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十五年：车祸带走了我的丈夫，刻骨铭心的爱

　　王小慧与俞霖，同济大学建筑系77级同学情侣

　　远处的光，带走了身边的他

　　文/王小慧

　　在树下我烧了我俩的血衣，还有我与婆婆写给他的信，信中我放了我微笑的照片，我祈祷那青烟真的能将信寄到他那里去。

　　我不愿对你说再见

　　我要对你微笑

　　我的微笑会对你说

　　我的一部分将永远在你那里

　　你的一部分也永远在我这里

　　就像你爱我的时候那样

　　永远不变……

　　1992.4.5.

　　1991年10月31日那天，是德国的“圣灵降临节”，这个节有点像中国的“清明”，人们要到公墓去为死去的亲人扫墓。接下来是周末，很多人都利用这个延长了的周末外出旅行。俞霖和我约好在纽伦堡碰头，再一起由他开车去布拉格，为了完成我和南德意志出版社的稿约《观察与体验——布拉格》。

　　那一天高速公路相当拥挤，为了不误时，俞霖选择了走第14号国道，后来才知道这条路被称为“死亡之路”，因为这段路发生过非常多的车祸。

　　一路上，我们说着笑着，他放了他最喜欢的歌剧《阿依达》，并跟着音乐唱着……当我们在超车时，一辆福特车迎面急速驶来，三辆车撞到了一起，那辆福特车被甩出二十五米以外。我们的车则旋转了九十度角挤成一堆废铁。

　　当然这些都是我事后听说的，我对此完全没有印象。对我来说只有那如血的残阳和他那欢快的歌声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特别托人从汽车的残骸中找出那个压得变形的方向盘和被撞成碎片的《阿依达》录音带的盒子和那盘录音带，当然我再也不敢听这盘音乐了。

　　当时我多处受伤：严重脑震荡、鼻骨粉碎、两条肋骨撞断，从颈椎到腰椎至尾骨都有严重的挫伤，尚待继续检查。而俞霖的伤更重，除了各种外伤，内脏也被撞得大出血，虽然送到大医院抢救，20点42分他永远离开了人间。

　　不幸之中万幸的是，我们还差十几公里便会进入捷克境内，假如那样的话，我恐怕也不会活到今天。因为在德国境内的急救措施，通讯设备极其完备，公路上每隔一公里都有免费报警电话，而急救中心可以派直升飞机赶到现场。捷克当时的情况则无法与之同日而语。

　　本来不迷信的我开始相信命运，在病床上我还在想那家乡的人最不喜欢的数字“14”谐音是“要死”，而我们的汽车号也很不吉利，“446”是不是“死死留”的意思？我又想起曾经有妈妈的好心朋友帮我去算命，算命先生说我和俞霖只有五年的“缘分”，说我们1991年“犯分字”，妈妈心里有点嘀咕，所以她有时来信会询问我们之间关系如何，因为她绝对想不到会有其他的可能性。当她知道我们很好时，便觉得算命先生之言是无稽之谈。可我们出国真的是整整五年啊，难道这又只是巧合？人都说我命大，可我要忍受多少心痛的感觉，先走的人把悲伤全留给活下来的人，这是真真切切的心痛的感觉，而他为我真的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王小慧和俞霖在圆明园。约1982年

　　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醒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那个来自柏林的大夫卡姆勒，他那双充满关切的眼睛让我觉得好像我们是认识好多年的朋友而不是陌生人。至今我还是感谢这位年轻的值班大夫，他随救护车到现场来，是他第一个指挥人们轻轻地将我从被锯开的汽车里抬出，怕再伤到我，因为车已被挤压得变形，车门无法打开；是他剪开我的毛衣和内衣做最初的抢救，而且刚好轮到他在假日值班，所以那几天可以每天守护着我。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呢？”“他为什么不在我身边？不在我病房？”卡姆勒大夫对我讲：“俞霖伤势很重，正在一家大医院里抢救。”虽然他早已知道俞霖在车祸后已去世，但每天给我讲一些新的“病情”，他说：“他的下肢全部撞坏，是粉碎性骨折。”

　　“我会推轮椅服侍他的，他那么有才华，仍会有精美的建筑构思……”

　　卡姆勒大夫告诉我：“他的头颅、内脏，全有致命的伤，即使活下来也没法思想、没法说话……”

　　那时，我只急于想见到他，没想到过就算能相见也许他根本不会再认出我，可能不会再睁开双眼，也没想过自己是否也要坐轮椅度过下半生。大夫讲的这些故事缓解了俞霖去世消息对我打击的程度，让我本来很脆弱的心灵加了一层保护膜。

　　他和我素昧平生，我只是一个被车祸撞得脸孔已变形的看上去丑陋不堪的陌生外国女子，他没有必要在他医治范围之外还做心理治疗。他花了那么多心思和时间为我编这些故事，他那种博爱精神和医德对我是无价的。

　　他对我来说，一直近乎于一个神。所以当事过六年之后他打来电话说想看看我，我甚至不想见他，因为我不想把那美好而又模糊的形象具体化，不愿把那近乎于神话的故事变得现实起来，更不愿把心目中的神变为一个普通的人。他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仍然在那边境上的小医院里，每天查他的房，看他的病，只是不再做住院值班医生了。他说这些年来他一直注意我的情况，买了我出的每一本书，收集了关于我的各种剪报，也知道我住在哪里和我的电话号码，这在德国公共电话簿和信息台全可查到。他虽然很想见我，但不愿过早与我联系，因为他不想利用职业之便，去发展病人也许不愿要的私人关系，那将亵渎医生的职责。但已经过去六年了，他相信可以像老朋友那样打个电话问个好，来看看我了。后来我对他说：“俞霖的梦已经完结，我也经历了一场梦，只是我的梦不那么诗情画意，是一场恶梦，不论从现实的或非现实的意义上来说。”

