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看见时，美国上流社会在干什么？

　　图片来源： Celina Pereira；盖蒂图片社（摄影）

　　本文作者：阿南德·吉里达拉达斯先生著有《赢家通吃：精英阶层改变世界的伪装》一书，同时担任《The.Ink》时事通讯的出版人。

　　记者们梳理爱泼斯坦的邮件时，一个又一个谄媚权贵的名字浮出水面，人们纷纷低声质疑：“他们怎么能这样？” 这些出身名门望族、身居显赫机构的杰出人士，怎么会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

　　仔细研读这数千封邮件后，答案便不那么令人意外了。当从金融家沦为已定罪性犯罪者的杰弗里·爱泼斯坦需要朋友帮他重塑形象时，他清楚该求助于谁——一个惯于漠视他人痛苦的权力精英阶层。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一名性犯罪者及其受害者，以及他与川普总统的纠缠。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强大社交网络的故事：在这个网络中，有些人或许因为早已习惯对诸多其他虐待与苦难视而不见——无论是网络中部分人助推的金融危机、挑起的不义之战，还是他们纵容的药物过量危机、维护的垄断格局、加剧的不平等现象、从中渔利的住房危机，或是未能保护民众免受其害的科技发展——所以即便知晓爱泼斯坦的行径，也选择了回避。

　　与当下大多数新闻相比，爱泼斯坦事件引起了更广泛公众的共鸣，这让一些当权者感到担忧。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提出“爱泼斯坦阶层”这一说法，这难道不危险吗？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

　　但公众的直觉是正确的。正如邮件所揭露的，人们敏锐地意识到，在政府、商业、游说、慈善、初创企业、学术界、科学界、高端金融和媒体的交汇处，存在着一个高度隐秘的“精英贵族阶层”，这个阶层往往更注重维护自身利益，而非公共福祉。他们有理由不满：这个群体的成员总能获得无数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而无数美国人却连一次公平起步的机会都得不到。他们有理由抱怨：无论是遭遇驱逐、被敲诈勒索、房屋被止赎、因人工智能而失业——甚至是遭受强奸，他们的诉求往往无人理睬。

　　爱泼斯坦能融入这样的社交环境并非偶然。2008年他在佛罗里达州对与卖淫相关的指控认罪后，若没有这个往往反民主、自鸣得意的精英阶层，他绝无可能重塑形象。即便这个阶层中有些人没有参与人口贩卖，他们也在愚弄整个世界。

　　在我看来，这些邮件共同勾勒出一幅极具冲击力的书信体肖像，揭示了我们的社会秩序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谁而运作。这样说并非极端——真正极端的是这个精英阶层的行事方式。

　　“爱泼斯坦阶层”这一概念颇具启发意义，因为人们可能会被爱泼斯坦所讨好的各色人等所误导：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商人、外交官、慈善家、治疗师、教授、王室成员、顶级律师。他在某个时刻发送邮件的对象，往往与另一位收件人的理念针锋相对——比如劳伦斯·萨默斯与史蒂夫·班农、迪帕克·乔普拉与对所有灵性学说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彼得·蒂尔与诺姆·乔姆斯基。这种多样性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团结。

　　他的收件人往往共享一个鲜明的现代精英身份：这是一个统治阶层，在其中，穿梭于四万英尺高空的漂泊生活、世界公民身份以及刚从迪拜归来的经历，赋予了他们昔日深厚根基所带来的光环；学术才智如同过去的门第出身般备受推崇；古老的种姓界限已消融，人们可以在执政、获利、思考和回馈社会之间自由切换，或同时追求这些目标。有些成员，如萨默斯先生，深度参与了这个阶层的各个方面；而另一些人则参与度较低。

　　如果人们对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权力精英仍缺乏了解，或许是因为他们不仅是金融精英、知识精英、贵族责任精英、政治精英或叙事塑造精英——他们横跨所有这些领域，既获利丰厚，又坚信自己的良好意图。如果说这是一个喷气式飞机社交圈，那也是一个“碳抵消私人飞机社交圈”。毕竟，乘坐商业航班无法让你从达沃斯“用信用卡赋权非洲女孩”的早餐会，赶至阿斯彭的“公益加密货币”晚宴。

