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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甲，1971年出生，湖北兴山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知名公益人、作家，曾任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委书记，是唯一辞职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本篇选萃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中第六记《在峡江的转弯处》，供读友们参阅。这三万多字，愚拙感觉比看官场小说还要过瘾。
在峡江的转弯处
——第六记
清晨在云雾霞光中醒来， 白天在大山大水中穿行，傍晚在船笛灯影中漫步，入夜枕着阵阵涛声入眠。回望在巴东的每一天，都是幸福。
2011年10月15日，我正式离任宜都市长到巴东上任县委书记。车行至野三关镇泗渡河，一出隧道，眼前是亚洲第一高度的特大桥，桥面下560多米的深谷，两旁雄健的山的轮廓，茂密的森林，山涧的清流，雄壮美丽的江山让人震撼。我当时不知道的是，命运中最大的挑战就在前面虎视眈眈地等着我，我即将与它猝不及防地相遇。
到达县城的当天下午，我的第一件事是和县长刘冰在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刘冰年长我8岁，在巴东多年担任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此前当地都是传闻他将按惯例接任县委书记，但是省委考虑到巴东那几年连续发生轰动全国的恶性群体事件，社会生态有问题，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选干部异地到巴东任县委书记，考察时强调了一个条件“到边远贫困地方任职选年轻干部”，我当时是全省比较年轻的县市长，于是被选中。所以我到巴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本来做好了准备接任县委书记而又没有接上的老县长交心。县长给我介绍了巴东的情况，并就最近要紧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但是自始至终他的脸没有放下来，没有一丝笑容，明摆着就是不高兴的样子。
很快，这种“刁”劲迅速从线上线下向我扑面而来。
来巴东之前一周，我不认识一个巴东人，了解巴东只有通过网络。上网一搜着实把我吓坏了，由于巴东那几年接连出轰动全国的恶性案件，本地网络论坛是封闭的，但是不让人在本地网络上说，大家就跑到天涯、凯迪、百度贴吧上去说，骂巴东政府和官员的帖子多到删都删不完，其难听程度让人无法直视。到巴东的第七天，网上出来一篇名叫科比的网友写的《致巴东新任县委书记的公开信》，洋洋5000言，字里行间满是悲愤、暴戾、挖苦。但是，我还是从他的信中读出了一点对家乡的热爱。于是深夜在网络论坛上实名给他回复：“你好，科比！我是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我已看到你的帖子。我刚到任几天，目前正在乡镇调研。感谢你的意见建议，我会结合调研来参考。巴东是我们共同的家乡。你的言辞虽有过激之处，但是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谢谢你。我的邮箱是×××，这段时间工作很忙，我可能不会经常来看论坛，但是我会每天看邮件的。欢迎你给我发邮件探讨家乡的发展。”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晚上打开邮箱，各种老百姓的邮件汹涌而来，平均每天超过50封。
网络上有民意，思考再三，我决定专程到县委宣传部办公， 全面改版长江巴东网，做了很多听取老百姓意见的尝试，打开本地论坛欢迎大家进家门说话。为了加强与网友的沟通，县委办公室专门出台了《巴东县网络舆情及时回复管理办法》。我精心准备了对全县网友的致辞，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希望大家多一些理性，多一些建设性。在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随着本地网络放开言论，网上论坛越来越活跃。与以前工作过的几个地方相比，巴东最大的不同是一些网友提批评意见不光是说事儿，而是出言必伤人，什么话都往极端里说，往往带着尖刻的挖苦讽刺，跟帖的也会越跟越气，不少的话含着仇恨的寒意。不少网友对县委政府即使是再明显不过的正面努力都含着一种深深的敌意。我给网络中心的同志定了一个规矩，只要不是违法的侮辱、攻击、谩骂，网友的帖子让他发，不要删，党委政府要有听不同声音的气量。再说，与其放着他们在天涯、凯迪、百度贴吧去乱骂家乡，还不如开门把他们请回来，我们自己人一起在家里说。那些天里我每天晚上忙完睡觉前都会上网去和网民交流，我注册了一个马甲，连管理员都不知道那个马甲的真实身份是我，有时我也在论坛里面和几个最极端仇视县委政府的网民“虫子虫子”“小只只”“石头会说话”等网友交流，我给他们留言说记得小时候村子里一些贫穷的家庭，那些成天里话没个好腔，脸没个好相，看什么都不顺眼，总在抱怨争吵的家庭，过了多少年仍是穷得叮当响。倒是那些家庭团结和气，勤扒苦挣的，慢慢地都走出了贫困。
巴东现在就是一个贫困的大家庭，我们是不是多提建设性意见少一些怨气戾气呢？可是这种声音一上网就会被骂被讥讽，感觉巴东的网络像是一个愤怒的叛逆少年横竖看父母不顺眼，有时更像是一只头上长着角的愤怒怪兽在横冲直撞。过了一段时间，宣传部网管中心的负责同志向我汇报说是不是适当删帖控制，我坚决地制止了。我说让大家说话天塌不下来，让大家发泄出来， 至少我们知道他们最在乎的点在哪里，那些点或许就是我们做得不好和不够的地方。话虽这么说，其实我的内心是充满了焦灼感的，在我到巴东两三个月马不停蹄地采取了很多举措后，网络论坛上一批网友仍非常顽强地对县里“五个严禁”狠抓作风建设，“全县干部结穷亲”贴近困难群众的一系列措施要么选择性忽视，要么选择性仇视，对党委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满含恶毒地讥讽。我一度也不知道这么恶劣的社会生态到底是怎么了，我在深夜的灯光下自问，我的贫穷艰难的巴东、怨愤戾气的巴东，我到底该怎样来当好这个大家庭的家长？
网上不消停，线下就更忙乎了。在刚到巴东前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接待过30批大规模群众集体上访，最多的时候两三百人围着我，里三层外三层。当时最大的两拨上访群众，一是我到巴东一个月后强力喊停的县城535处两违（违规违法）建筑，当时县城长江两岸的两违建筑疯“长”，有的地方靠在山脚边几根细细的柱子上面可以盖十几层楼，有的群众搭起架子就开始私下里卖楼花，一平方米一两千块钱，只要胆子大，赚到就是钱。网上群众举报的帖子层出不穷，在巴东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我下决心整治两违的初衷之一，也是听到有不少干部百姓预言下一次巴东出轰动全国的丑事，可能就出在这两违上，我感觉任其发展下去极有可能一语成谶。但是，又有一部分真移民违规建房掺杂其间，掩护了众多倒买移民户头建房的假移民，处理起来投鼠忌器。老百姓信访反映有干部违规建房，但他们伪装巧妙，很难锁定证据查实，这几百栋楼背后到底站着多少干部难以深挖。这件事费了我极大的心力。当我在到巴东一个月后下决心全县开大会喊停两违的时候，大批“移民”涌到县委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上访。二是林业下岗职工信访案，这个信访案历时八年，横跨三届，涉及200多人，处理难度很大。那时又出现了新的信访由头，就是看着本届县委决心解决大家的困难和问题，一部分人的预期不断上涨，提出直接完全否定八年前的原改革方案，彻底推倒重来。
不过有一点让我极其自豪的是，巴东县委政府大楼有后门， 领导是可以从那里出去避开上访群众的，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曾善意地提醒过我，以前的书记碰到这种情况一般不会从大门口走出去，正常情况是喊信访办主任来处理。如果除了信访办主任，还派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出去接待上访群众，就算是很对得起他们了。但是，在我任县委书记5年零2个月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走过一次县委政府大楼的后门。
我刚到巴东不久，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次我下乡到下午5点半回到办公室，刚回县委政府大楼时门口没人，但是6 点钟过一会儿下班走出大门时，居然就有二三十人堵在门口要见我，一共是七八批人，信访内容各不相同。很明显有人给他们通气，发现我回县委政府大楼了，迅速召集大家来堵我。在前半年里，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凡是我下乡或者出差回来，只要一进县委政府办公大楼，出来时门口一定是黑压压的上访人群在等着，我一出门就是一拥而上，扑通一声下跪的，抱住我的脚的，抱住我的膀子的，有时是几拨人同时从两边抱住我的脚和膀子。有一次中午12点半散会出来，被政府大门口里三层外三层数十人围住，我一批一批问他们的基本情况。其间有官渡口镇的两父子情绪激烈，在我正同东壤口的几位上访群众交谈时强行冲进人群扭住我的胳膊不放手，是那种用尽全身力气死死抱住不放的感觉，工作人员劝他们放手让书记带他们到旁边的信访办公室坐下来好好说话，但根本不听。两个工作人员把那位父亲的手掰开欲带他到信访办，我也拿了他的信访材料，承诺到信访办听他反映情况。可这位群众情绪激动，居然以威胁要撞墙的方式非要重新冲进人群将我抱住不可，混乱中他还真的撞到大门旁的柱子导致当场额头出血，他的儿子马上高喊父亲被打出血了，死活他都不管了，其父很配合地假装晕厥状欲倒，现场人多且杂，场面几乎失控。这种混乱情况遇到过好几次，我总是告诉大家不要急，我不会走，我会一个个听大家讲，一个个收下大家的材料，然后扶起跪在地上的老百姓让他们平和地跟我讲。奇怪的是有时我和县长下班后前后脚从大楼门口出来，老百姓一拥而上扑向我，而县长大摇大摆走出去，老百姓根本不找他。
