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制片与一代人的知识觉醒

昨晚睡前，鬼使神差看了一遍《追捕》。

当高仓健那张冷硬的面孔出现在手机屏幕的小方框里，当毕克那声“杜丘——”从耳机里传来，我忽然喉头一紧。不是怀旧，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辨认：我辨认出的不只是四十年前的画面，更是四十年前那个坐在露天影院的硬板凳上、仰着头、连呼吸都不敢大出声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已经在时间里消失了，但他脑袋里被这画面和声音激活的某些东西，却活到了今天。

我关了视频，坐在书桌前发愣了好久。我忽然意识到，对我这个人以及对我们这一代人真正构成知识启蒙的，也许并不首先是书本，而是那些年看过的译制片。

如果套用我自己这些年折腾的那套知识翻译学来说话，翻译的本质不是语言转换，是知识迁移、重构与创生。那么译制片是什么？它当然不是简单的把外国电影配上中国话。它是视听知识翻译，而且，它可能是现代中国规模最大、渗透最深、后果最持久的一场知识翻译运动。我这个人，我这一代人，就是这场运动最深的一批被试者。今天我们口中的公共领域，那个让我们得以讨论正义、尊严、法律、爱情的空间，它的地基里头，有译制片浇筑的水泥。

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把一个六十岁的人对这场运动的私人记忆，用知识翻译学的眼光重新照亮。我不是要写论文，我只想诚实地回答一个问题：那些配音里的世界，究竟在我的头脑里，或者说，在我们这代人的头脑里，做了什么？

先说选片。现在回看，那些年引进什么，不引进什么，实在是一部精妙的知识筛选史。我们看到了《追捕》，看到了《流浪者》，看到了《佐罗》，看到了《大西洋底来的人》。但另一些世界，我们看不见。选片的人在替我们决定：可以知道的，和暂时不必知道的。这个筛选机制，当时我们毫无察觉。我们只是饥渴地看，什么都看，因为每一个被放行的画面都携带着我们未曾拥有的知识。

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即便经过了严格的筛选，被翻译进来的知识仍然大量地溢出。这是知识翻译最让人着迷的地方：你不可能完全控制一次翻译的知识后果。《追捕》本来是一个关于司法不公和个人复仇的故事，但它在我们这里变成了一部关于个人对抗体制是可能的的教科书。真由美纵马闯入人群救走杜丘，她说的那句“我喜欢你”，在我们听来，简直是一声惊雷。不是爱情片，却比任何爱情片都更彻底地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爱情想象。为什么？因为知识一旦被翻译，它就在目标文化里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原作者的意图、引进者的预期，都控制不住它。

这就说到了配音。我们这代人对译制腔的记忆，深到了骨头里。那个腔调，字正腔圆，铿锵有力，带着一种日常口语里绝不会有的庄重和激情。现在年轻人嘲笑它，说它假。可在我看来，那恰恰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声音。因为那是一个公共空间正在重建的年代，我们正需要一种不同于日常闲谈的、属于公共言说的声音。译制腔提供了这种声音的模板。当邱岳峰用他那种略带神经质的、高贵的、悲怆的声音说“妈妈，我回来了”（《望乡》还是《悲惨世界》？记不确切了），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句台词，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语法：原来悲伤可以这样表达，原来尊严可以这样言说。这些声音在无数个夜晚穿过家属楼的窗户、里弄的过道、乡村的场院，汇聚成一种公共的情感教育。我们这代人的公共表达，无论写文章、做演讲还是跟人辩论，多多少少都带点译制腔。这不是可笑的事，这是一种知识习得。

再说剪辑。现在网上能找到的译制片，许多号称完整版、未删减版。我从不点开。不是怕毁童年，是怕毁掉一种历史认知。因为当年的删减，本身就是知识重构的一部分，是那个时代知识伦理的一部分。被剪掉的那些片段，我们确实没看见。但恰恰是这种没看见，塑造了我们那代人讨论公共问题时的某种洁癖和理想主义。我们谈尊严，不谈身体；谈爱情，不谈欲望；谈正义，不谈程序的血腥。这当然是残缺的，今天看来甚至是幼稚的。但它是我们公共领域的起点。成熟是后来的事，起点有起点的意义。

我有时想，我们这代人的公共领域，最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互联网，没有社交媒体，连报纸都有限。所谓公共讨论，就发生在公社的院子里、学校操场上、工厂的食堂里、弄堂口的井台边，以及在看完一场译制片之后回家的路上。一群人，刚从一个来自异域的故事里走出来，被里面的某个画面、某句台词击中，意犹未尽，于是开始讨论。讨论的内容往往从电影开始，但很快滑向更远的地方：什么是法律？什么是证据？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被随便定罪？穷人有没有尊严？爱情到底听不听阶级的话？

这些讨论，现在看是公共理性最朴素的萌芽。而这些讨论的词汇、例证、参照系，大半来自译制片。没有译制片提供的那些知识片段，我们连讨论的砖瓦都没有。哈贝马斯讲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讲咖啡馆和报纸。我在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公共领域，是不是应该有一种不同的讲法？是不是有一种以露天电影院的散场为起点、以译制片的知识供给为燃料的独特的公共领域形态？

这个选题，我一周期待年轻学者来书写，但一致没有等到。今天还是在私人空间里胡说几句。

其实这里有一个更微妙的东西，那是一种外面有一个世界的确定感。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代的世界图景是高度抽象和封闭的。外面，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一种可感的知识。译制片第一次让外面变得可看、可听、可感了。尽管它是翻译的、过滤的、配音的、删减的，但它仍然携带着一种无法伪造的异质性。那种异质性通过画面向我们说话：世界不只是你现在生活的这一小块，它有另一种秩序，另一种人们相互关系的方式，另一种个体存在的姿态。这种看见，对于我们精神世界的解放，其力量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知识翻译的最高功能，不就是让不可见者变得可见吗？不就是为一个封闭的知识系统打开一扇窗，哪怕窗玻璃上带着翻译的纹路和审查的水印？

现在，孩子们看美剧，看韩剧，看西班牙剧，字幕一开，什么都能看到。他们不懂我们当初为什么对一部日本电影那样如痴如狂。他们也无法理解，配音的声音怎么会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我当然不会愚蠢到认为那种匮乏值得赞美。匮乏就是匮乏，它造成了我们这代人知识结构的诸多残缺。但我也想说，正因为在匮乏中，那些经过翻译而抵达我们的知识碎片，才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重量。我们像打磨宝石一样在脑海里反复回放那些画面，在茶余饭后反复引用那些台词，把它们变成了公共讨论中闪闪发光的硬通货。这种对知识的郑重，对翻译的虔诚，也许是丰裕时代里的年轻一代难以体验到的。我不羡慕他们的丰裕，就像我不同情我们自己的匮乏。我只是想把它说清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过程。

我常说，翻译是知识从地方走向世界的唯一通道，也许应该加一句：翻译也是一个人、一代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最初通道。而译制片，就是通道里最先亮起来的那盏灯。光影摇曳，配音洪亮，删减的刀口还在，但它亮过。

2026年8月14日晨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