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办葬礼

　　1

　　飞机降落费城的时天色刚蒙蒙亮，我从机舱门口踏进廊桥，空气中一阵湿热扑面而来，我的汗毛好像立刻被蒙上水汽。我赶忙小步快拖着行李快跑进登机楼，脱下在红眼航班上为了御寒的薄羽绒服、塞进行李箱，拿出手机。

　　“我到了。”

　　”姐，我降落了。“

　　我和堂妹不约而同的给对方发了消息。妹妹和我前一晚分别从西雅图和旧金山上飞机，约好了差不多时间到达，没有定回程机票。

　　大概十几小时前，我接到父亲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身在费城的堂哥病危——堂哥安迪是姑姑的独子，他也是除了姑姑和堂妹外，我在美国唯一的亲人。唔，我第一次来美国时似乎就是堂哥陪我一同前往，他应该是第一个见到我在这个国度上最初模样的人。无论有心还是无意，这十几年间我们竟没有在美国见过任何一面，只是在回国探亲时恰好遇见聊上几句。十几年过后，我似乎要在这里见他最后一面。

　　“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我问妹妹。妹妹和堂哥走得比我近，她也曾在姑姑的邀请下在假期来费城小住。

　　“不知道啊......就是很突然，我以为他癌症已经好转了。”

　　“哎，去了就知道了，我叫一个车，我们直接去医院吧。“

　　”好，我跟小姑说一下。“

　　盛夏的清晨，在粉橘色的霞光下，我和妹妹坐上了去宾大医学院的车，早晨的机场高速畅通无阻，从机场到医院的路是东北走向，十几分钟的路程似乎约往前走天色越亮。我打开车窗，想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而又是一阵燥热。我把手伸进书包内层——那里有外婆很久以前给我的五帝钱，也是我的定心丸——心中默念，阿弥陀佛。然后看着我们的车平滑地驶进越来越亮的天色里。

　　2

　　我和堂哥照理说应该很熟悉。九十年代末，我开始上幼儿园了，放学后的时光都会在奶奶家度过，直到母亲工作或者应酬结束后再来接我回家。那个时候，爷爷奶奶家的老房子还没有拆迁，是个小小的四合院，住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姑姑和堂哥，以及我堂妹和她的父母（我的叔叔婶婶）。我从没有见过堂哥的父亲，只知道他和姑姑很早就离婚了，堂哥也因此随姑姑姓。堂哥很调皮，会带我玩“男孩子的游戏”，比如玩火柴盒或者是往地上扔小炮仗——随即伴随“砰——”的响声，一小团黑烟从地上冒起。

　　在我的记忆里中，那时，爷爷奶奶家总是很多人，姑姑和叔叔白天都在家，厨房里有剁肉的声音，后院里母鸡咯咯叫，客厅电视机里放着《还珠格格》，还有打火机点烟声以及玻璃茶杯触碰桌面的声音，有时孩子哭闹，有时卧室里传来大人训斥的声响。小时候没有意识，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国企改革，大家都下岗在家，无所事事。

　　没过多久，姑姑就独自一人动身去美国了，跟着旅游团入境，投奔在纽约的远房亲戚——亲戚并没有提供太多帮助，姑姑便随后在唐人街落脚。她不会说英语，先后在唐人街做美甲工和按摩师。我曾问起过父亲，为什么姑姑要出国。父亲回答地理所当然，她下岗了。可是下岗在家与只身赴美中间有很大的间隙吧——我心想，但并没有长辈回答我的疑问。多年以后，在堂哥的病房里，我七分真诚三分探寻地问起那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你当时为什么要来美国？

　　我没工作啊。在国内那点钱哪里够养孩子。我去美国可以给你安迪哥哥更好的生活。你看，他生病住院，也可以住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都是为了孩子啊。

　　哥哥生病前在大西洋城的赌场工作，和姑姑一样。这是一份收入极其普通的工作，但给员工的医疗保险却是可以让哥哥在宾大医学院获得癌症治疗和重症监护，且哥哥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想象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内，与哥哥从事相似的工作的病人（或从事其他的蓝领工作）大概率很难有这样的医疗保险让他们接受同样优质的治疗，就算可以，估计天价费用也不是蓝领工人可以支付的起的——从这个角度，也许姑姑是对的。

　　新世纪初，去美国的还算是少数，家中很多人都以有一个去美国闯荡的亲戚为荣，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质疑——“美国难道遍地是黄金吗？”对于当时还没上小学的我来说，我属于前者。姑姑通过假结婚获得美国身份后，第一次回国时给我带了大桶的加糖速溶咖啡和奶精，后来还给我带过随声听。