我渐渐地明白，除了正常上访的老百姓以外，还有在政府大楼里上班的人员在指挥这事。他们不光指挥上访人员在任何我回到县委政府大楼的第一时间堵我，还有更阴的招数，就是我刚到巴东一周时间，我的手机号码不知怎的就全县皆知了。从到巴东第七天开始每天收到很多老百姓的直接电话和短信，上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有人打，晚上洗澡的时候也有人打，最晚的电话直至深夜12点多还在打给我。一次我在州里开会，下午4点多，我正在会议上发言，一个溪丘湾的老百姓给我连续打了14个电话，只要不接，就稍隔一会儿再打，就是那种你不接，我一直打，非打到你接电话不可的架势。等我发言结束抽空接了电话，他说你是陈书记吗？我说是啊请问您是哪位？您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是溪丘湾的老百姓，别人说这是你的电话号码我不相信，我要打了试试看，然后说了没几句就把电话挂了。刚开始我还纳闷，我才来不久，我的办公室电话号码公开是常理，可是我的手机号码知道的人应该不多啊，怎么会突然一下这么多找碴的老百姓和常年的钉子信访户都知道了呢？一次深夜有个信陵镇老百姓打电话，向我反映家里下水道不通要我安排处理，措辞很不客气，态度很激烈，“你连一个下水道都管不好，当个狗屁的官！”我听他说完之后忍不住问了一句：“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呢？”他说是一个干部告诉他的，再问是哪里的干部时他就支吾着挂了。邮箱里有人干脆直接警告我：“你来的时间不长，搞这么多名堂，整了这么多人，别以为你是神，你没来，巴东也在天天吃饭，也吃得好好的。”我终于明白了，我身边还有这样的干部，在等着看我的戏，甚至已经开始在导演这场戏了。你不是表现得亲民吗？让你亲个够吧。你不是说干部要贴近老百姓吗？让你贴个够吧。
面对那个极度困难的局面，我决定正面突围。我把原来一个月一次的县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改成了每周一次。我亲自坐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每周一次县委书记信访接待日，县委办提前发通告，组织大家集中上访，我坐在那里一批一批集中接待。有时候原定的半天时间过去，一看信访接待室外面还是黑压压的，就马上安排下午的活动取消继续接待上访群众。尽管我这样下死决心消化信访积案，仍然逐渐感觉到巴东的积案矛盾似乎永远消不完，就像一个哭闹的小孩，你越是去哄他，他越发哭闹得厉害。到巴东以后，我对干部一直严格要求，但是对老百姓，即使是缠访闹访的老百姓也一直保持着充分的怜悯和耐心。我在心底坚定地认为没有捂不热的石头，没有暖不热的心，但是巴东的现实就是这么让人无奈。那个阶段巴东的群众不仅仅是好上访，而且是好极端访。最难受的是2012年5～6月，一个多月发生了4 起群众自杀事件，有长江大桥跳桥的，有法院门口割腕的，有村委会喝农药的，有野三关跳崖的，都和老百姓反映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关。人命关天，每一起都是闹到我这里才最终收场。感觉到人民群众面对党委政府的心态是“我不得不找你，但是我不相信你”“不给我解决问题就在你面前耍横，甚至横到以命相拼”。当初面对的那个困境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恶劣的民风民情。这就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了：当执政者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予以负面反馈。
2012年6～7月，我终于顶不住患上了重度焦虑和抑郁，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住进医院，生病前后的过程几乎说得上是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关键时刻是爱人给我力量最终陪我闯了过来。后来得知，在我向州委请假去解放军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半个月期间，刘冰县长专程赶到州里与时任州政府主要领导也是他多年的好兄弟商议，及时向省委组织部反映我的病情，提出我患了精神病，不再适合担任县委书记。当时的州委肖旭明书记在省委组织部那里坚定地认为我没有大问题，他委派时任州委常委、组织部长周静专程赶到医院看望我，安慰我，说相信并支持我早日康复返回工作岗位。其实我当时住院时已经和爱人商量做好了辞去职务的准备，肖书记和周部长的鼓励给了我很多信心。至于刘冰县长和州政府主要领导的这些背后操作，我当时并不知情，多年后才通过其他渠道得知。2015年6月我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在东湖梅岭礼堂省委中心组向省四大家领导讲“严以修身”的学习体会，当时已经是省政协副主席的肖旭明同志特意等到散会后留在礼堂大门外跟我打招呼，他握着我的手说：“行甲，看到你今天的成绩我好高兴，我为当年曾经顶住压力保护了一个好干部而感到欣慰！”
还记得2012年底在省里开会时，和省里一个关心我的副厅级领导说起巴东的情况，他告诫我说在巴东这种“民刁官滑”的地方，最好别让老百姓对你期望高，否则你会顶着石磙唱戏，非常吃力，戏还不好看。
可是，作为党派到这个地方的党代表，除了让老百姓对我怀有期望，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巴东老百姓的这股冲天的怨气戾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巴东如此恶劣的民风民情，怪得着老百姓吗？我细细调研，细细思考之后的结论是，不能怪老百姓。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地的党员干部作风坏了。在我去之前， 巴东官方对邓玉娇事件的定性是一起偶发极端事件。作为新任县委书记，我觉得有必要把巴东历史上发生的这起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复个盘，我让县委办把邓玉娇事件的全部案卷调出来看了一遍，我看完后的结论是，这是一起必然要发生的事件。镇政府两名干部给企业办了一点事，企业给了好处还不算，还得请吃饭；请吃饭不算，还必须喝酒；喝完酒还不算，还得请洗脚；洗脚找小妹还不算，还动手动脚轻薄人家；人家姑娘愤而拒绝，他们恶语相向还不算，还把姑娘“推坐”，拿出一沓钱在姑娘头上敲……我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说：这哪里是偶然事件啊！如果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旁边，根本轮不到她动手，我会亲自动手拿刀子捅这两个WANGBADAN的！我在大会上说，不会无缘无故就发生极端恶性事件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末”，就是干部作风，就是我们基层的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有一件事情最能简单地说明巴东干部作风症结在哪里，前任县委书记在2011年明确知道自己马上要调走之前，大规模地调换了一遍全县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牵动面达上百人，那一年的清太坪镇居然一年内让她给换了三任党委书记，简直匪夷所思。但是作为继任者，我还必须遵守刚动过干部的岗位一定时间内没有特殊情况不得随意调动的规矩。等到党的十八大后反腐飓风刮到巴东前任县委书记身上时，才被省纪委四室发现，就在换届之前的2011年3月，她居然在离天安门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分钟车程的北京东二环某小区一口气买了两套房，当时那个小区的房价已是一平方米6.8万元，没有贷款，一次全款付清。他们两口子都是普通公务员，这笔巨款是从哪里来的？用脚趾都想得到。要想富，动干部，这基层的潜规则算是被她明摆着用了。巴东就在长江三峡边上，长江上航行的船只全靠灯塔引领，我曾经在大会上说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就好比是这个地方的灯塔，如果灯塔歪了，暗了，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当时巴东这些主要官员的言行，明明白白地揭示出巴东穷的原因、巴东老是出事的原因、老百姓恨党委政府的原因。那个阶段巴东老百姓是真的“刁”， 但是，真的不能怪老百姓。
巴东的民风之顽劣让我心焦，可是真正最让我心力交瘁的还是巴东的贫困。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到民政、扶贫办、县残联三家单位集中调研，沉重的数据压得我心痛。按以往的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标准统计，巴东全县有贫困户5.8万户16.1万人，如果按当时刚颁布的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统计，全县的贫困人口还会大幅增加；全县共有各类民政对象5.1万人，其中，农村低保22885户40024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9.2%），城镇低保3652户7351人；孤儿240人（其中艾滋病孤儿46人）；财政供养的五保对象（鳏、寡、孤、独）2655人，应保未保1200人；精神病患者1573人，其中重度精神病患者721 人；办证残疾人12409人，其中视力残疾2022人，听力残疾319 人，言语残疾100人，肢体残疾7595人，智力残疾591人，精神残疾478人，多重残疾1232人。最让我沉重的是那么多老百姓生了大病的求助信，刚到巴东几天就收到第一封求助信，是东壤口镇一个患肾衰竭的女孩子的信，我还吩咐县妇联和乡镇马上行动给予帮助。但是接连不断的信件过来，动辄都是欠着十数万元医药费、等待救助的患者，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我感到如此的无力。我的巴东太穷了！想到老百姓无助的期望，翻翻捉襟见肘的财政，想想几个月前在宜都任市长时还雄心勃勃地想实现全市免费医疗的梦想，恍如隔世。
