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欢迎来到精神疾病的世界

如果说想参透人间百态就去医院，那么想看尽人性奇观，就去医院的精神科。

踏进安定医院的第一天，我就想逃离这里。这话听上去像是精神科患者的心声，但我却是个实打实的精神科医生。

1993年我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安定医院”）。那一年北京的医学生毕业分配情况比较严峻，等到我们这些外地院校学生分配时，北京好一点儿的综合医院早都满员了，只剩下些小医院，以及当时冷门的专科医院，比如安定医院。

和我一拨分配来的同学，大部分都没再坚持医疗一线工作。我之所以留下，纯粹是因为赔不起违约金——分配时签的5年合同规定，提前走人的话，每年要赔偿3000元，5年就是15000元。这对当时月工资300多元的我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遂作罢。

这也不能怪我们思想狭隘，当时别说普通民众对精神科敬而远之，就连医生看我们精神科也带着异样的眼光。一次，北京市卫生局（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全市医院开会，点名时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全场哄堂大笑。其内涵大家都心领神会，似乎“安定医院”已成为“疯子”的代名词。电影《顽主》里就有这样的桥段：张国立饰演的角色声称自己刚从安定医院跑出来，警察都不敢拦他。跟我同期入职的一个上海小伙儿，出身医学世家，父母都是沪上名医。自打他来安定医院工作以后，他父亲整整半年不肯跟他讲话。

相比之下，我父母对于我的分配结果倒是很满意。在他们的朴素认知里，儿子毕业后有个正经的班上，还是当医生，不已经很好了吗？

医生确实是个令人向往的职业。当年填报高考志愿时，我们班52个同学几乎都报了医学院校，而且几乎全瞄准了北京医科大学。我担心北京医科大学分数太高，就填了哈尔滨医科大学，没想到这一“保守”选择倒让我顺利踏上了学医之路。

5年学下来，我发现自己真心喜欢这一行——往大了说，拯危解困，救死扶伤；往实际看，每天面对各色病例，任何情况都得真枪实弹地冲上去，这个过程既紧张又刺激。大五那年，我特意申请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习，就因为那里肯给实习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内、外、妇、儿、麻各科室轮转，什么样的病种都见，什么操作都有机会上手，比如腰椎穿刺、气管胸膜腔穿刺、骨髓穿刺、气管插管，天天忙得脚不沾地，但也不觉得累。可以说，那段日子满足了我对“医生”二字的所有想象，也勾勒出我对未来职业的美好向往。

然而，一纸派遣证下来，将我从理想云端狠狠拽回现实——“正品”与“试用装”截然不同，落差之大打得我措手不及。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对精神疾病远没有现在这么重视。再往前追溯三四十年，各地的精神专科医院还被统称为“疯人院”，对住院患者的治疗大多是以管理、看护为主，基本停留在“关起来、别出事”的层面。无论是家属还是医生，都对疗效不抱什么期望。

与其他疾病不同，精神疾病往往病因学不明，病理机制不清，所以当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治，更谈不上完整的诊疗体系，诊断及用药全凭医生的个人经验。90年代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药物，但选择极其有限——氯丙嗪、奋乃静、氟哌啶醇、甲硫哒嗪……这些名词几乎构成了精神科医生全部的“武器库”。再者，绝大多数患者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很多情感类精神障碍统统按精神分裂症的思路来治。总之整个诊疗过程就是简单、粗放、初级。

对于这样一个医学学科，从医之后能做什么呢？

这个疑问，从拿到派遣证那天起就在消磨我的热情，疑问逐渐发酵成愤懑，最后化为深深的沮丧。正式到安定医院报到的那天，更是给了我迎头一击。

住院医生被要求先在病房轮转5年。报到第一天，医务处处长把我们领去住院部，刚进门正好赶上一位患者办出院。那人看上去60来岁，神情呆滞，目光涣散，脚下倒腾着小碎步，被两个人一边一个地搀着往前挪。从病房到楼道口不过十几米的距离，他挪了足足两分钟。这副模样，比他实际年龄还要苍老20岁。