　　王小慧速写，俞霖画。1985年

　　他对我讲述了一些我不知道的细节，还为我复印了病历记录，讲到当初因我颈椎受伤而应该用直升机运送到大医院继续检查治疗，他为此与院长争执，因为我已没有了医疗保险；讲到我当时可能下肢瘫痪；讲到他与我的博士导师温朗兹教授通电话，导师包下我全部医疗费用的许诺，并立刻发传真到医院作为书面证明，我的导师这一壮举使他十分震惊，因为当时不要说手术费或住院费，单单做一个CT检查便要上千马克。他说导师能这样待我，可见我受人喜欢的程度，使他更加用心照顾我并向院长争取最好的治疗方案。

　　我只知道我转院后很久下肢仍没有知觉，医生准备为我做脊椎手术，而这手术本身也有可能伤到神经使腿部瘫痪。因为我是自己辞去工作的，照规定不可以再续聘，本来由大学一直全包的养老金、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也随之停止，而新的医疗保险还没来得及去做。那恰好是在我没有保险的第一天发生的！本来摄影师的生涯对我便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一种挑战，怎么可以想象一个职业摄影师乘着轮椅工作？那该会有多艰难！我曾一百次设想过那情景，一个下肢瘫痪的人如何旅行，如何抢拍，如何做暗房……连器材的搬运恐怕都是件艰难的事，更难的是怎么还能有这种创作的热情？

　　若干年后我在法国国际摄影节上看到一个坐轮椅的摄影师在给我的出版商看他的作品，不由使我对他肃然起敬。我一向很钦佩张海迪，她的名句“假如我能站起来吻你，这世界该多美”给我印象很深，现在更有了深一层的体会和对她的敬慕。

　　我相信德国人的说法，我总有“保护天使”，在我最危急的时候能庇护我大难不死，转危为安：我在幼时落到冰河里被没留姓名的陌生人救起；地震时房倒屋坍而没受一点伤；车祸后没人相信撞成那样的车子还能有活人出来，我却幸免一死；而在这次颈椎手术前的早上查房时，我居然对大夫刮脚心的试验有了反应，从而避免了那次可能有不良后果的手术，而我也从那可怕的可能性中得以解脱……爸爸不信“保护天使”一说，却相信是爷爷奶奶他们积德行善的结果。

　　在俞霖离开我的最初那几天，我不知为什么常会有那几句歌在脑中回旋，虽然歌词记不真切：“假如你不曾给予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我多想你再能回到我身旁，再来同我一起唱……”，“多么熟悉的声音，伴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也不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是你让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家”，可惜我们的家已不复存在。我病床上写的日记的第一句话是：“这么亲爱的一个人，在我一生遇到的唯一最全心全意、最忠诚坚贞、最无私忘我地爱我的人；他可以为我放弃个人前途、享乐乃至一切，是我的空气、水和大地……就这么突然消失了，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我从小不是一个爱哭的女孩，长大后让我能哭的情形也不多。但在那些日子里，我只能一个姿势躺在病床上，面对着惨白的天花板和墙上那个木雕的耶稣受难像，他身上被钉子钉住的地方在淌着血……我能听到邻床那病友沉重的呼吸声，她呼吸要借助于仪器，所以声音很响，护士常会进来查看。我总是一个人在默默流泪，奇怪人体怎么有那么多液体流不干？护士每每警告我，严重脑震荡的病人不能哭，要自我控制，否则会留下头痛病后遗症，而每抽搐一下胸部断了的肋骨就隐隐作痛。但所有肉体的疼痛都比那心痛的感觉容易忍受得多。

　　我有时甚至会突发奇想，忍不住要拨动那熟悉的，我几乎每天都拨的号码，打个电话给他试试，也许他还在？也许我只是在做一个恶梦，而事情并没发生？梦醒时他仍会在我身旁像以往一样笑着对我说：“我的傻小妞。”

　　我把日记本放在肚子上写，因为颈部不能动，坐不起身来，有时举起本子看，发现字迹重叠在一起无法辨认。但这一切都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还能不断地写，记下那一层层出现的各种思想、各种回忆。它们无章无序，也像那些字一样，时时重叠在一起，无法辨认。我无法用一个概念来表达当时的体验和心情，如恐惧、悲伤、绝望等等。只有这些无序的、无法控制的、源源不断的思绪和情感，像泪水那样止不住流淌。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的命运中有这么多坎坷？为什么人生这么难？为什么总让我经历生离死别，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得多？我怕我真的受不了了。

　　有次我朦胧中重温了给他剪头发的感觉，那么逼真，那满头有弹性的小短毛像是个可爱的小刺猬。最后一次为他剪是非常尽心的一次，他还夸我说：“妞这回剪得不错。”然后是照例帮他冲洗，肥皂涂得满头满脸，他闭着眼嘟着嘴的样子更像个小刺猬。那情景历历在目，虽然是些愉快的回忆，却更令人神伤。我已经可以很熟练地为他理发了，而且越剪越好，但我一辈子绝不再会给任何人剪头发了，为了他，也为了我，因为我想那会令我触景生情，我会受不了的。使我略感安慰的是他是带着他喜欢的、我给他剪的漂亮发型去的。他从悉尼赶来的妹妹告诉我说很好看，很适合他。

