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左？

在美国生活久了，很多第一代华人都会遇到一个多少有些困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出生、读书、长大，为什么政治观念常常和父母越来越不一样？

这种反差在华人家庭里尤其明显。父母这一代，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很多人本来就谈不上左。他们经历过计划经济，也经历过改革开放，对政府、市场、福利和社会主义，有一套来自自身生活的认识。可是到了孩子这一代，政治观念却常常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父母听到“社会主义”，想到的可能是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和过去的政治运动；孩子想到的却可能是全民医保、免费大学、儿童保育、住房补贴，以及向富人多征税。

两代人说的是同一个词，背后却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

这种代际政治反差，我注意了很多年。为什么华裔和其他亚裔家庭到了第二代，会出现如此明显的政治变化？原因恐怕远不只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区别。

昨天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举行州长初选，其中一位候选人弗朗西斯卡·洪（Francesca Hong），就很有代表性。

洪今年37岁，韩裔美国人，出生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父母从韩国移民美国。她上过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后来退学进入餐饮业，从厨房基层做起，当过厨师，也经营过自己的餐馆。2020年当选州众议员，成为该州第一位亚裔州议员。如今，她是一位单身母亲。

这不是一条典型的美国政治精英履历。她没有一路从名校、法学院走进政府，而是在餐饮业和小生意里摸爬滚打多年，后来才进入政治。至于这些经历怎样影响了她的政治观念，我们不必替她下结论。但今天的洪（Hong），已经是民主党左翼一个相当鲜明的人物。

她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正式成员，主张全民医保、政府资助儿童保育、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提高富人税负、取消大学债务，还曾因为把感恩节称为“殖民者的节日”而引起争议。

就是这样一位候选人，差一点成为威斯康星州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

最后，密尔沃基县行政长官戴维·克劳利以大约31.5万票对31.1万票险胜，只差三千多票。一个公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威斯康星这样的中西部摇摆州，拿到接近四成的民主党初选选票，距离州长提名不到半个百分点。

川普2016年拿下威斯康星，拜登2020年夺回，川普2024年再次获胜。过去十年，这个州一直是美国最典型的摇摆州之一。一个DSA成员能够在这里走到距离民主党州长提名只有几千票的位置，事情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

而且威斯康星并不是孤例。一周前的密歇根，进步派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以大约一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建制派支持的海莉·史蒂文斯，赢得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提名；明尼苏达的民主党参议员初选中，得到伯尼·桑德斯支持的佩吉·弗拉纳根又以明显优势击败相对温和的安吉·克雷格。

三场中西部初选，一场险胜，一场惜败，一场大胜。再看看这些选票从哪里来，年轻人、大学城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选民，已经成为进步派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

这就说到了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白左”。

白左之所以叫白左，主体首先是白人。而在今天美国年轻白人中，女性又明显比男性更加左倾。一部分年轻男性近年来开始向川普和MAGA靠近，年轻女性却越来越成为民主党进步派乃至更激进左翼的重要社会基础。

所以，把民主党向左转简单理解成少数族裔推动的结果，并不准确。在很多大学城和大城市里，站在最左边、最热衷身份政治，也最愿意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恰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白人，其中又有大量年轻女性。

洪（Hong）本人则几乎集中了今天民主党进步政治中几个很有代表性的身份，年轻、女性、亚裔、移民家庭背景，再加上公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身份。如果借用中国人熟悉的一套旧政治语言，在今天民主党的身份政治中，少数族裔、女性、移民背景多少带有一点过去讲“出身”的意味。黑人、少数族裔和女性，在这套政治叙事中天然拥有一种道德上的优势。用我们过去的话说，有点像“贫下中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挡住洪（Hong）的克劳利是一位非裔美国人。这恐怕也是他能够守住阵地的一个因素。他既代表民主党建制派，又来自民主党最重要的传统选民群体之一。如果洪（Hong）面对的是一个传统的白人男性建制派候选人，最后那三千多票还在不在，很难说。