最让我难过的是作为全省艾滋病重灾区的巴东，当时仍在世的在册艾滋病患者就有490多人，不知道在那些年因贫穷去卖血的人中还有多少没被检测出来。最严重的茶店子镇三坪村，一个村子就有35个仍在世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个村基本不与外界交流，成了孤村。我在到巴东的一个半月后到了三坪村，让镇政府出钱杀了一头猪，中午在一名患者家做饭，我先是走访了三户患者，然后让村支部书记把全村患者都请到一起，算是我请大家一起吃午饭。我坐的那一桌，除了我以外全部是艾滋病患者，我和他们互相夹菜，一起喝酒，用这种方式告诉全县的老百姓，艾滋病一般接触不传染，这些人已经够苦了，他们不应该受歧视。全县一些受艾滋病影响的特殊孩子让人揪心，46个艾滋病孤儿中有一个叫小燕的女孩，父母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她跟着爷爷生活，后来爷爷去世，15岁的小燕独自安葬了爷爷，无法想象孩子当时的悲凉。我去看她的时候，小燕不怎么说话，眼泪流个不停，她也不擦，任由眼泪像两条线一样流到脖子上。有一个8岁的艾滋病患儿小航，我去看他时，小航满脸满头都是红疮。母亲前几年已经因艾滋病去世，因治病还欠了5万多元外债，父亲在浙江打工，71岁的爷爷和68岁的奶奶带着小航在村里生活。简陋的家居和老人身上破旧的服饰，无不向我诉说着这个家庭的风雨飘摇。奶奶跟我说，这个孩子的妈妈就埋在屋场旁边，现在眼看着孩子一身的疮，一点点地走他妈妈的老路。他们家已没有亲戚来走动过了，村里的人从他们家旁边路过也都是绕着走，这个孩子也没法上学，没有任何一个玩伴，就是白天跟着奶奶下地玩一玩，晚上奶奶给他洗一下，跟着奶奶睡。奶奶说，这孩子变了一世的人，我也对得起他了。奶奶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调很平静，她的眼中甚至都没有眼泪。临走前，搂着天真地笑着的小航，拉着爷爷树枝一样粗糙的手，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还有一点让我尤其心塞的是巴东的路难行。寇准1000多年前曾在巴东任过县令，当地流传下他一句话“八百里巴东”，我原以为这是一句诗意的描述，到了巴东之后才知道，从最北端的沿渡河镇堆子村到最南端的金果坪乡泗井水村，整整397公里，基本上就是800里。可是巴东的山路崎岖破损，颠簸不堪，我作为县委书记坐的车还算是好的，我从县城出发到金果坪泗井水就要坐6个多小时的车，一般的老百姓呢？他们是多么的不方便可以想见。第一个月里，我走访了十多个偏远的村子，越看越沉重，越听越沉重。我每到一个村，有两个必看，一是问村支部书记这个村里最穷的是哪一户或者哪几户，无论多远多偏我一定要上门看；二是这个村有没有学校，如果有学校我一定要去看，并且在时间来得及的情况下在村里学校课堂上听一节课。巴东的农村太穷了，走到大山深处，有的贫困户甚至不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因为我见过只有三面墙的老百姓的房子。有些村支部书记的描述和恳求让人心酸，所到之处没有见到一个村级经济发展好、稍微有点豪情的书记。491个村，到底有几个稍微像样的富裕一点的村呢？我下决心要在我的巴东任内走遍全县的每一个村。我安排县委办公室给我策划安排“县委书记边界行”，就是拿着地图从800里巴东最边远的村子走起，开始我的县委书记大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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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充分的调研，我的结论是，老百姓的怨气戾气是被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恶劣作风给逼出来的，是被我们800里巴东崎岖难行的道路给颠出来的，是被贫困封闭的千山万壑给憋出来的。摸清基本情况之后，我给自己定的在巴东当县委书记的思路就是彻底走群众路线，带领全县党员干部回到人民群众中去。
我的第一个大的举动是号召全县干部结穷亲。在动员大会上我表态带头结穷亲，我就结艾滋病患儿小航，帮助他上学，帮助他治病。至于怎么结，我在大会上说了十个字：只要我还在，只要他还在。我要求大家向我看齐，跟着我学。县新闻中心制作了专题“贫困乡亲，让我握住你的手”，我亲手为这个专题写了卷首语：“我们这些穷乡亲，在等待着我们！他们期待的目光，早已穿越万水千山、风霜雨雪，我们奔向他们的脚步，大地会聆听。人间最冷的不是冰寒，而是麻木。你不是太阳，但你可以发出比太阳更温暖的光！”我安排县委宣传部配合全县干部结穷亲，开展新闻记者访穷亲活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冰亲自带队分头下乡。几天后第一篇稿子《熊娃子的家》出来，生动，有冲击力，看完我完全抑制不住泪水。我在那天晚上的日记里写道：我艰难的巴东乡亲，我知道我的力量是薄弱的，但是我要竭尽我的力量去帮助你们。也许我的步履沉重缓慢，但是请你们相信， 我在一步一步走向你们。
县委书记的号召力是很大的，很快，眼睛朝下关怀穷人的结穷亲活动在巴东变成了一场运动。我在县委组织部设立了结亲办，由组织部长兼任结亲办主任，穷亲对象由村支部和村委会筛选出来接受群众公示监督后上报到乡镇党委审核确定，我要求每一个副科级以上干部必须结一户穷亲，给穷亲多少钱物我不提要求，但是我要求干部必须每年至少到穷亲家去三次，至少在穷亲家住一晚。县委宣传部跟进报道结穷亲的事迹，网页的浏览量和大量的留言显示，网络的力量逐渐开始正面发挥作用。除了干部，一批社会人士主动要求加入结穷亲的队伍，而且表态不光是面子上结，而是要固定结，长期结。一位祖籍巴东但是在巴东之外工作的湖北大学师兄向吉贤也积极加入了结穷亲的队伍，他给我发来短信：我也响应你的号召在老家结几户穷亲，在你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诗人一样的激情，圣徒一般的真诚，你让我看到了家乡的希望。
那年的除夕，我是在我结的亲戚小航家吃的团年饭。小航的爷爷奶奶欢喜地忙里忙外，小航围着我转，因为知道我要去他们家过年，小航的伯伯和姑姑也回来一起团年，一家人难得如此热闹。大年三十下午经过野三关和清太坪两个镇的时候，两个镇的党委书记钱才东和肖谨成都还坚守在镇里，在慰问困难群众，我很欣慰。傍晚在小航家团完年从野三关回宜昌老家的高速公路上，走了100多公里居然没有碰到一台车，白茫茫的高速公路宽敞寂静，就像是我们的专用公路，司机刘师傅说，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很好。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抓干部作风和干部能力建设。我到巴东后第一次开人代会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就临时通知开常委扩大会， 让全体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列席，议题直到会上才告诉大家：我出题，乡镇书记和镇长们现场作答。虽然形式上是突然袭击， 但是我的出题内容全是书记镇长平常最应该熟悉的工作。我给乡镇党委书记提了三个问题：你2012年党建工作准备抓哪几件事？你所在的乡镇2012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什么？你今年准备怎样抓你所在乡镇的信访工作？问题一个个地问，每个问题由四个书记随机作答，答到第四个就换下一个问题，这样的抢答设计便于让书记们保持紧张感，避免挨到后面答问题的吸取前面作答的经验教训可以答得更好。提问镇长的则是固定的每个镇长必答的三个问题：按照乡财县管制度，你所在的乡镇离财政自给差距数字是多少？2012年开门红你所在的乡镇做了哪几项工作？效果如何？这种临时考试，考的是干部平时学习、思考、积累的水平。结果是整体情况不理想，书记中有个别出色的，整体一般；镇长中只有个别回答问题到位的，多数慌不择言，显示出情况不熟悉，思路不清晰，重点不突出，整体水平差。书记镇长属于一个县的大员，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和水平，这就是当时巴东干部队伍的基本写照了。我最后给当晚这个特殊的座谈考试做了一个点评，要求大家要有学习的状态、思考的习惯、担当的勇气、务实的作风。
从那以后，我改变了县委中心组的学习制度，以前每两个月一次的县委中心组学习都是外请党建专家来讲课，我决定从下一次开始每次安排一个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以及一个县直的局长讲一课，书记镇长和局长们的讲课顺序抽签决定，每一次的讲课主题由县委确定，题目和内容讲课者自定，讲课内容录像制作后在县电视台播出，是骡子是马拉到全县人民面前让老百姓看看。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倒逼乡镇书记镇长和局长这些重要干部学习思考，提高水平。在调动县级领导的工作和学习热情方面，我制定了四大家打通分工，以及每月最后一天召开四大家联席会的制度，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大家32个领导坐下来认真分析盘点这个月完成的工作，大家一起摊到桌面上亮出自己做了些什么事，会议制度规定四大家联席会上除我最后做总结以外每个人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让大家的状态、能力、水平互相有个比较和促进。对于普通干部的作风建设，我布置成立了“五个严禁”办公室，安排一个快要退休的铁面干部县政协副主席谭庆山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再加上谭庆山经常带队暗访，查处普通干部工作时间中午晚上饮酒、打牌赌博、对人民群众办事吃拿卡要等恶习。谭庆山同志老当益壮，状态很好。一度，只要他一脸严肃地走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的领导和办事员就像碰到黑猫警长一样紧张，生怕被暗访出什么问题。从人民群众来电来信反映干部作风问题的密度和网上论坛留言看，老百姓对这项工作是认可的，而且充满了期待。
