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莫斯科小娇妻

　

　　插画：Nicholas Konrad

　　我与阿琳娜·罗滕贝格相识于2012年夏天。彼时36岁的她已离异，但她的姓氏在莫斯科却意义非凡。在莫斯科，像阿琳娜这样的女性不在少数。她们容貌姣好，紧致的肌肤与尽显奢华的衣着都在彰显财富。但在周遭人眼中，她们的美丽总要“克服”些什么——克服被抛弃的过往，克服30多岁就被视作“年长”的偏见，克服所谓的“性格问题”（俄语里类似“不好相处”的说法）。

　　阿琳娜的前公公阿尔卡季·罗滕贝格，成为了亿万富翁。别墅与公寓、司机、身披外国奢侈品的情妇，这些旧日景象再度回归。但这一次，规模却截然不同。如今的俄罗斯能接触到全球市场——这既利好其出口，也满足了精英阶层对房地产和高端商品的无尽渴望。俄罗斯女性中，弥漫着一种迫切渴望：挤入这个镀金的上层圈子，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便是俘获一位身处其中的男性。

　　阿琳娜的姓氏既标志着她曾达到的高度，也暗示着她跌落的深度。她开着一辆白色奥迪双门跑车来赴约——她告诉我，这是她的夏季座驾（冬季则首选路虎揽胜运动版）。她模样出众，深色卷发精心打理后垂落肩头，手腕上戴着劳力士手表，脖子与耳垂则点缀着钻石与珍珠。那是夏末一个闷热的午后，但对于这位新的“公爵夫人”而言，必要的排场一丝都不能少。

　　从某些角度看，阿琳娜的经历本可能与我相似。我们都来自苏联犹太家庭，是布尔什维克后的第三代女性——那场实验本想让传统资产阶级家庭成为历史。科伦泰作为世界首位女性内阁部长，主导了多项激进改革。1918年，苏联女性获得高等教育权、同工同酬权、无过错民事离婚权、子女抚养费（包括非婚生子女）、带薪产假，以及免费产科医院的使用权。1920年，苏联将堕胎合法化。到我母亲与阿琳娜母亲出生时，在沙皇俄国曾十分普遍的女性文盲现象，已基本消失。我与阿琳娜出生时，女性占苏联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占全国医生总数的70%。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女孩上大学、参加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阿琳娜出生于苏联乌克兰的利沃夫，十几岁时苏联解体，她移民以色列。在以色列，她获得特拉维夫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学学位，之后前往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组织心理学。在伦敦，她身边围绕着一群和自己相似的女性：二十多岁、聪明且受过教育，在金融领域从事投资银行家或顾问工作。

　　2001年，她追随一位俄罗斯男友来到莫斯科。在以色列见识过坚韧的女性，在伦敦接触过思想解放的女性后，莫斯科女性的价值观让她感到震惊。“我在健身房经常看到她们，那些一眼就能看穿的‘一日蝴蝶’，”阿琳娜告诉我，“留着精心打理的长发，身材纤细。这些女孩外表很有吸引力，但通常没什么真正的学识，大多来自外地。某天你突然看到她们开着宾利出现，你就会想：‘好吧，她成功了。’”在这座城市激烈的“抢男大战”中，阿琳娜发现自己一次次输给的，正是这样的女孩。

　　最终她与男友分手，开始为一位寡头工作，并在2003年风光大嫁，嫁给了伊戈尔·罗滕贝格。随着父亲财富增长，伊戈尔被当作继承人培养，接手了政府合同。但阿琳娜似乎始终无法适应婚姻中的相处模式。“我们曾有过很长一段融洽的时光，直到我的事业起步，开始和他争夺关注度，”她说。她辞去了企业工作，像许多精英阶层的妻子一样，开了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她本以为家里现在有两位创业者，但丈夫却不这么看。阿琳娜说，即便伊戈尔的财富不断增加，她仍会不断强调自己的成就，以及他的不足——她曾在国外知名大学求学，而伊戈尔只读了圣彼得堡国立体育大学；她见多识广，而伊戈尔只是个“运动健将”。“所有人都崇拜地看着他，我却总在指责他，”她说，“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两人于2009年离婚。

