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的时代：美国年轻人与未来政治的转折点

　　过去十年，美国公共讨论的焦点一直放在民主衰退与政治极化。然而在这些宏大叙事的背后，一个更深层、也更具决定性的结构性变化正在缓慢累积，那就是年轻人的集体困境。

　　这一代人的情绪并不是青春期的不满，而是一种现实形成的制度性疲惫。他们所面对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向、科技革命的冲击、阶层流动的收缩，以及一个难以兑现承诺的政治体系。年轻人的未来变得模糊，不只是文化环境变化，而是社会基础逻辑本身正在松动。

　　上一代人很难想象“努力会失效”。大学文凭曾意味着稳定工作，而稳定工作又自然通向中产阶级生活。制度在他们身上运作顺畅。经济扩张提供了上升空间。

　　然而 Z 世代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大学文凭不再提供确定性，入口岗位减少，企业不断削减新人培训。被压缩的往往首先就是年轻劳动力。

　　许多年轻人因此毕业即进入就业市场的真空层。学历和能力并未减少，但现实能提供的机会却越来越有限。一位青年保守派活动者曾感叹，他所有名校毕业的朋友几乎没有找到真正对口的工作。虽然不必将其视为普遍规律，但这种结构性焦虑正在扩散。努力与成果之间的联系不再稳固。

　　生活成本使这种压力进一步加剧。住房最为典型。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逼近四十岁，意味着家庭形成周期被整体延后。主要城市房租连年上涨，医疗成本居高不下，食品与能源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即便拥有正职工作，年轻人仍难以达到上一代视为基本底线的生活稳定。

　　工资增长的缓慢，让他们对未来的规划能力不断收缩。购房、婚姻、生育这些传统人生阶段，往往需要谨慎斟酌，而不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人工智能的兴起带来新的挑战。AI 跳过体力劳动岗位，直接切入白领入口。咨询、媒体、法律辅助、会计、程序设计等行业的新人岗位受到挤压。企业更倾向使用机器而非培训新人。职业阶梯的底端因此变得脆弱甚至消失，职业路径的连续性也受到影响。

　　在经济与科技双重压力下，年轻人对制度的信任出现明显下降。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难以在可见层面改善生活的政治体系。政策争论流于表面，治理能力持续迟滞。这些因素让许多年轻人怀疑制度是否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多项民调显示，Z 世代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强烈认同感持续走低。这并不等于他们倾向威权，而是对制度功能本身产生怀疑。

　　政治世代的断层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疏离。2026 年中期选举后，大批资深议员将退休，带走国会重要的制度记忆。熟悉预算结构、立法流程与化解僵局方法的人越来越少。社交媒体时代的新兴政治人物善于制造声量，却未必具备治理复杂体制的能力。

　　年轻人望向华盛顿时看到的，是经验不足的权力结构与情绪化上升的政治文化。他们难以从政治人物身上看到理解，也难以从制度运作中看到希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年轻人的迷茫不只是文化现象，也不仅是代际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现实。他们受到生活成本、科技变革和制度迟滞等多方压力。许多人仍然努力，也关心公共事务，但努力与成果的关联性变得不如过去明确。政治并未被他们拒绝，而是难以提供可信的解决方案。

　　这一代年轻人的境遇，是美国未来的缩影。如果社会无法为他们提供合理的上升通道，将失去的不仅是劳动力与创新能力，也可能动摇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年轻人的信任，是政治体系长期运作的重要基础。一旦削弱，制度就会逐渐空心化。

　　年轻人的退场常常是制度衰老的信号，他们的困境也常常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压力正在累积。美国能否在未来十年重新凝聚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代年轻人是否仍愿意相信生活值得期待、制度值得信赖、未来仍有空间。

　　查理·柯克生前曾多次提醒共和党高层，年轻人的政治选择正在变得流动。2024 年他们将选票投向共和党，部分源自对现状的不满。这种情绪若得不到回应，也可能在 2026 年以新的形式表达。特别是年轻男性，他们的政治态度变化迅速，也更容易引发群体效应。若政治无法提供实质性回应，他们的支持随时可能重新排列。

　　川普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与马姆达尼的会面中，他展现出少有人具备的政治敏锐感。这种判断力使他能够更早捕捉社会情绪的走向，也意识到未来的政治竞争不必集中在意识形态，而在于能否让年轻世代重新看到希望、机会和路径。对于他而言，回应年轻人正在承受的现实压力与心理负荷，正成为新的国家议题。

　　这一代年轻人并非政治舞台的观众，而是未来国家秩序的承担者。当代美国的经济张力、制度负荷与社会情绪，都将在他们身上反映最直接的结果。历史一再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更新或衰退，往往始于最年轻的一代对制度信念的变化。当信念开始松动，制度本身也会随之动摇。

　　美国的下一个十年，将取决于这一代年轻人是否仍愿意把希望托付给制度与国家。能否重新建立这种信任，不只是选举胜负的问题，而是美国能否继续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的问题。让年轻人重新看到未来，美国的未来才真正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