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圣母政治”：米莱在说，戴蒙也在说

　　最近的几篇文章偏向理论分析，阅读起来可能稍微费力。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文字，从文化的角度，探索西方社会面临的深层挑战，以及“保守主义复兴”背后的核心问题。真诚希望朋友们喜欢这些思考，同时也期待继续与大家分享对时局的观察与评论。

　　2025年7月，当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在都柏林直言“民主党都是白痴”，而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在一座新教堂中宣讲自由与信仰的伦理基石，西方世界仿佛感受到一股逆流而上的震动。

　　这不是巧合的言论碰撞，而是一个疲惫文明的本能呼喊。站在金融与政治前沿的两位领袖，从理性和信仰两端，揭示了同一个真相：西方制度正在失速，文化与信仰的根基早已松动。

　　在都柏林，戴蒙出席一场由爱尔兰外交部主办的高层论坛时，罕见地直指民主党式治理的失能。据彭博社报道，他说：“我有很多民主党朋友，他们都是白痴。他们情怀丰满，脑子却很小。他们不了解现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几乎每一项出台的政策都失败了。”

　　这番话在全球政商圈引发强烈反响。有人批评其言辞冒犯，也有人称之为“金融界罕见的清醒之声”。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语气本身，而是其所传递的制度信号。戴蒙不仅在批评民主党的政策方向，更像是在投下一枚政治重磅。这位长期被猜测可能从政的银行家，或许正借此试探自己在华盛顿权力格局中的定位。尤其在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被广泛认为将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背景下，戴蒙此时此言，显然并非偶然。

　　过去八十年，支撑西方制度稳定的文化基石——新教伦理、犹太-基督教信仰、个人责任意识与自由市场精神，正在被一整套看似进步、实则空心的观念体系所侵蚀。政治正确、福利主义、身份认同政治构成了这一“新道德秩序”的三位一体。这是一场深远的价值崩解，比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更具毁灭性。

　　因此，“MAGA运动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倒退，而是西方文明本能的一次抗争。它拒绝的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那种被伦理抽空、只剩技术理性与身份话语的现代性；它质疑的也不是全球化，而是一种被政治正确与精英治理劫持的全球叙事。

　　真正理解这一运动的人，早已超越党派格局。他们关心的问题不是某项政策的细节，而是：在自由的废墟上，还能否重建秩序？在国家机器之下，个体是否还有灵魂的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说，米莱的出现，并非“阿根廷的异数”，而是这场文明保守主义觉醒在南半球的清晰回音。

　　他被称为“阿根廷的川普”，确实拥有类似的破局意志、反建制语言与政治能量。但他也具备川普所未充分展现的思想系统性。他像J.D.万斯那样，能够将国家病灶抽丝剥茧般地分析清楚，再以一种道德哲学的方式，重新为自由主义安放信仰、秩序与伦理的位置。

　　他的讲话中有愤怒，但不止于愤怒；有动员，但并不放弃原则。他试图从精神结构上回答政治难题，从文明根基上重构制度逻辑。

　　这场布道，不是反对派的即时回应，也不是一套技术性的改革方案，而是一场政治神学意义上的“重建工程”。

　　它之所以格外值得重视，还因为它发生在阿根廷，一个现代政治悲剧的典型样本。

　　我们耳熟能详的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常把贝隆夫人描绘为哀婉的人民圣母，甚至成为左翼想象中的“温柔政权”象征。但现实远比歌词更残酷：正是这种“由怜悯驱动的善”，将阿根廷一步步推入制度依赖与国家溃败的深渊。

　　贝隆主义从来不是一次治理技术的失败，而是左翼浪漫话语下的国家破产剧本。它承诺平等，却制造出长期依赖；它诉诸人民，却服务于统治阶层；它鼓吹公义，却持续削弱契约精神、摧毁产权制度。