　　“这是我的错，”阿琳娜总结道。如果能重来，她会彻底改变自己的做法。“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护男性的自尊心，”她解释道，“觉得男人需要一位‘特别优秀’的女人，这种想法太不切实际了。他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他感觉自己很优秀的女人。”伊戈尔后来再婚，妻子是阿琳娜眼中“内在素养可疑”的女人。即便如此，“和她在一起，他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阿琳娜说，“我以前不懂这些。我总以为他会为我的成功感到高兴，会说‘这是我的伴侣，我为她骄傲，我是她的依靠’。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阿琳娜说，事实上，她圈子里所有超级富豪男性，都没有娶像她这样受过教育、有职业的女性，而是选择了像伊戈尔第二任妻子这样的人。她与伊戈尔结婚两年后，伊戈尔的父亲阿尔卡季娶了一位24岁的金发女子，名叫娜塔莉亚。娜塔莉亚是来自库尔干（乌拉尔山脉以东一个贫困落后地区）的舞蹈老师。她从破旧的公寓楼，搬进了全球顶级富豪之一在莫斯科和伦敦的豪宅。让阿琳娜惊讶的是，比自己小五岁的娜塔莉亚，似乎从未因出身而自卑。“她坚信自己配得上拥有这一切，”阿琳娜说，“有人曾问她，是否想过自己会拥有一艘300英尺长的游艇，她回答‘想过’。怎么会？她怎么会这么想？她家里孩子很多，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公寓里。”阿琳娜告诉我，每当娜塔莉亚给丈夫打电话，无论阿尔卡季是否在与普京开会，总会接起电话。

　　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研究者，阿琳娜仔细观察并总结了这些“羚羊般年轻”的女性所采用的有效策略。例如：“如果一个女人总能让男人为她花钱买礼物，男人会更看重她，”她说，“远胜过那些说‘不，不用，我什么都不需要’的女人。”阿琳娜捧着茶杯，语气中带着几分惊叹：“她们就是这样得到一切的。我觉得这些道理应该在女孩小时候就教给她们，这非常重要。女孩聪明与否并不重要——就算一个女孩读完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成就斐然，也可能在转眼之间，就被这些漂亮姑娘抢走丈夫。”

　　阿琳娜提醒我，觉得自己比这些女人优越，不过是自欺欺人。“所有人都嘲笑她们，因为她们背着镶钻扣的名牌包，但她们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她摇着头说，“她们是天才，绝对的天才。”

　　几个月后，9月一个凉爽的夜晚，我和十几位女性盘腿坐在“私人生活学院”的地板上。学院位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大街旁，授课老师是奥尔加·科皮洛娃——一位留着金色鲍勃头的中年心理学家。“男人不会去那些让他挨骂、让他丢脸的地方，只会去那些让他感觉自己很优秀、像帝王、像窗前明灯的地方，”科皮洛娃说。当天学院举办开放日，科皮洛娃和其他讲师前来，向这些忙碌的莫斯科女性传授如何在私人生活中找到幸福。

　　这绝非易事。二战期间，约2700万苏联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处于生育黄金期的男性。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重建国家、增加人口，鼓励女性结婚生子，但适龄男性早已所剩无几。那些从战场归来的男性，往往身心俱残，即便如此，他们仍被鼓励结婚并维持婚姻。离婚因此变得愈发困难。结果便是，数百万女性不得不接受与已婚男性生育孩子——而这种行为得到了国家的默许。到21世纪，男性人口虽早已恢复，但一种近乎恐慌的观念仍根深蒂固：优秀的男性（单身、正派、收入丰厚）已是“濒危物种”。正如一位俄罗斯女性朋友对我说的：“男人就像公共厕所，要么被占着，要么脏兮兮。”

　　许多俄罗斯女性对时间有着强烈的紧迫感，仿佛精确到秒地知道，自己的美貌——作为“主要资本”（个人最重要的资产）——还能在残酷的竞争中保持多久。在此之前，她们会充分利用天生的优势，在衣着、化妆品和美容项目上不惜重金。（莫斯科的女性常问我，为什么美国女性“不爱打扮自己”。）2008年金融危机时，俄罗斯是二十国集团中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但化妆品销量却丝毫未减。俄罗斯政客（通常是男性）频繁宣称俄罗斯女性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群体。

　　在女性内部，争夺男性承诺的竞争同样激烈——这种“承诺”甚至比男性本身更稀缺。期待男性在婚姻中忠诚，被视为清教徒式的不切实际想法；女性们认为，出轨是男性的天性，仿佛在这个曾改道河流、抽干湖泊的国家里，男性的天性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上，拥有情妇甚至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一个男人能养得起多少女人（以及私生子）？我认识一位36岁、经历过三次婚姻的莫斯科银行家，他曾告诉我，他的银行正考虑为一个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一个高端封闭式社区，中心区域是价值1000万美元的豪宅，供正妻和婚生子女居住；外围环绕着一批价值约200万美元的小房子，供情妇和私生子居住。这位银行家解释说，这样对所有人都更方便——他还告诉我，自己度假时总会带上现任妻子、两位前妻以及所有孩子，尽管每一任妻子最初都是他的情妇。

