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甲午战争爆发，彼时的京城流行连环画。当时的爆款是《水战大捷》《击沉日舰》《生擒日皇》，画上的清军犹如天神下凡，日寇望风而逃。于此同时，紫禁城里，前线将领的奏折里面，到处都是毙敌无数、日军胆寒。甚至在1895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流行的依然是《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李鸿章宽宏大度的签订了和约，日本感激涕零。

因为电报和报纸的出现，甲午战争成了全世界第一次全民关注的大战。诡异的是，除了大清之外，全世界都知道大清输得底裤都不剩了。彼时的大清，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市井百姓，都沉浸在了一场精心编织的胜利幻梦之中，无人愿意醒来，也无人敢醒来。这，就是大清的赢学。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指出：一个民族的衰落，往往始于对自身优势的虚妄执念，始于用自我安慰替代直面现实的勇气。晚清七十年，恰是这个论断最沉痛的注脚。当坚船利炮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一群身处困局的统治者与士大夫，没有选择奋起直追、革故鼎新，反而构筑了一套荒诞却自洽的赢学体系。

这种在惨败中宣布赢麻了的本事，并不是晚清的特色，而是一门传承了两百多年的绝学。

随后的乾隆，更是将赢学发扬光大，他只用了奇技淫巧四个字，就赢了工业革命的全部成果；他只用了一场跪拜礼，就把西方人打成了不会下跪的猴子；他只用了一句天朝上邦物产丰富，就把现代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扔进了下水道。

这种赢学逻辑，在晚清不断重演。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时，道光关注的不是割地赔款，而是英夷照会的翻译用词：是否将割地赔款翻译成了皇帝的恩赐。大清为了维护赢的体面，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西方公使进城时，大清官员会让他们走侧门、小门，以此在精神上确立大清还是赢了的优越感。法国公使葛罗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像对待朝贡使节一样对待我们，仿佛我们不远万里而来，不是为了接受他们的投降，而是为了接受他们的恩赐，这种自我欺骗令人震惊。

为什么赢学在大清大行其道？

一是维护统治的合法性。晚清时期，大清面临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列强入侵、洋务运动失败等等，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挑战。而赢学，可以重塑统治的合法性，通过宣传大清赢了，可以让民众相信大清依然强大，皇权依然稳固，从而维持统治秩序。大清的赢学，就像统治阶层的麻醉剂，用纸面的胜利，来掩盖现实的危机，用虚假的繁荣，来维系王朝的统治。

二是官僚体系的生存法则。大清的官僚体系，以报捷饰胜为生存法则。各级官员为了升官晋爵，逃避罪责，纷纷在奏折中夸大功绩、虚报成绩。将大败说成小折，将小折说成小胜，将小胜说成大捷，将大捷说成完胜。就这样，《马关条约》的惊天耻辱，竟然变成了天朝宰辅接受日皇的跪地乞降。赢学成为官僚体系的通用语言，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没有监督的系统。皇帝深居九重，只能通过奏折这唯一的窗口看世界。当整个系统都在用谎言讨好上级时，真相就成了奢侈品。所以在大清的官场，会赢比真赢重要，会说比会干关键。正如李鸿章所说：大清官场，无真胜，唯胜名；无实功，唯功文。

三是极端的面子文化。面子是国人心理中最微妙、最复杂的部分。它像是一顶纸糊的王冠，明知它脆弱不堪，却没有人敢把它戳破。晚清的外交中，是否给面子成了最重要的外交原则。列强对此了如指掌，他们在条约中纷纷故意使用恩准和赏赐的字眼，以保全大清的颜面，从而赢得更大的实际利益。甲午战争时期，《申报》刊登了一些战场上的真实信息，但民众并不买账，纷纷辱骂《申报》里通外国，长他国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是典型的卖国报。于是《申报》立即改正错误，推出了《生擒日皇》的连环画，随后《申报》的销量暴增，竟成了国民最喜欢的第一大报。

就这样，赢学成了晚清全社会的精神鸦片。它通过制造虚假的成就感，让一个民族在麻木中丧失了痛觉。当整个社会都在回避问题，用大捷来掩盖溃败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纠错进化的能力。

所以甲午战争的悲剧，并不只是发生在战场上，它还发生在报纸的版画里，发生在士大夫的用词上，发生在全民的集体自我安慰中。当一个社会宁愿相信虚假的胜利，也不愿面对真实的失败时，失败，就会一次次重演。

1924年，泰戈尔访华，他在演讲时说：东方文明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番话让当时的知识分子们热泪盈眶、感激涕零，在被西方文明冲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告诉他们：你们的文化是好的。然而鲁迅在次日的撰文质问道：我们穷得只剩下了一张古琴，却还在争论琴声是否比钢琴高雅。

彼时，大清是亡了，但大清的赢学，却在一次次荒诞的轮回中，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