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人在美国的文化夹缝与归属感思考

　　去年某一天和孩子在中国超市买龟苓膏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华人女性。她侧眼看到我和孩子在为该不该买争论什么，会心一笑，像是理解了什么。我也尴尬地笑了笑，说了句：“这个年纪嘛……”就这样我们聊了起来。

　　她说她的儿子也六岁，男孩好像更难搞。我说也不一定，反而现在觉得，养男孩可能比养女孩容易。毕竟我女儿十几岁了，正是尴尬的年纪。我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像姐妹，但我仍努力提醒自己要是个清醒、理智的妈妈。面对她的顶嘴，我试着不把她的话当真——毕竟，大人情绪不好时也会口无遮拦。所以每当我忍不住想怼回去，我会强迫自己停下：她还是个孩子。不是说她可以为所欲为，而是我愿意给她比我童年时更多的表达空间。

　　我们边聊边走，不知不觉谈到了职业。我提到自己现在在读书。她说她来美国之前在医院做超声检查。我半开玩笑地问：“那你放弃那么好的工作来这，是不是有点委屈了？”她尴尬地笑了笑，说：“确实，很多时候女性的牺牲确实比男性多。一换环境，总是我们先放弃工作。”

　　本来聊得很投缘，但临走前她突然问我：“你平时去不去教堂？”这句话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几乎每次和某些华人聊得比较深入之后，对方就会问我这个。我想起刚来美国那年，买家具时遇到的一对友善的华人夫妻，也是在我误以为遇到“老乡”的时候，突然转向邀请我去教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们的热情，其实是想让我“加入”教会。

　　我并不反感信仰本身，但我生活在一个无神论家庭。我先生的父亲虽然出生于犹太家庭，但是后来他成为了一名科学家，他的母亲在英国学过心理学，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宗教组织的最大抵触点在于：利用人际温情吸引你靠近，等你开始信任，便期待你为组织奉献金钱或资源。这种把信仰组织化、制度化、功利化的过程，在他们看来是一种精神绑架。更不用说，他们也对历史上宗教迫害的事件心存反感。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这么多华人来了美国之后，选择了基督教？我自己的理解是，这与我们文化背景中集体主义的惯性有关。在美国这个高度个人化的社会，人们互不干涉、独立生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远。而从集体文化社会出来的人，习惯了靠“互帮互助”获得归属感，自然更容易被教会这样的社交组织吸引。尤其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语言和文化都有隔阂，教会成了唯一能“抱团取暖”的场所。它不只是宗教机构，还是华人的社交中心、信息集散地，甚至是教育和娱乐的延伸。

　　而我之所以始终没去教会，第一，是因为我先生的家庭背景和我共享的价值观。第二，是因为我对“借宗教为名组织人群获取资源”的模式有天然警觉。尽管我明白，如果不是我丈夫的影响，我或许早就像其他人一样，在某个孤独无助的时刻，去教会里寻找一点归属感，但是很显然那是为了寻求帮助违背我的个人原则的，毕竟我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在长沙最大的佛教寺院进进出出耳濡目染着佛教思想的人，这种经历让我从小对佛教思想更为青睐。

　　回家后，我突然想到孩子她爸带孩子去游泳训练时遇到的清华毕业的狂热基督教华人的交谈经历几乎也是如出一辙，她们总会在第一次见面或者最晚不过第二次沟通时就在交谈中生硬的希望植入基督教和教堂相关的信息。于是我再一次和娃爸聊起了这件事。我说：“我可能这一辈子都很难真正融入在美国的华人社群。”他说：“为什么？”我说：“今天遇到又一位华人，我们聊了二十分钟都挺好，一句‘你去教堂吗？’就让我瞬间退却了。她要是不问，我们几乎没什么隔阂。但一问，就像设了一道门槛，不进就是异类，进了我又没办法在家庭中维持一致的信念。”

　　他听完说：“人总有‘想从众’的心理，这没法完全避免。”我说：“我理解这种心理，毕竟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很微弱，在异国他乡没有依靠，想找一个群体去依附，是人的本能。但我依然不能接受，把群体归属感建立在信仰制度之上。”

　　我说这些，并不是批判谁，只是反思一种现象：当你用原来文化中的行为逻辑去应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就会产生巨大冲突。

　　就像我以前在医院实习时，观察到不同文化间的摩擦。有个四十多岁的非洲女同学，经常对二十几岁的美国本地女孩评头论足。她可能以为那是关心，是年长者的指导，可对方却觉得这是侵犯。这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更是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的认知错位。

　　类似的冲突，在中美两国的代际之间也存在。中国老一代人认为“帮忙是应当的”，年轻人却觉得“被管就是不自由”。当你用一个旧社会里的“理所当然”去影响一个新社会里的个体选择时，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没有人是错的，只是环境变了，方式要变。不改变方式，只会让人误解你的人格。而我们这些跨文化生活的人，更需要敏感地察觉到——我们在变，也必须学会如何在不放弃自己的前提下，理解别人的生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