　　米莱的出现，正是站在这片历史废墟之上。他所面对的，不只是债务、通胀与腐败，更是一整套由“善意”包装起来的政治幻觉。他的讲话，既是对旧秩序的清算，也是对“伪善之善”的拒绝。

　　2025年7月5日，米莱在阿根廷北部一座新教教堂落成典礼上的演讲，堪称近年来最具保守主义世界观视野的政治宣言之一。

　　他直言：国家权力一旦脱离信仰，将沦为魔鬼的工具；socialism 打着平等的幌子，实则剥夺自由，带来贫困、暴政与文明的崩塌。他呼吁重建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以非侵害原则、财产权与信仰自由为国家制度之本。

　　在这场典礼上，米莱没有讲阿根廷的财政赤字，也没有兜售政客式承诺。他讲的是文明的起源与未来，是国家如何滥用权力，是信仰为何不可放弃，是自由主义为何必须回到其道德基础。

　　米莱的这番话，是对过去一世纪左翼政治遗产的系统反驳，也是对未来保守主义路线的再次奠基。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用信仰语言讲政治、用经济逻辑谈文明的复兴宣言。

　　以下是米莱讲话的文字版，由于来自第三方，可能有所省略或错误:

　　大家好，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查科省。

　　我由衷感谢牧师豪尔赫·莱德斯马的邀请，并祝贺他建成了这座美丽的礼堂。这是全国信仰界有史以来最大的聚会场所，意义非凡。

　　我常说，要改变国家，必须在三个战线上作战。

　　一是执政战线。总统府正推动一系列阿根廷急需的结构性改革。

　　二是政治战线。我们在努力建设必要的体制力量，以实现这些改革。

　　三是文化战线。我们致力于传播自由理念，击败马恩主义思想。这些观念几十年来已深深植入社会意识。

　　其中，文化战线也许是最难的战场，因为它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许多思想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占据人们头脑。

　　从启蒙时代起，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理念与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共同推动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然而，过去几十年里，左翼却在文化领域持续发起攻势，并且不幸的是，他们赢了。

　　他们用一种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摧毁了我们社会赖以构建的价值观与秩序。

　　我们放弃了工作文化、储蓄精神、对自己承诺的尊重，甚至放弃了“善”作为至高价值。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虚幻的幻象。

　　我们把对工作的热爱，让位于对享乐的迷恋；把储蓄精神替换为无节制的消费与鲁莽的负债；而面对真理，我们却选择了谎言。

　　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

　　正是这些基本价值，使我们的祖先得以播种、收获并留下遗产；与之相悖的思想，却让我们把别人的财富挥霍殆尽，并将后果一推再退。

　　几十年来，西方世界一直在锯断自己坐着的那根树枝。只因它还没断裂，就以为永远不会断。

　　而这一切，也正是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根本原因。

　　西方文明之所以伟大，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犹太-基督教根基下的核心价值观：工作是天职，个体需承担责任，须有远见，并尊重法律。

　　正如经济学者加布里埃尔·瓦莱里尼所说，《创世纪》中早已包含经济的基本原理。神在亚伯拉罕进入迦南时，就赋予他两个使命：繁衍生息、耕种土地。

　　这说明，财富并非道德的障碍，而是信守诫命者获得的祝福。

　　我们的神，是一位富有而慈爱的神，他会供应信徒一切所需。

　　然而，当一个民族远离神的律法，抛弃那些道德与伦理的原则时，贫穷、疾病、犯罪与苦难便接踵而至。

　　我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出自圣经”，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根源，确实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正如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那样：节制、勤奋、储蓄、责任感、天职意识，这些价值观在新教文化中得以发展，并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摇篮。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价值观的实践，构成了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道德基础。它推动了一种以自由协作为本、以生产积累为目的的经济体系。在圣经教义的支撑下，这套体系将西方世界推向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繁荣时期。

