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要“粉”任何王朝

“明粉”群体早已有之，尤其随着《明朝那些事儿》的火爆，许多具有汉族沙文主义者想法的历史爱好者们便聚在一起，开始“粉”起了大明。

此时，“明粉”有一定声量，但尚未出圈。他们奉为圭臬的一句话便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以此来证明大明王朝的皇帝要好于其他朝代。直到近期有自媒体博主，借用古典文学作品等各种工具，开始对明王朝的索隐，也勾起了更加广泛的怀念、热爱、“粉”明王朝的风气。

明代的皇帝更好吗？我看未必。有人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只杀大臣不杀百姓，已经是谬误。朱元璋诛杀功臣，只不过是用暴力的手段来巩固朱家天下，私德上不敢恭维，公器上更是强化了“家天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至于百姓，恐怕不在朱元璋考虑的范畴里，比如他设计的民众职业，只有士、农、工、商四种，其他都不是正经营生，军户、乐户等低人一等且没有翻身的机会。现在年轻人想躺平，那更是坚决不允许。在朱元璋御制的《大诰》里明确规定，“市村绝不许有逸夫”，这就是“知丁法”，邻居亲戚都要互相监督举报，否则被官府发现“逸夫”，本人要被处死，邻居和亲戚要被流放。而且，为了限制民间流动，他还设置了严格的“路引”。听着是不是很熟悉？秦制的延续而已。

明王朝本没有什么“天子守国门”，朱元璋最初要把都城定在老家凤阳。动用了九万工匠、七万军人、约二十万移民和数万罪犯在工地上劳作。为充实 "龙兴之地"，他从江南富庶地区（苏州、杭州、嘉兴等）强制移民 14 万户到凤阳，约 70 万人，这些人背井离乡，不能返回故土，还被屡屡征调修城。据说不堪折磨的工匠使用了厌镇之法，诅咒朱元璋和明王朝，这才让朱元璋迁都南京。而那些被朱元璋一念之下迁到凤阳的江南人，却开始在凤阳淮河水患的侵扰下，一次次流徙乞讨，到后来才有了“说凤阳，道凤阳……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如果按照朱元璋的设计，压根不会有明中晚期所谓商品经济的苗头，恰恰是因为明王朝末年无力实施管理和控制，才让市场经济和民众有些许生机，不过很快被频繁的征伐国防，民力被一次次汲取殆尽，才有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反抗。

所谓“天子守国门”，稍有历史常识者都知道，这是朱棣在靖难之役后，将都城迁到自己的属地。这并非是为了“守国门”，更多是因为自己的嫡系人才和家眷、产业都在燕京。迁都燕京，也能防止北部对抗游牧民族的军事武装做大（他自己就这么起家的），因此明成祖迁都完全是出于自己统治的需要，而非是为了国家安全。对明王朝来说，这次迁都反而有很多负面影响，国都离游牧民族太近，以致于有土木堡之变，蒙古大军险些打下京城，要不是有“粉身碎骨浑不怕”的于谦，明王朝早就完了。整个明王朝中期以后，京城都活在游牧民族南下的阴影中。反倒是清王朝入关后，通过八旗、和亲等方法解决了蒙古东部各大部落，才真正解决了北部边患危机。

至于“君王死社稷”，崇祯帝派陈新甲跟清军谈判，消息泄露后翻脸不认账，把责任全推给陈新甲，明史记载，“帝惭愤，遂杀新甲以自解”。这种只顾及自己颜面，动不动让人背锅的皇帝也寒了大家的心，以致于城破之前，没有一个人敢谏言跑到南京去。最终殉了自己家的皇帝，临死前假惺惺地写信给李自成说要善待百姓，我记得有部小说里写，李自成冷笑说，现在是我的百姓，跟他有什么关系。无论对朱明、李闯还是清廷，百姓在他们眼中都只是“私产”而已。

朱明皇族，也是中国王朝历史上的奇葩。谌旭彬就写到：朱元璋夺取天下后，制定了一项“以天下养一家”政策，即朱氏宗室世世代代皆受朝廷财政供养。按朱元璋的设计：皇帝之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继任亲王，非嫡长子封郡王。郡王嫡长子继任郡王，非嫡长子封镇国将军。依次类推，镇国将军再往下分别是：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奉国中尉是郡王六世孙，这些人往下再繁衍子孙，不管隔多少代皆为奉国中尉，皆由朝廷发放“宗禄”享受免费供养。具体供养标准是：亲王每年禄米一万石（相当于今天的160万斤大米），郡王每年禄米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相当于今天的3万多斤大米）。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夫婿）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这些只是固定俸禄，在婚礼、丧事、宫殿、仪仗、王府官员等方面，朝廷也会按标准给朱氏宗室提供经费。