这种情况在亚裔政治人物中也并非洪（Hong）一人。波士顿现任市长米歇尔·吴（Michelle Wu）是台湾移民家庭的女儿，同样出生在美国，也长期被视为民主党进步派的重要人物。她在住房、气候、公共交通、劳工以及种族和社会公平等问题上的立场，甚至比不少白人自由派政治人物走得更远。

无论是洪（Hong），还是米歇尔·吴，她们都是亚裔移民家庭的第二代，却在美国进步政治中站到了相当靠左的位置，有时甚至给人一种“比白左还左”的印象。

为什么会这样？是成长和教育环境，是少数族裔身份带来的政治认同，还是第二代移民更希望融入美国进步派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恐怕很难用一个原因解释。但至少可以看到，亚裔第二代的政治变化，并不只是简单地从父母的保守走向民主党，而是在一部分人身上，走得比美国传统自由派还要远。

第一代华人看美国，通常带着一个参照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习惯拿美国和自己过去生活过的社会比较。所以第一代移民看到的，往往是美国好在哪里，市场经济提供了什么机会，个人奋斗能够换来什么，一个普通家庭为什么能够拥有房子、汽车和相对稳定的生活。

第二代没有这个参照物。美国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不会拿今天的美国和几十年前的中国比较，他们比较的是美国自己。为什么黑人和白人的收入还有差距，为什么男女之间还有不平等，为什么大学这么贵，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拥有几百亿美元，而另一个人连医疗账单都付不起。

父母看到的是一个比过去更好的社会，孩子看到的是一个还不够好的社会。这两种眼光都是真实的，却很难得出完全相同的政治结论。

两代人之间的这种差异，当然和成长环境有关，美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变化也不能忽略。

二战以后，美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成功的高等教育体系之一。GI Bill把大批普通美国人送进大学，州立大学迅速扩张，高等教育从少数人的特权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生活的一部分。美国战后的科技进步、产业繁荣和社会流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这套体系。美国大学，本来就是美国资本主义最成功的产品之一。

六十年代以后，大学又成为美国各种社会运动和新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反越战、民权运动、女权主义以及反传统文化首先在校园兴起。到了八九十年代，当年的一部分校园激进分子已经成为教授、媒体人和文化机构管理者，许多原本属于反文化的观念逐渐进入主流。种族、性别、殖民主义、社会正义以及后来所谓的身份政治，也越来越成为大学校园里熟悉的语言。

到了奥巴马时代，很多原来主要流行于大学里的概念开始走出校园，进入媒体、企业、基金会、政府机构乃至整个美国精英文化。

奴隶制、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对原住民的伤害、贫富差距，这些当然都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应该讲。问题在于，一个教育体系如果越来越擅长告诉下一代这个国家错在哪里，却越来越少解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成功，那么几十年以后，出现一代对自己的制度越来越怀疑的年轻人，也就不奇怪了。

于是有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局面。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用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财富维持着世界上最富有的一批大学，纳税人和私人捐赠者不断向教育投入巨额资金，而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年轻人，却越来越不相信资本主义本身。

当然，把这一切简单归结为大学教授给学生“洗脑”，也解释不了现实。

今天的年轻人确实有自己的经济压力。大学学费、学生贷款、高房租、高房价，以及医疗和儿童保育成本，都是摆在眼前的问题。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发现父母在自己这个年龄已经可以买房、结婚、生孩子，自己却连首付都很困难，他对现有经济制度产生不满，并不难理解。

民主社会主义给出的答案又很直接。医疗太贵，政府承担；大学太贵，政府承担；儿童保育太贵，政府承担；住房出了问题，政府介入；贫富差距太大，就向富人和企业多征税。至于这些钱最终从哪里来，政府不断扩大以后会有什么后果，那是另外的问题。