　　然而，即便这场“竞赛”的最终奖励如此微薄且不确定，俄罗斯女性却从未停止奔跑：先是争取嫁个好丈夫，然后还要提防其他试图抢走丈夫的女人。“私人生活学院”的成立，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这种需求本身，正是女权实验失败的产物。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女性早已习惯了在疲惫的工作之余，还要打理缺乏现代化设备的家务，为孩子寻找稀缺的食物和衣物（育儿责任主要由女性承担）。历史学家格雷塔·布歇尔曾这样描述这些女性：“她们必须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工人、母亲、家庭主妇——仿佛每个角色都是她们唯一的职业。”而且，仿佛每个角色都只能由她们独自承担。

　　1991年苏联解体，更是加剧了她们的困境。面对饥饿、动荡以及数月未发的薪水，男性与女性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数百万俄罗斯男性不愿从事地位低下的工作，选择窝在沙发上酗酒；而女性则挺身而出，填补空缺。前校长去打扫厕所，物理学家当起了收银员。随着男性角色的缺位（离婚率也急剧上升），女性为了养家糊口，不惜做任何事。这一切让许多女性渴望成为全职太太，由一位富有且有男子气概的男性供养和保护。正如圣彼得堡社会学家、女权学者埃琳娜·兹德拉沃梅斯洛娃所言，在育儿与职业的平衡上，将女性从“双重负担”中解放出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女性的解放”。

　　兹德拉沃梅斯洛娃将这种新观念称为“文明父权制”，它为俄罗斯女性提供了诸多好处，其中最核心的便是“选择”。理论上，女性可以选择在家当全职太太，也可以选择工作以获得乐趣和自我实现；她可以掌控生育决策，而丈夫赚钱养家，让她免受俄罗斯职场残酷现实的冲击。“在这里，单收入家庭是所有人的梦想，因为他们从未拥有过这样的生活，”兹德拉沃梅斯洛娃说。一百年前，科伦泰与列宁曾痛斥基于经济利益的传统婚姻，如今，这种婚姻却成了女性的终极幻想。

　　在“私人生活学院”，科皮洛娃向学员们讲解如何实现这一幻想。她表示，每位女性都会经历四种状态：小女孩、诱惑者、女王，以及“女主人”（俄语“ khozayka ”）。科皮洛娃问学员：如果男人不再送你礼物，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小女孩’状态出了问题，这种状态体现得不够，”她断言，“因为‘小女孩’的特质会促使男人行动，展现骑士精神。”再比如，如果你能吸引男人，却留不住他，那显然是你内在的“女主人”特质变弱了。

　　“这就是男人，”科皮洛娃举起一支白板笔象征男性□□□，用修剪整齐的手指紧紧握住，“男人有个特殊的‘装置’，能显示他的方向。所以如果他突然被某个女人吸引，这个‘装置’会立刻告诉他该往哪走。”但科皮洛娃解释说，也可以让男人的“装置”失灵。“当我们总说‘我自己来’，或者给他提建议——说实话都是些愚蠢的建议——男人会觉得你在拿刀割他的睾丸。”科皮洛娃说，过于固执的女性，可能会把自己的“女性能量”转化为“男性能量”。“男人凭直觉就能感觉到，你有‘那玩意儿’，他也有‘那玩意儿’，”她说，“这样还能和他发生关系吗？当然不能！”

　　当然，学院的专业讲师很乐意指导女性找回真正的“女性平衡”。“私人生活学院”宣称已服务过15万名女性，在全国设有多个分支机构，课程体系庞大，包括《从A到Z学调情》《优雅步态的艺术》《□□之谜：如何运用□□肌肉》《魔笛演奏术：□□技巧》（开放日当天，最后两门课程最受关注）。所有课程的教学方法都是多种传统的生硬拼凑，融合了东正教基督教、斯拉夫异教、西伯利亚萨满教、亚洲灵修实践，还夹杂着荣格心理学与美国流行心理学元素。

　　讲解完四种女性状态后，科皮洛娃表示，状态失衡只能通过调整“脉轮”（古印度概念）来纠正。“我曾有个学生，特别想给男友买一辆昂贵的新车，”科皮洛娃举例说明错位的脉轮会如何适得其反，“当然，买不买是她的选择，但如果你给男人送贵重礼物，那你绝对不是他的女友，而是他的妈妈——男人可不想□□。”讲座最后，她向女性们推销一款“实用的□□”，学院售价仅2200卢布——非常适合《魔笛演奏术》课程的练习。

