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总盼着有个“单位”能“管”你

　　有感于“单位不管，你让谁来管？”

　　各位好，昨天的《从过火的“韦神”热潮，看国人的“圣人崇拜”》一文，我说我反对赵普等人呼吁北大介入韦东奕的健康管理事宜的号召。引发了不少读者的反对。

　　有读者直接质问我：韦东奕父亲早亡、母亲病重，本人又有“阿斯伯格综合征”，他的健康“单位不管，你让谁来管？”

　　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挺多的，比如昨天我那篇文章，可能还误伤到了我的一位自媒体朋友（因为他也做了相似的呼吁）。我在对他的回复当中说，说你们“蹭流量”这个指责我道歉，其实仔细想想，跟随热点进行报道，本来就是媒体的天职，所以“蹭流量”这顶帽子其实是要不得的。

　　但，你们的这种呼吁，我还是不能接受——即便北大迫于舆论的汹汹的压力，已经做出了最新回应，表示将在“尊重他本人意愿和生活习惯的基础上”为他安排保障。

　　为什么我不同意这种呼吁？其实那位读者无意中点出了关键——“单位不管，你让谁来管？”中国人对“单位”应该、并且必须“管”着个人的这种思想太根深蒂固了，我觉得应该改改了。

　　余生也晚，没赶上毕业包分配的时代，但我小的时候，父母、祖父母那一代管找工作还一般不叫找工作，而叫“找个好单位”。

　　“单位”这个词汇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味，它指代的是你工作的那个机关、事业、企业，但其意义又不仅止于此。

　　我记得我小时候公交车上有人吵架，吵到快要动手的时候，一方往往就会语带威胁的质问对方一句“哪个单位的？”

　　对方如果不服输，也会梗着脖子反问一句“你哪个单位的？”

　　互报单位，感觉就跟古代江湖人士开练前互相亮山头一样，是当年许多北方城市民间冲突前必备的保留节目。

　　人们在产生矛盾的时候喜欢互相质问“单位”，这是因为“单位”在那个年代的社会中其实扮演者一个高于家庭、父母的“大家长”式的角色。不仅发工资给与职工衣食、还负责承担和照顾职工生活起居、人际交往、介绍对象、结婚给开介绍信、离婚负责调解，原配如果怀疑配偶出轨，父母得不到儿女赡养，都会“去单位闹”，那会儿的青年如果因为犯了什么事情进了派出所，民警一般都先给单位打电话，让对方来派人交涉、将其领回。

　　只有那些还没“参加工作”，或者实在无业的青年，才会通知各自的家长，一般这样的人都比较遭鄙视。

　　所以“单位”在过去的中国，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类似于家庭、又全面于家庭，类似于父母、却又高于父母的存在。

　　人们从行为到心态上都本能的依赖于单位，就像孩童之依赖于慈母，也惧怕、听令于单位的惩罚和管束，也像孩童惧怕严父。

　　所以，“好好学习，毕业后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单位”，而不是今天的“找个好工作”，才是当年大多数父母给孩子的教诲和期盼。

　　多说一句，很多人喜欢的嘲笑我们山东人喜欢考公考编，殊不知山东人之所以更喜欢考进体制内，就是因为我们那里还残留着较为浓厚的“单位”色彩。

　　的确，在我们山东很多父母的眼中，进入一个“好单位”，约等于认了一个强势的“义父义母”或者意大利电影里的教父教母，无论相亲认识对象、头疼脑热住个院、乃至和路人起了纠纷，你说话都能硬气三分——因为你背靠一个“好单位”么！出了事“单位”会管你，这个隐形的福利，不是每月发的那点工资能衡量的，甚至也不是你自己创业挣大钱所能弥补的。

　　因为在老辈人眼中，没有“单位” ，你寸步难行。

　　我曾经一度以为，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对“单位”的依恋和崇拜，应该随着时代的演进逐渐淡化和退场了，但是这次要求北大“介入对韦东奕健康管理”的一呼百应，数万人转发、点赞，却让我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留存是多么的强大。

　　“北大是韦东奕的单位，既然韦东奕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我没考证过网民们对韦先生的这个诊断结论是怎么得出的，是有真实的医学诊断依据，还是又一场宏大的“网络诊病”？），父母又没有能力去管他，那么北大就应该承担起“管”韦东奕的责任。”——那些跟风呼吁北大带韦先生诊病的网友，你们说说，你们的内心深处，思维逻辑是不是就是如此的？

　　北大是韦东奕的单位，就应该管韦东奕。而且北大作为全国闻名的“好单位”，不仅应该管，而且应该管的很好。在网民们这种顺畅的思维逻辑当中，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思维模式，是不是符合现代社会基准的。

