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为何早熟的文明必然早衰

伤口,是光照进心灵的地方。

——波斯诗人鲁米

伊朗这几天正在乱着，前两天写了一篇文字《伊朗，何以至此？》回顾了伊朗为什么走到今天的历史，有读者在下方留言说：伊朗的文化还是很璀璨的，请问这是不是宗教国家的一个好处呢？

我闻言不禁哑然失笑，的确，提起伊朗、或曰波斯文化，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还是非常不错的，至少与伊朗目前糟糕的经济和政治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多人会想起前些年还在国际上到处拿奖的伊朗电影，对历史了解再深远一点的，可能还能想起波斯的诗歌，比如波斯诗人萨蒂和他的诗歌集《蔷薇园》，鲁米的苏菲主义诗歌，民族史诗的作者菲尔多西和他的《列王纪》，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和他的《医典》（该书在中世纪晚期长期作为欧洲医学院的指定教材），还有波斯的建筑、波斯的细密画，等等等等。

如果将来旅行方便了，我们有机会前往伊朗去旅游，你会对那里独特的文化色彩感到非常惊奇，波斯或者说伊朗人，的确是一个非常“文艺范儿”的民族，但这种文艺范儿真的是它的宗教，甚至政教合一给的么？

我的看法其实恰恰相反，伊朗民族给人的“文艺范儿”感觉，恰恰是这个民族在其悲剧性命运下发出的哀婉悲鸣。这就好比苏东坡为了悼念亡妻写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你若却就此所说苏轼老婆死的好，她不死就得不来这样的名句，苏轼要是听了，估计棺材板会摁不住。

如果你考证一下就会发现，梁启超当年在发明“四大文明古国”（最早叫四大文明祖国）这个概念的最初，是把“古波斯文明”也列在其中的，但后来还是将其删掉了，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波斯文明不够古老，而是因为在梁启超的时代，新波斯帝国还活蹦乱跳，甚至在进行近代化改革，而梁先生谈“四大文明古国”目的就是为了论证其他文明古国已经消亡、衰颓，唯有中华文明还坚持独存的，放一个波斯在那里，似乎也延续到了现代，就没有了“唯我独存”的那种悲壮感。于是波斯就从中被除名了。

但如果你真用心了解一下波斯的历史，会发现这个文明的确是可以与我们至少等驾齐驱的，波斯文明虽然没有其西邻的两河文明那样动辄七八千年的古老，但早在公元前28世纪左右（距今4700多年前），这里就诞生了实打实的青铜时代国家埃兰王国。所以它自称一句“五千年文明古国”，起码是不算吹牛的。那个时候我们还处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而后世更加著名的波斯（第一）帝国，就是在这片相当古老的土地上，在列强争衡中最终崛起的，建立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认的征服王，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先统一波斯各部，而后又先后击败米底王国、吕底亚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迅速扩张领土，建立起了一个大大的帝国，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几乎以一人之力忙完了从秦孝公到秦始皇，或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的活计。

至于居鲁士大帝为什么这么能干，迅速打下一片大大的帝国，我看到有说法认为着可能是波斯这片地区出产良马的远古，受技术条件的限制，战马当时还没办法充当冲击骑兵、乃至游牧骑射的功效，但是只要骑上战马（而不是像古埃及和古两河那样用于战车），一支军队就同时掌握了信息迅速侦察传递，和武装力量迅速投送的能力。

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长生军（不朽者，Immortals）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只骑马步兵部队，波斯皇帝以这支部队作为他的禁卫军，并在全帝国境内、以首都苏萨为中心修筑御道，这就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掌握了武装力量的快速投送能力。

而这，居然是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就已经发生事情，比秦始皇统一六国还早了一百年，想象一下，一支数千人、装备（在那个时代）非常精良的部队，能够骑马沿着四通八达的御道进行投送。无论是抗税的部落，还是反叛的总督，都在短则数日多则月余，还无法形成气候的时候就被这支部队所无情镇压。有这样一支武装力量打底，波斯才完成了一件前无古人，但后来启发了无数来者的事情——缔造一个真正的、庞大的、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是的，波斯的帝国制在当时的世界上，早熟到几乎可以说是穿越来的，大流士一世将帝国划分为约20个行省（萨特拉皮），任命总督管理，同时设立独立于总督的军事长官和税务官，形成地方权力的制衡，防止地方割据。为了方便征税，他还统一币制、制造印有自己头像的大流克，修建更加庞大的御道交通网络，同时建立人类史上第一个国营驿站系统，此外还有统一官方语言、制定帝国法典。

