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集体染上怪病，鼓吹伪科学、沉迷通灵

每年十月，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斯德哥尔摩，众多功成名就的学术大牛都在等待那个从瑞典打来的电话。

然而，少数“硬诺奖”得主却在达到“智力之巅”后，走上一条通往“脑残之谷”的下坡路。

在科学界，“诺贝尔病”（Nobel disease）或“诺贝尔炎”（Nobelitis）是用来描述诺奖得主在获奖后拥抱奇怪理论甚至伪科学观点的非正式术语。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三十多位诺奖得主被列入这份名单。他们中有人沉迷通灵，有人鼓吹优生学，有人否定自己领域的基本常识，还有人干脆“魔怔”，坚称自己见过会说话的荧光浣熊。

通灵与降神会

诺贝尔奖设立之初，就有几位科学巨匠得主对超自然现象表现出浓厚兴趣。

居里夫人的丈夫，1903 年物理学奖得主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在获奖前后多次参加灵媒降神会，甚至认为研究超自然现象可能有助于解答磁学问题。

皮埃尔·居里

电子的发现者，1906 年物理学奖得主约瑟夫·汤姆森（Joseph J。Thomson）对超心理学兴趣浓厚，是“心理研究协会”（Society forPsychical Research）长达 34 年老资历的会员。

约瑟夫·汤姆森

因对过敏反应的研究而获得 1913 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夏尔·里歇（Charles Richet）对超感官知觉深信不疑，更是创造出“灵质”（ectoplasm）一词，认为灵媒在降神会中能排出这种物质。

夏尔·里歇

HIV 病毒的共同发现者，200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吕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晚年以反疫苗而饱受批评。他曾发文声称含有致病细菌和病毒 DNA 的溶液会释放低频“无线电波”，诱导周围水分子排列成某种“纳米结构”。这种“无线电波”甚至能远距传送到另一管纯化水中.

吕克·蒙塔尼耶

发明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的 199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凯利·穆利斯（Kary Mullis）在读博时就非常特立独行，在实验室里合成人工迷幻剂自用。他相信通灵和占星术，还相信外星人的存在。

凯利·穆利斯

在自传《心灵裸舞》（Dancing Naked in the Mind Field）中，他记述曾和刚刚离世祖父的“非物质灵魂”一起喝酒，因为灵魂无法触碰液体，酒全部由穆利斯本人喝下。他还声称，1985 年的某夜，在加州北部的林间小屋里，他看见一只发绿色荧光的浣熊骑着霓虹橙色摩托车造访自己，浣熊还在午夜变身为会唱歌的海豚，他怀疑这是外星访客。

伪科学的信徒

穆利斯那些神秘主义的言论可以被当作笑话，但他否认 HIV 导致艾滋病则造成了切实的伪科学危害。

1999 年至 2008 年在任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vuyelwa Mbeki）秉持“非洲复兴”理念，认为 HIV 并不是导致艾滋病的元凶，只是西方大型药企为了贩卖药物和牟取暴利而精心编造的谎言。

塔博·姆贝基 图片来源：sahistory.org.za

姆贝基召集了一个包括穆利斯在内的艾滋病否认主义者顾问小组，宣布 HIV 不能导致艾滋病，拒绝为南非民众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据估计，这导致多达 33 万例本可预防的艾滋病患者死亡。

因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而获得 196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是穆利斯的恩人之一，在 PCR 技术诞生之初就积极介绍给学界。不幸的是，沃森也是穆利斯的“病友”。

詹姆斯·沃森

2007 年 10 月，沃森在接受采访时称，对非洲前景“天生感到悲观”，他暗示黑人与白人在智力上存在差异。2019 年他又在纪录片中再次表示，“黑人和白人在智商测试上存在平均差异，我想说这种差异是遗传的”。对于这种带有种族歧视的人种论，学术界纷纷发起抵制，冷泉港实验室剥夺了他所有荣誉头衔。

跟搞科研一样，诺奖得主们信奉的伪科学，也一样有传承，沃森的人种论有诺奖得主前辈。

被誉为“晶体管之父”的 1956 年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晚年转向宣扬优生学。没有任何生物学和遗传学正规教育背景的他，声称黑人智力低于白人，并警告两者的结合是“退行性进化”。他还参与了一个优生学组织，向那些自愿绝育的低智商人群支付报酬。

威廉·肖克利

为何会出现“诺贝尔病”？

在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诺贝尔病”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引发对其成因的讨论。

其一是领域外溢与权威泛化。

诺奖得主在自身专业领域达到顶峰后，容易产生权威泛化，认为自己有资格对任何领域发表见解。

200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保罗·纳斯（Paul Nurse）曾警告后来的获奖者，不要相信自己几乎是所有领域的专家，更不要躲在诺贝尔奖赋予的权威背后，对领域外的问题自信地发表意见。

保罗·纳斯

其二是自恋与傲慢。

有心理学家曾将“诺贝尔病”描述为一种类似于“狂妄综合征”的自恋行为，是一种极度骄傲、傲慢以及与权力相伴的过度自信。巨大的学术声望可能助长过度自信，使获奖者相信自己“无所不知”。

其三是年龄因素。

在诺奖早期，有一些天才很年轻就获奖，但在近半个世纪，诺奖得主的平均获奖年龄已经逼近 60 岁，“硬诺奖”尤甚。许多人在获奖时已退出科研一线多年。老年人常有的被时代甩开的不安全感，可能驱使他们转向更“宏大”但缺乏实证的课题。

其四是媒体的推波助澜。

正如纳斯所观察到的，获奖后记者开始宣传得主们对任何问题的评论，即使这些问题明明超出得主的学术领域，公众们仍然积极地寻求得主们的背书。加之媒体的放大效应，让诺奖得主的每一个离谱观点都能获得远超普通学者的传播力。

结尾

“诺贝尔病”并非诺奖得主的专利。在学术界，没有得过诺奖却同样患上“权威膨胀症”的学者比比皆是。在自己的小领域做出一点成绩后，就跨界对任何话题指点江山。

科学之所以可靠，正因为它不依赖任何人的权威，而是依赖可重复的证据和可质疑的方法。

说到底，诺贝尔奖只是对过去成就的表彰，而非对其他判断的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