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年到来时

大约一年前，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看清近在咫尺的东西。我戴隐形眼镜矫正近视已经十多年了，但近处的东西从未有过问题：阅读食品标签、修剪指甲。突然间就不行了。这本杂志和其他刊物上的字看起来像振动的蚂蚁。我以为可能只是累了，或者周围的大气被一种莫名的雾气扭曲了。一天，在清洗一块木制砧板时，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左手食指。我把手指凑到脸前，又拿远，再凑近，努力找到足够的视力来用镊子夹出它。我同时产生了两个矛盾的想法：中年已至，紧接着又想，新生儿看东西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我向一个“未来的我”诉苦：一位比我年长一些的作家朋友，她偏爱戴又大又夸张的眼镜。我们站在她家厨房的中岛旁，她喜欢在那里查阅食谱和敲写邮件。“我很惊讶你居然还没有用双光镜，”她告诉我，一边揉着鼻托下方的皮肤。她并无恶意，但这评论却像戳到眼睛一样刺痛了我。

去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州的一家好市多（Costco）预约了相识的验光师。她的诊所是独立的，但办公室外展示的眼镜和隐形眼镜以好市多的价格出售给好市多会员。隔壁就是美食广场，鸡肉卷（3.99美元）和热狗加汽水（1.50美元）的广告字体大到好市多风格，在刺眼的顶灯照射下，即使是最严重的近视眼也不会错过。在这个巨型商品的仓库里，我的视力下降似乎不那么成问题了。

医生高效而冷淡。她戴着眼镜，穿着牛仔布和碎花混搭的衣服，让我想起九十年代的妈妈。（在九十年代，我妈妈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告诉她我是来做常规检查的，但也很难看清小字。这是我寻求同情和安慰的方式，尽管我希望被诊断出某种并非因时间导致的体质衰退。“是的，你到了那个年纪了，”验光师说，没有看我。“这很正常。”

她的小检查室很昏暗——我觉得这是个不公平的障碍。她让我坐在视力检查仪前，那是一个巨大的米色观景器（View-Master），里面似乎藏着无穷无尽的伸缩镜片。我透过一对镜片看向对面墙上投影的经典斯内伦视力表（Snellen eye chart）的数字版——E F P T O Z。“这样怎么样？”咔哒。“你能看清第三行吗？”咔哒。镜片落下时发出令人满意的声音。“哪个更好——A？”咔哒。“还是B？”咔哒。我一直觉得这部分检查很可疑，不够科学，太信任病人了。我哪有资格分辨A和B的区别呢？

她确认我“升级”到了双重处方：近视和——“是的，你到了那个年纪”。在介绍最常见的治疗方案之前，她没有说出或解释第二种情况。我可以换成全天候佩戴的眼镜，就像她戴的那种金属细框眼镜——要么是双光镜，带那条碍眼的水平线；要么是渐进多焦点镜片，带有用于远、中、近视力矫正的连续度数带。我也可以在近视隐形眼镜外面戴一副放大阅读眼镜。或者，幸运的是，我可以继续只戴隐形眼镜——多焦点隐形眼镜，这是一种较新的技术，结合了矫正远视的部分和矫正老花眼的部分。两种处方将呈同心圆环状排列，像靶心一样交替向外辐射。

多焦点隐形眼镜可以让我不用戴框架眼镜，也免去恼人的鼻托印痕，但有一个问题。进入我眼睛的光线会以两个不同的角度弯曲，这会混淆我的大脑，让我的视力有点模糊。“你什么意思？”我问。所有距离都模糊吗？一直模糊吗？“这很难解释，”验光师说。“你会明白的。”

她不敢说出的诊断结果是老花眼（presbyopia）——源自希腊语，但并无诗意，意为“年老的眼睛”。老花眼在医学上是一种眼部疾病，但每个超过四十五岁的人都会得。“只要我们足够幸运，我们都会经历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眼科研究所的晶状体研究主管侯马姆·阿拉杰（Houmam Araj）告诉我。在中年之前，两种主要的视力障碍是近视和远视。近视是由于眼球过长；承载物体影像的光线穿过角膜，然后是晶状体，但落在视网膜之前——视网膜是一种精妙的层状组织，由六十多种神经元组成，能将光转化为大脑解读的电信号。相反，远视是一种眼球过扁，光线落在视网膜之后的情况。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成年人患有近视；远视的比例也差不多。

