其事的文字说明，真是做戏做全套了！从冉庄再往南，沿着直线往邢台走，三月那里刚发生过大地震。路线是安国-深泽-隆尧-任县，都是当年的老解放区。大概在安国五仁桥一带，傍晚投宿在一个村里，生产队支书先把我们领到一户农家派饭。主人是个六十开外的老者，他把我们当作上方贵客，恭谦客气地陪我们围着小炕桌吃晚饭：滚热的贴玉米面饼，咸菜，还有一碗汤。把这些饭菜端上来又退下的应当是他的儿媳？不到三十，却蓬头垢面。这家的灶台靠近门口。我向门口走去，看见这个年青女子蹲在灶后也在吃饭，但不是金黄色的玉米饼，而是黑红色的山芋面饼，这，我在六零年也吃过。我有点哽噎，吃不下这个女子刚刚贴好的玉米饼。这可是老根据地百姓的生活啊！这就是解放十七年后的农村生活！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们都没有手表，但是有一块指南针。出发前我在白纸上画一个半圆，用量角器十二等分，再根据不同时间南方同太阳位置的关系，就可以用指南针在白天定时。夜里定时就是个问题。假如不住接待站，只有闻鸡起床了。有一天起早了，黑糊糊地来到一个叉路口，不得已向迎面的一个小脚老太太问路。她郑重地回答，走哪条路只有“爷们知道，娘们不知道”。学到的这句河北话让我们一路都忍俊不止。但是，河北的老乡真的教给我一句受用一辈子的话。那是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同伴们都走在前头，又是我一个人隔了几十米拖在最后。走过一群站在公路旁看热闹的农民，他们显然看出我的窘困，突然间就送过来一句话：“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十里半。” 我生也愚笨，后来每每遇到难事，都想起这句话。比如研究生毕业因为系里不让出国很郁闷，正好拿到一本清山先生的新著，想把它翻译过来。我只学过一年半日语，翻译谈何容易。于是定下一个规矩：每天都读懂并翻译一页。过节也罢，出差也罢，就这样慢慢地翻译出版了此书。这句话，应当是我从走路中学到的第二课。

走过滹沱河不用过桥，也不用坐船，河床干枯得像几条平行的小溪，抬脚就迈过了。可惜为了超近，错过了赵州桥，直接就到了邢台和邯郸。再往南走去，就到了岳飞的故乡汤阴。岳飞还是民族英雄吗？“中华民族”这个生拼硬凑的概念如今已经神化为国歌了，只是按照发明者梁启超之辈的定义，当年同岳飞交战的金兀术后人“我大清”，也就是孙文们号召要驱除的鞑虏，都是中华民族了。我们的目标是过黄河去兰考，朝拜另一个死去的英雄焦裕禄。先走过滑县，这是赵紫阳的老家。现在才知道赵紫阳在广东当县委书记搞土改的时候，自己的地主父亲已经在滑县土改中死了。从长垣向黄河走去，越走越荒凉，土地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黄泛区不是应当在黄河以南吗？我们在兰考上游的黄河对岸开始摆渡。码头简陋得还不如合肥东门大河，只是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船是一条木船，二十几个串联红卫兵一个挤一个站在船仓底部，解开缆绳，艄公们一个把舵，其他人用竹篙插进河床帮着调节航向，不过一刻钟光阴，木船顺流而下斜渡黄河，到了兰考。