　　妹妹里里外外帮我操持着，虽然她也很伤心，很疲惫，但她忍着伤痛硬撑着忙前忙后。当我对她说谢谢时，她忽然哭出声来，说：“你是我姐姐，我是爱你的啊！”这话让我难以忘怀。

　　俞霖遗像

　　记得在他遗体火化的前夜，我用几天时间想好的送他的最后礼物，是一张浸透我泪水、印满吻痕的宣纸和我向他告别的话，它将与他的身体一起化作青烟，带着我对他的思念和爱而去。白天病房总是有些杂乱，有大夫护士进进出出，有来看我的朋友和问候的电话，使我没能静下来做这件事情。直到最后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我展开那已浸满我的泪水又已经干了的宣纸，为他用我最后的吻做成永诀的礼物，伴随他上天。用宣纸擦泪水使眼睛更痛，更红肿，但我要为他而痛，用我的泪与爱陪伴他好好睡，他总是为我睡得太少，希望他永远安静地睡下去，他睡的样子总是那么甜，像个大孩子。但愿火化不会烧痛他的皮肤，不会惊醒他安静的睡眠……

　　我费力地去折叠那两小张宣纸，计算着格子的数目，我想要给他整整一百个吻，因为“一百”这个数目在中国文化里有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的意义。我有生第一次发现折叠一张纸会这么困难，而这纸在我手中也真的非常沉重，它们将负有多么沉重的使命啊！

　　我的嘴干得厉害，几天来一直在脱皮。我手里拿着小镜子注视镜中的自己，似像非像，我知道这是我，但又真的不像是我了，还好台灯从后面照来，脸看不清楚，也看不清伤了的鼻子、肿胀的嘴唇和皮肤里几天前取出碎玻璃的痕迹。头发乱蓬蓬的、被汗与血粘在一起，额头由于吃力而微微冒汗……在镜子中又一次看到我那疲倦得变了形的眼睛，还那么年轻，可经历过的实在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今天才真懂得了什么是心在流血的感觉，什么叫爱，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刻骨铭心。

　　我拿着小镜子对着那不成形的脸，忍住疼痛往肿胀的嘴上画唇膏、干裂的唇把口红划出一道道的印，我画得那么仔细，每画完一个便轻轻地、一丝不苟地印到那宣纸上。这事对健康人来说也许不是件难事，但我记得那晚才十几个吻痕便花去我近两个小时的心力，觉得体力不行了便停下歇歇，又止不住地想他并把要对他说的话写在日记本上，因此也写得断断续续：“亲爱的小伙伙：（我是这样称呼他的，他则称我为小姐妞或小甜妞），现在夜深人静，白天没有这份静和时间与你单独在一起说悄悄话了，我从来都太少时间和你说悄悄话，总是太忙。现在我有好多时间给你……”“我那么想你，而且有说不出的温柔、说不出的爱意，还有许多自责和内疚，我会天天想你的……”“这红色是你喜欢的鲜红，是火的颜色。我要给你一把火，一大把火，因为现在是冬天，已经没有了你喜欢的向日葵，这温暖会使你身边的冰冷消散……”“你那么喜欢我的吻，可惜我给你的太少了。但这纸的感觉可不像你那两片软软的、肉乎乎的漂亮的唇，这毕竟太不一样了。早知有今天我会多吻你许许多多次，我已经在开始受后悔的折磨。若能早知道今天，我会更珍惜你的爱，也会更懂得爱你。我得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好好去爱吧，趁你们还活着！可惜他们不知道这遗憾的滋味，而后悔时常常已经太晚……”“我知道你不愿看到我哭，不愿让我难过悲伤，但我不能不这样啊，你不会怪我不听话吧？”……

　　就这样伴着泪水与思念我吃力地一个一个地继续往那纸上印着吻痕，我无论多辛苦也得印满这一百个吻。我对他说：“古诗里有‘花容月貌为谁妍’的句子，我总是太忙而太少为你妍容了，真对不起你。现在我是花全身心的力量为你而妍，你如果有灵也会觉得这是美的，这是带有高尚的爱之境界的美。”我将一辈子记得镜子里的这画面：我受伤的脸逆着光在阴影里，镜子反出台灯的光，映出眼睛里的泪花。终于在早上两点半的时候我印满了那一百个吻。

　　王小慧在俞霖1984年设计并获奖的徐家汇人行天桥上

　　我写上向他告别的话；“最最亲爱的小伙伙，让我无边的爱伴你度过长夜。你的小妞妞。”

　　我邻床的女病友睡不着，我向她道歉，她说你做的是对的，哭也应该，不用道歉。我告诉她我想了很久才用了“长夜”这个词，因为我不愿用长眠、永恒等字眼，因为长夜过后还有天明，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会相聚。

　　小护士走进来劝我说明天要做手术，应早些睡才是，但她理解我做的这一切。她握着我的手说，我相信你们是真正爱过的，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我非常感动，告诉她要好好去爱她爱的人，包括父母，别等一切都晚了的时候。她又帮我拿来了相机，我拍下了那最后的礼物和自拍像。虽然光线太暗，我没有开亮大灯，但我想这是真正的艺术，可惜俞霖再也不会帮我一起放大这些照片了。最后我对俞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吻印不那么整齐，我知道你喜欢规整的画面，但我没办法做得更好，请接受我各式各样的吻吧……”