老花眼不是眼球形状的问题，而是晶状体的问题：一个凸面圆盘，大小如迷你M&M巧克力豆，位于角膜后面，帮助眼睛调节焦点。在年轻的眼睛里，晶状体是有弹性的。像蹦床弹簧一样的睫状肌环绕着晶状体，拉扯其边缘，根据需要使其变圆或变平。因此，年轻的观察者可以在近处（乐高积木）和远处（街边的游乐场）之间迅速切换，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过渡。相机的镜头模仿这种自动活动。但是，在医生所说的“成熟的眼睛”中，晶状体变得僵硬，睫状肌功能失调。同时感觉近视和远视是“调节力丧失”的结果，即无法在焦距之间切换。到了中年，每个人都会丧失大约三分之一的调节幅度。

我惊讶地发现，如果不是因为我近视，我可能会更早注意到老花眼。“低度近视实际上非常非常方便，”专攻近视管理的教授朱晓英（Xiaoying Zhu）解释说。“对于近视患者，如果你不戴远用矫正镜，就好比有一副内置的阅读眼镜。”

在全球范围内，人们的寿命更长，因此也在变老。老花眼患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大约有18亿人。其中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东亚和南亚，那里人口众多，且老龄化严重。到2030年，大约将有21亿人受到中年眼球的影响。然后，到2050年，由于近视率上升，这一数字预计会下降。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智能手机的使用和户外活动的缺乏（参见：iPad儿童）正在使更多人在更早的年龄患上近视。也许，一千年后，平均视野范围不会超过一臂之遥的手机，我们的晶状体几乎不需要弯曲。

老花眼无法治愈，只有很多治疗方法。除了眼镜和现成的软性隐形眼镜，还有可定制的硬性隐形眼镜、Lasik类手术，以及处方眼药水（带有诸如Qlosi——“close-y”和Vuity——“view-ity”之类俏皮的品牌名称），它们通过模拟减少光线的“针孔效应”（即眯眼时获得的清晰度）来暂时缓解症状。但这些眼药水可能会带来不愉快的副作用，如心动过速和视网膜脱离。阿拉杰的研究所正在资助如何让老晶状体恢复年轻的研究。“有一个受助者在研究透明质酸，”他告诉我。“我们能添加更多（透明质酸）以减少僵硬吗？”我认出这种物质——天然存在于眼睛、关节和皮肤中——是抗衰老精华中的活性成分。阿拉杰对这项研究的早期迹象感到满意。在某个地方，我想象着中年猴子的晶状体正变得更加柔软。“我很乐意看到越来越多与老花眼相关的应用，”阿拉杰告诉我。“很难想到另一种有如此高患病率的疾病。”

阿拉杰自己的老花眼时刻发生在他五十岁时，当时他在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最喜欢的旧书店里浏览。“我去过那里几百次了，”他告诉我。他正在扫描右边关于二战历史的书架，然后看向左边，眼前一片模糊。“很奇怪，”他说。“我看不清书名了。当然，我了解老花眼，但当它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感觉就不一样了。”

正如中年的许多方面——皱纹、白发、关节嘎吱作响、疲劳——我了解老花眼，但没有准备好真正体验它。大量的文化圣礼标志着我们进入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年，但此后漫长的数十年却在毫无仪式感中流逝。我在布鲁克林社区的验光师丹尼斯·程（Dennis Cheng）告诉我，他的许多新老花眼患者来就诊时“真的很恐慌”，确信出了什么严重问题。他说，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安抚他们，让他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走向死亡是正常的那种程度上。晶状体，就像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只是变得不那么灵活了。“年轻时，你可以盘腿坐在地板上，”他说。“现在你的髋部在抗议。”成熟的晶状体再也无法“劈叉”了。