“这病人的疗效填什么？”护士边填出院单，边询问医生。

“痊愈！”医生回答得斩钉截铁。

“就这还痊愈呢？！”我没忍住嘀咕出了声。那医生回头瞥了我一眼，眼神意味深长。

后来护士告诉我，这位患者是周边县城的一位中药师，在当地小有名气，号称“一抓准”。因为有幻听、妄想症状，被收住院。住进来时人还精神矍铄，健步如飞；3个月的药物治疗抑制住了他的症状，同时也阻断了他的正常行动能力。然而按照当时的诊疗标准，只要幻听、妄想的症状消失，自制力恢复了大半，临床上就算“痊愈”。至于药物导致的迟发性运动障碍、情感淡漠等副作用，根本不在考量范围内。这也是很多患者在治疗后变得呆呆愣愣，看起来不如从前的原因。

这个场面对20岁出头的我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如果所谓的“痊愈”就是让鲜活的人变成这样，那这个医生还有什么可当的？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的感慨还是太天真了。精神疾病患者一般都需要长期服药。在精神科，出院从来不是终点，对多数患者而言，这只是另一段艰难旅程的开始——疾病反复发作，患者反复入院，就像陷入一个无解的循环。

我在女病区接手的第一位患者张阿姨，就是这种循环的真实写照。收她住院时，翻看她过往的病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张凤香，61岁，第46次住院。

我反复核对这个数字，生怕自己看错了，但那摞起来半米高的住院病案不会说谎。泛黄的纸页间，记录着她此前45次的住院经过，也见证了她这些年来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人生。

张阿姨患的是双相障碍。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病还被称作“躁狂-抑郁性精神病”，顾名思义，是指既有躁狂或者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

这次入院时，张阿姨正处于躁狂发作期。初次查房，还没等我开口，她就热情地招呼道：“你是新来的大夫吧？以前没见过呢！”虽然嗓音嘶哑，她却神采奕奕，一双眼睛放着光。听护士说，她这次住院是因为三天两头上街跟人吵架，跟路人吵完跟警察吵，见谁骂谁，站在马路上扯着嗓子能骂一整天，把嗓子都喊哑了。老伴怕她出事，于是把她送了进来。

她住进来后倒是不吵了，成天乐呵呵的，见了谁都热情地打招呼。等她嗓子稍微好些，病房走廊上总能听到她标志性的大笑或是欢快的歌声。她最爱唱《金梭和银梭》的那句“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还喜欢模仿赵丽蓉的小品《妈妈的今天》中的经典台词“探戈儿——就是——蹚啊蹚着走”，那是那年春晚最火的小品。

张阿姨在病房里也像跳探戈一样自由自在，热情似火。开饭时，她会主动帮病友摆好碗筷，吃完饭又抢着跟卫生员一起刷碗，把餐具码放得整整齐齐。每天一大早，她都要用拖布把病房拖一遍，连床底都不放过，硬是把灰扑扑的水泥地面擦得照出了人影。只要听到房间里丁零咣当挪床的声音，准是张阿姨又在打扫卫生了。

她不仅打扫自己的，还会帮病友们洗衣服、洗袜子。遇到有病友尿床，她也不嫌弃，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换被褥、洗床单，动作利落得像专业护工。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隔壁病房的王奶奶因为心衰被送进抢救室时，张阿姨非嚷嚷着要进抢救室照顾，被护士拦下后，她还赌气了好几天，虽然她压根儿不认识王奶奶。

“阿姨，您这么忙活不累吗？”我忍不住问她。

“累啊！”她手上搓洗着病友的袜子，头也不抬地答道，“但这事我得管啊！”

表面上看，她就是一个热心的活雷锋；可当这种“热心”过了头，就显露出病态的一面。

王奶奶脱离危险，转回普通病房后，张阿姨总是横跨3个病房跑过去，忙前忙后，端屎端尿，冲在照顾的第一线。王奶奶女儿来探视时，刚拿起饭碗就被张阿姨一把推开：“哎呀，笨手笨脚的，什么都不会，你起开！”

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张阿姨又指着病房各个角落连珠炮似的数落：“瞧瞧这卫生，地都没擦过！你们家属就这么照顾病人的？”王奶奶女儿刚想说话，立刻就被她更高的音量压住：“少找借口，你根本就是不上心！”一边说一边气得直跺脚，活像在训斥不懂事的晚辈。

渐渐地，张阿姨的“热心监督”演变成了无差别的言语扫射。不仅王奶奶的女儿，其他患者家属也纷纷领教过她的“正义审判”，每次都需要护士硬把她拖走才算罢了。被拖走时，她还总是一脸的义愤填膺，嘴里不住地念叨：“这事我不管谁管！”