　　

　　天快亮了，我已经好几天这样整夜睡不着或很早便醒来，而平常日子里早起对我是很难的事。这几天我得靠安眠药和止痛药来帮助我入睡，并止住那经常性的、像要把头撕裂开的剧痛，今夜也不例外。当早上病友问我是否做完时，我说：“我是做完了，但自己也快要完了。”我感到自己快要到崩溃的极限，我想，这日记也是我用生命去写的，那是11月8日的凌晨。我想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没能亲自跟他的遗体告别，但我已经尽了我的心力和可能。

　　上午，妹妹取走这礼物，告诉我她准备了俞霖生前最喜欢的水果和蛋糕一起去送给他，可他怎么可能再去吃它们？也许我们所做的一切更是为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心灵的安慰而做？

　　她上路了，留下我在三百公里以外的捷克边境的小医院的病床上，默默地想象着遗体火化前的一幕。我想，我宁愿把死亡想象成一个漫长的夜，他可以静静地睡，也可以有美丽的梦，他那么喜欢“梦”字，他总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一个梦，是巧合吗？

　　在他住过的许多房间里，他总会挂上一个自己写的大大的书法“梦”字，这是他最喜欢的几个汉字之一。还有像“海”“诗”“韵”等等。有时他会把“梦”字用淡的墨色来写，这淡墨使梦的意味反而浓了几分。

　　王小慧考上研究生后在镇江。1983年

　　大约是1983年的冬天，我们热恋的时候，他曾拍了许多我的照片，自己一张张放大，贴到一本自己设计和制作的、非常精致的相册里。他常常会给我一些这样的意外惊喜。他制作的小东西，常会使我爱不释手，比有些人花许多钱买的礼物让我喜欢得多。对我来说，价值是不能用价格来衡量的。这相册里全是我的照片，只在第一页是一张妈妈给我俩拍的照片。我俩相视而笑，非常亲密。这照片上方用他清秀的字体写了几行诗句：

　　闭着眼睛时做的梦，

　　常常淡忘了，

　　但睁着眼睛时做的梦，

　　却永远紧紧地攫住我的

　　也许，

　　只有呼吸停止的时候，

　　梦才会完结。

　　后来妈妈叹息命运时说：为什么那时他会有这样预言式悲剧性的暗示？我无法解释清楚。他的一生真的像一个真切的、充满色彩的梦，可惜太短暂了。唯一使我们聊以安慰的是，他是在美丽的梦境中离我们而去，没有被最后一瞬的残酷所惊醒，但愿他的梦还在继续着。

　　为写这本书，我又拿出他遗体火化前的照片看，这是当时请朋友帮忙拍摄的。我久久凝视着这些照片，许多年不敢这么仔细看了，总是在看清它们之前已经泪眼模糊，然后又把它们放到那沉重而巨大的铁柜子最下一层的大抽屉内。幸好我给他们的是黑白胶卷，还有报社记者拍的那些车祸照片，那被撞得面目全非的汽车的残骸，那车座上大片的鲜血——他的和我的——如果是彩色照片的话，一定会太逼真、太现实，让人更无法忍受。

　　他静静躺在柏树之间，还有大片的百合花伴随着他，我无法分辨它们的颜色。小时曾听幼儿园的阿姨讲过王子拿着百合花来见他的心上人的童话，那时我不知百合花是什么样子的。在儿时的想象中，它一定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花，象征着纯洁和爱，就像他的心。这颗心此时此刻也那么静静地躺在那里，他能感觉到我对他的牵挂，听到我对他的默默呼唤吗？

　　我不敢看他的脸，我不相信这是他的脸，那怎么可能是他的脸？他原本生动的孩子气的脸，双目紧闭，毫无表情，被涂了厚厚的粉底，变得这么生硬浮肿而陌生，没有一丝生气。就像这些百合花一样，令人感到渗入骨髓的寒气。看这照片时，我再一次觉得我也死了。这感觉在我刚刚听到噩耗时也有过：不光是肢体的麻木，而是整个心灵死去的感觉。唯有大脑仍在机械地缓慢地动着，带我到无边无际空空洞洞的黑色世界……

　　后来我变得对百合花的花粉过敏起来，偶尔朋友送我的花里有百合时，我便感到身体的反应与不适。医生说，过敏常常与心理有关。其实百合有非常感性的叶瓣和花蕊，我曾拍摄过很多这花的细部，那么纤细、那么伤感、那么柔美。我喜欢它尚未完全张开时的娇态和垂死时那像老年人手上细纹的折皱，我绝不再自己买百合花了，因为它总令我回想起遗体告别的场景，尽管我并未亲身经历。

　　转到慕尼黑州立医院等待手术的那几天，我越来越感到等待我的现实的残酷性，虽然有那么多人来看望我，包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有朋友、同事、学生，还有使馆和奖学会组织的代表等等。护士说除了州长施特劳斯住院时有过那么多鲜花，她还没见过一个病人有那么多人探视，那么多人送花。因为我鼻子做手术，全靠嘴巴来呼吸，我常感到自己像一个在炎热的夏日喘息的狗。舌头已经干裂得像非洲久旱的土地，她们劝我送一些鲜花给隔壁的病人，因为这样可以使室内空气好些，有利于我的呼吸。其实这太多的鲜花更令人感到悲凉和伤感。

