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山曾禁止女性攀登：她剪短发穿男装冒雪登顶

　

　清晨时分的富士山插画。1872年以前，女性一直被禁止攀登这座山。

　　高山辰(Tatsu Takayama，高山たつ，音译)的墓冢朴素无华，静静坐落于东京西部一处静谧角落的西祥寺内。墓碑是一根寻常石柱，混在周围的碑群中，几乎难以分辨。

　　可这墓中遗骨，却承载着一位女性震撼人心的精神——她对群山的敬畏之心，以及为守护这份敬畏挺身而出的勇气，早已超越了她的生平过往，在岁月中留存下来。

　　1832年，高山辰成为首位登顶富士山的女性。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女性攀登富士山是严令禁止的。她不顾世俗律法与宗教惯例，换上男装毅然出发，哪怕面临被流放的风险也毫不在意。

　　历史学家宫崎富美子(Fumiko Miyazak，宮崎ふみ子，音译)在《女性朝圣者与富士山：对女性禁令的视角变迁》一书中记载，登顶前的那一刻，高山辰对同行者说：“就算登顶的瞬间就会死去，我也要爬上顶峰。要是能平安回家，我想鼓励所有女性都来攀登。”

　　虽说她的成就非同凡响，可她的故事却渐渐从公众记忆中淡去。一方面，日本早期登山史的记载由男性主导，她的事迹被掩盖；另一方面，当时女性的宗教活动与登山经历本就缺乏妥善留存，这让她的故事更难被人知晓。

　　“她当年的行为，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登山。在那个年代的日本，登山是一种宗教仪式，是朝圣之旅，而非征服自然，”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宗教研究教授芭芭拉·安布罗斯(Barbara Ambros)解释道，“正因为如此，像高山辰这样的女性，往往没能被写进历史。”

　　但这恰恰凸显出高山辰登山之举的非凡——这是一次大胆突破常规的虔诚行动，理应和日本最早的登山故事一同被铭记。如今留存于寺庙档案与家族记录中的相关细节虽不多，却每一处都令人动容。

　　富士山山顶的描绘图。这座山的山顶在当时被视为神圣之地。

　　富士山上的女性禁令

　　富士山从来都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山。对于江户时代在江户(今东京)周边盛行的富士讲——这个融合了民间佛教与神道教的团体来说，富士山不是一处游览目的地，而是一尊神圣的神灵。

　　为了表达虔诚而攀登它，要忍受山间稀薄的空气，这是最接近灵魂净化的方式；而成功登顶，便意味着置身于众神之列。富士讲的活动基地位于日本关东地区，他们组织的富士山朝圣活动有着严谨的流程，全程依赖“御师屋”——也就是专门接待朝圣者的客栈。

　　在这些客栈里，神职向导会为登山者安排住宿、主持祈祷仪式，还会帮他们做好登山前的宗教准备。

　　可女性对富士山的这份崇敬，却受到了诸多限制。江户时代推行“女人禁制”教义，认为女性在仪式层面是“不洁”的，会玷污山体的神圣——即便富士山本身被当作女神崇拜。 “当时的人觉得，女性登山会触怒山神，”安布罗斯说，“他们认为女性会因经血、生育而带有‘污秽’，而且这种‘污秽’是与生俱来的，根本无法清除。”

　　为了推行这一禁令，山上专门设置了守卫和检查站，一方面管理朝圣者，另一方面严格禁止女性进入特定海拔以上的区域；一旦有人违反，要么被劝退，要么会受到惩罚。

　　一代又一代的富士讲女性，只能在远处向富士山祈祷：她们在山脚下修建神社，通过男性传递自己的心愿；还有人建起“富士冢”(Fujizuka)——也就是小型的、可攀登的富士山复制品，用这种方式象征性地完成登顶。

　　即便如此，还是有部分女性不满足于这种象征性的攀登。正如宫崎文子在书中所写：“只要有机会，女性朝圣者就会想方设法往山的更高处爬”，公然对抗禁止她们登山的律法。

　　“高山辰未必是唯一一位为女性争取登顶权的人，”安布罗斯说，“她所信奉的宗教，在男女关系的理念上或许有些特别，和当时主流的观念不太一样。”

　　高山辰登山时由三名男性陪同，她通过剪短头发、乔装打扮，成功避开了他人的注意。

　　高山辰的反抗攀登

　　直至今日，富士山依然以近乎完美的对称姿态，矗立在日本本州岛中部的平原上，山峰直插云霄，海拔超过3776米。黎明时分，光线缓缓铺满山体，穿过成片的雪松与松林，再往上，便是火山碎石与矿渣遍布的区域。山顶附近空气稀薄，即便到了夏天，沟壑里也还残留着霜雪。

　　1832年10月末，登山季眼看就要结束，高山辰踏上了她的登山之旅。据《高山辰子相关资料》——这部收录了与高山辰相关的历史记录和教派文献的合集记载，她从吉田口出发，同行的有五位男性：三位同门弟子、一位挑夫，还有带队的68岁富士讲神职人员小谷三志(Sanshi)。