　　“移民局的人很聪明，看你连那男人的生日都记不住，就知道你是假结婚了。我一共申请了三次，第三次才成功拿到绿卡，”姑姑对假结婚的经历毫不避讳，甚至有一丝骄傲，“申请绿卡还要考试呢。”

　　堂哥是在姑姑去美国后七八年后再去的美国，那时姑姑已经获得了美国的身份。我父亲带安迪一次次去广州签证，终于在多次尝试后带回了好消息。

　　我不记得和堂哥正式告别过，只记得有一天他就消失了。我也不记得姑姑和未成年的堂哥分隔两国的七八年间发生了什么——那时我已经上了小学，开始更规律的生活，在奶奶家的时间少了很多。我只记得，有一次在奶奶家，姑姑打来跨国电话，奶奶和姑姑聊了一会后，喊躲在房间里的堂哥来接电话，喊了几声，堂哥都不应，最后也没有接姑姑的电话。当时的我也经常面临着母亲去其他省市出差、学习的处境，有时几天，有时一个月。我经常哭着给母亲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我很不能理解堂哥——你妈妈从美国给你打电话哎，跨国电话很贵的，难道你不想她吗？

　　几年以后，我偶然间在堂哥卧室里看到打开的日记本——是堂哥的日记——最后一行写是“她是我天使般的母亲”。偷看别人日记不好，所以我像触电般地弹出了卧室，但是这句话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天使般的母亲啊，你们分别那么久，通讯不便的年代，这么多年你们怎么度过的？

　　3

　　堂哥安迪十八岁来美国以后先随姑姑在纽约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二人搬去了宾州。我对堂哥这些年做了什么并不清楚，只知道他一直和姑姑生活，先去社区大学上了两年学，想过开面馆、做电商，曾经也跟着姑姑某一任泰国男友去泰国做过生意——这个泰国男友我在家乡见过，姑姑很喜欢他，带他回中国见了爷爷奶奶，但泰国男友后来涉嫌贩毒被美国通缉，所以再也无法进入美国境内。最近这些年，哥哥和姑姑在大西洋城赌场里工作。

　　赌场离我的生活太遥远了，我甚至不知道从何想象起。我和妹妹都是十八岁来美国读本科，读书、交友，过着单纯的大学生活，有着父母的经济支持，每年假期按时回家，或者和同学结伴旅游。我们都按部就班地毕业、找工作、读研究生，在城市里构建自己的支持网络。因为生活环境太不一样了，我和堂哥很少联系。

　　几年前，妹妹曾去姑姑家过春假，期间感叹姑姑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太不一样，叫苦不迭，“姐，小姑他们只去唐人街和沃尔玛买东西。”在美国，因为定价低，东西的质量很普通，沃尔玛的消费群体很大一部分是低收入家庭。唐人街虽然可以购买到很多中国特色零食，但因为购物环境嘈杂，也不会是我们日常出入的场所。

　　“唉，我们太幸福啦。他们哪里的生活哪里有你好。”我提醒妹妹。

　　我偶尔会从堂哥的朋友圈上窥见他生活的一角，他会发他和姑姑在费城郊区买的房子，是那种带院子的独栋大平层，装修简单，但很敞亮。朋友圈照片里的他，倚靠在门廊里的躺椅上，很惬意，看起来对生活很满意。“他很喜欢宾州，大农村，人少，物价低，房子大，很自由。”姑姑告诉我。

　　我和堂哥上一次见面少说也是五六年前了。那时是疫情前，我回国休假，与父亲去探望奶奶，刚好碰上姑姑和堂哥也回国探亲，大家齐聚在奶奶家。那时爷爷已经过世，四合院老房子早已被推平，奶奶住进同一片区域里的公寓楼里。那天，姑姑心情很好，留着酒红色绵羊卷短发，哼着上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堂哥懒懒散散地躺坐在沙发里，伸长着胳膊和腿脚，像一个舒展的大字。堂哥长得很好看，个子很高，身材很匀称，皮肤很白，戴着深色边框的眼镜，斯斯文文的，笑起来时很放肆，露出洁白的牙齿，两个眼睛也在发光，很阳光、很温暖。

　　我在沙发上坐下，面前的茶几散布着果盘、零食、烟灰缸、茶叶罐头和用来擦桌面的毛巾——和以前四合院的陈设一样。因为很久不见了，我感觉有一些拘束，不知道要和堂哥聊些什么，也怕他提问“来美国这么久一直在加州，也不来宾州玩玩”这一类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想告诉他，我有我自己的圈子和生活，况且，如果我和你们走的很近，我怕母亲不开心——上一代人的矛盾总是令人疑惑，我只知道姑姑和母亲互相不喜欢，姑姑曾对母亲恶语相向。还好，堂哥没有问我不会回答的问题，我渐渐放松下来。