　　这些探视也把我从在边境小医院对着天花板空想那生、死与爱的形而上的问题以及许许多多回忆的半幻觉状态拉到现实中来。朋友们都在安慰我，但我明显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最现实的是接下去如何生存？似乎大家都觉得我应回国，回到亲人身边，至少有人能在生活上照顾我，而且一切费用不致过于昂贵，也不需太为基本生存而奋斗。有时我在与朋友们说话时会走神，自己也说不清在想什么，只是忽然黯然神伤。

　　那天，两个女友问我又在想什么，我流着泪说我想念我的爸爸妈妈，虽然我当时万万没想到这是件可能的事情，因为那时还没开放旅游，办理出国手续那么艰难。没想到我的那句话使朋友们开始动脑筋并着手做这件事，经过那么多朋友的帮助，使我的父母居然在几天后站到我的面前，德国大使馆的秘书说这是在中德建交史上最快获得批准的因私出国的签证。在办手续的过程中，她发现缺少最重要的经济担保手续，她马上说：“我来做你们的经济担保人。”后来她说，她看到了母亲流泪红肿的双眼，可怜天下父母心，而她自己也是个母亲。

　　当时假如没有医疗保险，也许会欠许多债，虽然导师说由他全包，但我怎么可以接受那么多？那些日子里我收到远在美国留学的大学同学、在德国的同济校友会和俞霖就读学校的中国朋友们的捐助。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的学生送给我的那个红纸盒，纸盒沉甸甸的，总共有一千马克。不像美国同学寄来的支票，而是小面额的零星纸币和硬币。我想对这些学生来说是多么不容易。我知道他们大部分人读书不是靠父母，生活并不宽裕，平时上课常用保温瓶带来咖啡而不去买新鲜咖啡，虽然在大学食堂里只要一个马克一杯。他们对我太好了，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总惭愧平时给所有的朋友时间太少，觉得受之有愧。

　　电影学院在放映一部刚刚拍好的电影，我扮演了一个角色，在这之前，大家刚刚得到我因车祸将面部撞得破相的消息，几个女同学告诉我，当她们看到我在银幕上的大特写镜头时，场中一片惋惜的叹息声，她们难过得要哭。

　　那些天，我不敢多看自己。镜中的我实在不像我了，没有半点灵气和美的痕迹。没办法梳洗，自己也感到蓬头垢面，不堪一看。虽然那时没心情多想这些，也没有多去看镜中的自己，只是保留了为准备展览“我的二十四小时”而养成的职业习惯，随时用照相机记录下每天发生的各种事情，当然也包括自己。当别人（无论是搞专业的还是一般人士）惊异我在那种情形下还能想到拍自拍像时，对我来说却是极其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相机不是我的眼睛，是一个冷静客观的第三只眼，这第三只眼伴我左右，既熟悉又陌生，它旁观并记录着我的日日夜夜，我的喜怒哀乐。

　　日本摄影评论家曾经这样评论这些作品：“胀肿的脸与她周围的康复器械在显示她从死亡边缘逃离的代价……从与自己的严酷的生命现实的对峙与对话中，她已经开始更深地了悟人生的真正含义”

　　也有评论家说我是“用照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并称之为“摄影史上最真实的自拍作品”。

　　许多人喜欢我的自拍作品，因为通过我手中的相机能看到绝对真实的我，有时常显得过于严肃，我知道当我独自一人面对那第三只眼睛时我的状态是最自然和最自我的状态。

　　我不知道这些照片对别人的意义，但它的的确确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视觉日记，实实在在地记录了我在当时情形下的心境，那在转院途中救护车里的自拍像和我所看到的图景被我记录下来，那是多么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一张是我自己，身边是护理医生和各种急救仪器，我的脸上缠着绷带，颈部被粗大的脖套固定住，嘴肿得可怕……另一张是我看到的景象，近处是输液瓶子，整个画面是一个像黑箱似的车厢，只有远处的天边有乌云下的风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

　　后来我把这幅照片题名为《远处的光》，这是我当时状态多么真实的写照：已经到了死亡边缘，但死神降临了又离开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在那黑匣子里居然看到了这远处的光而不只是一片黑暗。那光虽然很遥远很遥远，而且笼罩在乌云之中，但那光毕竟还是照进车内，照到我的身上和脸上，我看到了它，感知到了它，这是一张对我极具象征意味的照片。

　　那段时间我经常思考“艺术的本质是什么”这类问题。过去我的作品有唯美倾向，这在许多评论中也可看到。这种美是否给人们制造了一个脱离现实的梦境，一种麻醉剂？现在对我来说，艺术最重要的在于真实，即使它可能只是艺术家本人眼中的真实。

　　那半年不能工作时的生活是艰难的，有时我问自己，如果让我重新再来一次，我还能坚持过来吗？我怀疑。受过许多磨难的我从小经历过许许多多难关，在觉得挺不过来时，咬紧牙关还总是挺过来了，后来再经历困难时，我便会告诫自己：“你能挺过来。”虽然常常是到了可以忍受的极限。我再也不愿经历这样的痛苦了。

　　那艰难是多重意义上的。

　　在州立医院住院时，那里人手不够，只有很少的护士。虽然这医院是巴州最好的，但大城市的人宁愿失业拿救济金也不愿为区区的几百马克起早贪黑去看护病人。记得有一次去门诊部做一项什么检查，要排队等很久。护士走开了去忙别的事，我一个人躺在走廊里，人们匆匆忙忙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没人注意我。