但经济压力解释不了全部。今天美国相当一部分激进的年轻人，本身并不贫困。很多人出生在中产甚至中上阶层家庭，上过很好的学校，从小生活在安全、富裕的社区。他们对这个制度的怀疑，并不完全来自生活上的匮乏。

可如果只是经济压力，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总是容易被“改变世界”这几个字打动。

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最不能容忍世界的不完美。一个四五十岁的人看到贫富差距，想到的可能是税收、教育、就业和社会政策应该怎么调整；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看到同样的问题，却更容易追问，为什么不能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制度本身改变掉？

年龄让人逐渐认识世界的复杂，也学会接受妥协。年轻人却更容易相信，世界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样子，而且可以重新建立起来。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始终能够吸引年轻人，道理大概也在这里。

维护一个已经存在的社会，很少有什么浪漫可言。预算、税率、产权、法律、监管、利益平衡，最后都是一堆具体而枯燥的问题。改变一个社会却完全不同。推翻一个不公平的旧秩序，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新世界，把自己的一生和某种宏大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这种吸引力从来不能只用经济利益解释。

十九世纪欧洲的革命运动、巴黎公社，以及六十年代巴黎和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运动，参加者从来不只是穷人，其中一直有大量来自中产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贫困可以产生革命，但革命从来不只属于穷人。它也属于理想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已经不必每天为生存发愁，却开始追问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能更加公平的人。

现实世界太复杂，任何政策都有成本，任何制度都有缺陷，也很少存在绝对正确的答案。革命性的政治叙事却容易把世界变得简单，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既得利益者和弱势群体，旧制度和新世界。

一个普通年轻人也因此不再只是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而是在参与一件比自己更大的事情。改变世界，也就成了人生意义的一部分。

所以革命总带着某种浪漫色彩。等到革命结束以后，人们才开始计算它的代价；而在革命发生以前，最吸引年轻人的，往往是那个重新开始、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许诺。

今天的美国当然远远谈不上革命，但这种人性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套语言。过去讲阶级和资本，今天更多讲种族、性别、身份和结构性不平等；过去说改变旧制度，今天说“制度性变革”。词汇变了，那种想要重新安排一个不完美世界的冲动并不陌生。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一些最富裕、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和大学城，反而成了左翼政治最活跃的地方。恰恰是富裕社会提供的安全感，让下一代有条件去批判这个社会本身。

年轻女性尤其值得注意。她们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很高，在种族、性别、环境和社会福利等问题上，也普遍比同龄男性更加进步。当一部分年轻男性开始向右移动的时候，年轻女性却在另一个方向上继续前进。民主党今天的变化，背后已经出现相当明显的代际和性别分化。

再回头看洪（Hong），她的意义也就不仅是一场州长初选的输赢。一个韩国移民家庭的女儿，在美国出生，在美国接受教育，做过厨师，经营过餐馆，后来进入州议会，最终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身份竞选威斯康星州长，并且距离民主党提名只有一步之遥。她不是美国制度之外的人，恰恰是在这个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桑德斯没有成为总统，AOC也没有控制民主党，但过去十几年，他们已经改变了民主党年轻选民谈论社会主义的方式。几十年前，一个美国政治人物公开自称社会主义者，几乎等于政治自杀；今天至少在民主党内部，这个词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避之不及。

如果借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熟悉的政治语言，这里面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反讽。资本主义似乎正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只是马克思大概没有想到，一百多年以后，美国的产业工人没有成为他期待的革命力量，其中相当一部分反而戴上MAGA帽子，投给了川普。真正对社会主义越来越感兴趣的，却是大学校园和大城市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当年有位老同志曾经预言，美国的革命终有一天会“如火如荼”地进行。几十年前听来，不过是一句属于那个时代的豪言。今天再看看美国的大学校园，再看看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这些选票，倒不得不佩服这位老同志的想象力。

只是他大概也没有想到，革命的种子最后会落在这样一群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