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幽州之路

相门赘婿

正是如胶似漆的甜蜜日子，李白却向夫人宗氏提出：他要离开宋城，离开宗府——当然，也要离开她。

一年多前的天宝九载（750年）五月，李白从金陵赶到宋城。宋城即今河南商丘，唐时，它是宋州治所，又称梁园。

一生中，李白多次往来宋城。或游历，或路过。比如一入长安后东归，经行宋城；比如二入长安赐金放还后，与杜甫、高适同游梁宋。

但天宝九载这一次，既非游历，也非路过，而是结婚。

其时李白五十岁了。中古时代，人均寿命不过四五十，李白已属标准的老年。知天命的年龄，风尘仆仆地千里奔波，与一个素昧平生、更谈不上感情基础的女人结婚。这事，相当蹊跷。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大多数婚姻如同开盲盒，但毕竟还要经过一系列烦琐的仪式。这些仪式，让包办婚姻也有了某种程度的严肃和庄重。

李白与宗氏成亲，却极为随意。随意背后，深藏着李白的另一种用心。

这种用心和他十几年前病倒扬州时听从孟少府安排，赶到安陆与许氏成婚如出一辙：他想借婚姻改变命运。

宗氏出身于一个曾经十分显赫的家族。宗氏的祖父叫宗楚客，是武则天堂姐的儿子。宗楚客与兄宗秦客、弟宗晋卿三人，均官运亨通。后来，兄弟仨都因贪赃获罪，流放岭南，宗秦客死于贬所，宗楚客和宗晋卿东山再起，宗楚客拜相。拜相期间，宗楚客被人弹劾，贬播州司马。以后，再调京城，二度为相。旋即又因私娶邵王小妾获罪，贬原州都督。神龙年间，宗楚客投靠韦后及安乐公主，第三次拜相。这就是李白诗中说的“三入凤凰池”。

宗楚客“虽外附韦氏，而内畜逆谋”。他私下对心腹说，“当初我做小官时，极其向往宰相之位；等到做了宰相，又想当皇帝，就算南面称帝一天也满足了”。

这种狂悖之言，哪怕酒后戏语，也是大逆不道之罪。更何况，他与韦后和太平公主勾结，把持朝政，野心膨胀。

随着韦后和太平公主被李隆基铲除，宗楚客和弟弟宗晋卿也被杀。

好在，唐人终究比较宽容。宗氏兄弟伏法，固然对宗氏家族影响极大，但他们的子孙，并没遭到清算——即使有清算，也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灭族。不然，就不会有宗氏了。

侥幸没被灭门，但宗氏家族的辉煌，也成了过去时。

李白与宗氏结婚，和多年前与许氏结婚一样，都是入赘。

作为赘婿，常常意味着寄人篱下，地位卑贱。比李白长一辈的史学家司马贞对赘婿的解释是：“女之夫也，比于子，如人疣赘，是余剩之物也。”

李白性格张扬伟岸，不肯居于人下，可他居然两次入赘，去给人当不名誉的赘婿，原因只有一个：女方出身高贵。

前者，许氏乃开国功臣许圉师的孙女；后者，宗氏乃三次拜相的宗楚客的孙女。无论许圉师还是宗楚客，都是大唐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像许圉师或宗楚客那样入阁拜相，乃是李白的终极政治理想。李白一生，“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他幻想的是如何得到天子赏识，空降政坛，立抵卿相。

然而，李白生活的大唐，早不是他向往的纵横家因受君主赏识、一夜之间从布衣平步青云的时代。由是，哪怕自己不能做卿相，但与相门之女成婚，也是一桩令李白自豪的事情。

李白身上，一直存在着很可笑也很可悲的矛盾：一方面，他修仙悟道，热爱山水和隐居；另一方面，热衷与豪门结为姻亲，企图以此作仕途跳板。

许圉师名声不佳，宗楚客更因谋逆而被绑赴刑场。这在有气节的士人眼中，不要说与他们的后人结亲，即便做朋友，也多有顾虑。李白却全然不顾，甚至对宗氏祖父当年的荣华富贵津津乐道，颇有以娶到相门之女而深感光彩的得意。