　　三志愿意带她登山，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事——那个年代，大多数教派领导者都严格遵守“女性禁令”，只有教派中一小部分敢于发声的人，主张允许女性有限度地进入山体。

　　那时的高山辰24岁，留着齐眉的短发，举止端庄得体。

　　记载中提到，她穿了一件“辨庆式带角和服”，面料粗糙、颜色深暗，款式是宽肩紧腰的设计。 他们在黎明前就出发了，当时的空气又冷又干，刮在脸上像针扎一样。一行人都穿着草鞋，脚上裹着好几层棉质足袋——这种袜子本就是为搭配草鞋设计的。

　　每个朝圣者随身携带的东西都很少，只能系在腰间：用布包好的饭团、印有富士讲教派印章的护身符(用来驱邪避灾)，还有一块打火石。

　　走到第五合目时，他们停下来过夜。等第二天早上醒来，眼前的世界已经一片雪白——原来夜里下了一场大雪。

　　《高山辰子相关资料》中转载的一份富士讲编年史里写道，一行人“在厚厚的积雪中艰难穿行”，前面的路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又被雪盖住，根本辨不清方向。狂风呼啸着，扯破了他们的衣服，也冻得他们脸颊生疼。

　　几个小时后，山顶的鸟居大门终于在迷雾中露了出来。在神道教的传统里，鸟居是凡间与神圣世界的分界线，看到鸟居，就意味着已经踏入了神圣之地。

　　登顶的那一刻，没有任何隆重的仪式，只有一位穿着男装的年轻女子，在1.2万英尺的高空缓缓低下了头。富士讲的记录里，也只简单写了一句：“龙年出生的女子，于龙年登上此山。”

　　三志把这次登顶的经历写在了一份卷轴上，这份卷轴如今保存在新宿区上落合高山家族的富士讲档案里，是少数能证明高山辰这一开创性壮举的现存文献之一。

　　尽管富士山的 “女性禁令”最终被废除，但这一结果源于现代化进程，而非道德层面的考量。

　　登顶之后的故事

　　虽然高山辰的登山行为违反了“女性禁令”，但从历史记录来看，她不仅成功登顶，还没被人发现。她大概是混在其他几位朝圣者中间，尽量保持低调，再加上清晨登山的掩护，还有男装的伪装，才顺利躲过了检查。

　　即便这样，她的壮举还是通过富士讲的人际网络和当地社区，慢慢传了开来。“高山辰登顶的消息，其实惹得当地居民很不满，有不少人把之后几年发生的自然灾害，都归咎于她的这次登山，”宫崎文子在书中这样写道。

　　而女性禁止攀登富士山的规定，依旧没有改变。《日本山岳妇女史》这部史料合集中，保存着富士讲寺庙记录朝圣者活动的官方文件——也就是寺庙巡逻日志，里面记载了多起女性在富士山半山腰附近被拦下的案例。

　　这种情况，一直到1867年才开始有了变化——那是高山辰登顶后的第35年，英国外交官哈里·帕克斯爵士(Sir Harry Parkes)的妻子范妮·帕克斯(Fanny Parkes)，被赞誉为“首位登顶富士山的女性”。

　　帕克斯的登顶，为非日本女性攀登富士山打下了基础。江户时代晚期，就算还没正式废除禁令，登山路线的管理人员对外国女性登山者，也越来越宽容了。

　　之后，来富士山的朝圣者越来越多，登山路线不断拓宽，沿途也建起了避难所。可日本女性的遭遇，却没什么改变：她们登上了山，却被历史遗忘，最终只能在历史的角落里无声无息。高山辰的故事，也渐渐被人淡忘了。

　　1872年，也就是高山辰登顶后的第四十年，明治政府终于废除了日本禁止女性进入圣山的规定。不过，这次改革并非出于道德考量，而是从实际需求出发——是日本现代化进程和政府法令带来的附加结果。

　　而且，尽管长期以来村民和寺庙负责人都反对女性登山，还警告说这样会招来灾难，但禁令废除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大规模抗议的记录。

　　一个多世纪过去，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历史学家岩科小一郎(Kōichirō Iwashina)和冈田博(Hiroshi Okada)，才重新发现了高山辰的事迹。他们在家族档案里，找到了一份富士讲的卷轴——纸张已经磨损，上面的墨迹也变得模糊，只有一行字还能辨认，写着那位“龙年登山的女子”。

　　如今在西祥寺里，高山辰的墓碑混在众多墓碑中，显得格外不起眼——石块被雨水冲刷得温润，上面还长了青苔，碑上的文字也磨损得几乎看不清。没有任何标记能告诉人们，这里埋葬的，是首位登顶富士山的女性，是那位勇敢突破世俗束缚的开拓者。

　　每年夏天，依旧有几千名朝圣者来到富士山。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最早登上这座山峰的女性，是穿着男装、在风雪中，违背禁令完成这一壮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