　　你们宾州是不是很多人是川普支持者啊。我小心地问，我知道宾州在2016年大选中投给了川普。

　　我们那都是支持他的人啊，很多家庭草坪上挂了支持川普的口号。堂哥很轻松地说。

　　你安迪哥哥去投票了，我没投，不关我事。小姑插话。

　　川普蛮好的，对美国经济好。但我现在不炒股了，我准备等美国经济危机到了，抄底进去。堂哥拉伸了胳膊，自信满满。

　　我还是喜欢奥巴马，你看他多帅。小姑表示。

　　当时，我正在反川大本营之一的一个左翼校园里读书，身边有投票权的朋友都是支持伯尼桑德斯。我接触的美国人局限于校园中，很少在真实生活中见到trump supporter，更没有想到会有人这么直接地把给川普投票说得如此理所应当。我感觉我有责任回击——我怎么能让trump supporter在房间里站舆论高地呢——你们说川普好、川普会给你带来经济收益，那你考虑过他的种族主义言论吗，他的厌女言论呢，他仇视外国人、仇视少数族裔，这一切最后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上的呀。

　　但很快我便放弃了，我觉得我这一套宏观的、“白左”的精英话语在奶奶家的客厅里显得不合时宜。所以我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皱着眉头、努力笑着说，我不喜欢他，我们同学都很讨厌他。

　　4

　　出租车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小姑已经在大厅门口等候。她的卷发被扎在脑后，棕红色的头发好像有点掉色，银丝若隐若现。她披着黑色的夹克，给我和妹妹一个拥抱，用家乡话说：“快，安迪哥哥刚好醒了。”

　　我们跟着姑姑快步走进宾大医院的大厅办理探视手续。大厅很宽敞，像是高级宾馆——冷气开得很足，有浅色木质长椅、漂亮的绿植，左右两侧有扶梯和电梯，穹顶很高，粉色朝阳通过玻璃照进室内。

　　"My nieces...my nieces are visiting."  姑姑冲着服务台的人喊。“我昨天一天没有下楼，所以我不需要登记。“姑姑给我们解释道。

　　因为天才刚刚亮，服务台还只有值班人员在，她看了看我姑姑，面无表情地说，"which floor?"

　　姑姑急迫地说，"14 floor, ICU, 1422."

　　"Do you have a surgery scheduled today?” 值班人员询问我们今天有无手术，我们说没有——我心想，好是麻烦，赶快让我们上去吧，哥哥现在命悬一线，姑姑应该也不想离开太久。

　　值班人员问我们要了证件，问了我们和哥哥的关系，又拨通了十四楼的电话，小声确认信息。

　　我们最终获得了珍贵的探视名牌，带着行李跟着姑姑踏进电梯，按了十四楼按钮。

　　这是我第一次进医院的重症病房。出了电梯，灯光骤暗，好像整层楼都在沉睡。我和妹妹在走道里并排走着，走道右侧是医院的宣传栏和嵌入式储物箱，左侧是病房和护士站。我忍不住地握住了妹妹的手，她也紧紧回握。我的余光撇进病房里——有的病房是空的，只有孤零零的床和沙发，有的病房门紧闭，但里面传来电视浅浅的低吟。每隔几间病房便会有一个护士站——护士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台，工作台顶上有六个显示着附近病房里病人数据的显示屏。我们走到1422的时候，工作台前坐着的两个护士正欢快地聊天，她们激动地朝我们招手，好像认识我们很久，也好像是欢迎我们加入一个短暂但有意义的仪式。

　　毫无防备的，我看到了堂哥。

　　他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皮肤蜡黄，骨瘦如柴，原本丰满好看的脸颊现在可以看到骨头，他头发稀疏，嘴巴张的很大，里面插着两根粗粗的管子，管子里有液体在流动，身边摆着三四个巨大的医疗器械。他半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像是在昏睡，眼皮微微张开，黑色的眼珠往上翻、只占据眼睛的小部分，大部分都是眼白。我瞬间鼻子酸到头顶，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小声呼唤——安迪哥哥，安迪哥哥！没有回应。

　　我恐惧地左顾右盼，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想寻求帮助。随后，我的视线落在病床边两个高高挂着的屏幕，上面有哥哥的心跳、血压、体温——他的心跳在一百出头，我心稍稍安定。他虽然露出眼白，但是还活着。

　　5

　　太阳慢慢升起，病房的玻璃窗朝着东南面，窗外正前方是宾大的橄榄球场，草地很平整，空无一人，视线远处是费城的市中心，高楼林立，阳光反射在远处建筑物上，天空是介于乳白和淡蓝色中间的颜色。