是否想起了百年后秦帝国的“车同轨，书同文”？是的，史学界其实一直有一派认为秦帝国后世的很多做法，有可能收到了波斯帝国这个前辈的隐约启发，即便这种猜想没有确切的 证据。但波斯帝国这种掌握核心武装力量，居中央而治四方，皇帝大权独揽而各行省总督受到分权制约监督的治理模式，的确和中国之后两千多年中的秦制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二者即便没有亲缘关系，也可以立即为一种皇权制度的趋同演化。

但波斯的不幸在于，它的地理环境不如秦帝国那么隔绝。这意味着这套体系天然要处于地中海环境中接受更多其他文明体系的挑战，而在相继击败了两河、埃及等文明之后，大一统的波斯文明很快遭遇到了它宿命中的对手，那就是希腊文明。

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希波战争前，波斯皇帝非但瞧不起，甚至可能根本无法理解希腊各城邦的联盟组织形势。与波斯帝国动辄一挥手就可以从二十多个行省中调集数十万人进行远征不同，希腊穷数个城邦之力才能勉强凑出的千把人实在太不经看了。

但是波斯帝国很快在战场上接受了教训，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差距，不仅是装备上的（由于公民兵的传统，希腊军队装备普遍比波斯军队更优良），更为重要的是，参战的双方，一方是保卫自身自由的公民兵，另一方却是受到长生军督阵，被迫“勤于王事”的奴隶兵，双方在战斗积极性与韧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于是两次希波战争都以波斯的失败而告终。

更令人惊异的则是，希腊文明在成功保卫自身之后，完成惊人的“倒卷帘”，在其后数十年的事件中，一位来自希腊的征服者不仅反过来踏上了波斯的领土，还征伐数千里，把波斯帝国捅了个对穿，直接打的对方彻底亡国，完成了“小国灭大邦”的惊人成就。

是的，这就是当时震惊整个已知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庞大的波斯帝国在亚历山大征服时期完全成为了大帝用于刷新自身战绩的背景板，屡战屡败、直至灭国。被打的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为什么曾经强大而波斯帝国会在此时如此拉跨呢？从战术上讲，最关键的败因可能是因为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屡次选择亲自上阵与亚历山大对阵。而亚历山大大帝就利用了这一点，在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当中，采用了相同的战术——亲自率领王伴骑兵进行冲阵，直奔波斯皇帝的主阵进行“斩首行动”，胆怯的大流士三世每次看到亚历山大直奔自己而来，都选择率领亲卫部队逃跑。

而前文说过了，波斯帝国的组织形式，就是皇帝以少量禁卫核心部队进行“滚雪球”，以武力裹挟更多仆从军加入，亚历山大一旦执行斩首，庞大的波斯军队顿时就指挥体系瘫痪、群龙无首，任你在伊苏斯有十三万人还是高加米拉有三十万人，都直接成了摆设——因为大家看到皇帝都跑了，自己总不能比皇帝更爱波斯吧。本来就是被逼着上战场的。

相反，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子弟则无此忧虑，亚历山大不过是他们的带头和召集人，他们本质上是为了自身的财富和荣誉而战。于是波斯第一帝国就这样被打到亡国了。

亚历山大东征发生在公元前334～公元前324年，彼时秦帝国甚至还没有形成，但波斯帝国的迅速溃灭，其实暴露了这种大一统的东方帝国制一个致命的软肋。那就是皇帝既然要居中央而处四方，那么必然就要推行“强干弱枝”，将原本存在的部落、小王国等组织压抑在最弱小的状态，所以帝国虽然貌似强大，实则却是“虚胖”，它的存亡完全押注在波斯皇帝和其身边的“长生军”身上，一旦其出了问题，整个帝国的崩溃就在所难免。

这件事，不仅是之后中国两千年帝制的一个预言，也影响了波斯这个民族其后的走向——亚历山大大帝及其部将所开启的“泛希腊化时代”，对波斯地区而言，是第一个接受异族统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内波斯虽大，却鲜有有效的反抗，希腊人统治波斯人思考没有波斯人统治希腊人时的那种“难治”感。其原因就在于，在异族来到之前，波斯人自己已经在过度早熟的帝国中完成了“自我驯化”，变为了帝国的臣民，既然已经成为了臣民，皇帝时波斯人还是希腊人，姓阿契美尼德还是塞琉古，又有什么区别呢？