　　韦东奕作为一个成年人，被网民们“公诊”为有精神疾病，就丧失了自我决定的权利。而这些“关心”韦东奕健康的网民，好像谁也没有想过以个人或者民间自组织的形式去慰问、协助或者建议韦东奕去诊病。大家都眼巴巴的等着、盼着、呼吁着北大这个“单位”出手去解决一切问题，好像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记不得在哪篇文章中我提到过了，同为崇尚“集体主义”的民族，其实我们中国人对集体主义的理解和德国、日本这些集体主义民族还是不一样的，德国的集体主义思维的典型中世纪的同业工会制度，日本的集体主义典型则是乡村的“稻作协同”，在这两种“集体主义”中，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其实都是平等的，人们只是通过强调集体、遵循共同的秩序这种方式来收获比单打独斗更大的利益。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集体主义”思维却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说的话，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思维其实就是这种“单位”文化——中国人对集体的那种情绪是下对上、子对父。非常像是国企职工之于“单位”、或者说婴儿之于父母，就像韦东奕事件所表现出的一样，人们像指望婴儿饿了母亲马上就把奶瓶塞到他嘴里一样，指望集体或者说单位能满足婴儿对母亲的一切集体幻想。

　　所以分房发福利要找单位、职工生病了要找单位、老公出轨了要找单位、儿媳儿子不孝要找单位、子女入托上学、老人看病住院、红白喜事还是找单位……所有所有事情，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单位”能帮我们“管”一下。

　　我们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些事情换种方式运行成不成？我们自己好像也和“韦神”的粉丝眼中的他一样，就是一群在家靠父母、出门“找单位”的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

　　然而，把自己和别人的所有事情都交给“单位”去“管”，注定是有代价的。

　　首先“管”这个词汇就有双重意义，不仅意味着你所期盼的“兜底”“扶助”，更意味着“管制”。有“单位”的人注定要接受许多法律没有条文，但单位内部有规定的管制。

　　其次，既然你把单位认作了父母，那单位领导说的话你就必须得听吧？“臣之侍君，犹子之侍父”“三谏而不从，则嚎泣而随之”，领导的指示，不理解也要执行……凡此种种逻辑，跟着也就来了。

　　最后，“单位”就像它的原意所表现的那样，会把你牢牢敲死在那一亩三分地的那个岗位上。如果你不是“会来事”，在单位里搞好人际尤其是与领导的关系。那就会像一个在原生家庭里与父母相处不愉快，却也甩脱不了的子女一样，一辈子背负着“单位”给你的桎梏，却无法更不敢离开——作为一个曾经有过“好单位”的人，我是特别清楚这种束缚感有多么难受，但想要摆脱掉又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的。

　　所以我是真的期望中国人都能不再乞求和仰赖“单位”的“管”，冲出自己的单位，去拥抱真正的成年人当有的生活的。

　　而遇到韦东奕这样的事件，请奉行两个原则，第一，我们尊重他个人的意愿和自由。第二，如果你实在担心他管理不好自己的健康、担心他的生活，你完全可以个人、或者哪怕组个“粉丝团”比如“关爱韦神身心健康协会”之类的，去慰问或者带着他看看医生。

　　“单位不管，你让谁来管？”

　　为什么不是他自己管？为什么不是你来管？

　　然而，成千上万的人，自己啥也不做，就转上几篇铁口直断韦得了某某精神疾病的帖子、短视频，然后一起呼唤给北大这个“单位”出手，求“单位”一定要去“管管他”……

　　我总觉得，这种群体行为，有一种莫名而宏大到无以复加的滑稽感与巨婴感。

　　恰如一群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今天这件事，他们呼唤“单位”父母这么管了，明天那件事，他们不想被管，父母也一定会管他们。

　　因为他们的人生、乃至他们的思维，已经被高度“单位”化了。

　　相比之下，反而人家北大那篇回复写的更有水平：

　　“感谢公众对韦东奕的关心，学校在尊重他本人意愿和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在工作、生活、医疗等方面都给予了充分关心，也有相应的安排保障。”

　　划重点，“尊重他本人意愿和生活习惯”，这是前提。

　　没有这个前提，认定人活到三十好几还要有个单位管着才好，而不是自主或者互助。那你还谈什么平等与自由？

　　全文完

　　我知道，今天这篇稿子写的又不讨喜，因为它又冒犯了许多读者的既有认知。谈到被管束时，大多数人都容易认同“人生而自由”的信条。但谈到另一种“管”，比如管你看病、管你子女上学、管你吃、管你住时，不愿意贪这个小便宜，依然能坚持那个信条的人，就少太多了。

　　但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懂，我自己是一个走出“好单位”的人，因为我相信，离开了单位，我一定能够凭着自己的自由拼搏活得更精彩、富足。

　　您说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