　　许多爱泼斯坦的邮件都以一种看似平淡无奇的仪式开篇——告知行踪并发出询问。我读得越多，就越意识到这一仪式的深层含义。在“爱泼斯坦阶层”中，邮件的开头和结尾往往是相互试探的“回声定位”。银行家罗伯特·库恩给爱泼斯坦写道：“刚到纽约——希望能见面交流，集思广益。” 爱泼斯坦给亿万富翁托马斯·普利兹克写道：“我周三、周五在。埃德尔曼？”（目前尚不清楚他指的是人、公司还是会议）。给亚利桑那州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的邮件中写道：“诺姆7号要去图森。你那时在吗？” 乔普拉写信说他要去纽约，先参加演讲活动，然后“静修”。游戏开发者吉诺·余公布了他的旅行计划，包括图卢姆、达沃斯和数字生活设计大会——这堪称“爱泼斯坦阶层”的三项全能。

　　起降、往返、演讲活动、静修——这个群体的成员不断追踪彼此穿梭于肯尼迪机场、希思罗机场、成田机场以及你从未听说过的机场的行程。行踪是这个精英阶层的信息素，催生了维系其生存的人脉搭建和信息交换。如果说“你吃了吗？”是传统的中国问候语，那么“你今天在哪里？”就是“爱泼斯坦阶层”的标志性询问。

　　他们的忠诚似乎更少指向下方的民众和社区，而更多指向这个无国界网络中的其他成员。早在2016年，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似乎就捕捉到了他们的本质：“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么你就不属于任何地方。” 爱泼斯坦的收件人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活力四射，摆脱了各种义务，在空中随时准备建立联系。

　　而这样做的回报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就像爱泼斯坦那样，时刻掌握上千人的次日行程和去向，你就可以把需要贷款合作伙伴的收件人介绍给你当天要见的人；或者告知埃胡德·巴拉克某位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感冒了；又或者为某人提供飞回纽约的私人飞机，同时为向你通风报信的记者安排与沙特王室成员会面作为回报。

　　但告知行踪的邮件只是联系的初步试探。行踪是“调情”，而真实信息才是“圆满”。

　　爱泼斯坦是如何成功拉近这么多陌生人的距离的？邮件揭示，一种非公开信息的物物交换经济是关键吸引力。在这个世界里，你赴宴时带的不仅仅是一瓶葡萄酒——你要带来金融家们所说的“优势”：专有洞见、内部信息、会议中的独特收获、对人工智能的反直觉预测、与立法者的谈话片段、明日新闻的预告。

　　“爱泼斯坦阶层”明白，信息越容易获取，非公开信息就越珍贵；人人都在即时发布观点，那些秘而不宣的见解就越宝贵。这些邮件是一个私人的、双向的社交媒体，面向那些不能或不愿公开发布内容的人——就像一个个只有单一订阅者的Substack通讯平台。为了通过提供“优势”来维持相关性，读者能从中感受到他们的渴望与炫耀、急切与从容。

　　“在高尔夫锦标赛上看到马特·C和川普在一起，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那里，”前川普酒店高管尼古拉斯·里比斯给爱泼斯坦写道，这堪称夫妻治疗师所说的“寻求关注”。时任顶级银行高管的杰斯·斯泰利随口提到与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共进晚餐，得到了他可能期待的回应：“特尼特怎么样？” 萨默斯先生抛出诱饵，提到与软银和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的人士会面。爱泼斯坦上钩了：“有谁特别引人注目吗？” 随后萨默斯就可以提供专有情报。这样的交流不断继续：人们在谈论什么？你听说谁会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我向比尔·克林顿提起你的名字可以吗？

　　有时这些人给人的感觉是，一份报纸就能让他们大开眼界。库恩先生给爱泼斯坦写道：“很想听听你对川普政府及其政策的看法。” 虽然在有众多网站可供查阅的情况下，依赖爱泼斯坦获取政治分析似乎有些奇怪，但对这个阶层来说，见解的价值与接收者的数量成反比。而终极的炫耀是获得内部情报后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没什么突破性的内容，”法国银行家阿里亚娜·德·罗斯柴尔德在与葡萄牙首相会面时写道。