据徐光启估算，万历中期，朱明皇族在世的已经达到8万多人，当时明帝国的官员只有2万多人，即便加上5万胥吏，整个国家机器的人数也不及吃白食的宗室。谌旭彬就提到，嘉靖时代河南已经需要拿出半数土地和人口来供养当地朱氏子孙，时人讽刺说河南所有的东西都属于“王孙”，除了那些用于让百姓背井离乡的道路。万历三十七年，陕西巡抚甚至上奏朝廷，说“大同苦宗室甚于苦虏”，相比草原上的敌人，朱氏王孙带给山西百姓的苦难更深。而等到明末，宗室人口已近百万，诸多王族脑满肠肥，哪管国家与民众的死活。

明代普通民众的幸福指数，并不比任何一个朝代更高。《明史》中关于饥荒的记录超过1000次，永乐时期，水灾导致“田禾尽没，民食糠杂菱荇”，景泰年间旱灾“人相食”，成化时期，又是旱灾“人相食，草木俱尽”，嘉靖时期“北畿、山东、河南大饥，人相食”，嘉靖三十一年 "宣、大二镇大饥，人相食"；嘉靖三十六年 "辽东大饥，人相食，一斗米一两银"，后来，文字已经不忍卒读，“大饥，父子、兄弟、夫妻相食”，“人相食，发瘗胔 (挖尸) 以继之”，“民争食土 ，腹坠而毙”，“民掘观音土充食，腹胀而死者相望于道”。

别说什么小冰河期，明代百姓“相食”的时候，朱家宗室可是饱食终日歌舞升平。

再到张居正变法，从“实物税和劳役制”向“货币税和土地税”逐渐转型，但这只是加强了对民间的汲取能力，并非有任何富民之举，在变法过程中，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需借贷换银缴税，银价或者农业产量波动，都可能造成更可怕的债务困境。再加上官员盘剥“火耗”，偏远地区白银流通不变，更让百姓难上加难。

秦以来的王朝更替，并没有哪个王朝显得更加可爱。秦帝国奠定了两千年王朝延续的框架，历朝历代不过是优化和迭代而已。汉武帝开始搞盐铁官营和滥发货币，另一方面用迷信化的儒家巩固思想，秦制便已经日臻成熟，历代开始修补，诸如通过科举制来选拔人才、废除宰相加强集权等等，最终反而是在清王朝时期，国防上解决了北部边患，内政上通过军机处等机构让皇帝大权独揽。但从皇帝的素质和勤奋程度，清代反要比明代好一些。但无论怎么变，完善家天下的制度，一面安抚麻醉、一面增强汲取民力，这个大方向始终没变。直到工业革命后的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才终止了这个循环。

往事不可追。一些读者跟我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因此决定恨满清，回到300年前，这种激愤很有必要，然而在满语都已经消失，满族血统被稀释到难以辨认的时候，谁是满人？又该恨谁？两千年秦制以来，每次王朝更替都有大规模的灾难，每个看似强盛的王朝都免不了“人相食”的悲剧，史书上的三个字含了千百年来多少血泪，我们又该恨谁？该爱谁？

以史为鉴，是为了明得失、吸取教训向前看。而不是让历史变成一面哈哈镜，只看到帝王将相的千秋功业，却看不到普通民众的饥寒交迫。

在科技发达、人文昌明的现代社会，“粉”历史上的王朝都显得荒诞。有些人梦回赳赳大秦，却不知更多人在四处征伐、修筑长城、阿房宫、始皇陵时殒命；有些人怀念北宋汴梁的繁华，却不知那个巨大的畸形都市之外，是一场冬雪都能冻死数千人的满目疮痍；有些人奉朱明为正朔，却不知那也是“天下奉一家”，“人相食”不绝于书的朝代。

向前看吧，永远不要“粉”任何王朝。那些以天下奉一家、奉一人的时代，不该为当代人尊奉。那些圣主枭雄可以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该成为当代人的精神偶像。人，活在当下的人，不该“粉”早已入土的腐朽王朝，那些逝去的荣光里，没有勃兴的密码，反倒有历史的教训。这些历史的教训，反倒可能让我们变得更谦逊、更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