兰考县城真热闹，挤满了各地来参观焦裕禄陵园的红卫兵。像全国所有地方一样，兰考县城人自己也分成打得不可开交的两派。热闹归热闹，穷还是穷。都知道中国人打招呼喜欢问“吃过了吗”，兰考人的问候语却是“喝汤了吗”，吃变成了喝。晚上睡在城关生产队的仓库地上，铺的是麦秸。长期住在仓库里的还有两个孤儿，一个十五六，一个十七八。两个人在麦秸上打打闹闹，都不上学，都是一问三不知。两个人志向也都宏大，都要去当兵。几千年来兵匪一家，当兵当土匪都是底层农民的一条出路。比如当年湖南一个青年农民就靠在湘军当兵发家致富。他的儿子比他更聪明，发家致富算什么？当兵就要打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二天出发前，我们被邀请观看毛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排演。一间大屋里，两个人拉胡琴，一个姑娘演唱“不忘阶级苦”。我们从学校大喇叭里反复听过这首鼓吹阶级仇的歌，旋律和歌词早就烂熟于心。但是这个姑娘的演出如此投入，我们依然被她镇住了。她泪流满面，边哭边唱，还在地上打滚，分明是在诉说她的父亲被地主打死了，她的母亲被地主霸占了，她被迫当了放牛娃。戈贝尔说过，什么重复一千遍，都变成了真理。但是一个既没读过上戏，又没读过北影的普通小姑娘，能把重复一千遍的真理演绎得如此逼真，不得不让人感叹：人，我们厉害国人，都具有非凡的表演天分。只是这个演唱的小姑娘不知道，消息闭塞的我们也不知道，就在两个月前，就在天子脚下，这种鼓动起来的阶级仇恨杀掉了本来就已经是贱民的325 名大兴县地富子弟。更不会知道，还是假阶级仇之名，在后来的两年里，成千上万的地富子弟被灭门被屠杀被吃掉，它们发生在1967年7-9月的湖南道县，发生在1967-1968 的广西农村（2）。 

我们继续往南走。出发时4人，半路加2人。过了商丘，就是被万万岁封为蠢猪的宋襄公的国都，只剩下3个人一起往安徽走。离开北京的一个多月里没有沾过荤腥，每天吃的无非是米汤，玉米饼和馍。有一天走进淮北地界的一所中学打尖，虽然过了饭点，却惊喜地拿到一个白面馍和一根生大葱。这是第一次像老侉一样就着大葱啃大馍，你别说，生大葱的滋味在辛辣中还带点甜。我们要去淮北，初心也是一个“吃”字：吃不饱的吃。因为文革一闹，大家都知道了安徽是吃不饱饿死人的重灾区。大概是走进淮北的第二天，投宿在宿县城西陈营庄的陈大爷家里。陈营庄当年非常有名，因为出了一个陈淑贞，成立三八公社当了劳模，于是由张瑞芳扮演她，五八年用跃进的速度拍了一部纪实加虚构的纪录电影“三八河边”。陈大爷老两口对我们非常好。他的子女在县上工作，有一间单独的小草屋让我们住。12月的淮北已经很冷了，第一天就是围坐在他的屋里听他聊天。他是老党员老贫农，陈淑贞的老熟人。开始的回忆是18年前发生在淮北的淮海大战，他是支前民工，炮火纷飞中抬担架为解放军运下伤员。然后就回忆起6年前的大饥荒，因为是陈淑贞信任的老人，所以工作还是抬担架，这一次是抬死尸，一个屋一个屋地往外抬死尸。抬出去多少饿死的人？小半个村。小半个村的人是多少？不知道，只知道宿县县志记载六零年一年死了11万人，只知道安徽省三年饥荒饿死了500多万人（3）。走出陈大爷家我们在村子里转了转。陈营庄非常大，每户人家的草屋相隔很远，中间夹杂着一些稀稀拉拉的树木。时令又是12月的冬天，放眼远方，一片萧瑟，分不清哪一片土地是18年前的硝烟战场，哪一片土地是6年前的乱葬坟岗。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准备离开，出发前自然要去陈大爷家告别。在无法取暖的安徽冬天，老人早晨总是喜欢赖在床上。我们让他不要起来，他还是半坐起来，让老伴拿出6小块酥糖，亲手分给我们每人两块，然后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不要随便吃掉，要等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用开水冲酥糖来充饥。清清楚楚，三年饥荒的阴影仍然深深刻在他的心中。走出陈大爷家我们一路无语，快看不见陈营庄的时候，领头走的C突然停下来向后回望，说：我将来一定要回来看陈大爷。我和H都同声附和：一定！这三个人后来一个是上海的资本家，一个是ST的系主任，一个是村庄(4)里的Senior Scientist，五十多年过去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再回去看望过陈大爷。行刑前被爱国群众吐口水砸菜帮的谭嗣同说过：“两千年之制，皆秦制也；两千年之士，皆乡愿也”。说乡愿是高抬了他们，毕竟不具有故校长那样的无耻和权势，连林毅夫的高度都未达到。但是，和所有读书人一样，都是一群会表演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离开宿县往合肥走都是日行夜宿，从不停留。离家越近，走得越快。到合肥的那一天走了单日的最长距离：130 多华里。沿着淮南线铁路，迎着飞舞的雪花，一口气走到晚上10点多钟，从朱巷走到了安徽医学院接待站。这里，离家只有三站公交车的距离了。第二天上午带着两位同窗回到家，外公外婆和三弟自然喜出望外。但是，他们马上就由惊喜变成惊呆了。三个人毫不客气地喝掉一大锅咸肉冬瓜汤，每个人再吃下两海碗白米饭：按照食堂的度量，那是一斤粮票的米饭！如今奔八的我每天中午都是半个黑馒头，一碗番茄汤，自己也怀疑那真的是20 岁的我吗？后来的两天我住在家里，全家人都围着我做一件事，消灭我身上的虱子。这些老白虱从兰考就染上了，一路上只在商丘洗过一次澡，每天晚上不喂饱这些虱子都无法入睡，今天总算可以彻底解决它们了。我的任务自然是洗澡，换下来的衣服都被外公外婆反复用开水烫洗。多少年来我们家都以干净著称，当过家属卫生委员的外婆大概从未想到过，她的大孙子有一天会把一身老白虱带回这个干净的苏州人的家。住了两天我们又上路了。不知道为什么，如今留下来的关于这最后一段路的记忆，都和吃有关。我们在常州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吃过一碗大肉面。在江阴花一毛五分钱，吃到一碗好大的糯米芝麻元宵。从江阴摆渡到南通，在南通乡下吃到了C的舅舅自己做的蟹酱还是醉蟹？很碎很鲜。C留在舅舅家，我和H俩人继续向海门走。沿途买了许多两分钱一块的长烧饼，比馒头好吃得多。下午从海门青龙港坐船去上海。这是第一次坐这样大的客轮，虽然只能待在最底下的五等舱，仍然很兴奋。晚上轮船从吴淞口逆黄浦江而上靠向十六铺码头，隔着五等舱小小的密封窗向岸上张望，已经是万家灯火了。这就是外公出生和长大的城市，这就是外公外婆和母亲三姐妹长期生活过的地方。