　　数十亿人摆脱了贫苦，文盲几乎被消除，人类寿命显著延长，人口激增、生活改善。而这一切，皆源于那些几千年前确立、至今仍有效的行为准则。资本主义，正是将这些准则推向极致的力量。

　　然而，左翼反资本主义的本性，使他们不断扭曲这些价值。他们用虚伪的道德观，颠覆我们文明赖以建立的根基。他们将通往繁荣的路径彻底倒置。

　　《创世纪》第26章记载：“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但非利士人因嫉妒他，便毁坏了他和亚伯拉罕心血所建之井。

　　在此，我想引用几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和耶稣·乌尔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的观点。

　　索维尔曾尖锐指出：所谓“社会正义”，其实只是披着正义外衣的嫉妒。它把嫉妒变成了美德，但别忘了，嫉妒本身正是七宗罪之一。

　　我们不会被击倒。我们熟知圣经。正如索托所强调的那样：“社会正义”也许是最背叛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观念之一。因为，它的本质是强制性的“慈善”：用暴力剥夺一个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分配给另一个人。

　　但真正的慈善，必须出自内心、出自灵魂，而非在枪口下完成。

　　因此，所谓“社会正义”不仅是伪善的，它还公然违反了十诫中的第七条和第十条戒律：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社会正义”以公平之名毁灭他人的努力成果，是一种以制度化形式掩饰的罪恶。

　　而辛勤工作、诚实积累，恰恰是资本主义伦理的核心。而与之相反，马恩主义的核心则是嫉妒与怨恨。怨恨者没有能力直接掠夺他人财富，于是他塑造出一个伪神——国家，并通过这个神来完成偷窃之事。

　　他们打着“再分配”的旗号，妄图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一切问题，却彻底忽略了最基本的因果：先有德行与劳动，后有财富与回报。

　　而左翼思想的根本前提则是：人的命运由出身和环境决定。也正因如此，他们否认自由，否认责任，声称个体无法掌控自己的未来。这就是他们为犯罪与反社会行为辩护的理由。

　　“罪犯是制度的不幸产物”，这样的世界观，只会带来社会的彻底瓦解。看看我们几十年来推行左翼法学家萨法罗尼（Zaffaroni）学说之后的结果：把罪犯当作“社会受害者”，让真正的受害者无处申冤。但正如我们在竞选和执政中反复强调的：谁犯法，谁就必须承担后果。

　　左翼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试图强行塑造理想人类，而不是理解现实中的人。他们不面对现实，而是幻想重塑现实。他们相信可以用国家权力去改写人性，而这，正是他们所谓“socialism”的真正含义。一个不平等对待公民的体制，一个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系统。

　　这样的制度，最终甚至掠夺最弱势群体，以满足统治者和政治阶层的私利。它不仅侵犯财产权与平等权，还公然违背经济学的第一定律：资源是稀缺的。

　　正如托马斯·索维尔所言：“经济的第一定律是：稀缺。政治的第一定律是：无视稀缺。”

　　如果每一种“需求”都被宣布为“权利”，那么这个世界将永远无法拥有足够的资源去满足所有人。

　　几十年来，左翼将“正义”定义为“分配公平”，但那不是正义，那是制度化的掠夺。在这种体制下，分配者永远拿走最好的那一份，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只能为此买单。

　　今天，终于有人因为这种系统性掠夺入狱，这仅仅是开始。

　　真正的正义，是人所得取决于他的努力与坚持，是各得其所，是自愿交换，而不是暴力再分配。

　　他们攻击我们，说“没有人能独自成功”，说我们是“冷酷的个人主义者”。但事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才是构成最真实社群的机制。

　　在市场中，人们自愿合作，自由交换彼此所需但自己不擅长的产品与服务。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组织，不是左翼所鼓吹的集体强制。

　　资本主义不仅是最有效率的体系，也是最和平的体系。正如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所说： “只要商品不能越境，士兵就会越境。”

