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斯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进入第二天。川普、万斯和其他共和党官员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动员共和党选民，让他们在11月走进投票站。
小罗伯特·肯尼迪面对的，却不只是共和党人。他真正希望说服的，是中间选民、独立选民，以及那些崇尚个人自由、对两党政治都保持警惕的美国人。
他的说服力，首先来自他的身份。
小罗伯特·肯尼迪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也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1963年，他的叔叔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五年之后，他的父亲在竞选总统期间同样倒在枪声之下。
半个多世纪前，肯尼迪家族站在民主党的政治舞台中央，也一度代表着美国自由主义最富理想色彩的年代。如今，这个家族的后人却出现在共和党大会上。仅仅这一幕，已经足以让人感到历史的沧桑。
所以，小肯尼迪一开场就说，自己今年72岁。在此前70年里，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站在共和党大会的讲台上。
他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正是这场演讲真正要回答的问题。
小肯尼迪没有把自己的转变简单归结为左与右的分歧。他讲的是一个政党的变化，也是一个出身于民主党世家的人，在漫长岁月中亲眼看到的政治变迁。
他记忆中的民主党属于工会、劳动者和中产阶级，警惕中央集权、大企业特权和秘密情报机构，维护言论自由和《权利法案》，相信自由市场、竞争和任人唯贤，也反对非法移民。
可在他看来，今天的民主党已经变成一个由左翼精英主导，并与大型制药公司、科技公司、保险公司和主流媒体紧密结合的政党。
他谈到疫情期间的言论审查和政府强制，谈到监管机构如何受到企业利益控制，谈到民主党对女子体育、择优制度和个人权利的背弃，也谈到党内权力中心如何利用规则和法律诉讼，排斥那些不被他们接受的总统候选人。
他说，如果他的父亲和叔叔今天回来，恐怕已经认不出这个政党。其实，何止肯尼迪兄弟。就连克林顿回到今天的民主党，可能也很难认出这个曾经由他领导过的党。
1980年，里根在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民主党时，曾说过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
“不是我离开了民主党，而是民主党离开了我。”
四十多年后，小罗伯特·肯尼迪用自己的家世和人生，把这句话重新讲了一遍。
站出来批评民主党的，不是一位普通的共和党政治人物，而是一个参加过大多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也曾多次在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讲的肯尼迪家族后人。他不是站在民主党的对面回望这个政党，而是从这个政党的历史深处一步步走出来。
这也让他的讲话具有一种其他共和党演讲者很难拥有的分量。他用自己大半生的经历告诉美国人，那个他曾经熟悉的民主党为什么已经不复存在，那些曾属于罗斯福和肯尼迪时代的政治价值，为什么反而在共和党内找到了新的落脚之处。
我尤其希望仍然支持民主党的华裔选民，能够静下心来听完这场演讲。你未必同意他的每一个判断，但至少应该听一听，一个在民主党传统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为什么最终走上共和党的讲台。
这是一场必听的演讲。它的意义不只在于2026年中期选举，也不只在于为共和党争取多少选票。我相信，今后人们回顾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的变化，还会重新谈起小罗伯特·肯尼迪的这次讲话。
以下是这场演讲主要内容的中文整理：
我今年72岁了。在我人生前70年的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说，有一天我会站在共和党大会上发表演讲，我愿意跟他赌上任何数目的钱，说这绝不可能发生。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其中的讽刺意味，是怎么也无法回避的。
1960年，我六岁，第一次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此后，民主党的大多数全国大会我都参加过，而且曾多次担任大会的主题演讲人。我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我叔叔约翰·肯尼迪和我父亲罗伯特·肯尼迪的民主党中长大的。那时的民主党有坚定的原则、明确的政策，也有一种能够鼓舞人心的美国理想。
我叔叔竞选总统时提出的政纲是减税、加强国防、反对共产主义。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熟悉？那个时代的民主党与工会、劳动者和美国中产阶级站在一起。几乎所有警察和消防员都是民主党人。我们这个党曾经是《权利法案》的捍卫者，尤其坚定维护不受束缚的言论自由。它警惕中央集权，警惕大企业特权，也警惕秘密情报机构。
我的叔叔和父亲都明白，自由市场与正常运转的民主制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既反对右翼的权贵资本主义，也反对左翼的社会主义。他们相信竞争，相信任人唯贤，也相信追求卓越应当成为所有美国人的共同目标。
我的父亲和叔叔们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懂得，必须把自己所反对的无休止战争，与保卫美国国家安全的战争区分开来。对于后者，他们认为美国绝不应该犹豫。我的家族在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设成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些机构推动美国成为国际科研领域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
他们提倡强健体魄，也保护女子体育。我的叔叔泰德·肯尼迪参与制定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因为他希望确保女性——真正的女性——在大学体育项目中拥有安全而有保障的一席之地。