　　我很想小便但无法对任何人说，盼着护士回来但毫无指望，绝望中不得已便尿在床上，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我感到非常羞辱，没有了起码的尊严，想到今后也许一辈子要依靠别人服侍，怎么能谈得到独立人格？连一个起码的正常人都不如，我能忍受得了吗？对我这样一个自尊心特别强而且很要强的人，我无法想象。

　　值得欣慰的是我能站起来了。当我持着器械练习走路时，我走到同屋病友床边，她是那么慈眉善目的白净女人，不像曾做过八次大手术的人。她常常用那软弱无力的细柔声音安慰我，像春天随风飘来的毛毛细雨扑在脸上的感觉，滋润着我那疲惫的心灵，见她之前我常在想她是个什么样子，因为我无法转头去看她，见到她时我想说那句话：“现实中的你比想象中的更好。”她的花白头发一丝不乱地梳在耳后，皮肤那么细腻，她轻轻拉着我的手说：“我告诉过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出院后朋友们帮着张罗俞霖的追悼会，就在他读博士的母校达姆施塔特大学礼堂里。后来才知道这是在全德国建筑学最著名的大学，相当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或是加州大学的伯克莱分校，而这建筑学系的出名又直接与俞霖导师贝歇尔教授的教学方针及他几十年不间断的每周三的晚间讲座分不开，这几乎成为传统。他请国际知名建筑学家每周三来讲学，而建筑系礼堂常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建筑师从其他城市赶来，为了亲眼目睹到这些建筑大师的风采。这种长期的国际性交流使学术气氛非常活跃。通常在每次讲座后他总邀一些朋友与大师们在他家见面并共进晚餐，俞霖总有幸被邀请，常常事后很晚了还兴奋地打电话来告诉我他们的谈话内容。

　　贝歇尔教授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从我们的朋友、同事、学生和教授们的极大悲伤中可以看到，你们是多么被人们所爱。我们认识已经十年了，当年我们在上海从那么多陌生的面孔中识别出你们特别与众不同的聪慧的眼睛和微笑。我们那么花心思想把你们邀请到德国留学，被你们当时拒绝，由此我们长久的友谊便开始了。”“如果我们总去想念他便做不了任何事了，但我们怎么可以不去想念他而去做事？”

　　追悼会是在圣诞前办的。天越来越冷，外面总是漫天大雪。爸爸去买了别人用来做圣诞装饰的柏枝，一个人吃力地捆绑成一个花圈，并剪出一个大大的银色“奠”字贴在中间黑色纸卡上，俞霖的骨灰放在一个精致的陶罐里，供在书架上面，旁边放着我俩在大学时期出游时在孔庙的合影。这样的照片让我感到亲切，让我重温当年那无忧无虑洒满阳光的年代，我不愿摆那沉重的镶着黑边的“遗像”。

　　王小慧和俞霖在曲阜孔庙写生。约1983年

　　我和妈妈每天在缝制为来宾准备的白色绢花。白天有些女友会来帮着一道缝，晚上妈妈一个人还熬夜在台灯下继续一针针地缝着，常常伴着泪水。每每看到这情景我不知是该起身抱住她还是装作睡着了不声响，因为如果劝慰还不知是否会越劝越伤心，也不知更是谁来安慰谁了……

　　我们寄了许多讣告给众多亲友和关心我的人们，上面我用中文抄录了李清照的词，那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我想我写不出更好、更恰当的词句了：

　　风住尘香花已尽，

　　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

　　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蚱蜢舟，

　　载不动，许多愁。

　　谨以心上最洁白的花和最沉痛的泪

　　录李清照词奉献灵前

　　讣告的德文大意为：“霖与我们不辞而别——他带走了他的微笑，他的纯真，他的幽默，他的诚恳，他的才华和他刚刚开始而又辉煌的前途……他的死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他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痕迹。”

　　后来我在创作“关于死亡的联想”系列作品时拍过许多有关“痕迹”的照片，我想，一个人的生命长短并不是最重要，更重要的是生命要有价值，生命的意义是为这个世界留下痕迹，留下美好的东西。莫扎特、肖邦都英年早逝，我现在写这段文字时正听着俞霖1988年送我的一盘肖邦夜曲的CD，这音乐给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带来那么美好的东西。

　　妈妈则写了两句诗给俞霖：“风华便做他时忆，泪眼常留此夜明。”她在追悼会的留言簿上写道：“爱婿早逝，噩耗传来，泪如雨下！这不仅是一位母亲对女婿血肉相连的悲痛，不仅是对品质高洁、富有才华的青年的哀悼与惋惜，更是由于他对女儿一片真情热爱——两个年轻人结合在一起，像一颗光彩夺目喷薄欲出的亮星，突然崩裂成两半：一半陨落，另一半皮开骨折，伤痕累累，作为母亲，怎能不伤心摧肝……”

　　爸爸悲痛地问上天为何如此不公平：“你正直、淳朴又高尚，对小慧的爱情无限纯洁，你有卓越的艺术才华并无私奉献，帮助小慧扬帆远航，她的任何成绩全渗透着你的汗水和心血，有一半是你的功劳！”“当我满怀欣喜，看着你和我的独生爱女并步齐齐，走向灿烂未来，坚信你们在艺术上有更大建树时，谁料灾难夺去你年青宝贵的生命，这是小慧，也是我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你永远留在我和所有爱你的人们的心中！”

　　那些天常常阴雨绵绵。又是这样一天，几辆从慕尼黑开往达市的车滚滚上路，爸爸说老天总和我们一起悲痛，清明节那天也在下雨。妈妈手捧着那一大纸盒的白色绢花，一路上大家都沉默着，看着车窗外那雨雪交加的风景。