这固然和李白生于商人家庭，既少受儒家思想影响，复又有较务实的性格不无关系；此外，还在于他始终对一旦做了前宰相的孙女婿，就可能获得世人更多的尊敬，干谒时具备更多的资本，入仕有更多的优势抱有幻想。

令后人替李白欣慰的是，这两桩从功利出发的婚姻，李白和女方的感情都不错。

既然与宗氏琴瑟和鸣，且又新婚，李白为什么要匆匆离开？

原来，和相门之女结婚，虽给李白带来某种程度的骄傲，同时也会带来一种压力。首先，无论是许氏的兄弟还是宗氏的兄弟，他们都不会对这个突然闯进家中的外人有多少好感。毕竟，他只是一个世人轻看的赘婿。在许家时，李白还是布衣，是彻底的草根。在宗家时，李白虽曾供奉翰林，但那已是过去。

其次，李白既不满妻子家族的轻视，更担心妻子的失望。而要消弭不满与失望，骄傲的李白必须干一番事业。这事业，不能是出任县尉或校书郎之类的芝麻官——哪怕认真说起来，出任这种芝麻官的资格，李白也从不具备。他要的是出将入相，要的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既不屑于从低级职务做起，又没有出任低级职务的资格，终其一生，李白都好高骛远，做着立抵卿相的梦，并为这个梦徒劳无功地折腾、失败，再折腾、再失败，直到垂垂老矣。

和宗氏新婚燕尔就匆匆远行，就是又一次折腾。

北上之路

李白要去幽州。

幽州，西汉十三刺史部之一。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设幽州节度使，是防御奚人和契丹人的边防重镇，辖幽州、蓟州、沧州等九州，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全境加天津大部，以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南部。天宝元年（742年），改称范阳郡，治所设蓟县，即今北京广安门一带。

此时，范阳郡乃是影响了大唐国运乃至整个中国史的一个重要人物的统治中心。他就是安禄山。

李白缘何突发奇想要去幽州，有一种说法是，他收到一封来自幽州的信。

写信人叫何昌浩。何昌浩是一名不第秀才，李白曾给过他不少照顾。这一年，何昌浩从幽州捎来一封信。他告诉李白，自己不久前到了范阳，出任范阳节度使判官。何昌浩认为，李白文武全才，如果愿到边塞，肯定大有用武之地。即便无意入幕，也可到边塞一游。

何昌浩的邀请令李白怦然心动。李白希望如同何昌浩所云，建功边塞，曲线达成政治理想。这有他写给何昌浩的诗为证：“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

2005年，河南偃师出土了一方墓志：《唐故邓州司户参军何府君墓志铭》。何府君，即何昌浩。墓志表明，他一生中从未去过范阳，更没做过范阳节度使判官。有些学者据此认为，他不可能写信邀请李白去幽州。

问题是，何昌浩这个名字非常普通，这个曾任邓州司户参军的何昌浩，是否就是与李白有交往的那个何昌浩呢？至少，目前还不能证实或证伪。所以，范阳节度使府中，有一个叫何昌浩的判官，且与李白有旧，并写信邀请李白去幽州，仍有可能。

即便不采信这种说法，那么，李白前往范阳的原因，还可从他的诗里找到答案。

一首是幽州之行后写的《江上答崔宣城》，诗中称，“谬忝燕台召，而陪郭隗踪”。燕台，即燕昭王为求贤而筑的黄金台，在幽州境内。以此诗看，他似乎是为了投奔安禄山。

一首是前往幽州，路过开封时写的《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其中有云，“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以此诗看，他似乎是为了到幽州探查安禄山真相，以确定他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言将要谋反。

哪一种可能性最大？

许多学者以为是后者。

我却以为，前者其实更有可能。而后者，大抵是事后李白给自己脸上贴金。

最先预言安禄山必反的是杨国忠和太子李亨。

杨国忠是杨贵妃堂兄，因杨贵妃而青云直上。原本，杨国忠与安禄山关系密切，他们结成同盟，共同对抗李林甫。及至李林甫去世，同盟变政敌，杨国忠开始在唐玄宗面前极言安禄山将反——此时是天宝十一载（752年）年底，李白已在一个月前抵达幽州。