　　“景色这么好，但我真的无心欣赏。”姑姑看我在看窗外的景色， 叹息说。

　　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只能拉姑姑坐在沙发上，给她倒了一杯水。堂哥的病房大概有二十多平米，沙发在病房的里侧，沙发上叠着被褥和靠枕。姑姑的包倒在靠墙的柜子上，鼓鼓囊囊的，里面似乎放了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包。

　　“我这两天都没有下楼，想多陪陪安迪，就用家里带来的生米放在保温杯里闷熟了吃。”姑姑说。我心中一阵心酸，打算过一会去医院餐厅给姑姑带一些正常的食物。

　　“到底是为什么得肺癌啊？我以为从去年到今年，他已经在慢慢恢复了。” 我向姑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我去年就知道哥哥得了肺癌，经历了化疗，当时我父母还给堂哥寄了几万美金希望可以帮助他治疗。姑姑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春季都在国内，我们年初还在国内见过面，也没有听她提起堂哥病情恶化——我便默认他的病情已经被控制住了。

　　“这哪里知道，就是命啊。肯定跟他打了那三针新冠疫苗有关系，本来就有乙肝，加上那三针疫苗就有了反应，”姑姑很笃定的说，“他交往的那个女朋友，广东人，乡下的，懒得要命，好像小学也没有毕业，家里很脏，都是猫毛和油污，空气不好。安迪跟她住在一起肯定加重病情，我让他搬出来他不肯，最后我放了狠话，他才搬出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虽然觉得她说的荒谬，但也不想反驳，只好顺着她的话问，“他女朋友知道他住院吗？”

　　“她前天来了一趟。安迪从她家搬出来时我们闹翻了脸，现在算是结束了吧。”听起来姑姑对安迪哥哥的女朋友意见很大。

　　“安迪哥哥的爸爸知道他现在这个情况吗？”我小心询问。我知道姑姑和他的前夫很久不联系了，但儿子重病，父亲总是有知情权吧，我心想。

　　“没有联系方式了。”姑姑摆摆手，看起来也不想再提这个话题。

　　我突然觉得自己想出去喘口气，医院里的冷气太足，让我手脚冰凉。

　　我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说出口：姑姑来美国二十五年，堂哥成年后的时间也基本都在宾州，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身边没有人来看看哥哥，帮帮忙，关心一下呢？堂哥有没有想见的人、想说的话？他们在工作上的同事、朋友呢？这么多年来总是会有一些社交圈子吧？如果我和妹妹没有赶来，难道姑姑要一个人面对这些吗？

　　说话间，到了ICU医生和癌症医生来检查的时间，姑姑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混乱地向医生们介绍我是她的侄女，“My niece! Niece!” 我收起我的紧张和害怕，提醒自己来的目的之一，代替英文并不熟练的姑姑与医生沟通——我和医生一一握手，介绍自己，表达感谢，询问情况。

　　“感谢你们照顾我堂哥和我姑姑。我今早刚从加州来，我一直不知道他整个治疗过程，现在这个情况我也很震惊......”

　　癌症医生是个华裔，她告诉我，哥哥是基因突变（mutation）得的肺癌，去年检查出来时就是晚期，他先后进行了化疗、放疗，因为癌症已经扩散到身体其他的部位，最近还动了手术。哥哥的治疗团队从去年开始使用了针对这种基因突变的靶向药——靶向药对于其他病人是有用处的，至少延缓两年时间，但对于哥哥却没有特别的用处。现在他的血凝块很多，器官都在衰竭，全靠各种生命支持设备在支撑。

　　“Mutation?" 我小声重复着这个词。这不就是中国人说的“命”吗。

　　“还有多久？”我含糊不清地问ICU医生，不想说的太直白怕姑姑听了难过。

　　ICU医生很年轻， 面色凝重，小声但肯定地告诉我，“In 48 hours; and specifically between 12 to 24 hours.” 医生再三表示，他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了，现在器官都在衰竭，做更多的也不会有其他改善了。

　　堂哥还有12小时了，太不真实了。我又感受到一阵冰冷，双手攥紧拳头。

　　“Ok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help.” 我对医生说。

　　6

　　“幸亏你来，我英语不好，跟医生聊又聊不明白。”医生走后，姑姑对我说。

　　“你多跟姐姐学，做事麻利，自身本事硬了，才能胆子大，跟谁都可以聊，”姑姑又转头对妹妹说，“想当初，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唐人街做美甲，所有美甲工中做的最快最好，所以我敢跟老板和客户提要求......“ 姑姑很喜欢说她当初只身一人赴美、在纽约唐人街打拼的事情，她觉得新一代的移民因为家里条件好、父母扶持，不愿意吃苦，不像她当年，凡事靠自己。