两天后红卫兵串联站把我们分配到江南造船厂运输车队当小工。每天上班先“天天读”半小时，读的当然是红宝书。然后分配到一辆卡车上，跟着两个小工师傅站在卡车货厢上，在大上海巡游。常去的地点无非是北站和十六铺码头，装的货物无非是钢筋水泥。奇怪的是每一次装载量都少得可怜，好像有意要把一次货分成几次运。重头戏是中午饭，大家早早地就讨论中午要去的小饭馆，这些小饭馆都分布在西藏路到河南路之间的区域。11点一到卡车就掉头往市中心开，停在马路边上，下车吃饭。吃得真好，每天都补助4毛5分的中餐费，一碗饭加一菜一汤，常常花不掉。早晨在江南造船厂也吃得非常好，有豆浆，还有一分钱还是两分钱就能买到的油煎甜馒头。这一路从北方走到南方，留下的记忆大多与吃有关。为什么？也许我们真是一个口腔民族，几千年的饥饿已经把“吃”这个字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基因之中。刻在基因之中的不止一个吃。试想2000 多年前，吃得最好的地方应当是富裕的关东，而不是南方蛮荒之地吧？1000多年前，吃得最好的地方也不是南方，而是黄河流域吧？如果我们真是汉族先民的后人，这一路从北京走到上海，多少会重复一些先民们逃亡奔命的迁徙途径。那是因为五胡乱华而衣冠南渡；那是因为鲜卑人李世民家族要建立大一统中华，4600 万人口被消灭到1000 万（5）；那是因为蒙古人铁木真家族要建立大一统世界，又让中原十室九空。由此，我们这些逃到南方的幸存者的后代，基因中一定还刻着另一个字：逃。唐宗宋祖要振兴中华，一代天骄要人类共同，这些梦想与草民何干？为了趋利避害，逃跑和吃饱，才是一切生物，更是我们这些升斗小民应当顺从的基因法则。