就是说，当以杨国忠和李亨为首的达官显贵们传言安禄山就要造反的时候，李白早就到了幽州。那么，李白不可能还在宋城时，就察觉到安禄山有反意，从而前往幽州探虎穴。李白既没有这样做的能力，也没有这样做的动力。

他北上幽州只有一种可能：从军，谋取个人前程。

在宗氏的不舍与担忧中，天宝十载（751年）深秋，李白上路了。

从商丘古城到北京城区七百余公里，高速公路行车七八个小时，高铁不过四个小时，李白却走了整整一年。哪怕步行，也要不了这么久。沿途，李白不断耽搁，或探亲访友，或寻幽揽胜。

宋城城外，是以汴河为基础开凿的通济渠，李白搭乘的客船自东南向西北溯流而上，两百多里处，是他多次游历过的开封。

在开封，李白略事停留。好友于逖和裴十三为他设宴接风。李白即席作诗，诗中说，于逖白发苍苍，年事已高，虽有朱亥那样的义举，却只能隐居乡野；裴十三披览千古，文章华美，却因要赡养父母而不得入仕。总之，两位旧友都是怀抱利器却不为时所用的闲人，不得已沦落荒村僻壤。李白以姜太公垂钓渭水，李斯猎兔上蔡的典故安慰两人：“天张云卷有时节，吾徒莫叹羝触藩。”——风云聚散、时运轮转自有其时，我辈不必哀叹如今进退两难、困顿失意。李白还表明了他的北上之志，“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正是“探虎穴”三字，让部分学者认为，李白北上幽州，就是得知安禄山暗藏反迹后，决心实地打探虚实，寻求建功报国的机会。

其实，探虎穴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幽州地处前线，唐军经常与契丹、奚、同罗等部族作战，李白前去从军，自然是探虎穴的冒险之举。

如今，开封城北十公里即是黄河，李白时代，黄河从开封以北数十公里的白马县流过。李白过陈桥驿、封丘县，至滑州治所白马县（今滑县）。

白马城北，黄河曲折流淌，南岸，有一古渡，名为黎阳津，又名白马津。其旧址，在今滑县白道口镇。东汉末年，曹操大战袁绍时，袁绍手下名将颜良，被关羽临阵击杀，即在白马津。我犹记得，小时候看的《三国演义》连环画，讲关羽斩颜良诛文丑这一集，就叫《白马坡》。今天，白马坡仍在，是白道口镇西北金堤河与硝河夹角里的一片平坦原野，完全没有坡的迹象。至于原本与白马坡毗邻的白马津，黄河改道后荡然无存。昔年的古战场也好，古渡口也罢，时过境迁，一望俱是青翠的庄稼和林地。

李白在白马津渡过黄河后，自永济渠而行，过内黄，抵贵乡。贵乡，即今河北大名。大名县城，夹在漳河与卫河之间，像华北平原的许多县城那样平坦开阔。县城中心，自漳河支流引出的小河，围成一个长方形。紧邻小河的，是同样呈长方形的城墙。登上城墙，几无遮挡的视野十分开阔。古城内，街道交错纵横。

李白时代，经过贞观之治以及开元、天宝盛世上百年的休养生息，天下承平已久，贵乡这种集县治、州治和道治于一身的城市，其富庶繁华远迈前代。当李白走进贵乡时，他看到河水如同碧玉，河上船只来往穿梭，两岸楼阁高耸，歌舞喧天，美女艳若芙蓉。他感叹说，“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天下称得上豪贵的人，只要你来贵乡，就可能碰到他们。

不过，李白看到的贵乡，并非我看到的大名古城——大名古城只有六百年历史。

大名古城东北，平坦的原野上，有一座极为普通的村庄：双台村。穿过双台村狭窄的街道，村外路旁，一块石碑上大书：大名故城遗址。

大名故城遗址，才是李白时代的贵乡。

考古表明，李白游历过的贵乡，周长达二十二公里，面积超过二十六平方公里，与今天的大名县城城区相当。

六百年历史的大名古城 视觉中国 图

从宋城动身时才暮秋，到贵乡时已初夏，短短几百公里的路途耗时如此之久，其原因，就是沿途都有长时间的逗留。

在贵乡也有逗留。倒不是流连贵乡的繁华，而是贵乡有李白的朋友。

朋友叫苏因，李白称他苏少府。少府，即唐时对县尉的敬称。

自先秦时起，中国就有一种独特的、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社会习俗，即文人士子奔走各地，求仕求养。