到了罗马时代，波斯曾经一度完成了本族复国，建立了萨珊波斯（波斯第二帝国），我常常开玩笑的想，这个波斯第二帝国，真的有点像中国的明朝——这不仅仅时因为它是异族统治之后的一次复国，更是由于这个帝国信的国教就是张无忌、朱元璋的那个明教（琐罗亚斯德教）。

萨珊波斯在据中央而治四方的统治术上承袭了波斯第一帝国，但吸取前者的教训，在宗教信仰上遵从了一元化体系，它将琐罗亚斯德教奉为国教，并把皇帝尊奉为光明神阿胡拉马兹达的人间代言人，据教士们宣称，只要波斯皇帝在处理政务时，光明神就会附身在皇帝的身上，让他头顶乃至周身都散发着一层神圣的光晕。

是的，这手最初为了君权神授所玩的宣传伎俩，其实也就是后世大量宗教作品中圣光、天使环的由来，琐罗亚斯德教通过这种叙事给了君主完全的执政合法性，并试图唤起教众基于宗教热情而产生的忠君情绪。但这种叙事同样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把皇帝当作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它最终只能成为一个教条，而一种能够维持统治的叙事体系是不能够单靠一个教条而独存的，它必须有一整套利益分润系统，替皇权维持一个“制胜联盟”才能够存在。

于是琐罗亚斯德教所力挺的萨珊波斯王朝，最终被创立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所击败、灭国了。从组织学上讲，伊斯兰教胜于琐罗亚斯德教的最高明之处，就在于，同样作为一种服务于军事和统治的宗教，它凝固于教义当中的制胜联盟分润方案比琐罗亚斯德教更加均衡、合理——神的圣光不再像琐罗亚斯德教一样只特殊照耀、眷顾于皇帝一个人，而是所有为其共同事业（吉哈德、圣战）所献身出力的联盟内部人员，宗教内部的高层只是在这个分润体系当中占据较大的比例和对教义的优先解释权而已。

而对于波斯这种民间自组织已经被东方帝制深度拆毁的区域来说，这场伊斯兰征服与之前的亚历山大征服一样来了的容易。因为除了帝国的抵抗之外，统御已经被搭好、理顺，后续的征服者是很容易接手的。

只不过，如果萨珊波斯的复国比作波斯版的明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发生于中国盛唐时代的这次伊斯兰征服，大约就可以算得上是波斯版的“满清入关”了。古波斯帝国此前已经延续千年，在泛希腊化时代和安息帝国时代也没有被更改的礼仪典章、宗教制度、文化信仰、乃至民间组织形式，到了这个时期被彻底涤荡、更改，波斯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语成了通行的语言，乃至民间通行的波斯语也不再使用楔形文字而是阿拉伯字母拼写，拜火教被取缔、取而代之以伊斯兰教，各地大量兴建清真寺。受伊斯兰宗教训练的阿訇如毛细血管般深入到波斯各地，代替了原有的民间组织。波斯完成了彻底的伊斯兰化。

之后的波斯，无论是花剌子模时代、蒙古征服时代、伊尔汗国时代还是帖木儿帝国时代，都是由外族征服政权统治的，直到16世纪本土的萨法维王朝建立，波斯有持续了近一千年的时间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这段时间对波斯民族的性格养成其实非常至关重要。

因为异族帝国是天然缺乏统治合法性的，想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依赖已经搭建好的宗教叙事体系，这就是导致伊斯兰教权在无论哪个朝代的波斯权力体系中都处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本土的波斯知识分子，在异族统治的王朝当中，是缺乏通过血缘或者军功进入统治阶层途径的，想要实现阶层跃迁，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进入宗教学校，接受神学训练，最终以教士的身份跻身统治阶层。

类似的情况，其实在中国的清代也有发生，为什么程朱理学在清朝反而获得了大幅度的推崇乃至发展，就是因为大量汉族知识分子将其视为进入统治阶层的唯一途径，而满清贵族也将其视作了有效弥合民族矛盾和笼络汉人精英的一种手段。