他们也坚定支持以色列，认为以色列是民主制度的堡垒，是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灯塔，也是在一个充斥着不宽容、厌女、童婚、奴役以及种族和宗教灭绝的地区中，为同性恋者、妇女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提供庇护的地方。他们把以色列视为美国对抗伊斯兰主义这种有害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前线盟友。按照这种意识形态自己的说法，它正在对美国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发动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这种意识形态奴役、贫困化、压迫和折磨了巴勒斯坦人民与伊朗人民，而且公开宣称，要把同样的事情施加在我们身上。
民主党人曾经反对政府强制，维护个人权利。我们相信，政府应该向美国人民提供可靠的信息，然后相信人民，让他们自己作出判断。在我这一代，民主党人和工会领袖还曾经为制止边境非法移民而激烈斗争。
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我眼看着民主党背弃了它所有的基本价值、基本原则，以及曾经定义这个政党的全部政策。民主党抛弃了最高标准的科学研究，却盲目捍卫由企业资助、受议程驱动的所谓科学，而这些研究出自已经被腐败利益控制的监管机构。
民主党曾经是美国宪法的捍卫者，如今却系统性地摧毁了《权利法案》。他们首先针对的，就是第一修正案。民主党以打击“错误信息”为名，审查了数百名科学家和医生，仅仅因为这些人质疑政府关于新冠疫情的一些可疑结论和官方说法。
拜登总统宣誓就职37小时之后，就下令要求Facebook和Instagram删除我的账户，目的就是阻止公众辩论。我不是在抱怨自己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但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坏事。
民主党以毫无科学依据的社交距离规定，摧毁了第一修正案的第二项保障，也就是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他们又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第三项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他们关闭了全国所有教堂，整整一年。谁能想象这种事情竟然会在美国发生？与此同时，他们却把酒类商店和大型连锁商店列为“必要行业”，允许继续营业。
民主党还通过给予大型制药公司责任豁免，破坏了第七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无论这些公司多么疏忽、多么鲁莽，无论药品成分多么有害，无论你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你都不能起诉它们。
民主党关闭了300万家企业，既没有正当法律程序，也没有给予公正补偿，这违反了第五修正案。他们还迫使美国人披露自己的医疗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行使宪法权利，从而破坏了第四修正案对非法搜查和扣押的限制。
仅仅一年之内，我所属的政党就摧毁了美国250年来积累的宪法保障。《权利法案》中唯一没有受到伤害的，大概只剩第二修正案了。
随后，那个高喊“我的身体，我作主”的政党，却强迫公民佩戴口罩，强迫他们接受违背个人意愿、具有侵入性的医疗干预。还记得“Me Too”运动吗？当时我们被告知，必须倾听女性、相信女性。可是后来，成千上万认为自己的孩子受到疫苗伤害的母亲，却遭到了残酷的噤声。
民主党向女子体育宣战，实际上摧毁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民主党公开否定任人唯贤，转而赞美平庸。民主党变成了精英阶层的政党，把美国普通劳动者称为“可悲的人”。
民主党与大型制药公司、大型科技公司、大型农业企业、大型食品公司、大型保险公司以及主流媒体建立了深厚的利益关系。他们推行按照种族划分美国人的政策。他们甚至取消了我叔叔推动的青少年体能测试，理由是竞争对儿童有害。
民主党抛弃了这些原则，也抛弃了自己几乎所有的传统价值。最后留给美国人民的，似乎只剩下一项政策，那就是对一个人毫无节制、近乎病态而又盲目的仇恨。这个人就是唐纳德·J·川普。
他们深信，仅凭仇恨川普就足以赢得选举，于是放弃了问责，把我们的政府变成了一个能力低下、腐败严重而又具有掠夺性的庞然大物。民主党拆除了维护公共廉洁的制度屏障，为小偷和骗子打开闸门。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每一年里，这些人每年从美国医疗监管体系中骗走高达一千亿美元。
他们不知怎么弄丢了36万名儿童，还把我们的联邦政府变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儿童贩运组织。简而言之，民主党迷失了方向。
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叔叔，都不会认得今天的民主党。我逐渐意识到，这已经不再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区别，而是理智与疯狂之间的区别，是常识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
2023年4月，我宣布竞选总统，希望把民主党重新召回它赖以立足的基本价值。但是，民主党已经不再相信美国选民。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它甚至不再相信美国民主。他们认定自己会在投票箱前失败，无法赢得选举，于是推出了一套“法律战”策略，企图从根本上阻止一场真正的选举发生。
他们起诉每一位胆敢挑战乔·拜登的候选人，并试图把我们全部赶出选票。很多人以为这种法律战只针对唐纳德·川普。川普确实是主要目标，但他们也起诉了迪恩·菲利普斯，起诉了玛丽安娜·威廉森，起诉了康奈尔·韦斯特。
他们在38个州对唐纳德·川普发起了50次诉讼，试图把他从选票上除名。他们也在12个州起诉我，试图把我从那些已经依法取得参选资格的选票上赶下去。
后来发生的事情几乎有些滑稽。在我宣布支持川普总统之后，我希望退出选举，以免分走他的选票。结果，他们反过来起诉我，要求把我的名字继续留在选票上。我没有开玩笑。