　　我们的一位朋友英国作曲家戴维特(Dafydd Llywelyn)和他的钢琴家太太也专程前来，他特为俞霖写了安魂曲，准备在追悼会上演奏。我们的老校友，中国留德学生会主席沈景华博士主持了追悼会。他和其他几位老同学想得非常周到细微，甚至考虑到是什么式样的烛台才符合俞霖的设计风格和品味，令我十分感动。到达时那里的朋友们已将会场布置妥帖，照中国的习惯放了花圈和蜡烛，俞霖的像挂在中央，他仍然那样略带天真地微笑着，他是个爱微笑的人，我选了这张笑着的照片，因为这给我感觉好像他就在那里看着我们，和我们一起，并没走远……

　　在德国的同济校友会主席余安东教授写了挽联：

　　秀外慧中／勤奋诚恳聪明／难得天真犹存／一朝辞世／痛惜人生苦短

　　继往开来／建筑绘画摄影／贵在不懈追求／四海留芳／幸有艺术长存

　　他说在这副挽联中，他想简略地概括俞霖的形象：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对事业努力追求的人，一个一生短促却有突出成就的人。

　　在余教授的建议下，他们很用心地为俞霖的绘画、摄影和建筑设计做了一个临时展览，到场的有大使馆、大学、事务所、奖学金协会代表和许多教授、同学和朋友，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是在大风雪天走了很远的路从外地赶来的。

　　他工作过的建筑事务所所长在发言中评价俞霖是他们“最有才华的、想法最多的合作者”，他给事务所“加快了脉搏”，说他不光是同事，更是朋友，说社会失去了一个未来的大建筑师……

　　他的导师贝歇尔说：“如果钢笔在反抗，怎么可以让墨水完成书写的任务？钢笔无法哭无法喊，我必须强迫它把我们的痛苦悲伤和深深的休戚与共的感觉表达出……”“所有认识俞霖的人都失去了些无法弥补的东西，我们失去一个中国朋友，对我们的打击比失去一个本国朋友还要大。”他说他们一生中认识了很多中国人，“但没有一个与他们的友谊那么深，感觉那么近，那么智慧、明朗、友好、善良和富有才华……”

　　俞霖的奖学金基金会主席勃兰根堡先生，当时也是达市所在的黑森州的文化教育部长，在发言中说中国政府应该给俞霖颁发一枚勋章，为了他在德国为中国所做的一切，他作为留学生代表中国人为青年人树立了榜样……会后他给了我一张1500马克的支票，说是协会的一点心意。

　　我最后在会上发言。我说到现在仍不敢相信他的死是真的，可又不能不相信，因为他的确不在我的身边，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的悲痛是不能用言词来形容的……他在中国的清明节生，又在‘德国的清明节’离去，这些都很难不让人宿命……唯一可以略作安慰的是他是在极快乐时离我们而去的。他一路上都在随着阿依达歌剧的音乐在唱，没有经历太大的痛苦，因为他没有再恢复知觉……

　　“我今后的路很长，会很艰难。不管怎样我还得继续往前走。所幸的是我有那么多朋友关心我帮助我。我需要许多时间来医治创伤，但没有朋友们的帮助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度过这艰难时刻……”

　　大使馆还转来同济大学发的由林章豪校长签发的明传电报，文中说：“当不幸传来时，人们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事实，同事们相对无言，欲哭无声，人们忘不了他。”有教授说：“俞霖在艺术上有很好的造诣，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他的书法潇洒飘逸，他的画融中国画和现代手法于一炉……他又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和小慧原本是最美满的一对，他们生活上相互帮助，在事业上相互合作。他对小慧的事业总是全力去支持……”

　　已经去美国定居的80岁高龄的建筑界元老冯纪忠先生是同济大学著名的建筑系的创始人。他早年留学奥地利，所以把包豪斯教育体系带入中国，俞霖曾为他做助教。他在后来《建筑师》杂志上俞霖的纪念专集上写道：“一个人才气横溢，风华正茂，怎能不令人深深痛惜！万分不幸失去这样一位在建筑方面即将大有作为的忘年同道……”

　　当年我们出国前的系主任戴复东教授，曾力争我们两个人都能出国并为此承担责任，我们一直心存感激。临行前他曾对俞霖语重心长，希望他能做他的接班人，早日学成报效祖国。

　　王小慧在同济校园

　　老大哥怀着兄弟般的感情写了长长的悼文：“俞霖是哼着歌、迎着风离开我们的……看他的绘画与摄影作品，正像他的人一样，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真诚与自然，得到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愉悦，仿佛又回到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童年；我们不相信这是真的，正像我们不愿美好的东西稍纵即逝一样，我们为自己而悲痛，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罗曼·罗兰说过：“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摇摆，幸福只是其中的一极，要使钟摆停止在一极上，只能把它折断。”

　　在那半年不能工作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有时间不工作而只能思考。我想了许许多多问题：人的情感、人际关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我虽不能说那次事故改变了我生命的一切，但它的确使我改变了很多很多，特别是对人生中许多重要的、基本问题的看法，有些是在平常的日子里根本不会去想到的。比如我想了许多关于死亡的事情。多少年来我是不信宗教的，这时我开始宁愿相信佛教中的一些道理。死亡也许只是生存形式的一种转换，一种形式的重新塑造；就像沙钟，沙子漏光后，反个个儿又是重新开始。佛教的涅槃是转换的最高形式，因为它终止了这种轮回。每个生命都有一定的生命时间，用宿命的观点来看则是一种命运的必然，没有死亡也就没有新生。“出生是最明确的一次旅行，死亡难道不是另一场出发？”