　　医生离开后，房间里安静下来。姑姑握着堂哥的手，俯下身，在他耳边用家乡话说，“安迪，安迪，你听到妈妈说话吗，你看看谁来了，你不是说想见你的两个妹妹吗？” 我不忍心盯着堂哥看，看到他的眼白和蜡黄皮肤，又害怕又心疼。突然，堂哥左侧的机器发出短促的“嘀嘀嘀——”响声，我五脏六腑好像被瞬间压缩了一样，小腹一阵酸痛，小声叫了出来，急忙看向显示屏寻找心跳那一栏，害怕看到心跳骤降的情况。还好，只是因为堂哥咬到了插在嘴里的管子，机器发出响声提醒护工来调整。

　　医院里听不到大声喧哗，但是各种医疗机器的声音却让人更加揪心，有的沉闷，有的尖锐，每每听到机器的声音，我的心就提了起来，像受惊的猫咪，警觉地观察周围，等待时机立刻逃跑，等确定危险解除——比如护工面色平静地走进病房更换输液、又面无表情地走开——我的心才慢慢落回原地，如此反复无数次。每当听到远处病房里传来的“哔——哔——”声，我便心想，那个病人在发生什么，他的护工是不是也是面色如常的走进去又走出来。

　　我和妹妹站在床脚，看着姑姑和堂哥说话。重复的话，一遍一遍地喊着哥哥的名字。

　　“安迪，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

　　“是谁在跟你说话呀，我是谁呀，你再喊我一声啊，安迪......”

　　“你总是嫌妈妈烦，我把你像腰带一样系在身上，我去哪你去哪，看你还嫌不嫌妈妈烦。”

　　“你说，‘爱——妈妈——’”

　　“你看看谁来了......”

　　我走到姑姑身边挽住她的手臂，摸着她的后背，想要给她一些安慰。突然，安迪扬了扬眉毛，很明显是认出了我，姑姑激动，“他看到两个妹妹了！”我急忙挥手让妹妹也过来——安迪哥哥醒了，快来快来——我望向哥哥，他的眼白部分少了很多，看到了更多的黑色的眼珠，“安迪哥哥，安迪哥哥”，我们一遍一遍地叫他的名字，声音带着哭腔，我努力控制，希望把快乐和笑容留给哥哥，希望他感觉到身边有亲人的陪伴。

　　7

　　下午五点时，护士告诉我和妹妹，今晚我们可以在病房里过夜，不需要额外申请——联想到上午医生说的时间线，我知道今晚会是一个关口，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待那个必然的结果，等待他在哪一刻离开——但这一刻什么时候到来，到来时是怎样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我又感受到一阵小腹绞痛，决定先去洗个澡。我让高于平常的温度的水猛猛冲击我的身体，希望水的重力可以缓解我的紧张情绪，然后深深呼吸，默念——阿弥陀佛。

　　再次回到病床前时，窗外已经笼上浓浓夜色，远处费城市中心的高楼亮起灯，青灰色的云飘在天幕上，星星点点的车辆在城市里流淌。晚上的ICU比白天安静许多，主治医生们都下班了，留下值班的医生和护士在护士站里坐着聊天，走道里的光线暗了下来，让人不禁压低声音说话，这一切都显得机器的响声更加让人心惊肉跳。

　　护士看向显示器上堂哥的生命体征，我顺着她的视线，望向那些数字——他的心跳还是维持在100左右，但堂哥的血压非常低，上血压从今天下午的79慢慢降到现在的63，下血压只有24，我知道这极度危险。我和妹妹紧紧盯着显示器上的数字，不敢漏过任何一秒，等待那一刻的来临。堂哥脸上毫无血色，眼白占据了整个眼睛，“他的手都是冰的”，小姑说。

　　突然，显示器上的数字突然有了极大的变化，“啊——wait, nurse!” 我忍不住叫出声来——堂哥的心跳一瞬间从100降到55，上血压从60降到40。我急切地跑出门喊门口的护士进来，姑姑声音颤抖，更加用力的喊哥哥的名字。十几秒后，值班医生来了。

　　“Now he’s actively passing.” 值班医生说。

　　我觉得她好像在距离我很远的地方说话，听不真切，于是又问了一遍，什么，你说什么？

　　“He’s actively passing.” 值班医生重复。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居然有一个奇妙的感觉，active和passing这两个对立的词居然此时可以这么和谐地存在于一个句子里。他正在路过人生这一趟旅程。

　　医生小声地说，还有什么最后的话想对安迪说，现在是时候了。

　　我给姑姑翻译医生说的话，姑姑，再对安迪哥哥说点什么吧。

　　姑姑颤抖地、呜咽着，顿住了——我紧张到了极点，快说啊姑姑，再不说就来不及了——“安迪，不要忘了妈妈，妈妈带你回家......”