似乎从那时开始，张阿姨的吵架模式被彻底激活了，病房里经常回荡着她嘶哑的斥责声，以及漫无边际的挑剔声——地板上有个脚印要骂，饭菜咸淡不合意要骂，就连病友间的玩笑话也能点燃她的怒火。

而承受火力最猛烈的，永远是她的老伴——赵叔。每次赵叔来探视时，我总能看到他被张阿姨呵斥，而他就像棵被狂风摧折的老树，缩着脖子，一言不发。这个本就瘦小的老头儿，在张阿姨的嚣张气焰下，显得更加渺小了。

赵叔比张阿姨大两岁。夫妻俩原本是东北某工厂的技术骨干，因业务能力突出被调往北京工作。1952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这本该是幸福的起点，却成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

那年张阿姨才21岁。产后第四天，护士查房时发现她把自己完全蒙在被子里。掀开被子一看，她正用裤腿的一头绑着床头栏杆，另一头勒住自己的脖子，拼命往下拽。护士慌忙把

她救下，然而转头的景象更让护士大惊失色：旁边婴儿床上的新生儿已经面色青紫，没了呼吸。

张阿姨刚刚掐死了他。

“我觉得自己活不成了，但我死了，孩子怎么办？所以只能先送走他，再了结自己。”多年后张阿姨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语气平静得可怕。

现在看来，张阿姨当年是得了产后抑郁障碍。产后抑郁障碍是分娩后最常见的精神障碍，通常在产后1周内抑郁发作起病。女性分娩后，体内雌激素、孕激素等激素水平会经历断崖式下跌，此时如果中枢神经系统无法很好地适应和应答，就会导致情绪调节出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产后抑郁往往并非单相抑郁，而多表现为双相抑郁。单相抑郁就是单纯的情绪低落、悲伤、沮丧，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是个体的情感、认知、意志行为的全面“抑制”；双相抑郁则在出现上述抑郁症状的同时，还会在某个时段出现躁狂或轻躁狂，疾病特征表现为“不稳定”和“摇摆”。

不少人将产妇的情绪波动简单归为“矫情”或“想太多”，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论调：“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忍忍不就过去了。”殊不知，这种身心剧变绝不是靠“忍”就能过去的。生育对女性而言，是一场全方位的生理和心理考验。除了分娩后血液中激素的剧变，心理社会因素与产后抑郁障碍的发生也密切相关。原生家庭关系、婚姻问题、不良生活事件、支持不足、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人际关系敏感等均为产后抑郁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产后抑郁障碍的女性往往不能有效地照顾婴儿，并会由此感到自罪自责，严重者可能会有伤及自己或婴儿的危险，产生扩大化自杀行为。

时至今日，社会对产后抑郁障碍的认知尚且不足，更不用说20世纪50年代了。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女人疯了。医院报了警，后来鉴于她的精神问题，司法部门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精神病”的标签就此烙在了她身上。

那年，21岁的张凤香第一次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开始了她漫长而坎坷的治疗之路。

我忘不了最初听到这个故事时的震惊。学医以来，我见过千奇百怪的病，缝合过溃烂不堪的伤口，也抢救过重大车祸现场血肉模糊的伤员，但那些都远不如“妈妈亲手掐死自己4天大的孩子”来得恐怖。也是因为这一点，如今30多年过去了，我对张阿姨这个病例仍记忆犹新。

张阿姨的病情发展轨迹非常典型。发病头几年，每到秋冬季节，她就会陷入抑郁，来年开春又转入躁狂状态，像候鸟迁徙般准时。季节性抑郁患者通常比正常人对季节性变化更加敏感，其发病常与光照的季节性减少有关，而随着光照的季节性增加，症状会有所缓解。有一部分人又会转为躁狂发作，像张阿姨就是，所以她基本一年要住两次院。但随着病程推移，她的发作频率越来越快，周期也越来越短，最终完全失去季节性规律，随时可能坠入抑郁或躁狂的旋涡。

果然，在入院半个多月后，那个活力四射的张阿姨突然蔫巴了。曾经响彻病房的大笑和歌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终日沉默地卧床。别说擦地扫地，现在她连脸都不愿意洗。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变得空洞，仿佛蒙上了一层雾。我尝试跟她聊天。她的目光虽然对着我，却像是穿透了我的身体，望向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