以战国而言，士人奔走诸侯，上则获得重用机会，下则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到汉代，更多文人以此为生，比如司马相如游梁，“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其经济来源，就是靠梁孝王供给。逮至唐朝，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人称为打风打雨，就是现在所说的打秋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说：“唐士子应举，多遍谒藩镇州郡，丐脂润，至受厌薄不辞。”

士子前往京城赶考，向沿途州县地方官求助，以得些银两，而州县地方官因士子有可能日后出人头地而愿意馈赠，相当于一笔投资。流风所及，渐渐从士子赶考发展到文人云游天下时，也习惯拜访州县地方官，而州县地方官按惯例给他们一笔钱，称为程仪。

李白一生，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只有两笔。其一，他出蜀时从家里带的银两。这笔银两据他说有三十万之多。不逾一年，就在漫游中花光。其二，他从长安被赐金放还时，玄宗给了一笔钱，数额不详。以李白大手大脚的消费，估计也就够三五年用度。

就是说，李白长期云游天下，一方面是八方干谒，以求获得仕进机会；另一方面则是四处造访，以求获得经济上的资助。

李白打秋风，比普通士人更具优势。一是他曾经供奉翰林，在陛下身边任过职，地方官更认可他、亲近他。二是他诗名极大。唐时以诗赋取士，正途出身的官员，都能写诗作文。著名诗人来访，大抵热情相待。

告别苏因，李白向西北行，不过六十里，他再次停留。

这个地方，唐时叫清漳，是河北道洺州下辖县。一千多年后，清漳县不复存在。其县城，变成了广平县境内的一座小村庄。小村庄唯一继承下来的是它的名字：清漳村。

在清漳县逗留，是为了拜访清漳县令。

县令叫李聿。写给李聿的诗里，李白亲切地称他为侄。其实，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此前既不曾谋过面，更无血缘关系。

秀才人情纸半张，得到了地方官——比如苏因和李聿——馈赠的银两，以及逗留期间的酒食招待，李白的回赠照例是一首诗。这些应酬之作，必不可少的就是对主人才华、品德、执政能力的表彰，以及对该地风景风物的描绘。

与早年干谒李长史、韩荆州时的作品相比，李白晚年的干谒之作，虽然也必不可少地赞美对方，但赞美得还算有分寸。可谓颂德不谄媚，求助不卑微，依稀还有气冲霄汉的文人风骨。

这似也说明，随着年事渐高，见识渐广，李白不愿过于违心地委屈自己。说白了，此时他要从这些官员那里获取的，不再是政治前途，因为他们根本帮不了他，而是仨瓜俩枣的散碎银两，不值得为之折腰。

是以文人折腰与否，也是和可以获得的收益成正比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如果增加到五十斗、五百斗乃至五千斗、五万斗呢？

也许不是不肯折，而是价钱不到位。

这不过人之常情，承认这点，对陶渊明和李白的形象并无损，却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理解他们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复杂而幽微的关系。

告别李聿，李白从清漳向西北行，约九十里，便是永年县，李白没有拜访永年县的地方官。至少，他的诗作中没有提及。而按惯例，如果打了秋风，他肯定要以诗相赠。

李白在永年喝得大醉。中年以后，他有独酌的习惯，异乡买醉，原为常态。

喝醉了，李白没有留宿永年。这也进一步证明，他在永年无人接待。他骑着马，奔走几十里，赶往永年西部的另一座古城：邯郸。

北方的春天姗姗来迟，农历四月，驿路两旁的柳树终于吐出嫩绿的新芽。原野上，枯了一冬的野草在春风吹拂下重又苏醒。李白“醉骑五花马，西走邯郸城。扬鞭动柳色，写鞚春风生”，既有酒带来的愉悦，也有春天带来的轻快。