在严管干部的同时，我也在经济发展指标上给全县干部松绑减压。在我去巴东之前，2010年底的恩施州综合目标考核结果， 巴东县的经济发展指标增幅（GDP增幅和财政收入增幅）高居恩施州8个县的第二名。没新企业和项目，增长何来？当时巴东县的本级财政收入只有3亿元出头的样子，可是在2010年财政年底关门的最后一天，居然入税6000多万元，不排除这里面有真的该收的税，但是在这一天这么大规模的入税，明摆着多数是列收列支的空转。前任书记和县长为了在换届之年有亮眼政绩作为提拔的资本，“灌水”也是拼了命。可是后人还必须要增长，除了加快发展项目，给各级干部施压报数字也几乎是必然选择。前面的乌龟爬坏路，后面的乌龟跟路爬，后人大概也不会觉得继续这样做有多少道德压力，“一级压一级，压出生产力”曾是那个年月有些干部挂在嘴上的正面经验。我在去巴东的第一年年底，就在县委常委会上统一思想，财政据实关门，不灌一分钱的水，这一点我一直坚持到在巴东执政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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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人民群众中间去，最重要的是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想问题，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最关注最头疼的问题。我抓住了两个全县老百姓最关注的痛点—出行难和办事难。针对老百姓出行难，我把到巴东后的第一年确定为“交通建设年”。我下大力气争取省州交通部门的支持，集中全县的资源狠抓交通基础设施改善，那段时间几乎每两个月新开工一段主干道的改造加宽和刷黑升级，双神线、太溪线、巴野线、大清线、巴鹤线，五个大段覆盖了397公里巴东南北大通道，交通建设年的年味浓，我提出的“三横一竖”丰字形交通大格局在两年内初步形成。针对老百姓办事难的现象，我探索设立行政时钟，限时办结，超时默认的制度。巴东对已经纳入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机构且审批权限在县级及以下层面的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按照循序渐进原则，逐步实行“限时办结、超时默认”制度。第一批将林木采伐许可证、村民宅基地审批及初始登记、食品药品流通许可证等人民群众很关注、很恼火的事项纳入“限时办结、超时默认”事项进行试点。凡是无正当理由超过承诺时限不能办结的，县政务服务中心予以确认为“超时默认”，并自然赋予申请人相应的许可权利，同时按情节对经办人、分管领导、主要领导追责。在我下决心动真过硬处分了一个超期办理服务事项的林业局干部之后，行政时钟的作用开始充分发挥，干部对于来办事的老百姓，别说吃拿卡要，就是拖拖拉拉都不行。
然后是保障社会治理中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让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在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是第一关。如何精准识别“谁穷、谁不穷、谁真穷、谁最穷”，群众心中有杆秤，朝夕相处的乡里乡亲最有发言权。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评定，从过去的村支部村委会提出名单报乡镇政府和县政府认定，改为全体老百姓集体讨论确定。针对巴东大山区“看山跑死马”的实际，为了方便老百姓，确保每家每户至少有一人到现场参加，我根据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的体会探索了“屋场院子会”的开会模式，我亲自设计了屋场院子会“八步走”的开法。全县12个乡镇所有村组以屋场院子为单位，共开了5000多场会，到场的老百姓共12万人。大家集体当面锣对面鼓评定贫困户，从会议通知记录到会场签到记录，从群众发言记录到最后公示记录，全部有档案，可追溯。所有流程公开，在全体群众“眼皮子底下算账”，精准程度大幅提高。全县的屋场院子会核查调出建档立卡贫困户5780户14017人，重新调入建档立卡贫困户5810户14752人，收集村民意见建议近6万条。2016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6分多钟的时长报道了巴东的精准识贫屋场院子会，刷新了整个湖北上《新闻联播》的单条时长纪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讲：“要和老百姓一起算账，要让老百姓认账”，我可以自豪地说，这一点巴东彻底地做到了。其实，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动用大量的人力、占用大量的时间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当官的有没有彻底地、真正地面对全体老百姓的勇气，有没有面对过去可能的失误甚至错误的勇气，有没有面对可能爆发的复杂矛盾的勇气。这件事我是想清楚了的，“打墙不坏头一板”，精准识别这一关不过硬，后面的精准扶贫举措都是瞎扯，所以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推行到底。我亲自带头，到茶店子镇的教场坝村三组实地参加那里老百姓的屋场院子会，老百姓当着我的面吵了大半天，我就自始至终坐在老百姓中间见证，最后终于吵出了结果，3名本来不穷却在贫困户名单里的人被拿下，5名原本不在贫困户名单里的真正的穷人进入了贫困户名单。
我很自豪的一件走近老百姓的事，是信任人民群众，赋予全体老百姓公开评价干部的权利。干部的表现好不好，民心是杆秤。一个干部只有群众说好才是党组织信任的理由。有些干部只看上级脸色、不看群众需求，只联系上级、不联系群众，对其工作评价也是年终由领导说了算，形成领导认为好、群众感觉差的状况。我在巴东的探索是县委委托第三方独立开展民意调查，通过移动、电信和联通三家公司，将全县所有群众的电话号码采集进了数据库。第一批群众评价干部的电话访问随机打出去48000个，有效接通了28000个。这次的民意调查针对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分别问老百姓5个问题：“
1. 你找你们乡镇书记（镇长）办事，或者听说别人找他办事，他的态度好吗？
2. 你对你们书记（镇长）在给你们解决实际困难方面还满意吗？
3. 你们书记（镇长）经常到村里或农户家走访吗？
4. 你感觉你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两年有没有提高呢？
5. 你见过或者听说过你们书记（镇长） 插手工程项目建设吗？”
这5个问题分别对应“德、能、勤、绩、廉”五个考核维度，老百姓不同的答案对应相应的分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基数够大，结果就一定是公正的。调查结果出来与我平时掌握的情况基本一致，信陵镇综合排在第一，这个镇的书记、镇长平时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上、作为上确实是不错的。巴东把民意调查满意度作为组织评价考核干部表现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县委出台制度规定，在可比较范围内，对群众满意率排名后20%的单位不得评先表模、领导干部不得提拔重用， 就算你有再高的学历，有再大的领导为你打招呼都不行，用这条制度卡死群众评价不好的干部的晋升之路。对民意调查满意率达不到60%，群众意见较大的领导干部必须作调整。
这是一个倒逼干部眼睛朝下的探索，效果是积极的。曾有一次我中午从绿葱坡镇路过，给镇党委书记田恒勇打电话约一起吃午饭顺便听听最近的工作情况，竟然被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原因是他约好了下午2点去枣子坪村开群众会，不好跟群众爽约。我后来在大会上表扬他，他在接电话的瞬时反应是选择去赴人民群众之约，而不是留下来陪我这个可以决定他升迁命运的县委书记。这就对了，我们共产党的执政伦理是为百姓执政，我们是人民公仆，既然是仆人，就该看主人的脸色。主人有时可能没法选择仆人，但是至少让主人有实实在在地评价仆人的权利，让主人可以给那些不顾主人感受的恶仆差评，通过影响这些恶仆的晋升之路来逼着仆人看主人的脸色。我这个尝试是想试着在管理干部上靠制度设计，不靠道德号召。我感受很深的是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中都强调了“不得买官卖官”，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买官卖官呢？我想是因为制度方面的不足让他们可以卖可以买。手握重权的领导一言九鼎，点谁是谁，收钱又是私底下一对一，只要谨慎一点巧妙一点，被发现的概率其实不那么高，能卖为什么不卖呢？想当官的下属只要搞定个别主要领导就可能升迁，能买为什么不买呢？不靠制度，只靠道德上的号召，反而像是在提醒某些人，让他们明白原来官是可以卖、可以买的。巴东当时的这个实践，至少往前走了一步，就是在我们还做不到让民众把他们认可的干部推上去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从制度上让群众把他们不认可的干部拉下来。让那些老百姓眼中“莫名其妙”的干部买官不那么好买了，也让想卖官的县委书记不那么好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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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走地面的群众路线，我还带着全县干部走网上群众路线。十几年前在清华的课堂上，胡鞍钢老师曾预言，下一步拉开贫富差距的元凶将是数字鸿沟，也就是老百姓跟信息社会的接驳度。回到基层，我感受到老师的预言确实变成了现实。偏远贫困山区对信息社会的无知、无视，不断在拉大山里山外的距离。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和县委班子谋定而后动，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扶贫创新协作办公室的帮助下，通过信息化实现了“农民办事不出村”。巴东山高路远、地广人稀，最远的村离县城250多公里，一个来回需要花2天时间，群众进城办事难的问题曾长期被百姓诟病。从2013年4月开始，巴东县将推进“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作为突破口，让农民足不出村，即可办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政务类、商务类等服务事项。自2014年起，在这个信息化平台基础上，运用“农民办事不出村+”理念，增加了金融、电商等多项服务功能。2015年7月7日开始，巴东每月选择一个偏远村庄举办“农村信息赶集”活动，编发农村“扫网盲”读本，并将“农民办事不出村”服务平台和一家电子商务平台的资源进行整合，打造成集实体网店、信息发布中心、特色农产品销售于一体的新型信息服务中心。我辞职之前，巴东已在260个村（居委会）建成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26个部门100个审批服务事项授权村级受理，累计办结行政审批事项3.67万件，承办商务服务近7万件，使42万名农村群众从中受益。