　　医生问，要不要把生命支持仪器撤掉，让他平静地走。

　　姑姑说不出话来，五官皱在一起，颤抖着点头同意了。

　　我和妹妹紧紧握着对方的手，看着医生撤除设备，然后紧接着，显示器上的心跳消失了，波浪线变成一条直线。

　　医生拿出听诊器去听了堂哥的心跳，对我们表示抱歉，然后宣布了死亡。

　　8

　　“安迪，安迪，你答应妈妈啊。”

　　“安迪，你跟妈妈回家，不要走错路啊。”

　　“安迪，你不听话，让白发人送黑发人......”

　　和电视作品里不同，姑姑没有扑在哥哥身上哭泣，没有大喊哥哥不要离开。她的啜泣像低吟，她的声音在颤抖，但她对安迪哥哥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完整。

　　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心感觉重得像灌了铅一样，我突然无比想念我的父母，我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我不能让我的母亲有这样的遭遇。

　　护士熟练地帮哥哥拿走嘴里的管子和藏在身体里的针管，把围在他周围的器械和吊瓶都推到房间角落。值班医生告诉我们，家属可以再在病房里留两个小时的时间，两小时后，医院的人会把哥哥带去太平间，等待funeral home（殡仪馆）的人来取。我很诚恳地向她表示感谢，然后向她询问了如何联系殡仪馆、开具死亡证明、如何处理尸体的步骤。我和妹妹从未办过葬礼，更别提现在是在美国的陌生城市。我快速在在谷歌地图上搜索了附近的殡仪馆——恰好看到一家华人殡仪馆，离这里非常近，评分也很高，我暗想，他们应该可以做有中国特色民俗的葬礼吧，姑姑很相信烧纸钱、诵经等风俗，找华人办比找老外强。

　　病床前，姑姑已经把哥哥的床放平——先前病床上半部分呈四十五度角，哥哥是半躺在病床上。姑姑伸手去帮哥哥合上眼睛，她的动作很慢，等她的手移开时，哥哥的眼白消失了，眼睫毛垂下来。姑姑又尝试把哥哥的嘴合上——因为哥哥嘴里一直插管，他保持嘴张大的姿势很久，当医生把管子拿掉的时候，他的嘴部肌肉并没有自然回收，仍然张得大大的，有点像“尖叫鸡”的口型——姑姑用一只手托住哥哥的下巴并尝试把它往上提，但下巴好像是失去了弹簧或者其他零件的开关，只要姑姑一松手，它又回落到插管时的位置。我心中焦急，提议要不要拿枕头给哥哥枕上，头抬高，有一个角度也许也会更容易合上。姑姑随即用两个枕头把哥哥的头垫高，又把另一个枕头放在哥哥的下巴下方，同时用手托住下巴，借助外力让他的嘴合上——大概几分钟后，姑姑把手从哥哥的下巴上离开，哥哥的嘴虽然没有完全并拢，但上下嘴唇的间隙少了很多。做完这一切，姑姑吐了一口气，后退一步望着哥哥，“诶？你们看，安迪的脸色比刚才还好了一些。现在反而没那么黄了。” 我和妹妹连忙附和：是的！哥哥走得不痛苦，他现在很平静。

　　“现在怎么办？谁给他化妆、换衣服，他才三十五岁，仪式是不是要有不同？死亡证明怎么办？要不要去找和尚念经？”小姑像突然惊醒，激动地问。

　　我急忙安抚姑姑，“费城唐人街有一家华人殡仪馆，我们明天就去找他们，他们应该有这些服务，别担心。殡仪馆会帮我们开死亡证明，别担心。”

　　姑姑担心哥哥身体变硬之后就没办法换衣服，决定现在给他换上他住进ICU那天的服装，“正好这双鞋是他最喜欢的，还有他喜欢的鸭舌帽......“

　　就在这时，微信电话响了，是父亲打来的。我的眼泪又溢了出来，“安迪哥哥......刚走了......”我如实相告，但无法再说更多。

　　“你小姑呢？”我爸问，面色沉重。

　　我本不想让姑姑接电话，觉得她现在心绪难平，怕她见到兄长会更加难过。

　　但姑姑听到父亲的声音，抹了一下眼睛，向我伸手接过手机，尽量平静地对父亲说，“我没事，没事，幸好两个丫头在身边。”