　　开放日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专程前往“私人生活学院”，采访其创始人拉里萨·雷纳尔。雷纳尔说话温和，染着铜色头发，有着一双蓝色大眼睛。她身着飘逸的长裙，佩戴着“女性力量徽章”——一枚精致的吊坠，学院许多讲师都戴着，上面镶嵌着四颗宝石，分别代表四种女性状态。

　　雷纳尔给我倒茶时，我问她为何在2000年创办这所学院。“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现代社会——不仅是俄罗斯，而是全世界——迫使女性按照男性标准生活：要像男人一样行事，像男人一样思考，像男人一样外表强硬，”她开口说道。而在俄罗斯，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女性承担了所有责任，”她解释道，“做决策的是女人，赚钱的是女人。而且在俄罗斯，很多女性过于强势、过于独立。这与历史事件有关——战争和革命导致男性伤亡，女性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起领导角色。我们这代60后女性，早已习惯凡事靠自己，不依赖男人。”

　　我告诉雷纳尔，我认同她的说法。那时我已在俄罗斯生活多年，还交往过一位俄罗斯男友。这位男友会送我花，说些贴心的情话；会为我开门，在餐厅帮我拉椅子。从表面看，他事业有成、相貌英俊，但在我面前，却像个黏人且爱操控的孩子。他既无法做艰难的决定，又控制不住喝醉酒后变得多愁善感、黏人，这让我从他的女友兼爱人，逐渐变成了他的母亲和管教者。我痛恨自己在他面前的样子：爱责骂、像个多疑的女友（等他睡着后偷看他手机）、年纪轻轻却满是愤怒与苦涩。

　　但我清楚，在莫斯科，他已是我能找到的最好选择。其他女人毫不掩饰对他的好感，甚至有人试图在公共场合亲吻他。“好男人不是树上长的，”每当我对他的行为感到失望时，祖母总会这样责备我。而且，正如祖母和俄罗斯女性朋友所指出的，他是真心爱我。至于我是否还爱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许多女性朋友认为，只要我和他结婚生子，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大不了离婚嘛！”祖母还会这样安慰我。毕竟，我已快30岁，显然“人生已快到尽头”。

　　“没错，男人们已经被压垮了，”雷纳尔说，“女人变得强势——不是女性那种温柔的强势，而是男性化的强势——而男人变得软弱，这种角色倒置正是女性不幸福的根源。”雷纳尔在2015年出版的《让丈夫成为百万富翁》一书中提出，解决办法是将“女性能量”用于激励男人变得富有且成功。雷纳尔本人也是一位成功的女商人，她告诉我，女性拥有自己的事业是件很棒的事，但她对现代女权主义持谨慎态度，因为它破坏了男女之间自然的平衡。“男人为我们提供家、提供保护，女人则为他带来快乐、美好的性生活和愉悦的视觉享受，”她说，“所以我们应该准备好追随男人，对他说‘你是主导，你是对的’。”

　　埃莱奥诺拉和莱拉从未参加过“私人生活学院”的课程，但她们凭直觉理解了学院所传授的道理。和我一样，她们都出生于1982年：莱拉出生在苏联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首府乌法，埃莱奥诺拉则出生在当时的列宁格勒。她们都来自苏联中产家庭，父母从事工程师、会计或工厂工人等职业——在80年代经济停滞时期，这些家庭实际上相当贫困。

　　两人原本过着平凡的生活，直到遇到比自己年长许多的男性。莱拉的伴侣是一位法国艺术收藏家，年龄比她大两倍。他在莫斯科一家豪华夜总会与莱拉相识，之后开始集中“培养”她：白天带她逛巴黎的画廊和博物馆，晚上则对她进行“知识测试”。“就像《皮格马利翁》里的情节，”莱拉告诉我。埃莱奥诺拉则在圣彼得堡遇到了莫斯科一个名人家庭的后代，对方教她了解豪华酒店、精致餐饮和丝绸餐巾的讲究。“就像《风月俏佳人》，”埃莱奥诺拉回忆道。

　　莱拉与法国收藏家分手后，凭借学到的知识成为了一名室内设计师——这是魅力十足的俄罗斯年轻女性（俄语“ devushka ”）最常见的职业。尽管热爱这份工作，但她仍渴望婚姻带来的经济安全感，并很快如愿以偿。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一位有魅力的男性后，她迅速确认对方基本符合自己的所有标准。十天后，对方求婚了。她是如何做到的？“我觉得是我的能力帮了我：坚定的信念、自我营销能力、处事能力，”莱拉说，“我成功地‘推销’了自己，展现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莱拉承认，如果说与法国收藏家的感情是真爱，那这段关系则是“冷静的算计”。