2014年4月，巴东的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引起了高层的重视，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周新群处长一行专程来到巴东考察总结农民办事不出村的经验，回去后不久印发了第22期《党建要报》，刊登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湖北巴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民办事不出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在专报上做了大段批示。随后中宣部新闻局组织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组成新闻采访团来巴东实地采访，在巴东多个村子采访了整整三天。特别巧合的是，中宣部新闻采访团结束采访的日子正好是5月10日，这是一个全体巴东人都特别敏感的日子。五年前，邓玉娇正是在这一天把她手中仇恨的刀子捅向了两个官员，一死一伤，随后在全国网民的关注下以“民杀官的烈女”轰动全国，甚至可以说是轰动世界，“巴东”两个字随之传遍世界。当时的巴东县委政府忌讳说“邓玉娇”三个字，管这个案件不叫邓玉娇案件，而是叫“5·10”案件。5月10日，过去是巴东的伤心日。五年一个轮回，巴东在五年后的5月10日这天终于以正面登场。很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加《焦点访谈》播出《湖北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新华社发出通稿《湖北巴东：政务服务送进村，农民办事不求人》，《人民日报》在第六版要闻版头条登出《小山村通了信息高速路，湖北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让这个尝试真正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的典型经验。
在村庄开通网络的基础上，我决定在全县开展新时期的扫盲运动—扫网盲。从2015年7月7日开始，每个月逢日月同数的这天，在一个偏远村庄举办农村信息赶集，每一次我都到场参加。说到赶集，大家的印象就是老百姓背着农产品，手揣毛毛钱或者块块钱，在集镇上沿街为市卖东西买东西。农村信息赶集则是在偏远村庄的村委会旁边的空地上，一字排开摆上8到10个竖立2米高的大Pad，我们在现场教老百姓学会用Wi-Fi上网，给大家派发由我来担任主编的《巴东县农民扫网盲读本》，教农民学会上网，学会通过网络了解山外的信息，学会通过网络买东西卖东西。全县有条件的村委会都开通免费Wi-Fi，接入名统一都是“gongchandang”，我想让老百姓知道，是共产党在给老百姓提供信息基础设施，让山村封闭的老百姓跟上互联网信息社会的步伐。一个难忘的尴尬细节是那年底我在州里工作汇报会上讲到巴东正在推行的乡村信息化建设，说到在偏远山村开通免费Wi-Fi，接入名就是“共产党”的拼音，当时就被主持会议的时任州委主要领导打断：“等你到了中央再用这么大的名字吧！现在你还用不起！”满座哗然。不过，这件事在基层老百姓那里是满堂彩，每一次信息赶集都是偏远乡村的盛大节日，附近村子的老百姓摩肩接踵来赶集，每次现场都达数千人。2016年6月30日，中央电视台为纪念建党95周年拍摄的大型专题片《筑梦路上》播出收官的第31集，题目是“决胜小康”。在这一集的开头总书记关于扶贫的讲话之后，从第五分钟开始，第一个例子，就是巴东的农村信息赶集下乡惠民。坐在电视机前，我忍不住热泪盈眶。这意味着巴东这几年在基层党建上的探索，已经写进了党的历史，我作为一名县委书记，作为党派到这里的党代表，没有辜负党的重托。
除了教农民上网，我还不惜羽毛带头做人民群众喜欢的“网红”。巴东地处偏远，山峦叠嶂，地无三尺平，发展工业空间有限，农业也只能靠特色农业，但是巴东地处长江三峡的巫峡口，大山大水孕育着大美，这里千年文脉不断，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民族风情浓郁，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是一张绝对的好牌。旅游是注意力经济，必须向外界宣传推广，否则无论你多美，孤独地美着也是不行的。为了节约宣传成本，同时考虑到宣传效果，我自己出镜录MV演唱用于巴东旅游推广的县歌《美丽的神农溪》，这首歌原打算请一个知名歌星来唱，4分钟，对方要价20万元，我让旅游局长去讲价，讲不下来，我有点心疼这钱。电视台台长刘波说：“在神农溪听陈书记跟艄公对过歌，陈书记唱歌还不错，又有知名度，要不请陈书记唱个试试。”到底是非专业，我在录音棚录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个音唱破了，不过录音师说破了正好，书记为旅游代言，重在参与，嗓子越破越接地气。放到网上，一个晚上的点击量就达到了15.5万次，这是一个一般的二线歌手都难达到的点击量。后来我又和清华校友策划翼装飞行世界杯巴东分站赛，自己上阵持“秘境巴东”的旗子直播从3000米高空跳伞，宣传巴东的奇山异水。这些举动给我个人带来一些争议，被媒体称为“网红官员”。相比实实在在的宣传效果，我个人的那点毁誉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人民群众是喜欢的。后来每逢假期，神农溪、巴人河等各主要景区爆满，所有停车场完全塞满之后，公路上还停了几里路。很多干部加班加点搞服务，大家乐此不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6年5月茶店子村有个农民新开的农家乐，曾一天接待了300多名游客，收现金12500元，他们家除盐和味精之外，全是自家产的，纯收入应该在60%以上，他们一家忙到很晚收工的时候，这个农民数着数着钱就哭了，幸福地哭了，因为他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想到会有今天。
我在巴东的这些探索和实践，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在巴东执政的后期，全县的民风相比最初出现了几乎180度的逆转。“干净、自强”的巴东精神深入人心，信访量断崖式下降。我走之前，巴东共举行了17次不同偏远乡村的信息赶集，每次我都必须到现场，每次都有上千名村民参加，最多的一次现场达5000人。现场极偶尔也有老百姓向我反映情况的，但更多的是老百姓争着和我握手，围着我照相，无论老少，大家都叫我“甲哥”。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好多老百姓把他们的孩子塞到我怀中，让我抱着他们的孩子照一张相，说是好鼓励孩子将来好好念书。有意思的是，民风变了以后，当年在某些干部眼里的刁民好像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有一件典型的事最能说明这一转变：2015年12月11日，巴东发生一起协警持枪意外伤人致死案件。经微博爆料，当天各大媒体云集巴东，一些媒体直播翻炒，给事态带来舆情发酵的险恶态势。这次事件被很多人认为比邓玉娇事件更敏感、更有炒点，可能很难收拾。可是，我们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完全全地妥处。在省有关部门的事后总结报告里，有这么几句话：“所幸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同志政治形象清廉， 在巴东民间和舆论场凝聚了广泛的正能量。‘相信陈行甲、相信巴东政治生态’成为本次事件的‘压舱石’，帮助公众回归理性，而不是瞬间否定，为事件平稳处理赢得了宝贵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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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巴东的5年多时间，对巴东干部的最大影响是扭转了全县基本的政治生态。我到巴东之初就在大会上对着台下的干部，也通过直播的镜头对着全县的干部群众说我不会收大家的钱，我甚至在我的宿舍外安装了摄像头，告诉大家在非工作时间我不会在家里接待干部。可是很明显大家不相信县委书记会真的不收钱。当年底春节前仍有一些干部试图给我送钱，而且还是我认为能力很强的综合素质不错的干部。这是尤其让我难过的地方，就是大家已经不相信了，就像不相信猫儿不会偷腥一样不相信县委书记会真的不收钱。我听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跟我讲，过去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办公室有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就是只要一进入腊月，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还有县直各局的局长就开始络绎不绝地来找书记县长汇报工作，大家在县委书记或县长办公室对面的秘书办公室排队喝茶等候，每一个等候的人都知道这屋子里的人是来干什么的，彼此心照不宣，一起喝茶聊天气氛十分融洽自然。然后大家逐个进书记或县长办公室“汇报”一两分钟，汇报内容不过是奉送一个信封，送的不脸红，收的更不脸红。至于单个信封的厚度，在我后来抓了那么多干部之后，根据他们的交代可以看出信封里面内容的进化轨迹，2006年底给书记县长拜年的信封里装的还是5千元，2008年底就有部分干部上了1万元，到了2010年底，可能考虑到2011年是换届之年，信封里面的厚度升级，有部分干部送的信封里开始上升到2万元。事实上，这还不是买官的钱，大致可以理解为保官的钱。其实这些进入腊月到书记县长办公室外面等着进去汇报一分钟献上信封的，还真的只能算是和书记县长一般关系的干部，真正关系好的干部是在大年二十九或三十那天翻山越岭驱车几百里赶到时任书记县长的老家一起团年的，这样的干部不在少数。通常是书记县长在邻县老家里春节团年饭要摆好几桌，接待这些“忠诚”的部下来朝拜。那么一般的书记镇长和局长们是否可以不送呢？据我观察，过去送的应该是多数，不送的是少数。有一个退居二线的局长后来跟我倒苦水，说他曾经有一年春节前后家里有事，忘记给领导拜年，结果等到正月初五在街上碰到了主要领导，他主动跟领导打招呼说新年好，结果领导笑眯眯地跟他说了一句“你的年过得很好嘛，忙得没看到人啊”，吓得他赶紧回家准备了1万元，当天晚上送到这位主要领导在巴东的宿舍，领导笑眯眯地收下了，他才算心里踏实了。
我后来在2015年春节前的人代会闭幕式上透彻地谈了这个问题，按照以往惯例，讲完就由县委办公室整理出来挂在网上。因为说了很多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这篇讲话很快“火”了，微信朋友圈很多人转发。