所以宛如清朝两百余年的统治在中国民族性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样。从伊斯兰征服到萨法维王朝重建“波斯第三帝国”，这近一千年的历史，也给后世波斯打下了两个洗不掉的性格基础——驯服性和宗教性。

就像我在《伊朗，何以至此？》一文中为您呈现的那样，想在波斯-伊朗这样一片土地上推行近代化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近代化改革首先改变的必然是最先沐浴工业文明之光的城市，其希望在于不断新兴和壮大的城市中产，可是伊朗这个国家的沉重基本盘，却始终在它的农村，那些崇山峻岭阻隔，在千年的时光中被打上深刻的宗教烙印的农村。接受千年驯化，至今仍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伊朗农民们，习惯了在一个二极管的两端来回反转——要么在苦难中逆来顺受，要么则掀起由宗教领袖所引导的宗教狂热，试图在尘世间实现宗教所许诺的平等。

而这种极端化的来回颠倒，几乎是现代化最难处理的绝症与顽疾。它是导致一个文明无法迈入现代社会的绝症。

实际上本土的萨法维王朝就是在宗教狂热爆发与近代化带来的列强入侵的夹击下灭亡的。随后波斯又进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突厥僭主时代，近代再次复兴的巴列维不是没有看到这个梦魇，为了逃出这个魔咒，巴列维王朝的初代国王礼萨·汗甚至把延续几千年的国名都强行更改了——不再叫波斯，而叫伊朗——雅利安人建立的国度。意思是，我们不搞什么宗教至上了，我们学欧洲、学土耳其，我们建立民族国家行不行？

然而不行，延续一千多年的惯性，岂能是国王一句话，一朝一夕就能更改的呢？这个民族，因为曾经过于早熟，已经在历史的乱流中沉沦的太久了。

波斯的不幸，在于它过度的早熟，帝制发源的太早、太成熟，而后是宗教、最后才是其他的东西，如同一个某一方面过于早慧的孩子，阻挡了他人生其他的可能性。

至于那位朋友所说的，伊朗人玩艺术玩的好，显得很文艺，这我的确承认。但追根溯源，最初为什么那么多伊朗人要去“玩文艺”呢？还是上述历史悲剧使然。

如前所述，其实在伊斯兰征服之后，波斯本土精英就失去了除宗教以外阶层上升的可能，所以大量的知识分子在读经之外，只能把自己的满腔热情投之于文艺。比如写作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的菲尔多西，他将自己的一生都花费在著书怀念那个波斯被伊斯兰征服之前的帝王时代。可是却也因之受到了迫害，毕生颠沛流离。

而在他之后更多的波斯知识分子则将精力花费在了更加风花雪月、远离世事的文艺中，诗歌、爱情、美酒、舞蹈、音乐、蔷薇，成为了伊朗人热衷谈论的一切，如同中原知识分子自豪于他们的古典诗词征服了征服过他们的马上皇帝一样，伊朗人也曾自豪于他们虽然被征服，但其文艺成为了冠绝整个中东世界的翘楚。

我承认波斯的文艺曾经很璀璨。

但又有什么用呢？沉醉于浅酌低吟、诗词婉约中，江山依然板荡、士气依然被摧残、被消磨，岁月蹉跎中，波斯，依然成为了那个早熟却又早衰的国度。

这就是我眼中的波斯，我眼中的伊朗。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近两百年前了，更远的东方，另一个早熟了帝制的“诗的国度”，曾有一位诗人终于写下了这首石破天惊的诗歌。但是他的民族并没有立刻得救。

而我依稀记得，波斯也有一位伟大的诗人鲁米，写过一首更有意境的诗歌，似乎是这样的：

不要为黑暗而哭泣。

如果你呆在黑暗里，

你要做那灯，那火，那蜡烛，

你不要只在黑暗里等待！

写诗有用么？有人说，诗歌，不过是一个人对伤痛的应激。那么一个早熟而又早衰的民族，似乎天然就是会写诗的，因为它们经历了太多，伤痕累累。

然而，我们又不禁怀着渺茫的希望，希望那诗，不仅只是辉煌后的余烬后的余烬、而成为点亮新梦的星火。

一个早熟又早衰了的文明，还会有希望么？只要前行的勇气仍在，我想，希望总是有的。

所以请把这诗，献给那些伤痛着的人们，

不为这文明旧日辉煌的余烬，为它的人民未来生活的勇气——

你要做那灯，那火，那蜡烛，

你不要只在黑暗里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