在上海待了有一个月吧？然后就被招回学校继续革命。后来三年多在学校里继续革命的状况，就是一个字：熬。古往今来，有人读过这样的大学吗？你可以打牌打到昏天黑地，你可以游泳打球睡懒觉，你可以把宿舍变成焊接收音机的作坊，你更可以参加形形色色的战斗队，揭发他批判我互相攻击，你唯一不能做的就是读你的专业书，哪怕是念念外语做做数学题。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毕业，但是你知道半夜里高音喇叭一响，就要立刻起床敲锣打鼓欢呼新的最高指示，你就是自带饭票随叫随到的游行劳役队伍的一员。今天游行反美，明天游行反苏，后天住进房山铁道兵的帐篷里，在山沟里修了几个月的战备铁路。这种蹉跎之中，排忧的办法还是走路。通常是S, Z, T 和我，出玉泉路校门，向八宝山边聊边走。真的是人以群分，这四个人都是班上的落后份子，都不是红五类。散步的召集人是S，一个性情中人，看人看事极其敏锐。Z是我们的粘合剂，插科打诨都透着善良。真正的灵魂人物是T，他出身地主，其实是在京城高干大姐家里长大，见多识广。T酷爱读书，又因为家庭背景接触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内幕史料。你猜都可以猜得到这些落后份子在一起会胡侃些什么。他们决不会去高歌“天大地大不如朝廷恩情大”，决不会去低吟“爹亲娘亲不如皇帝老儿亲”。他们热衷胡侃的都是负能量。比如，从这些胡侃中第一次知道了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知道了20世纪杀人魔头排座次，哪里轮得到希特纳当头牌！比如，从这些胡侃中第一次知道除了“悲惨世界”，雨果还有一本“九三年”，不涉及任何男女私情，却写得如此波澜壮阔情深意长。T 喜欢流连于山水之间，不光是我们三个，班上一半同学都跟着他，逛遍了香山八大处。也是因为这个爱好，同这个一辈子的挚友有了一次去九华山的远足。

去九华山还要从三弟的插队说起。六八年九，十月间吧，我找了借口赖在家里不想回学校，正好赶上了决定几千万中学生命运的上山下乡开始了。三弟被定下来要去贵池农村，一家人终日无语，愁容不展。我拉着三弟一起去挖钓鱼的蚯蚓解解闷。挖着挖着，十七岁的三弟突然冒出一句话：我就要当一辈子农民二哥了。我只能回答：不会的，不会的，心里却沉重无比。我先回校，没多久他就插队去了贵池农村。第二年也是个多事之秋，先是说不怕，不怕苦不怕死在珍宝岛找老毛子打一仗，半年后又怕，紧急下达疏散转移一号战令。ST疏散得非常急，十二月在目的地不明的情况下举校南迁。先去武汉，天特别冷，在北京站外排着长队进站，冻得不停地原地跺脚。到了武汉也是冷，几天后坐船去安庆才暖和一点。然后就在安庆住下来等待下一步的去向指令，一等就是一个多月。这个时候管理非常松散，有一次去看望四系同学，发现跟他们一起疏散的在押走资派刘达书记，正和另一个走资派陈XX在地铺上下棋。于是，同T俩人一拍即合，决定先渡江去贵池看看插队的三弟，然后再去爬九华山。从安庆到贵池坐的是很小很便宜的小火轮，乘客熙熙攘攘，衣着褴褛不堪。轮船到了江南贵池，上岸后沿着公路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目的地。公路边上有一个道班工房，巧了，一个道班工人正好从房子里出来，告诉我们旁边那间大房子就是知青点，不过，他们两天前刚回合肥过年去了。于是围着知青点大房子转转张张，有点失望，又有点高兴，毕竟是回合肥过年了。于是立刻掉头向九华山出发。同T在一起自然谈兴很浓，以致晚上投宿乡村小客栈时，炉灶都已经熄了，吃了一盘冻成鱼冻的红烧鲫鱼。两个人抵足而眠，第二天一清早上路，上午就走进了九华街。七零年一月的九华街，真是门可罗雀，店铺都关门。好在街中心一座大庙中门大开，走进去，看见佛像金身都有些脱落。还是应当庆幸，安徽的红卫兵没有北京老红卫兵那样凶残，没有对佛寺大不敬。主峰天台寺当然是必去之处，越往高处爬积雪越多。我们是唯一的参拜者，享受了今天只有中国人民老朋友爬长城才能享受的待遇：没有任何其他游客。人民老朋友的特殊待遇自然是因为党的体贴安排，而我们此刻的清幽全是上天的眷顾。天台寺没有九华街上的佛寺大，地藏菩萨的金身倒是好一些。寺内只有一个穿俗装的僧人打点看守，经他的指点又去了旁边的一线天。上山容易下山难，记不清是从一线天还是天台寺往下走的时候，因为石级上都是冰，只好背朝青天脸朝地，用上山的姿势，倒爬了下来。九华山不高，站在天台环顾，却也是云雾缭绕，峰峦起伏。下山后出了太阳，我们沿着小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清得见底的小溪，再向贵池港走去。皖南丘陵真是名符其实，一会上坡，一会下坡。有一段上坡之后突然开阔，现出几块农田，三五个社员拿着锄头做样子，站在田里讲闲话。山区人烟稀少，突然走来两个青年眼镜学生，自然是稀奇，他们友好地问我们是不是回城，我们点头称是，一个中年人立刻送来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才是这辈子从走路中学到的最要紧一课。家，其实是最重要最应当珍惜的地方。山野村夫知道这个道理，旷世圣贤更知道这个道理。虽然不相信孟子的性善论，但是笃信孟子对“家”的概括：“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此，人生在世，第一要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第二要爱自己的家：你的孩子和你的另一半。假如有人告诉你在家前面加一个什么字，就比家更重要，你信吗？