关于春节前工作安排，我给全县干部提四点要求： 一、深入做好干部结穷亲活动（内容略）。二、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内容略）。三、扫干净，摆整齐，守规矩（内容略）。四、过好“廉”关。春节将至，迎来送往、拜年送礼的高峰时节也将来临。按说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六条意见、州委四个不准都已明令再三，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还会为“拜不拜年，送不送礼”纠结呢？这说明在这些明令下面还有很深的潜规则。今天，我想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谈谈我的看法。
我到巴东来的第一年春节，曾经有个乡镇党委书记正月初二给我打电话，说已到了宜昌我家楼下，想来给我拜年，我当时说谢谢，电话拜年就好，面就不见了。随后该同志又发短信，说就给我带了两只腊蹄子，就表示个心意，而且已经这么远来了，希望我体谅。我当时就回信“心意收到，东西就不用了”。事情的结果大家也可以想到，这个同志肯定是扫兴地回去了。而我呢，一天都在纠结：大过年的，人家这么远来了，饭都没请他吃一口，礼数不到啊；再说我其实很喜欢吃腊蹄子，就算接受他几只腊蹄子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吧？而且不是说“水至清则无鱼吗”，你搞得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还有谁愿意靠近你呢？结果果然如我所担心，这个同志随后见到我就有些尴尬和隔膜，虽然工作很努力，但是很少到我办公室汇报，也几乎没跟我交过心。今天这个同志就坐在下面第一排， 你的工作、人品我很欣赏。但是我知道你心头也许有个没放下的包袱。还听说一件事，前年腊月二十九或是三十，我们有个局长驱车到县外给领导拜年，回来高山冰雪，险遇车祸， 据说当事人后来跟人说起历险经历时还差点落泪。你说当天要真出了事，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有的人可能把春节视为融洽上下级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结“兄弟”、拉“圈子”以期得到提拔重用的机会。有的人本不愿送礼，但担心不拜年送礼会被视为另类，更担心“送了未必能看出效果，但不送立马就有后果”，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送礼的队伍中。还有的人“过去年年拜年送礼，今年突然不去了，总觉得欠了人家什么”，同时又担心“你不送别人送，自己不是吃亏了嘛”。有些人还可能把送礼当作与领导关系的试金石，比如一个送礼者同时给书记和镇长拜年，书记没收，镇长收了，送礼者就会想，书记是不是不信任我？看来还是镇长把我当兄弟，今后就站镇长一边吧，对书记可要防着点儿……这些送礼心态我可能还没说全，大概人人共知的“潜规则”就是这么来的。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潜规则并没在我身上产生作用。我过去在宜昌得到提拔重用，从来没有给宜昌的历任书记市长和组织部长送过一分钱。省委把我跨地区交流到巴东，三年多来我也从没给恩施州的书记州长、组织部长送过一分钱。而且我以后也不会送，一是我没有送钱的动机，我从兴山县高桥乡下湾村三组走出来，能当个县委书记已是祖坟冒青烟，官当到多大算是大？以我这点底子，能当这么大的“官”，太够了！二是我也知道，就算你想提拔送钱也不顶用，踏实工作才是正道。
我今天和大家谈这些，是希望大家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我和艳平同志深入沟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带好巴东的风气！大家想啊，如果我不收，艳平不收，书记县长都不收了，那么你给别的领导送钱干什么呀？有什么用啊？
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同事、朋友之间正常的人情往来我也常有。来巴东三年多，我赶过20多个人情，同事的红白喜事我也去过，一般是200元至500元，只上过一次1000元，就是畜牧局长覃业东同志突然去世的时候，当时我非常悲痛。过去几年，我收到的最喜欢的礼物是才东同志的岳母给我送的一罐豆腐乳，我说这些的目的当然不是希望大家给我送腊蹄子和豆腐乳，我家只有三口人，多了我也吃不了。再说，今年过年的豆腐乳县政府办的田爱翠大姐已经说好准备帮我做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完全出于感情的人情往来是社会的黏合剂，是美好的。我想说的是我希望和大家有这种美好的、没有负担的交往。我现在欢迎大家用短信、电话给我拜年，特别提倡微信，因为微信不要钱；我渴望将来在我离开巴东、不“管”大家之后，有人上门给我拜年。到时候我一定会热情地拥抱大家，亲自下厨炒几个菜，我们一起小酌几杯。
希望大家把我说的话听明白， 我们一起过好这个“廉”节！
有意思的是我在讲话中提到的政府办公室田爱翠大姐，那两天收到好多电话找她要豆腐乳，她开玩笑说“这下完了，光是买做豆腐乳的坛子我都要买穷了啊”。我离开巴东之后，几年里先后有七个巴东的干部在春节前后跋山涉水到宜昌老家来给我拜年，我兑现了当初大会上的承诺，亲自下厨炒菜，陪他们喝了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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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在巴东和腐败分子做斗争的事，这些年老百姓以各种版本在流传，这大约说明了民心所向，反腐是老百姓认为绝对正确的事。回想起来，这场豁出去的战斗最胶着的时候，我在2015年3月2日县纪委全会上的那篇讲话是分水岭，这是我正面跟腐败分子团伙亮剑的标志。敌人的力量强大，我斟酌再三之后选择公开宣战，让50万名老百姓站在我身后。
这是一篇值得记录下来的讲话，过去多年，我仍清楚地记得当初在深夜的灯光下，写下每一个字时心中澎湃的愤怒与激情。
同志们：
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不允许有令不行。（内容略）
（二）不允许“为官不为”。（内容略）
（三）不允许插手工程项目。今年，整顿工程建设领域秩序是县委拿在手上抓的一件大事。不允许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建设，搞“暗箱操作”，谋取私利。今后，此类情况一经发现，一律停职接受调查。
去年9月，我和艳平同志带了70多人到宜都考察学习， 宜都的工业好，我们学不了，我们主要看的是宜都的农业。站在八卦山顶，1.6万亩连片柑橘园尽收眼底，巴东在场的每一位同志无不震撼和折服。当时在发展这个项目的时候，宜都市整合了农业、林业、国土、水利和能源五个部门7000万元项目资金，现在十多个山头1.6万亩柑橘园内路相通、田成方、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基础设施完善，建成了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真正发挥了项目资金的作用。反思我们巴东，这些年我们花掉的国家项目资金共有多少个7000万？大家心里有数。可是我们有没有哪怕是一个像八卦山这样的项目？我们的钱都到哪儿去了？！
给大家讲一个纪委去年查处的案例。东壤口镇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投资300万元，中标者田某交代项目前期费用就花了30万元，给时任镇党委书记送现金50万元，给具体负责该项目的镇党委副书记送现金20万元（此人没敢要，上交了镇政府机关），还给镇政府上交了20万元管理费。这才300万元的项目，送都送出去了120万元，多么的舍得！他还要赚钱，可想可知，真正落到工程建设上的资金有多少。这个项目的地址就在东壤口集镇旁边的山坡上，现在大家去看一看，哪里还看得出一丁点国家投过钱的痕迹？！
2月2日，省委第一巡视组开大会向恩施州反馈巡视意见，指名道姓指出巴东县工程建设领域问题很多，政府工程招投标严重不规范，有干部带薪离职插手工程，三峡后续工程中的项目有的未公开招标并全部转包。巴东看守所搬迁项目，国家下达的投资计划为2984万元，中标价为2932万元，最终结算价却增至近8000万元。
这种乱象不管怎么得了？今后五到十年，巴东后三峡时期的项目还有30亿元，国家还会有不少扶贫项目，那可是改变巴东贫困面貌的血汗钱啊！如果任由这些人恣意糟蹋瓜分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巴东50万人民，怎么向巴东的历史交账？！
有一个典型案例最能说明这一切，就是最近社会高度关注的平阳坝河堤工程。去年7月以来，我陆续收到不少群众举报，反映国家投资4500多万元的平阳坝河堤存在重大工程质量建设问题。老百姓的举报很详细，有图有真相。我抽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只带了办公室的一个同志，亲自到现场看了，感觉确实如老百姓所说。随后我签批到县纪委和公安局调查处理。案子的调查历时四个多月，过程很是吊诡。我认为吊诡的不是一些说情打招呼的情况，而是调查工作的举步维艰，似乎县纪委和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一举一动、所有进展，被调查对象都一清二楚。在1月初公安局掌握确凿证据已经抓了几个人的情况下，外边居然还有人能买通看守的警员与其见面传信息！能量之大让人瞠目结舌。最后被调查对象坚定地认为是我县委书记个人坚持硬要抓他的，从而采取了很有“针对性”的措施。1月21日，案子初步收网，抓捕6人，包括后来被省委巡视组在今年2月2日全州巡视反馈会上点名、已在2009年拿着县医院开具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证明提前退休的公职人员“中标大王”。据说社会上对此案的细节传得沸沸扬扬。既然大家都在传，还不如我在这里说清真相。
这个案子我签批过两次，亲自督办过一次。过程中我是完全对事不对人。去年12月，在案子基本没有进展的情况下，我亲自听过一次汇报，那一次只有8个同志参加。会上我的确拍过桌子发过火，我说的原话是：“面对这么明显的工程质量问题，如果我们几个部门联手都还查不出问题，那只能说明我们共产党的体制有问题！”后来证明我的原话居然也被传达给了被调查对象。