从永年到邯郸，不到三十公里，骑马的话，两个时辰足够。当李白走进古老的邯郸，登上城中那座著名的高台时，他的酒还没完全醒。

邯郸市中心，近年新建的高楼大厦与早年所修的低矮建筑杂乱交错，街道两旁多是碗口粗的梧桐树，浓荫匝地，正好为来往行人遮挡烈日。

丛台公园的大门，就坐落在一条桐荫翻涌的大街深处。

如果站在丛台公园旁边的高楼上鸟瞰，可见丛台公园内，湖水曲折萦回，木叶泛黄，朝阳下，它们修长的阴影涉过水面，跌落在水中的一座椭圆形楼台上。

那就是丛台。

历时一百多年的赵国都城史，为邯郸留下了颇多赵国记忆，丛台即其一。丛台又名武灵丛台，其修筑者是以胡服骑射而留名青史的赵武灵王。丛台的功能，不外乎军事操练和宴饮游乐。

唐代诗人中，曾登临丛台怀古者不计其数，单是留下与丛台有关诗作的诗人，名单就是一长串：上官仪、骆宾王、杜甫、岑参、王昌龄、高适、储光羲、王建、李益、杨巨源、许浑……

当然，李白也是其中之一。

李白在邯郸小住了一些日子。古人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李白也发现，“赵俗爱长剑，文儒少逢迎”。赵地尚武，重豪侠轻文士，李白本人虽也尚武任侠，但归根结底，他还是文人。李白以赵俗为喻，暗示他的怀才不遇，不被世俗认可。

小住期间，李白交了一些朋友。以他天真烂漫而又豪爽直率的性格，走到哪里都不缺朋友。从他的诗看，他结交的都是些没有入仕的布衣，李白尊称他们为博徒。

李白和他们在丛台旁开怀痛饮，酒至半酣，唱起荆轲当年唱过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悲壮，而伴奏的鼓声好像要把丛台震倒。从这些小细节可知，纵然年过半百且壮志难酬，李白依然豪气干云，犹似所向披靡的青年时代。

无数场剧饮后，太阳落山，转眼天黑，李白收拾好行囊，次日一早，他离开邯郸，向幽州进发。

只走了三十多里地，大概也就费了大半个上午的时间，李白再次停下来。

这一次，停留的地方叫临洺县。临洺，顾名思义，濒临洺水。其治所，即今邯郸市永年区西部的临洺关镇。

临洺县令叫李皓——李白称他为弟。现在已无法搞清，到底是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堂弟，还是同姓而攀关系的族弟。

李白拜访李皓，也是为得到经济上的救助。

不巧，李皓麻烦在身。李白在《赠临洺县令皓弟》诗题下有原注曰：“时被讼停官。”即李皓被起诉而暂时停职。

这种情况下，李白不好再按旧例夸赞李皓的政绩政声。他只好劝慰李皓，把他的停官和陶渊明解印去县相提并论，“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只需像陶渊明那样心寄无弦之琴，安于闲隐，守住本真即可。

与此前写给李聿、苏因的诗相比，这首诗更能看出李白的脉脉温情，既劝李皓安守本心，不恋官场，又肯定他有济世之才，沉沦仅因一时运道不佳，并约定日后同道相依。

宋城到临洺，相距不过八百里，李白走了好几个月。此时，距目的地幽州还有九百多里。就是说，一半路程都不到。

奇怪的是，从宋城到临洺，李白拜访了多位地方官，游览了多处名胜古迹，留下了不少诗作。但从临洺到幽州这后半程，李白竟再无一首写于路上的作品。

我以为，并非李白没写，而是写了，没保存下来。

临洺到幽州的路线，通过唐时驿道情况可以比较准确地复盘，即从临洺出发，经邢州、赵州、定州、易州、涿州而抵范阳节度使驻地幽州。

至于路上情况，只能从李白晚年的回忆性诗作中窥知一鳞半爪了。

流放夜郎遇赦归来时，李白曾在江夏小住。江夏太守韦良宰，与李白是相交多年的老友。在写给韦良宰的长诗中，李白回忆了他的一生。

据诗中所述，李白北上幽州，经行并逗留的魏州州治贵乡，时任县令就是韦良宰。不过，韦良宰不知是公干还是其他原因，恰巧不在。于是，他的部下苏因接待了李白。苏因的热情，很大可能就是看在顶头上司韦良宰的面子上。