　　无国界的“蝙蝠信号”开启了交流，“优势”维持了交流的进行，而在这之下，一场更深层次的交换正在发生。聪明人需要资金；富人想显得聪明；古板的人渴望接触萨默斯先生所说的“既有利可图又放纵不羁的生活”；而爱泼斯坦则需要利用那些对弱势群体所受侵害持宽容态度的知名人士来洗白自己的名声。每个人都拥有某种形式的资本，并寻求交易。核心业务就是“资本洗白”——将金钱转化为声望，将声望转化为乐趣，将乐趣转化为情报，将情报再转化为金钱。

　　萨默斯先生给爱泼斯坦写道：“你是充满求知欲的华尔街硬汉。” 爱泼斯坦回复：“而你是对华尔街充满好奇的知识分子。”

　　在另一封邮件中，爱泼斯坦向克劳斯先生发表了满是拼写错误且不符合事实的气候科学思考，包括加拿大或许支持全球变暖（因为那里很冷——事实并非如此），以及南极实际上正在变冷（实际上南极正在快速融化）。克劳斯先生纵容了爱泼斯坦这位富人的“理论研究”，同时委婉地纠正了他的错误，并暗示更多的研究资金会有所帮助。

　　对这个现代精英阶层来说，“显得聪明”就如同过去继承土地一样：是开启大门的保证。仅仅分享一个超链接是不够的，必须附上你独特的见解。克劳斯先生发送了他发表在《纽约客》上关于激进无神论的文章；乔姆斯基先生回复了多段文字；爱泼斯坦匆匆写道：“我认为宗教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积极角色……我不喜欢任何一方的狂热……抱歉。” 不知怎的，这引出了一个提议：让克劳斯先生带演员约翰尼·德普去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

　　一次又一次，学者们放下身段，提前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询问爱泼斯坦的“想法”。“或许气候变化是解决人口过剩的一个好办法，”德国认知科学家约沙·巴赫沉思道。

　　这种全方位资本交换的本质，在爱泼斯坦、萨默斯及其妻子伊莉莎·纽之间的邮件三角中尤为突出。萨默斯先生似乎从爱泼斯坦的款待、线报、对川普圈子的半吊子洞察中获益，而最令人反感的是，在他结婚多年后，还从爱泼斯坦那里获取约会建议。

　　纽女士寻求爱泼斯坦的帮助，希望联系伍迪·艾伦，并修改她邀请嘉宾参加其电视诗歌节目的邮件。爱泼斯坦向她传授精英阶层的习俗和动机：不要说“来我的节目”，而要说“和塞雷娜·威廉姆斯、比尔·克林顿以及沙克一起参加我的节目”。爱泼斯坦则通过与他们交往，获得了“与聪明人相关联”的益处，通过与哈佛教授和前财政部长结盟来洗白名声，并得以装扮成政治家——有一次，他主动向萨默斯和塞内加尔政客卡里姆·瓦德发送了一封介绍邮件，告知萨默斯：“他是所有非洲人中最具魅力和理性的，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尊重。” 非洲有15亿人口和54个国家。

　　这个阶层有自己的地位游戏。其中一种是，当收到线报时，通过说“我已经知道了”来拒绝这份“好意”。另一种是，通过强调自己的核心地位来为忙碌道歉——“与川普相关的事务占用了我的时间”。当有人提出介绍认识某人时，最冷淡的回应是“不”。终极的权力展示来自马尔代夫的穆罕默德·瓦希德·哈桑，他的邮件结尾写道：“发自总统的iPad。”

　　如果一个外星人降落在地球，第一眼看到的是爱泼斯坦的邮件，他可以通过拼写、语法和标点符号来判断一个人的地位。在这个网络中，语言使用规范与权力成反比。认真的科学家和学者打字工整规范，而富人和权贵的回复则简洁生硬，充斥着拼写错误、不规律的空格和多余的逗号。

　　然而，这些地位游戏掩盖了一个真相：这些人属于同一个阵营。在公众面前，他们可能针锋相对，宣扬相反的政策，网络中有些人甚至对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表示痛心。但邮件描绘的却是一个将自身在决策阶层中的永久地位视为最高使命的群体。当原则与维系网络关系发生冲突时，网络关系总会胜出。