查办这个案子的过程中，我有压力，也有困惑。我收到过不少电话、短信以及传话，意思大概有三类，一是“遇事留一线”，“工程质量问题花点钱再把工程搞好不就完了吗”。二是“其实你住的地方我们知道，不要把这事闹得全县人民都知道吧”。三是办案过程中意外发现的“既然陈行甲想搞死我们，我们也要搞死他，搞不死也要搞臭他”，“我们到省纪委住着去告他”。这三层意思，我都不怕。虽然去年州委王书记在跟我做“落实两个责任” 单独谈话时曾表扬我，说我身上充满正能量，当了三年多县委书记，极少接到关于我的举报。但是，我也不会爱惜眼下这身还算白净的羽毛。我不知道你们掌握了什么，我也不敢肯定我的言行没有瑕疵，但是我坚信我有一样东西你们不一定有，那就是“底线”！所以你们去“住到省纪委”告我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一起去，我可以就你们举报我的每一件事情向组织说明。
有同志曾善意地提醒，说我的讲话“尺度”大，肯定有人听着不舒服。对此我是这样想的，既然50万名巴东人民信任我，省委州委信任我，还让我当这个县委书记，我该说的要说，我该做的要做。如果少数人心里有冷病怕吃稀饭，我说与不说他的冷病都是在那里的。也有朋友真诚地提醒我“收着点”，做人不要高调，说：“又没人逼你，你自己何苦主动站出来做靶子？这简直就是作死的节奏啊。”但是， 既然他们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也算是在成全我了。我从小就有英雄情结，总梦想有朝一日白马轻裘仗剑天涯，去斩妖除魔惩恶扬善。这一次，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在这里正告巴东那些“中标二王”“中标三王”， 你过去中的标还没做完的你好好地做，有任何质量问题政府和老百姓都不会饶过你的，平阳坝河堤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以后，老百姓传说的“即使是巴东街上拉板车的，只要搞定个把关键人，借个资质就能中个标”，“倒手就是钱，中个标就好像中一次彩票”，这种“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也要正告各种项目主要的业主单位：水利局、交通局、水保局、林业局、农业局、环保局、住建局、国土局、移民局、发改局、财政局、扶贫办、教育局、招投标中心……还有12个乡镇，你们这些局长、主任和书记、镇长，不要再在工程项目上想任何心思、做任何文章。在我们这样贫困的县，领导插手工程项目捞好处，就是在搜刮可怜群众的福利，用农村话说，是在“摁着叫花子拨眼屎”，怎么狠得下心？怎么下得去手啊？你必须明白，你的权力是公家的，你的位置是组织任命的，组织可以任你，也可以随时免你！
我还要正告32个在职的县级领导，大家在50万人中脱颖而出，身上有组织的信任、群众的期待、个人的汗水、家庭的荣光，走到今天不容易。我真心希望邓明甲是巴东走进监狱的最后一个县领导。
光辉同志在工作报告中已具体部署如何抓好工程建设领域的综合治理，两办也出台了《巴东县政府投资项目招标后设计变更及工程量增加管理试行办法》，请大家不折不扣地落实。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各位主管领导千万不能迷信制度，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平阳坝河堤的一标在初查时完全符合制度，按公开招投标严格走了程序，但是在18个报名单位中，所谓的专家一审就刷下来13个单位，只有5个单位进入最后程序，开标后一、二、三名都是中标大王的队伍。纪委给我汇报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宁愿被明火执仗地抢夺，也不愿制度的尊严如此被羞辱！在这些人眼中和手中，制度算什么？就是一纸空文，就是一个玩物，就是一个他们搞鬼的工具和在世人面前的遮羞布！很多时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道”不跟着高起来，必然会群魔乱舞。这必须跟着高起来的“道”，就是监督，就是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对执行过程的监督和纪委对他们的再监督。
同志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历史的选择， 是人民的选择，是党的选择，任重道远。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那天的会议现场反应很特别，8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我讲话的一个多小时期间，没有一声咳嗽声，气氛绷得很紧。当时坐在主席台下的乡镇和县直单位的一把手干部中，后来我亲自签字抓了9个。我的气势彻底震住了敌方力量，特别是我在大会上把州政府主要领导给我打招呼的原话说出来，就是不管不顾跟你们决一死战的架势了。面对我这样一个油盐不进且不按规矩出牌的对手，他们慌了神，很快溃不成军。
这场战斗，我和巴东50万名老百姓一起，获得了完胜。按规定副科级以上干部双规或者直接抓捕都需要县委书记亲自签字， 一些社会影响大的商人要动的话也需要县委书记签字，那段时间前前后后我亲自签字双规或抓捕的官员和不法商人多达87人，直接牵连出5名县领导，还牵出了2名州领导。由于县领导由州纪委直接查办，州领导由省纪委直接查办，有很多案情是结案后才将跟基层相关的部分反馈下来，由基层处理相关后续事宜。我最恼火的是原县长刘冰和原县委副书记薛昌斗被抓获以后，交代出来现在还在巴东重要岗位上的给他们送过钱的领导干部多达81人。这些人按要求都必须处分，但是由于牵扯面太宽，我也要区分一下情况，这些人当初到底是被迫还是主动送钱，毕竟工作还是要有人干，我也不可能一夜之间统统撤掉这些人。最后的处理办法是处分了一部分人，对情节相对轻微的人通过诫勉谈话的方式批评教育。更头痛的是那些被他们蹂躏过的女干部该怎么处理？州纪委督办要求一定要处理，可是把情节一听就知道有的也不是主动投怀送抱的，更像是诱奸、骗奸。只要一处理，就等于向社会公开了她们的事，她们将会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她们本来和谐的家庭该怎么办？她们本来很优秀的孩子该怎么办？我当时义愤填膺。
-09-
2015年5月21日，我在下乡时接到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凌慧敏处长电话，问我在不在巴东，说要到巴东考察我，说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细问才知道省委组织部确定我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差额考察推荐人选，考察对象8人，最后确定约3人。两天后省委组织部正式来到巴东考察。考察组在考察之初先是给恩施州纪委交了个任务，“请你们帮我们挖地三尺找陈行甲的毛病。如果提拔错了一个人，还可以纠正；但是这次是20年后我们党第二次评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荣誉太难得，推选这个先进典型如果推错了，可就丢整个湖北的脸了”。结果州纪委查遍了州纪委各室、州检察院、州信访局，居然没查到一封我的举报信。这个结果连州纪委陈江龙书记也感到吃惊，他说他才来半年就有人举报呢，而我当了三年半县委书记，而且也不是一个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这种情况的确罕见。考察组还特别征求了正在巴东巡视的省委巡视组樊仁富组长对我的意见，樊组长给我的评价是“一身正气、一身杀气、一身朝气，难得的基层老百姓认可的好干部”。8天后的5月29日，州委组织部周部长电话告诉我省委常委会刚表决通过，我正式入选湖北3个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之一，让我放下手头的事，马上准备2500字的材料，第二天下班之前要报中央。2015年6月10日，中组部正式公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人选名单。有网友说，邓玉娇为巴东代言太久了，巴东终于可以换一个代言人了。
2015年6月25日，我在省委中心组学习时就“严以修身”做主题发言，在东湖梅岭礼堂，全体省四大家领导参加，所有的厅长在后面列席旁听。说实话那天非常紧张，紧张倒不是因为在全体省领导面前发言，而是和我的人生偶像吴天祥老师一起发言。听吴天祥老师讲的时候，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再一次受到震撼和教育。我在发言中汇报了四点体会：做一个有信仰的人，我感觉活得才有力量；做一个干净的人，我感觉活得很轻松；做一个有爱的人，我感觉活得很幸福；做一个心存敬畏的人，我感觉活得才踏实。最后，我谈到一个县委书记就是党在一个地方的形象代言人，头顶三尺有党性，县委书记是干部群众精神的灯塔，行动的坐标，道德的尺度。
2015年6月29日，我飞往北京，上午到中组部附近的万寿庄宾馆报到。下午2点30分，中组部王秦丰副部长带队来住地看望我们102个即将受表彰的县委书记，然后分组召开预备会。30日上午，我们8点出发，9点来到人民大会堂，在西大厅列队等候时间不长，总书记就健步进入了会场。我在第二排中间靠左的位置，我们第一排和第二排的代表都和总书记及各位中央领导握了手。下午中组部安排我们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晚上我们全体受表彰对象一起到国家大剧院观看交响京剧演出。
2015年7月17日，省委书记和省长来到巴东，准备在巴东上船接待中央首长。在等候上船之前一个多小时，书记和省长，还有州委书记，我们四人在码头旁的小休息室里，话题基本上一直集中在我身上，能明显感觉到我的一些讲话和媒体对我的报道，书记和省长都认真看过。中间我几次试图把话题推到州委书记那里，但是总是刚推走又回到我这里。书记还问到我原来搭班子的县长被抓后现在的新任县长怎么样，问巴东现在的班子情况，然后意味深长地对州委书记说“如果我们要用，你可要舍得啊”，州委书记答“谢谢您！我们求之不得”，我赶紧在旁边补了一句：“恳请省委给我时间，让我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县委书记！”随后首长的船就到了，书记和省长就上了船。
我不是一个善于揣摩领导心思的人，但是我也不是一个蠢人，省委书记那句话的含意我还是听进去了。晚上回到宿舍，思来想去，虽然自大学毕业到矿山开始工作以来，我还从来没跟任何一个领导就工作讨价还价过，这一次我想还一次价了。我连夜给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托留在岸上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回去后转交书记。