在我年轻的时候，民主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投票权。我的父亲和叔叔当年竭力推动这项事业，尤其是在南方各州，确保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权投下一张选票。可是60年以后，同一个政党却动用它全部的智慧和力量，确保美国人无法投票给自己真正想选的候选人。
他们不让我参加辩论，取消初选，修改党内规则，确保无论我得到多少选票，我都不可能获胜。其他参加民主党初选的人，同样不可能获胜。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取消了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
没有任何一名选民在初选中投票支持卡玛拉·哈里斯，也没有任何一名民选党代表得到过正式征询。这个高喊“不要国王”的政党，却直接册封了一位女王。
她是由一群秘密的党内精英亲手挑选出来的，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他们只是一些挂着胸牌、坐在大会中心高处包厢里的无名之辈。没有人看得清他们的脸，就像你们现在看不清坐在上面那些人的脸一样。但是，真正作出决定的就是他们。他们取消了大会，举行的不是提名，而是一场加冕典礼。
川普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遭到枪击的那一天，枪击发生不到三个小时，他就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和他见面。在随后的一系列谈话中，我意识到，过去我从主流媒体那里听到的关于川普总统的一切，包括我曾经相信的那些事情，全部都是谎言。全部都是。
我看到的是一个谦逊、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有着出众的智慧，富有同情心和同理心，对各种问题也有百科全书般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我发现，他非常重视政府透明度，坚定维护言论自由，也重视整部美国宪法。
我们谈到降低药品价格，支持农民和牧场主，维护美国劳动者的利益，恢复法律与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我们谈到如何终结企业对政府的不当影响，如何打破企业利益对监管机构的控制，如何恢复最高标准的科学研究，重新赢得公众信任。我们谈到如何制止欺诈、浪费和权力滥用。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谈到如何结束慢性疾病蔓延的危机，恢复美国儿童的健康。川普总统告诉我，他希望所有美国人都能吃到安全的食品。他希望遏制慢性疾病，让我们的孩子重新健康起来。
他认为，美国在医疗方面支付的费用，是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到三倍，可我们的儿童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健康，这是不可接受的。美国承受着有记录以来最沉重的慢性疾病负担。
这些谈话改变了我的竞选，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意识到，民主党过去的许多基本价值，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家。这个新的家，就是共和党。
为了公平起见，在同川普总统谈话之后，我也试图与卡玛拉·哈里斯进行同样的对话。你们觉得她愿意见我吗？她甚至接过我的电话吗？没有。
所以，2024年8月23日，我暂停了自己的竞选活动，并宣布支持川普总统。当天晚些时候，在亚利桑那州“美国转折点”的集会上，我在台上与川普总统见面。
如果没有我的朋友查理·柯克，那一刻就不可能发生。查理在促成我与川普总统走到一起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在我竞选的最后一年里，他差不多用整整一年时间努力促成这件事。
今天，在他遇刺一周年之际，我无法站在这里而不想起他。查理相信，来自不同政治传统的人，可以因为对国家共同的热爱而找到共同点。
在这个算法不断把人们推向对立、制造严重而又具有破坏性的政治极化的时代，如果我们想挽救自己的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彼此交谈，进行友善、真诚的对话。
查理搭起了那座桥。川普总统和我，在那一天一起走过了那座桥。我愿意相信，此刻查理正在天上看着我们，看着他亲手播下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那天下午，川普总统和我一起站在数千名美国人面前。我们握了手，也共同向美国人民作出了一项承诺：我们要让美国重新健康起来。
我的一些民主党朋友告诉我，相信川普总统是一件愚蠢的事。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把事实讲清楚。川普总统向我作出的每一项承诺，他全都履行了，没有一个例外。我们也履行了对美国人民作出的承诺。
今天，在这届政府执政两年之后，美国人吃了更多真正的食物。2025年，天然、未经高度加工的食品销售额增长了8%。美国人正在减少食用加工食品。川普总统就任以来，在连续上升40年之后，美国的肥胖率下降了7%。
还有一件最令人振奋的事：两天前，我收到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初步数据。数据表明，我们已经扭转了美国预期寿命连续30年下降的趋势。
川普总统结束了九场战争。他恢复了政府的治理能力，恢复了公众的信心，也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我由衷地感谢上帝，为我们的国家赐予了这样一位领导人。我也感谢川普总统，让我加入他的政府，让我能够参与这场正在美国发生的非凡变革。
我们将恢复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将恢复我叔叔和父亲曾经信仰的那个美国——一个足以为世界树立榜样、受到各国尊重和效仿的国家。
我们正在让美国重新健康起来。
现在，接力棒已经交到你们手中。我们必须选出一个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才能让这一势头继续下去。
让我们一起行动，赢得这场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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