一座眼科学殿堂低调地坐落在曼哈顿中城，旁边是一家Joe & the Juice果汁店，对面是布莱恩特公园。纽约州立大学视光学院（SUNY College of Optometry）是朱教授领导近视项目的地方，它集眼科诊所和研究实验室于一体。在最近一个周四的下午，一位名叫玛丽娜·苏（Marina Su）的验光师正在观察41岁的母亲兼厨房设计师玛莎·因凡特（Martha Infante）的眼睛。去年年初，因凡特醒来，拿起手机，发现自己无法阅读朋友发来的短信。她一直戴眼镜治疗散光（角膜或晶状体的扭曲），但这次毫无帮助。“我很担心，因为我是糖尿病患者，”她回忆道。（高血糖水平会损害视网膜血管，导致失明。）“我等了一小会儿。我试着把灯光调亮。我不得不向不同方向移动手机——凑近，拿远。我试着稍微眯起眼睛。我终于读出来了，但真的非常非常困难。”一位验光师最终诊断她患有老花眼，并在她的处方中加入了放大度数。这对近距离阅读有帮助，但走路时因凡特感到头晕，如果不戴眼镜，她走路或开车几乎看不清。

她向苏展示了她那副带有古驰条纹的渐进多焦点眼镜，苏对其2.25的放大度数感到困惑。“你刚开始戴上这些的时候，感觉好吗？”苏问道。“不好，”因凡特说。她回去找了之前的验光师三次。“你通常在哪里拿着东西看，或者在哪里阅读？”苏问道。“你日常如何使用？你的电脑放在哪里？”因凡特伸出双臂指示了几个距离。苏打开一个装满镜片的抽屉，将两片卡入一副工业感十足的金属镜架中，轻轻放在因凡特的脸上，试图微调放大度数。她让因凡特沿着走廊走一趟再回来。“我宁愿给你最低的度数，”苏解释道。“这样随着情况变差，你还有增加的空间。”

所有这些麻烦让我想知道我自己的处方。我读了一篇学术论文，建议治疗老花眼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不仅应涵盖医学方面，还应涵盖私人、职业和非医学因素”，包括患者的“日常生活规律”和“期望、观点和愿望”。一个需要优先考虑远视力的近视兼老花眼卡车司机，可能更适合渐进多焦点眼镜或仅矫正近视的隐形眼镜，而不是模糊的多焦点隐形眼镜。一个类似处方的会计师可能更喜欢多焦点或阅读眼镜，以便胜任各种近距离工作。但验光学不是心理治疗。有多少眼科医生有时间对患者的生活进行这样的详细调查？

苏的下一位患者，一位七十三岁的女性，早已处理了她的老花眼。她现在正处于老年性视力问题的边缘，即白内障。她一直经历着严重的夜间眩光，以至于放弃了在黑暗中开车。当她从室内走到室外时，视力也会模糊。检查显示她的左眼有后囊下白内障的迹象。“一个非常花哨的术语，”苏告诉患者。“它只是意味着它影响了你眼内晶状体的背面，使它变得混浊。”晶状体已经失去了调节能力；现在它开始变色。在典型的生命周期中，白内障在老花眼之后一二十年出现，此时眼镜和隐形眼镜几乎无济于事。幸运的是，白内障的治疗包括一个简单的手术，将变黄的自然晶状体替换为为患者定制的的人工晶状体。例如，一个远视兼老花眼的患者可以选择在眼球中永久植入多焦点人工晶状体。（白内障手术通常由医疗保险覆盖；没有保险，费用大约为三千美元。）“如果我现在做白内障手术——我七十三岁了——这会让我一直用到我一百零三岁吗？这是我计划活到的年龄，”患者问道。“是的，”苏说。“它能用两百年。”

在楼上的研究实验室里，苏的同事们正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诊断、阻止和可能逆转各种眼部疾病。儿童被配戴多焦点隐形眼镜（很像我的那种），并进行眼肌训练，旨在减缓近视的进展。基因疗法和虚拟现实项目——以高对比度的黑白画面模拟日常任务，比如把叉子放在盘子上——正在帮助低视力成年人保住他们仅存的视力。易患视网膜疾病的老鼠正被昼夜不停地看守和观察，就像小名人一样。