李白从幽州返回，再次途经贵乡时，韦良宰回来了。他的任期满了，正准备前往长安候选。

为了欢迎老友，韦良宰举办了盛大的宴会。略让人意外的是，宴会举办地不是贵乡，而是贵乡数十里外魏州下辖的另一个县：昌乐。这有李白的诗为证：“征乐昌乐馆，开筵列壶觞。”出席宴会的，除主人韦良宰和客人李白外，还有一些当地头面人物作陪。此外，则是众多歌伎。这也有李白的诗为证：“贤豪间青娥，对烛俨成行。醉舞纷绮席，清歌绕飞梁。”

韦良宰政声不错，当地人对他的离任颇为不舍。告别贵乡那天，长街上，搭起长长的帷帐——这是唐代习俗，送行时，在户外搭起帷帐饮宴，称为帐饮。送行的人，有上万之多。

定州老城 视觉中国 图

在邯郸与新交的朋友们豪饮时，李白曾高唱荆轲永别太子丹时唱过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几个月后，他看到了浑浊的易水河，并登上河畔一座坍塌的土台。野草萧瑟的土台上，李白想起那个筑台的古人，不由涕泗纵横。这就是李白在写给韦良宰的诗中所说的：“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

不仅李白，比李白早生四十一年，在李白出生前一年即被害死的蜀中老乡陈子昂，也登临过这座土台——陈子昂的登临，距李白的登临，中间是五十五年的光阴。陈子昂和李白一样，都想起了筑台的古人，都悲怆泪下：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想象与现实总是有着巨大落差。尤其是当这想象来自于幼年时就熟读的诗文时，更甚。我的想象中，“风萧萧兮”的易水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灰白的河水以万马千军之势恣意奔流，河面卷来的风，钢刀般刺骨。然而，现实中的易水，说它是一条河，不如说是一片湿地。河道倒也开阔。不过，河中到处是出露水面的沙丘，大者如房，小者如桌，清一色爬满野草。

易水河畔，原野辽阔。挺拔的是杨树，匍匐的是玉米，阡陌纵横，农舍点缀。让人略感不同寻常的是原野上间或兀立的土堆，几米到几十米高的土堆，没有杨树，也没有玉米，只有低矮的灌木和更低矮的杂草。这些土堆，要么是当年墓地的封土，要么是当年宫殿的台基。当然，它们都不是幽州台。曾经名闻遐迩的幽州台，它还有另外两个名字：蓟北楼、黄金台。早就被无情的时光夷为平地。修筑幽州台的黄土，在风雨中塌了、散了、碎了，与原野上的黄土融为一体了。如同一块冰化为水，重归水。

如湿地般的易水河，远处为太行山。 视觉中国 图

陈子昂和李拜登临的那座土台，就是幽州台。他们想念的那个古人，就是燕国君主燕昭王。

李白缅怀“千金买骨”的燕昭王，并因之流涕，那是因为他在他的时代，没遇到求贤若渴的伯乐起用他，他发牢骚说：“无人贵骏骨，騄耳空腾骧。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世间没有识马的伯乐，纵使騄耳这样的骏马也只有空自腾跃；即便是燕国伐齐统帅乐毅生在今天，也注定失意流浪。

可以揣测，登上幽州台怀念燕昭王的李白，内心正纠结不已：一方面，他认为没有得到唐玄宗的重用，那是“无人贵骏骨”。现在，为了求得前程，他千里迢迢从中原赶到幽州，想要在安禄山军幕谋得一席之地，进而建功立业。但是，安禄山这个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是否真的就是识马的伯乐呢？