只是这世上骗子太多。比如最近一个月，隔三叉五就接到一个888 开头的骗子电话。我总是不接，总是挂掉，可是耐不住这个号码如此顽强地打进来，终于还是拿起了听筒。还好，骗子恐吓的内容太离谱，没有上当。突然想到，假如有一个骗子电话已经坚持打进来2000年，已经重复了2000年的谎言，我会怎么办？其实，当无数次学舌高喊“中华-五千年-中国人-解放-人类”这些大词时，那时早已信以为真了。

去九华是大学里最后一次走远路，再过半年就毕业了。这最后半年在马钢流氓工宣队监管下的一打三反，用恐怖来描述都失之过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27个大学同学超过四分之一走完了自己的路。还好，我还在走路，只是越走越慢。慢就是徐行吧？羡慕苏轼（6）“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走路心态，这样的心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假如有了这样的心态，在大千世界中行走一定会轻松很多。比如看见戏台上的疯子，那就仰视他的表演，但是，断断不相信当戏子是奉天承运，是历史选择。不稀奇，两千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厉害国戏台上从来不缺高举爱国红幡的疯子英雄。再比如遇见发了财的骗子，那就说恭喜你，不骗白不骗，要不然要我们这么多傻子何用？不过大概率事件是，你会遇见你我一样的傻瓜。虽然傻，也不用沮丧，更不用悲伤，上天有好生之德，毕竟在我们的基因里注入了两个密码：逃跑和吃饱。

疯也好，骗也好，傻也好，都要走路。走路走路，平安就好。 

（初记于戊戌本命年，成文于庚子大疫时，定稿于2021年5月1日。）

注释

（1）黄尘，“编辑先生- 也说钱学森”，共识网2016年7月，那里的相关内容是：

“入学后迎接我的却是一个噩梦: 政审。不要告诉我疯狂的红色恐怖是从文革开始的，不，不，早就布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当姜文在尽情享受“ 阳光灿烂的日子” 时，不知道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正在领略阶级斗争的可怕。三个十几岁的少年郎只因为出身和社会关系，一个退学，两个转系。”

退学的新生是二系一个江苏籍同学，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记不清他的确切姓名，更不知道历史反革命是指伪保长还是伪连长，但是知道六四年ST 600个新生平均入学分数全国第一。 把这样一个学生用家庭出身为由退学，除了“造孽”，再也想不出其他词汇来形容。

（2）1．孙言诚 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2．谭合成 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  炎黄春秋 2020年4月30 日；   3．张鸣：不反思“文革”的社会，就是个食人部落  人民网 2013年03月05日 

（3）洪振快：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炎黄春秋  2020-03-29                        “......据大饥荒时期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恺帆回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而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认为，1959－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应有630.6万人。”

（4）“加拿大”一词源于美洲原住民语中的“Kanata”，意为村庄。

（5）秦晖：中国为什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   

（6）定风波 苏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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