听着研究人员们的讲述，我越来越相信眼睛的独特之美。即使在十九世纪，在视网膜的神经元机制被完全理解之前，生物学家们就以惊叹的目光看待眼睛。达尔文称之为“极端完美和复杂”的器官，并承认其“为调节不同距离的焦距、为接纳不同量的光线、以及为矫正球面和色差而设计的无与伦比的精巧装置”是如此深不可测地优雅，以至于让人对自然选择理论产生怀疑。视网膜及其精密的感光细胞，就像一个被施了魔法的暗房。它也是大脑的延伸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不止一位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引用了那个似是而非的（莎士比亚的？圣经的？中国的？罗马的？）格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过扫描眼底，验光师能够也确实可以发现各种问题：糖尿病、高血压，甚至癌症。2024年，当时还是视光学院学生的陈绍恒（Shaoheng Chen）协助一位教授诊治一位74岁的女性患者，该患者的视网膜上有出血和豹纹状病变。这种模式让陈想起了他在一篇学术论文中见过的视网膜图像——一名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女性，癌细胞可以穿过身体并在眼部显现。“我和我的导师谈了谈，”陈说。“‘这不是良性病变。甚至可能是恶性的。’”他的教授打电话给患者，询问她上次的乳房X光检查结果，并敦促她去看主治医生。该患者很快被诊断为四期乳腺癌，并通过治疗存活了下来。

我第一次看验光师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法学院期间。当时我在课堂上和派对上经常眯着眼睛——这是一种本能的尝试，想看清人脸和白板上的潦草字迹。起初，眼镜只是有所帮助。因为我只是偶尔需要它们，所以并不觉得它们压在鼻梁和耳朵上有多重。我喜欢镜框的美学可能性，并希望我选择的——半透明红色椭圆框；紫调方框——能让我在激烈的苏格拉底式辩论中看起来更老成、更睿智。后来，当我再也不想看起来更老，且离开矫正镜片就无法正常生活时，我换成了抛弃型隐形眼镜。

我的近视逐渐但持续地加深。每年的检查都将我的处方推向更深的负数，从略低于零到一度、两度、三度。到我四十岁生日时，我的度数在负4左右徘徊，这意味着即使是室内的距离也是一片水彩画般的模糊。我现在的隐形眼镜处方是负4.5，外加低度老花放大矫正。多焦点镜片在近处和中距离效果很好，但我不得不放弃看路牌和肯尼迪机场的离港显示屏。几个月前在法庭旁听时，我努力想跟上房间前方屏幕上的虚拟证词。字幕小得可怜。另一位记者似乎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她俯身越过一个木制隔板，试图辨认一个名字。

为了解决我的远距离问题，并获得“你喜爱的那种清晰度”，苏建议我尝试一种单眼视（monovision）的变体，这是一种老派的方法，即矫正一只眼睛的远视力，另一只眼睛矫正老花眼。我可以在左眼戴一个用于远视力的隐形眼镜，在右眼戴一个多焦点隐形眼镜。我的大脑会将差异融合，但我的深度感知会受到影响。这听起来很可怕。

四十多岁和五十多岁的朋友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适应。安迪随身携带多副眼镜，用于阅读、电脑距离和户外距离。宝拉在办公桌上戴阅读眼镜，在Zoom上戴可乐瓶底厚的远用眼镜，外出吃饭时戴多焦点隐形眼镜。乔什买了价值超过一千美元的时尚渐进多焦点眼镜，但跑步时仍然需要隐形眼镜。另一位朋友决定不完全矫正她的近视，这样远方的世界基本清晰，而近处的世界则勉强够用。近视处方通常在老花眼开始时趋于稳定。俄勒冈州的眼科教授德里克·路易（Derek Louie）告诉我，老花眼的放大度数最终“上限约为2.5，因为大多数人不需要把任何东西凑到离脸十一或十二英寸以内。”

在我被诊断出老花眼前后，一大堆其他中年问题也涌了进来。我的左髋部开始疼痛，还出现了间歇性失眠。我在韩国的叔叔，之前一直抱怨视力问题，在动脉瘤和一系列中风发作后住院了。我的父母，考虑到他们的晚年，决定从太平洋西北地区搬到靠近我的公寓。我爸爸配了助听器，并做了手术摘除白内障。多年来，我注意到他读书少了，而更多地观看或收听YouTube，现在我才明白原因。我自己也在通过耳朵消费越来越多的媒体内容，“由AI语音朗读”。我的眼睛累了。我别无选择，只能去适应我的调节力缺失。

在我叔叔生病之前，他曾开玩笑说我们都活得太长了，被迫与自己的身体玩胆小鬼游戏。他说，我们被医学延长的寿命给了我们太多时间去思考——主要是关于我们自己。他吸了一口烟。我们看着对方，带着自恋的认同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