　　两个小时快过去了，姑姑想要在零点十二分离开病房，因为数字更好听。我们默默帮姑姑收拾了衣物，把沙发上的被褥摆放整齐，把用过的小桌板折叠起来倚靠在墙边。东西都收拾完毕了，一切好像安静下来，没有机器的滴答声，没有护士走动的声音。姑姑静静看着安迪，他很平静，胸口没有微弱的起伏，口中没有粗粗的管子。在她的整理下，哥哥穿着浅色套头衫、牛仔裤，戴着深色鸭舌帽，鼻梁上的眼镜摆得端端正正，手上还戴着一串佛珠。他的表情好像睡着了一样，很安详。姑姑看了看我们整理好的沙发，视线移动到窗台上——那里是今早隔壁医生送的金色花束——“把花放在安迪哥哥手里吧。”姑姑说。妹妹把插着鲜花的小花瓶捧来，把瓶子里的水倒完，放到了哥哥的怀里。姑姑轻轻摆弄那花束的方向，让花瓣朝着哥哥。她又抚了抚哥哥的套头衫，再次提醒，“安迪，不要走错路啊。“

　　“我们走吧。”十二点十二分，姑姑轻声对我们说。

　　我和妹妹拿上行李，最后一次在病床前驻足，“安迪哥哥，一路走好。” 我心中默念。

　　姑姑穿上她的黑色夹克，再回头看堂哥一眼，然后走出病房，没有再回头，把堂哥留给了空空的病房和窗外星光点点的黑夜。

　　9

　　费城唯一的华人殡仪馆坐落在唐人街的一处角落，老板的名字叫Jason, 是个光头，越南裔和广东籍华裔的混血，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抱着一只杀马特风格的白色小狗，坐在殡仪馆二楼拥挤的办公室里，白炽灯照着他的光头显得格外发光。他的办公室地上堆着各式各样墓碑样品，留给人走路的空间很有限，架子上摆放着供客人选择的骨灰盒样式，墙上挂着黄历、各种宗教的葬礼习俗的介绍，隔壁房间有不同材质的棺材选择。

　　“得知我开殡仪馆的时候，我爸妈跟我断绝了关系，十年没联系，”在去火葬场的路上，Jason对我说，“唐人街的其他店家都来我门口抗议，觉得我带来了坏的风水——但是我觉得华人群体需要一个殡仪馆。”

　　“你爸爸现在同意了吗？”我好奇。

　　“同意了啊，你看后面那个帮忙的老头就是他，”Jason指了指后面那辆车，“但大家庭的聚会和活动我还是不被允许参加，家里人觉得晦气。”

　　“我觉得你很重要，如果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我们这次该怎么办。”我很诚恳地说。

　　在过去的几天里，Jason帮哥哥办理了死亡证明，把哥哥从医院接到了殡仪馆、化妆、更换衣服。姑姑曾犹豫，要不要把哥哥葬在费城。

　　“你以后打算回国定居吗？”我问姑姑。

　　“当然啊，留在这里干什么。”

　　“那把他带回去啊，难不成你每年回费城来看他？”Jason插嘴道。

　　“唉，你们不知道，带骨灰回国很麻烦，外籍买墓地也有很多手续。”姑姑皱眉头，摇摇头。

　　我有些不耐烦，觉得姑姑总是注重一些在我看来都是可以解决的小细节，“小姑，我觉得你应该跟着你的心走，你想让安迪哥哥在哪里？办入关手续、买墓地，这些事情一件一件来，都是可以解决的，重要的是你想要什么。”

　　姑姑猛地看向我，眼眶泛红，“你说的太对了，我要带他回家。”

　　这天早上十点，我和姑姑、妹妹再一次来到殡仪馆，参加哥哥的告别仪式。姑姑按照Jason的要求，带来了自己做的肉圆和牛肉——都是以前安迪哥哥喜欢吃的——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身穿正装——都是男性，据说只有男性才可以抬棺——他们已经把殡仪馆一楼房间布置成了灵堂。我迈进房间的时候，放慢脚步，屏住了呼吸，我知道安迪哥哥就在里面。我的视线从房间的尾部开始移动，房间很亮，灯光是很温暖的颜色，里面整齐摆放着至少五十把椅子，像是要进行严肃的学术讲座。房间前侧摆放着一张巨大的深色木桌，上面有一个音箱，正在缓缓诵经，桌面上还摆放着各种冥币，鲜花，蔬果，酒水，还有被烛光包围的哥哥的肖像以及祭奠他的牌位，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年龄。

　　“我给他牌位上的年龄改成了39岁。”我想起昨晚Jason对我们说的，姑姑最痛心的事之一是哥哥只有35岁——听说Jason刻意把他的年纪写成39岁，姑姑摸着胸口感慨说，好好好，太好了。

　　我的视线终于停留在房间的最前方：哥哥正躺在深色的棺木里，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带着白色手套，头发还抹了发胶、梳得整整齐齐。我仔细端详哥哥，感觉Jason未免化妆手艺太好，有点不像哥哥了——他何时这么精致？我记忆中的哥哥衣着整洁但松弛，从未如此一丝不苟。