由于当年国内对双相障碍的认识还很初级，以及受制于那时的治疗条件，治疗手段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对症处理”。当患者陷入抑郁时，一般使用阿米替林等三环类抗抑郁药强行提升情绪。这种药物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缓解抑郁症状的同时，也埋下了转躁[①]的隐患。而且，患者往往会迷恋服药后的欣快感，拒绝减药，导致躁狂发作。转躁后，又不得不用碳酸锂、卡马西平等心境稳定剂，将高涨的情绪强行压下去。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治疗方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大躁之后必有大郁，而每次躁狂发作得越剧烈，随之而来的抑郁就会越严重。

张阿姨就是这种治疗局限性的受害者。她的病情逐渐演变为快速循环型，一年要经历三四次情绪过山车：躁狂时如烈火烹油，抑郁时又似寒冰刺骨。每一次循环，都在消耗着她本已脆弱的神经。

更让我们担心，也是抑郁状态下最危险的是患者有自杀倾向。这个前几天还风风火火、“大杀四方”的张阿姨，接下来两周里满脑子盘算着如何“杀”自己。

一天值夜班，我正要去睡前洗漱，就听见护士尖利的喊声从走廊传来：“姜大夫！姜大夫！二床她……”话音未落，就见护士踉跄着冲过来，脸色煞白。我扔下脸盆就往病房跑。

病床上的张阿姨直挺挺地躺着，双眼微阖。奇怪的是，她怎么长着两张嘴？！再定睛一瞧，下边那张“嘴”是脖子上一道六七厘米长的大口子，表皮外翻，创面处正汩汩冒着血沫。我赶紧冲过去协同护士包扎止血，事后发现床头搁着一个沾着血迹的易拉罐拉环——张阿姨用拉环割破了自己的脖子。

那时易拉罐饮料还是稀罕物。一罐健力宝要三四元，人们平均月工资才100多元，普通人都不舍得买。但每个星期赵叔来探视时，手里必提着两罐健力宝。同屋的病友总是眼巴巴地盼着，因为张阿姨会慷慨地把饮料分给大家。

赵叔每周日下午都会准时出现，从不失约。他和张阿姨在失去第一个孩子后，又生育了一儿一女。但那次住院，我一直没见过他们的子女来探视，每次都是赵叔独自前来，拎着大包小包，在病床前一坐就是两个小时。无论张阿姨是躁狂发作时的恶语相向，还是抑郁时的死寂沉默，这个瘦小的老头儿总是安静地守在一旁，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波动。

唯独那天，赵叔跌跌撞撞冲进抢救室时，满脸都是泪。那是我头一次见赵叔哭。

我们当然也后怕。这次事件后，医院立即下令禁止所有易拉罐和玻璃制品进入病房。后来精神科病房违禁品清单越拉越长——棒棒糖、长柄伞、带鞋带的鞋子、充电线……有的患者家属不理解，但每项看似不近人情的规定背后都是个血的教训。

张阿姨住满3个月，情况稳定后出了院。第二年她又来住院时，我已调到了别的病区。有一次在走廊偶遇，她还哼着《金梭和银梭》，但脸色比一年前黄了不少，走路也不如以前轻快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据说后来没多久她就去世了，死于肾衰竭。常年服药对脏器的损害严重，再加上她自身有糖尿病，最终导致身体不堪重负。

换作今天，我们可以给张阿姨用更新、更优化的心境稳定剂，如拉莫三嗪、托吡脂等，那样她承受的副作用会小很多，生活质量也能大大提高。想想她这一辈子，从风华正茂到花甲之年，大半生光阴都被困在精神科病房的方寸之间。命运像恶作剧般将她生命的丝线胡乱缠绕，打成无数死结，层层叠叠地缠成一团，我们解不开，她自己更解不开。金梭银梭编织出了锦绣生活，却也悄然构筑起一座神秘莫测的迷宫，每个转角都可能通往截然不同的世界，每一个岔口也都可能是死局。

直到那一刻，我才读懂报到第一天那位医生意味深长的眼神：欢迎来到精神疾病的世界。

安定医院的历史可追溯至1908年，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北京市精神病防治院”，先后经历过地坛公园、国兴胡同（原高公庵胡同）、北锣鼓巷等多处院址。50年代德外分院建成开院时，这里还保留着“冰窖口胡同”的老地名——清代皇家储冰的冰窖曾经就建于此。1961年，德外分院正式改名为安定医院，并成为总院所在地，直到今天。