尊敬的书记：您好！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今晚您对我的鼓励，每一个字都刻在我的心里，我觉得我遇到了人生中懂我的恩师。“行甲身上能看到难得的理想主义。一个理想主义的人，目标不会那么具体，所以不会因为具体的目标实现了而懈怠，也不会因为目标没实现而气馁。这种人还是有目标的，他的目标其实只是自己的内心……”这会儿是深夜11点，回想起您的话，我止不住眼泪。我在很多人眼中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听从自己的内心，我不敢奢求有人真的懂我，更无法想象有您这样一个大领导来真的懂我。
您跟州委书记说的那句：“如果我们要用，你可要舍得啊”，我听见了。我知道那句话的含意，所以我跟您说：“恳请省委给我时间，让我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县委书记。” 可是在码头上时间太短了，我没能表达完整我的心情。尊敬的书记，我想请求您给我时间，让我在巴东做到明年底换届。我热爱巴东，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做完，如果换个人来做，效果可能会打折扣。比如，我清华的老师王名准备发动清华教职员工助养巴东贫困儿童，这对贫困山区儿童的精神激励将是巨大的。首期50名清华老师已召集成功，一批很有影响力的老师加入，将于9月初开学时启动。这项活动如果没了县委书记是清华校友的身份，效果可能就会不同了；再如，巴东的农民办事不出村今年全面升级，通过乡村信息赶集，打造信息化新农村，这项工作有很强的我的印记，是一次乡村治理的有益探索，我真的想把它做得更好啊……
我在县党建工作会上谈对总书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学习体会时，深入讲了我的理解：我们党员干部要做到心中有戒，先必须心中有止。止是上限，戒是底线，没上限的人往往没底线。请您一定要相信，我给您提这个请求不是矫情，不是欲擒故纵，我是真的对仕途前景心中有止。我宁愿我的行政生涯顶点就是县委书记，我想把它做到极致，特别是这次意外地得到这么重的荣誉之后，我更有理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县委书记，不负苍生，不负本心。
陈行甲2015.7.17
-10-
在巴东工作后期，我在和州委州政府个别领导的工作交往中遇到了一些挑战。我多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巴东5年我写了20万字的日记，对遇到的这些挑战和我的应对都有详细记录。行笔至此，我曾犹豫过要不要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但是仔细思考后决定不写。因为在我辞职之后，这几个人已经受到了组织和法律的严肃处理，我不需要再去证明其中的是非曲直，而且在我看来这些挑战根本不能和我来巴东之初所面对的困难相比。有了当初重重压力下身陷抑郁而又逃出生天的经历，我的心大了许多，可容人容事的空间也大了许多。
那段时间，我时常去巴东县城背后的大面山顶，长江最大的急转弯就在大面山脚下的巫峡口。从山顶俯瞰，滚滚长江从天边奔涌而来，遇到大面山的阻挡向右急转弯九十度进入西壤口，然后在不远处的官渡口转入开阔平静的江面。站在长江三峡的巫峡顶，我想起了唐德刚讲的“历史的三峡”。历史如此，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其实隐喻了我们的人生，一个追求理想的灵魂就像奔向大海的河流，路途注定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向着大海的方向不变，最终会绕过那无数的漩涡和暗礁，奔向一马平川东流入海。在巫峡云巅的山顶，我悟到了自己应该怎么做。要解决看似复杂难解的问题，不能停留在问题产生的层面来求解，因为如果在这个层面有解的话问题就不会产生了，我必须提升维度来思考和谋划。把人生长河看远，把个人名利看淡，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我最终的选择是在任期届满后辞去公职，然后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上书中央，反映基层一些行政文化的弊端，而且写出我的思考和建议。这项工作必须是纯粹的、无所顾忌的，半遮半掩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只有在我彻底辞去公职的情况下，才能证明我做这件事的纯粹，也才能实现这件事的纯粹。做出这个决定时，爱人跟我提到了谭嗣同，我觉得我比他幸运得多，他选择牺牲生命来证明和实现一件事情，而我并不需要牺牲肉体的生命，只需要牺牲世人眼中的政治生命而已。而这种“牺牲”，对我来说并不存在。我从下湾村出发，人生起点低在尘埃，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多大的官。整个从政生涯，每一个岗位我都只是当成一份必须做好的工作而已，也得到了服务过的老百姓的认可，我可以没有遗憾地转场。此时辞职简直有点像是就着河水来洗船，是顺顺当当的事。一是我没有对不起老百姓，我并不是一时兴起扔下老百姓不管了去奔自己的前程，而是自然而然地干完了一整届，就好比是陪着自己的亲人走了人生中的一站路，我到站了，该下车了；二是也没有对不起党组织，我尽心尽力踏踏实实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三是我多年来都有从事公益的理想，原本想退休之后从事公益事业的，现在不过是在自己年富力强还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时候提前开始，在公益领域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努力，让党的阳光在弱势者那里引发更多的光合作用，不是很好吗？当你真正把一件事情想得澄澈透明，你甚至会觉得整个宇宙都在帮你论证这件事情的合理性。我非常崇敬管理学家德鲁克，看过他的很多书和文章，尤其喜欢他的那一篇《管理自己》。德鲁克讲到人生就好比一场足球比赛，也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半场。足球比赛上下半场分别是45分钟，而我任期届满的这一年，正好就是45岁。那段时间正逢周有光老先生在112岁高龄仙逝，互联网上有很多纪念他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是《这位112岁的“汉语拼音之父”走了，他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这个“几辈子的感觉”，极大地鼓舞了我。如果说人生好比爬山，上半场这座山，我已经到达了山顶，已经没有遗憾。假如命运给我机会让我把过去的岁月重过一遍的话，我确信不能做得更好。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场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而且胜利了。人生下半场，我可以轻装上阵去爬另一座山了。
定下来这个方案，我在离换届还有8个月时就开始行动，给省委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在任期届满后辞职从事公益的愿望，希望不给省委在市县换届人事安排时带来被动，算是跟省委提前沟通。在和省委沟通的8个月中，省委组织部主要领导和省委主要领导先后三次跟我谈话，真诚地提出挽留，但是我最终坚持在2016年底和新任县委书记完成交接后辞去了公职。辞职后，我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跳出了和州委州政府个别领导的个人恩怨，主要写了我这些年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基层行政文化存在的问题，分析了这种行政文化产生的土壤，提出了我的思考和建议。薛澜老师亲自指导我字斟句酌地修改，他说行甲你没有给清华丢脸，我为你感到骄傲。和巴东最后的离别是温暖的。网上巴东老百姓的留言铺天盖地，我珍藏了不少，后来投身公益后每每遇到挫折备感疲倦的时候都会找一些出来看一看，这于我有充电的功能。走的前一天我分别和新任县委书记单艳平和新任县长郭玲单独长谈，嘱托每一项我认为重要的工作。艳平说跟在你这样一个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之后做县委书记，我是有压力的，但是我会把压力变作动力。请你放心，你定下的干净自强的巴东精神永远不会变。郭玲是女性，所以比较感性，眼里一会儿就有了泪光。她说我不知道您将来去哪里，去干什么，但是请您记住一句话，无论在哪里，您一定要好好的。您只有过得好，才会让我们这么多崇敬您的人看到这个社会的光明和希望。我笑着说不要说得这么伤感，我一定会好好的。
2016年12月1日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收拾好在巴东五年零两个月的行李，然后沿着山城的百步梯走到县委大楼我的办公室，把母亲的遗像从办公室书柜正中间取回。到巴东的第一天我把母亲安放到这里，在母亲干净美丽的目光中，我度过了丰富踏实的五年。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是时候再把母亲抱走了。回宿舍的途中我反抱着遗像，让母亲的面容紧紧地贴着我的胸口，又想起了母亲最后说的那句“甲儿，带妈回家”，眼里不禁有了泪水，但是心中充满了力量。第二天早上6点，我和司机两人在黑蒙蒙的天色中上路回家，路上越走越亮堂。早上9点，我通过好朋友一诺的公号在朋友圈发出《再见，我的巴东》，向50万名巴东老百姓道谢并道别。
附：再见，我的巴东
就要离开巴东了，心里有太多不舍。窗前是夕阳下西壤口远山的轮廓，连绵起伏若波涛，就像我此刻的心绪。五年多时间，似乎一晃就过去了，有很多的话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来巴东之前，我生命中和巴东只有两次交集。一是小时候11岁之前，在兴山县高桥乡下湾村长大，那里离巴东县边界的白湾村只有十几里路，我知道姨妈就嫁在巴东县一个偏远的村子；二是十年前从宜昌坐船到重庆，曾经在烟雨蒙蒙中经过巴东，同行介绍巴东县城旁边的巫峡口就是5元人民币背后的图案。
2011年10月9日，接到省委组织部通知要来巴东工作。“巴东”两个字遥远而模糊，我只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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