　　但事情并未如她所愿。我们见面时，她带我参观了自己与丈夫共住的装修精美的公寓——丈夫也是他们合开的设计公司里的老板。当时丈夫不在家，而且整个夏天都没回来，只是偶尔打电话提醒她，自己不欠她任何东西。说起这些，曾告诉我想成为玛格丽特·撒切尔那样“坚强女性”的莱拉，不禁哭了起来。“结婚时，我希望脚下有坚实的土地，有丈夫作为依靠，但我什么都没得到，”她说，“我们结婚两年，过去六个月我才逐渐意识到，我身边只有自己、工作、头脑和野心，仅此而已。我身边什么都没有。”

　　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准备好离婚。她圈子里那些嫁入豪门的女性，“就算丈夫公开出轨，或与情妇组建家庭，也绝对会留在丈夫身边，”她说。她的朋友们也会找情人，通常是那些她们能掌控的男性：保镖、司机，或是“哈奇基”（对北高加索男性的种族歧视称呼）。莱拉泛泛地描述过这类男性——可能叫马哈茂德，可能来自达吉斯坦。其中一位男性曾告诉她，自己专门找像她朋友这样的女性：有钱、已婚、被丈夫忽视。他说，这类女性“特别好应付”，而且只想要他提供的一样东西。阿琳娜·罗滕贝格也提到，她的几位朋友，即便嫁给了《福布斯》榜单上的亿万富翁，也喜欢偶尔和“马哈茂德们”厮混。

　　我与埃莱奥诺拉在莫斯科一家餐厅喝咖啡时，最初觉得她是个例外——29岁“高龄”的她仍未结婚。作为一位面容红润的房地产经纪人，那天早上她穿着高跟鞋、优雅的羊绒衫，去考察城外的一处仓库。在莫斯科，房地产行业能让人赚得盆满钵满，因此埃莱奥诺拉并不急于结婚。但她说，等时机成熟，她希望找一个“更强势”的男人——意思是收入比她高的男人。“无论俄罗斯女性多成功，骨子里都渴望躲在男人身后被保护，”她说，“只要有男人在，女人总会宁愿做‘第二名’。”

　　这番话让我感到惊讶。埃莱奥诺拉让我想起纽约的女性朋友们：美丽、聪慧、有野心，热爱自己的事业，收入丰厚。但与她们不同的是，埃莱奥诺拉愿意立刻放弃这一切。我想，雷纳尔应该会认可她的想法。

　　这似乎与雷纳尔的理念相差不远，但2015年我再次见到她时，却发现她很难将自己的理论应用到个人生活中。她曾拥有一段大多数俄罗斯女性梦寐以求的婚姻：丈夫年长、英俊、聪慧，是后苏联时代广告行业的先驱。他曾帮助雷纳尔实现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梦想，并在圣彼得堡为她买下一栋楼，供她开展后来发展为“私人生活学院”的事业。

　　但她并不幸福。雷纳尔曾提出过一个“爱情等级理论”，其中第五级（最高级）指两个人深爱彼此，心与心的连接让他们不会对其他人产生欲望。雷纳尔告诉我，世界上大多数爱情都达不到这个境界。例如，她与丈夫的爱情只处于第二级——选择伴侣时靠的是头脑，而非内心。雷纳尔解释说，在这个等级，对他人的欲望并不会消失。因此，他有了外遇，她也有了外遇。“就像许多俄罗斯夫妻一样，总在寻找更好的人，不断物色新的选择，”雷纳尔说。

　　随着学院日益兴旺，雷纳尔对婚姻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我当时想，‘天啊，怎么会这样？’”她回忆道，“我聪明、漂亮、性感，学了所有能想到的性爱技巧，不断提升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一切。”当她提出离婚时，丈夫觉得她在犯傻——在俄罗斯，这已是已婚夫妇能拥有的最接近幸福的生活了。奢求更多，最终只会落得孤身一人的下场，而对俄罗斯女性来说，孤独比不幸福更可怕。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离婚。

　　我最后一次与雷纳尔交谈时，她正在和一位比自己小十岁的男性交往，显然这段关系让她很开心。“我肯定会再结婚的，”她告诉我，“而且我只会因为一个原因结婚——不是因为他爱我，也不是因为他符合某个清单上的标准，而是当我内心确定，他就是最适合我的男人时。”♦

　　作者朱莉娅·约菲 (Julia Ioffe)为许多出版物撰写有关俄罗斯的文章，其中包括《纽约客》，本文摘自“Motherland: A Feminist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from Revolution to Aut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