幽州踪迹

天宝十一载（752年）十月，秋深了，李白终于抵达幽州。

到幽州后，李白受到何昌浩的盛情款待。不过，他并没有见到安禄山。安禄山正在前往长安的路上。

初到幽州，李白参加了一场游猎。游猎的是安禄山手下的军人，李白称他们为“边城儿”。

酒至半酣，边城儿挥鞭纵马，肥壮的战马快如闪影，奔驰在白草萧萧的原野上。他们开弓如满月，箭无虚发，甚至一箭射落两只大雁，围观的人被英武之气震撼，纷纷向后退。此情此景，李白作诗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这一感慨，是这首诗的核心。有人解释为武人当道，文人被弃，深藏对边患将起的深切忧虑。其实，这种解读未免穿凿附会。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李白被边城儿的勇猛善射所感动，也想立功疆场。

随后不久的事就是例证——李白遇上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事。

李白并未正式入幕，还是客人身份。他肯定不会上战场，要么在远处观望，要么就是听参战将士讲述。

李白笔下，这场战争既紧张又悲壮，同时还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甚至隐隐透露了他想象中的自己的未来，那就是在边塞一刀一枪，为君王效命，为国家效力：

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

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

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

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

然而，李白的热血很快冷却了，在边关建功立业的理想也迅速破灭。

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北京平谷区轩辕庙“重修轩辕庙记”石碑 视觉中国 图

北京城区东北八十公里外，斜斜划过的燕山山脉，有一个“>”形缺口。那是泃河形成的冲积平原，像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向山地伸出的一条小小走廊。走廊里，是北京下辖的平谷区。平谷区东北的山东庄村外，燕山之麓，有一座名叫渔子山的小山。小山呈梯形，山顶平坦，一座寺庙掩映在漫山绿色中。这座庙，叫轩辕庙，祭祀的是大名鼎鼎的黄帝。《平谷文物志》说，“轩辕庙，始建年代不详，明、清两代重修，坐北朝南”。明代的一本方志则说，“……如大冢，渔子山也。世传是轩辕陵，或呼之轩辕台也。旧有轩辕庙焉，今圮也”。

传说中埋葬了黄帝的轩辕台，陈子昂北征时来过，李白游幽州时也来过。

李白来时，正值隆冬。北方苦寒之地，大雪纷飞。李白诗中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从轩辕台下来，李白邂逅了一个悲苦的妇人。按中国古典文学的说法，当称为思妇——思念远行丈夫的女子。李白在诗里，多次写过思妇，如“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如“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如“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若论凄凉与悲惨，则以轩辕台畔这位思妇为最。

她愁眉紧锁，满脸哀戚，倚在家门前，望着暴风雪，似在等待归人。

她说她的丈夫去塞外戍边，一别经年，“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靫”——出发前，他留下了一只虎皮纹饰的镶金的箭囊。箭囊里还有一对白色的羽箭。曾经，箭囊是思妇盼归的信物。然而，不幸的消息却从前线传来，她的丈夫战死了。“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箭囊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它每每让思妇想起丈夫，悲从中来，痛不欲生。于是，她索性一把火将它烧掉，“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见物思人人更痛，焚掉丈夫的遗物无疑痛上加痛，可见绝望的思妇万念俱灰。

思妇的命运让李白极度震惊，他唯有仰天长叹：“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就算用捧土能堵住滔滔黄河，这北风雨雪般的忧愁苦恨，也永远无法消解。

此后，李白多少有些抑郁。他开始想念远在宋城的妻子。他担心他也像那个留下箭囊的军人一样葬身异乡。他以妻子的口吻写了好几首诗，款款深情，渐渐在他心中占据上风——他不再想沙场杀敌，立功边关。

他只想回家。

另一些史料里，李白离开幽州，则出于其他原因。

一个年轻人前来拜访李白。年轻人姓崔，叫崔度，系李白故人之子——他的父亲崔国辅，曾任礼部郎中，与李白和杜甫都有交情。崔度屡试不第，几年前从军，在安禄山手下做一名中下级军官。从李白不久后写给崔度的诗及其他几首诗可以揣测，崔度告诉了一个令李白震惊的消息：安禄山有可能谋反。

其时大概是天宝十二载（753年）春夏之际，距安禄山起兵还有两年半，安禄山是否真的反意已露呢？其实，可能并没有。不然，安禄山不可能在天宝十三载（754年）时，还敢坦然去长安——杨国忠“屡言禄山反”，唐玄宗不信。杨国忠说，陛下试召之，必不来。唐玄宗下旨令安禄山来京，没想到，安禄山马上就来了。