　　德国人爱用“上帝总把他最喜欢的人叫去”来解释为什么优秀的人会过早去世。朋友来信劝我“因为像他那样优秀的人太少了，即使在天堂里大家也会特别喜欢他，他会快乐的”。虽然我不信宗教，可人到这时，无法不对自己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宗教。虽然你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全部答案。他们还写道：“俞霖会为你高兴，如果你不再那么沉重悲伤。你应当重新学会笑，过去你们常常那么愉快地笑的。”可我怎么能够开怀大笑？

　　那段时间我才真的体会到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愁字了得”词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我很怕整理俞霖的遗物，怕看他的日记，甚至怕打开图纸柜里那装着他的书法、绘画及建筑设计草图的巨大的铁抽屉。这些东西在我后来创作“关于死亡的联想”摄影系列作品时很仔细地看过，这过程虽然好像海虾脱壳一样十分疼痛，但海虾只有这样才能长大，才能成熟。那些日子我常常整天地听贝里尼的歌剧，那是一种悲怆但让人感到神圣的脱离尘世的感觉，我领悟到了那种真的像三毛所说“大悲，而后生存，胜于跟那些小哀小愁日日讨价还价”的境界。

　　至今我把那张曾供在他灵前的大学时合拍的照片一直挂在书房里。我俩那么天真地笑着，看去更像兄妹。那时因为总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同学们开玩笑说像刚刚上演的日本电影《生死恋》，没有想到不幸言中。我喜欢这两小无猜的样子，我愿常常看到他想到他，我愿相信他活着，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也许就在空气里。至少他的灵魂常常会来看我，关怀和注视着我的每日每夜，他还会为我的每一点小小的成绩感到高兴，就像他生前那样，也会祝愿我幸福，因为他是那样地爱我。

　　很久我都陷在那种悲凉氛围之中。我们把俞霖在达市的东西搬了回来。在俞霖房间的窗前挂着一张他亲手放大的我的大幅黑白照片，还有棵很大的水竹，这是他最喜欢的植物，所以我没有把它留给他同住的朋友们，好不容易运回慕尼黑，因为它很高又易折。水竹需要大量浇水，爸爸每天精心护理，为它施了肥甚至换了土壤，但终不能阻止那越来越多落下的黄叶，不到半年它完全枯死。记得妈妈有时一边剪那黄叶一边暗自哭泣，说这草木太有灵性，它在为俞霖难过，要到天国去陪伴他。这是我后来准备出版有关花的画册题目《花之灵》的来由。

　　清明节那天，也是俞霖的生日，我与父母一起到一个邻近的公墓为他“扫了墓”，虽然他那时还没有真正的墓地，还没有“入土为安”。

　　俞霖安葬的德国慕尼黑公墓

　　那天又是雨天，我带了白玫瑰和一些花种，在那棵白桦树前的空地种了些花，希望它们年年春天会开花。我把这地方想象成他灵魂安葬的地方，因为我不可能每年回中国为他扫墓。此后年年的清明和“圣灵降临节”我便到这里来默默地悼念他，哪怕只是呆上一小会儿，我也会对着那棵树闭上双目默默地对他说上几句话。在树下我烧了我俩的血衣，还有我与婆婆写给他的信，信中我放了我微笑的照片，我祈祷那青烟真的能将信寄到他那里去。我觉得女友海拉的诗最能表达我的心情：

　　我不愿对你说再见

　　我要对你微笑

　　我的微笑会对你说

　　我的一部分将永远在你那里

　　你的一部分也永远在我这里

　　就像你爱我的时候那样

　　永远不变……

　　父母在我身边的日子对我的精神是极大的安慰，而我的生活也得到照顾，但很快父母半年的签证到期，他们要离开我了。我和朋友送他们到飞机场，向他们微笑地说再见，我不愿他们总放不下心来。

　　当朋友把我送回家时曾经一再问我是否要留下陪我，被我婉言谢绝了。我走进房门时天已经暗了，我真没勇气一个人呆下来，想马上再冲出去，但能到哪里去呢？我忽然想到这世界上除了父母我再无别的亲人，而亲情是其他一切所无法替代的。所以我嘱咐已年迈的父母好好保重，为我他们要好好活久些，因为我真经受不了再一次失去亲人的打击了。

　　本文摘自王小慧著《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十五年》

　　没想到一个人在家会那么难，那么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偶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厨房台子上三只空锅，两只是俞霖为我买的；那具我们在旧货市场里买的不知哪个国家的土著面具在冷冷地瞪着我。过去总爱唱千百惠的歌“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寂寞是什么”，今天才真正体会寂寞思念亲人的滋味。

　　在录音电话中有俞霖留言的声音，那么亲切，那么活生生的，我不敢多听，可又那么想听。听了止不住泪水就往下流淌，而难过了更想听听他的声音。那晚就这样反反复复，好像在用一种自虐的方式来寻找一点慰藉。

　　我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路又太难走，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怎么走？一切听从命运吧。”

　　（全文完）

　　作者：王小慧，1978年春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1989年在慕尼黑大学建筑学系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著名旅德华人跨界艺术家，同济大学教授。先后出版《龙的故乡》《中国建筑与园林》《女人》等，现生活在慕尼黑和上海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