　　姑姑看到哥哥后，开始无声地流泪，她没有上前，而是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向门口张望，好像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来参加告别仪式，我急忙抢先跟他说，今天我们三个送安迪——我怕他直接询问，还有没有其他亲朋好友来参加，怕姑姑会觉得偌大房间空空荡荡、哥哥走得冷清。毕竟对于传统中国家庭，红白事通常都是热热闹闹的，如果可以，谁不想在在最后一程被爱的人包围呢。

　　仪式开始，我们向哥哥鞠躬、敬酒、给哥哥“喂饭”。我们绕着棺木走了很多圈，每走一圈鞠一次躬，向他祝福“一路好走”。我们给哥哥烧了很多纸钱，包括手折的元宝，美元、欧元、人民币的冥币，四季衣，电子产品的纸质模型等等。烧纸的地方在房间的尾部，是一个巨大的壁炉——我把手里捧着的冥币往壁炉内抛去，熊熊火焰卷起纸钱，瞬间化成灰烬。我的脸很烫，是壁炉的温度，我不禁想到，很多人的最后一程，包括哥哥，都是在火焰中消失，归于尘土。

　　火葬场是在远离费城市中心的一个绿树成荫的墓园里，是一个很简陋的小屋子，有点像以前农村的锅炉房。在Jason的要求下，我们三人都背转身，不看工作人员把哥哥放进火葬箱的过程。我背对着那间小房子，仔细听身后的声音、等待，只听见“砰——”的一声，我知道哥哥已经进了火葬箱。Jason的声音从后面升起——因为小房子里风箱在运作，噪音很大——Jason不得不提高声音，好像在吼叫。他让我们最后对哥哥鞠躬，然后从后面离开屋子，不要回头——我们照做，挽着姑姑，向哥哥鞠躬，默念“一路走好”，然后快速地从房子的后门离开。其他工作人员看我们出来，急忙指了指地上的火盆，让我们跨过去，又让我们用放了柚子叶的水洗脸，意思是不让安迪哥哥跟着我们。

　　这一切大概在六七分钟内发生。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快节奏的项目中的一环，现在项目终于完结了。

　　“结束了，”姑姑用家乡话说，“送走他了。”

　　“是的，很顺利。”我紧紧抱住姑姑说。

　　“是的，很顺利。”姑姑重复道。

　　回费城的路上有些堵车，我和Jason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聊他入殡葬行业的故事，但眼睛余光始终看着后座的姑姑。窗外骄阳似火，姑姑半个身体坐在阴影里，半个身体坐在阳光下，她还是穿着那件黑色夹克，头发扎起，嘴巴微微张开，望着车窗外。阳光落在她的眼镜上反射着白光，让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姑姑会后悔来美国吗？我心想。也许不会吧，如果说人生重在体验，那姑姑的人生很精彩。况且，她是个很要强的人，一定不会承认自己后悔。

　　哥哥如果没有来美国，会有“更好”的人生吗？什么是“更好”呢？是在母语环境中，顺着中国经济腾飞的大时代，过上小康的生活，而不是在异国他乡打工吗？但是他很喜欢他的宾州生活呀，很简单，很自由。

　　不考虑当初留在中国的可能性，美国是一个容错率相对高的社会，他们有可能在美国过得和现在不一样吗？哥哥有可能完成他的大学学业吗？姑姑有可能接触到更多元的美国社会、从而不至于提起广东人便话里话外的带有偏见吗？姑姑常说，我和妹妹这一代移民，有经济基础，有语言优势，就是会比老一代移民过得好——我不否认，与他们相比，我和妹妹实在是太幸福了。可是，我也有华裔同学的父母移民美国，家境贫寒，语言不通，在唐人街打工、开餐厅、学英语，最后为家庭织出一张安全网，子女在大网之下成长成人，把生活过得有声有色。这样的故事是个例吗？

　　10

　　两个月后，姑姑带着哥哥的骨灰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和以往的回国探亲不同，这一次她应该是永久地回去了，也为她的旅美25年画上了句号。

　　“昨天从小区交了钥匙出门，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姑姑给我发消息说。

　　“放心吧，我不会成为祥林嫂的。”她又说。

　　我相信姑姑，她会好好地走下去的。

　　写作感想：

　　我在写作时，时常想起和姑姑年纪相仿的其他长辈们，他们大多数都留在家乡，做着普通的工作。虽然姑姑是那个“走出去”的人，但她的很多观念似乎还留在过去，相反是“留下来”的人好像更加进步、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在过去二十年间越来越好。我不想得出“如果当初姑姑没有出国，一定会过得更好”这样的结论——出走的理由千千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笼统且居高临下，我对“留下来”的人的观察也有可能只是幸存者偏差。但我仍然好奇“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今姑姑在国内开始了下一个二十五年，我希望她一切顺利，希望哥哥的在天之灵护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