1993年我来的时候，正赶上医院建设了新的住院楼，有600多名住院患者，被划分为10个病区。当时我是住院医，按规定，住院医第一年每周除周日外，其余6天都要待在医院里，睡觉也是在医院宿舍。我们除了跟着上级医生开开药，平时也没太多事可做，毕竟治疗方案非常单调，来来去去就那几种药，医嘱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剂量上的差别。

治法单调，人可不单调。如果说想参透人间百态就去医院，那么想看尽人性奇观，就去医院的精神科。

有一年，住院部收了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大爷。入院先要换病号服。起初大爷死死护着衣襟不松手。我们以为他是抗拒住院，正欲劝说，刚解开两颗扣子，哗啦一声，五六捆百元大钞砸在了地上，每捆足有一万元那么厚。我和护士都吓了一跳。待脱去他的外衣才看清，老人瘦骨嶙峋的身上缠满了钞票：腰间像系着条绿色腰带，肋骨处也被塞得鼓鼓囊囊的，连大腿小腿处都绑着钱。30多万元现金在他身上泛着幽幽绿光。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如此巨款。要知道，这笔钱在90年代初足够置办一处北京四合院了。

“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谁也甭想拿走！”老人嘶吼着。原来，为防子女侵占家产，70多岁的大爷将毕生积蓄都兑成现金贴身藏着。然而，按医院规定，我们只能将他的随身财物交由他子女保管，也就是他千防万防的人。

还有一次，兄弟俩送一个小伙子来住院。小伙子白白净净的，书卷气十足，小分头三七分梳得倍儿精神。我问谁住院，弟弟箭步上前，指着“小分头”：“他！”那位哥哥站在旁边没吭声。“小分头”一脸茫然，又从茫然到慌乱再到惊恐：“不是我住院！我没病！”

某些重性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妄想性障碍等）患者由于缺乏对自身精神状态的认知能力，抗拒住院系统治疗，所以由亲属哄骗来进行非自愿强制性住院的并不少见。看样子“小分头”也是这种情况。我和护士交换了个眼色，迅速冲上去，一人一条胳膊架住他，带他进去换衣服。“小分头”使劲扑腾，我们没办法，只能合力将他按在病床上，用约束带捆了个结实，等他镇定下来。兄弟俩呆立门边，显然被这阵仗吓住了。我们安抚他们去办手续，刚喘口气，就听见门诊医生在楼下喊：“刚才来住院的小伙子怎么又出去了？你们干吗呢？！”

原来“小分头”是哥哥的同学，只是来帮忙的。真正的病人是那个弟弟，他始终躲在哥哥身后，还反手指认别人，让我们搞了个乌龙。“我没病”的辩解，在精神病院实在太过寻常——毕竟来安定医院的，哪个不是说自己没病呢？

我们拔腿就追，前前后后5个男医护才把弟弟按住。哥哥却始终呆立原地，像个局外人。

等把弟弟拖上楼，病房里的哭号声才让我们想起来，病床上还绑着一个呢。我们赶紧给“小分头”松绑，一个劲儿地给他鞠躬道歉。干净整齐的小分头此时已经变成了爆炸头，头发胡乱地糊在脸上。惊魂未定的他晃悠悠地走出病房，抱住门口的哥哥号啕大哭。

没有人乐意住院。那个弟弟后来总嚷嚷着是我们困住了他，想尽一切办法逃离这里。我心想：我比你还想离开呢。

工作的头一年，我从来没停止去各大医院投简历、找机会。院方常把我派到北锣鼓巷、沙河等病区值守，那里多是常年住院的“老病号”，我也无所谓，权当是临时落脚，只等找到新工作便立马走人。谁知道这一“临时”就是4年多。每次求职眼看要成，都被高额赔偿金的事情卡住，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看不到工作的意义，也不知道该往哪走，每天就晃荡着混日子。如果不是我后来遇到了吴莉，我不知道自己还要晃荡多久。

现在回想，与其说是我救了吴莉，不如说是她救了我，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

进安定医院的第一天，我就想逃离这里。

进安定医院1000多天后，我再也没想过离开，并且一直干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