　　贸易进来，战争就会远离。自由市场带来的是创造、相互依赖与和平共处，而非征服与剥夺。

　　但左翼所做的，恰恰是在不断颠覆一切秩序与价值。

　　他们的“反价值观”，正是导致我们文明走向衰败、贫穷与落后的根本原因。他们总是从攻击信仰开始，妄图用国家取代上帝，把上帝的律法换成政治的命令，把灵魂的自律换成政权的控制。

　　而Marxism 的每一次实践，最终都让富足变为匮乏，让希望化为幻灭。这一点，在世界各地都已被反复验证,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

　　简而言之：如果犹太-基督教传统带来了文明，那么左翼所带来的，必将是野蛮。

　　这些邪恶的思想如同寄生虫，经过几十年的宣传灌输，早已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们伪装成“常识”，误导一代又一代人。许多人已将这些伪理念视为理所当然：认为贫穷是因为社会上有富人；认为借贷本质上就是金融诈骗；认为企业家是工人的敌人；甚至把商品价格上涨当作“自主发展”的象征。

　　这些思想像毒素一般感染了民众，控制了他们的思维与行为，让他们沦为政客阶级的工具。他们像囚徒讨好看守一样，转而攻击那些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人。他们不是天生邪恶，而是长期沉溺在谣言与仇恨中，已经沉睡太久。

　　因此，唤醒对造物主的信仰，是多么重要！

　　唯有信仰，才能唤醒沉睡的人，找回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根基，摆脱我们今日沉沦的悲惨命运。

　　而与信仰对立的，正是"国家万能”的信仰替代品, 一种将国家当作神明的思想形态。这种思想许诺人间天堂，只要你绝对服从统治者。但实际上，它打破了努力与回报、德行与幸福之间应有的联系，将人变为服从权力的工具，而非神的形象之延伸。

　　圣经早已对此发出警告。

　　正如耶稣·乌尔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教授在其演讲《上帝, 无政府与教皇方济各》中所指出的：《撒母耳记》与《路加福音》都明确揭示：国家，若脱离神的律法，是魔鬼的象征。

　　在《撒母耳记》中，当百姓要求设立一位“王”时，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弃绝你，而是弃绝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神随即警告他们：若由人来统治，将带来掠夺、压迫与奴役，自由也将随之丧失。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撒旦带耶稣登上高山，向他指着世上的万国与政权说：“这一切权柄都交给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这段经文直指——国家政权若脱离信仰与道德，就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

　　所以，每当国家权力不断扩张，所带来的，往往不是秩序与公平，而是更多的贫困与灾难。

　　这正是为何我呼吁大家：重拾信仰。

　　因为信仰不仅带来来世的希望，也能带来现实世界中的繁荣。特别是在一个“用恩惠换选票”的体制下，资源的分配从未与个人的功绩和努力挂钩，而是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私利与政治算计。

　　而这，恰恰违背了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最重视的道德信念, 那就是：西方文明的根本价值，源于犹太-基督教文化的核心伦理。

　　因此，每当我们做出关键决策时，我们都会引用阿尔贝托·贝内加·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教授的观点——其灵感正是来自约翰·洛克（John Locke）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定义：“自由主义，是对他人生命计划的绝对尊重。”

　　它建立在非侵害原则（non-aggression principle）之上，捍卫三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生命、自由、财产。换句话说：不可杀人，因为你必须尊重生命；不可偷盗，因为你必须尊重他人的财产；而既然神赋予我们自由，又凭什么让一个官僚或政治集团肆意剥夺它？

　　愿自由永存。

　　最后，我要指出：那些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左翼政客，一边高举“社会正义”的口号，一边却在践踏真正的劳动伦理。

　　他们建立起一个剥削真正劳动者、滋养裙带关系与腐败精英的体制。这个体制的受益者从来不是人民，而是以下三类人：权贵商人；腐败官员；被收买的媒体人。

　　而不是工人，不是创业者，不是那些默默无闻、每天辛勤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