　　爱泼斯坦可能鄙视川普的所作所为，但他仍然与川普的智囊和攻击犬史蒂夫·班农交往，寻求其在加密货币监管方面的帮助。迈克尔·沃尔夫是一名记者，但这并未阻止他为爱泼斯坦的公众形象提供建议。曾执着追查克林顿性丑闻指控的肯尼斯·斯塔尔，摇身一变成为爱泼斯坦的辩护人。他们是永久的幸存者——无论事态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他们都能从中获利。

　　“你支持哪个候选人？”2016年大选前夕，退休的微软高管琳达·斯通问爱泼斯坦。

　　“都不支持，”他回复道。

　　在一封邮件中，他与沃尔夫一起吐槽班农的言论；而在另一封邮件中，他邀请班农前来，并建议额外邀请一位嘉宾——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前白宫法律顾问凯瑟琳·吕姆勒。

　　他与吕姆勒女士的交流尤为引人注目——并非因为其骇人程度，而是因为这些交流展现了这个网络最具变通性的自保本能，以及对底层民众的极度漠视。

　　和许多人一样，吕姆勒女士从奥巴马时代的公共服务岗位转向了私人法律执业，最终成为高盛集团的首席律师。人们从代表总统转向代表银行，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其背后的代价：从事私人工作时，他们利用自己的智慧算计昔日的公共部门同僚；从事公共工作时，他们行事温和，以便为未来留有余地。

　　根据当时的报道，在2014年的一些交流中，吕姆勒女士似乎正在考虑一份工作邀请：美国司法部长。而她向谁寻求建议？一名已定罪的性犯罪者。

　　在另一封邮件中，爱泼斯坦就川普是否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修建边境墙这一问题咨询法律意见。她的回应却是，一位潜在雇主向她提供了200万美元的签约奖金。从“暴政”话题无缝切换到“奖金”，这浓缩了一个核心真相：无论发生什么，这个社交网络的成员都会安然无恙。

　　吕姆勒女士告诉爱泼斯坦，有一天她要去纽约。“然后我会在新泽西收费公路的一个休息站停下来小便、加油，我会看到那里所有体重至少超重100磅的人，看到这些后我会轻度恐慌发作，然后决定余生不再吃任何东西，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成他们中的一员，”她在2015年写道。

　　但在这个“永久幸存者阶层”中，今天的惊吓可能会转化为明天的机遇。她加入高盛几年后，该公司宣布减肥药是一个“1000亿美元的机遇”。

　　通常情况下，你无法阅读他人的邮件。有权有势的人拥有私人服务器、信息技术团队和律师。当你难得有机会窥见他们的真实想法、世界观以及真正追求的目标时，请记住玛雅·安吉洛的话：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

　　如今的美国民主正处于危险境地。爱泼斯坦的邮件堪称当下局势的前传。在情况变得真正糟糕之前，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在这个由机构和社区构成的网络中，所思所做的就是相互关照，而非顾及全民福祉。

　　这个时代，包括关于爱泼斯坦的阴谋论在内的各种阴谋论信仰激增，这背后源于人们一种实际上正确的直觉：这个国家的运作似乎往往并非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嘲笑公众轻信阴谋论，却忽视了人们试图传递的信息：他们不再觉得自己能参与选择自己的未来。无论是鸡蛋价格这样的小事，还是儿童性虐待是否重要这样的大事，他们感受到的都是一种轻蔑的冷漠，以及一种视而不见的本能。

　　如今，那些利用民众对冷漠美国精英的反抗而掌权的人，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比以往任何当权者都更加冷漠。“爱泼斯坦阶层”那种排外的交易行为和道德欺诈，如今已成为美国的执政理念。

　　尽管如此，那些挺身而出、勇敢作证的幸存者们，已经对川普发起了第一次真正的重击。他们团结一致，坚守真相，坚持要求这个国家在弱势群体遭受权力侵害而呼救时能够倾听——他们的行为让上层社会的极度冷漠蒙羞，也为我们指明了其他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