如果安禄山真的已决定谋反，他肯定不敢前往长安——作为例证，一年多后，他决心造反时，面对唐玄宗两次要他入京的圣旨，他均以身体不佳婉拒。

我以为，此时关于安禄山将反的传言，更多是一种揣测，即随着安禄山实力膨胀，以及因实力膨胀而诱发的骄横跋扈，都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逆臣。

就是说，在世人眼里，只要你有造反的实力，你就离真的造反不远了。而当一个实力雄厚的臣子被人认为将要造反的时候，他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真的造反。

久在安禄山手下的崔度，也许通过诸多蛛丝马迹——比如安禄山的擅权自大，比如杨国忠及太子对他的猜忌，当然还有安禄山多蓄粮草，广纳人才的举措——感到了不安。即便没有证据，他也像不少人那样潜意识里认为，安禄山必有野心。

那么，就必须离开。

后来，李白回忆幽州之行时，在诗中写道：“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过度信任，安禄山实力的过于强大，令李白充满忧思，从而在崔度的提醒下离开了幽州。

令人疑惑的是，在写给宇文太守的诗里，李白却说他离开幽州是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枪枪突云将，却掩我之妍。多逢剿绝儿，先著祖生鞭。据鞍空矍铄，壮志竟谁宣。蹉跎复来归，忧恨坐相煎。”

意思是说，安禄山手下将领嫉贤妒能，他虽老当益壮，骑射双精，却被他们排挤，得不到任用。既然在幽州一事无成，只好蹉跎南归。

那么，三个原因——见证了战争的残酷，意识到安禄山可能造反，遭到安禄山部下排挤，到底哪一个才是李白离开幽州的真实原因呢？

我以为，三个原因都有。

刚到幽州，李白满怀激情。不承想，他努力学习骑射，却因种种原因受压制，不仅迟迟没见到安禄山，甚至他手下也没给他一官半职。及至登临轩辕台，思妇的哀哀诉说，给他兜头一瓢凉水：原来战争如此血腥。最后，便是崔度的提醒让他猛然醒悟，幽州不但不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还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李白只有离开，也只有离开。

三入长安

南行路上，李白突发奇想。

如果把在幽州知道的安禄山的情况汇报给朝廷，提醒朝廷早作准备，那将是大功一件。

由是，李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赶到长安。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尽管李白曾供奉翰林，曾常常随侍玄宗左右，但现在，他却根本不可能见到玄宗，遑论向他进言。

恓惶中，李白想到了曲线救国——他向一个重要人物献诗，冀望得到他的青睐，进而把他在幽州打探到的情报上达天听。

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重要人物会相信自己。

因为，此人与安禄山矛盾很深，那就是三大边帅之一的哥舒翰。

在献给哥舒翰的诗中，为了抬高哥舒翰，李白不惜打压卫青、白起，反衬哥舒翰为古今第一名将。哪怕这种极度的夸张与修饰，乃是李白诗歌的惯有文风，但不顾事实的吹捧，仍令人深感不适。

当然，如果宽容一些，庶几也可原谅李白：这一次干谒，他并非全为个人前途，而是想将幽州情况汇报朝廷。

然而，李白的献诗没有任何反响。

哥舒翰根本没见他。

李白常常为江山社稷担忧，一辈子渴望为国家效力，但国事蜩螗如斯，他却完全无能为力。至此，李白终于明白，长安已非他的久留之地。他的理想，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只得告别长安，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告别冠盖云集的京华。

时近暮春，长安城外，李拜登高远眺，但见苍榛蔽丘，绿草掩谷。他感叹，凤凰没有栖身之地，乌鸦却呼朋引类。时局如此，唯有穷途一哭。

以后，虽然还有无数次绝望后的希望，沉沦中的挣扎，但其实，就在李白北上幽州复又西行长安后，他已然深深明白：这一生，所有的政治理想都是镜花水月，唯一可以安慰这颗骄傲之心的，只有那些长长短短的诗行……

作者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