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祥林嫂，其实我们都误解了鲁迅的本意

　　对痛苦的记忆与抱怨绝非毫无意义，它是改变的开始，或者余烬。

　　各位好，昨天是母亲节，写完文章之后，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妈妈在叮嘱了一堆“一个人在外，要吃好喝好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别不舍得花钱……”等等事情之后。突然跟我说了一句：以后写文章不要老提自己过的辛苦或者遭遇的不公，一次两次大家同情，但说多了，很多读者会不愿意看。

　　老实说，听她这么说，我还挺吃惊的。因为自去年遭遇打击以来，虽然我重开的新号仍坚持保持日更，但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祥林嫂”，成天抱怨自己的遭遇，偶有文笔间的流露，也会让自己及时收住。

　　但现在看来，这样“收着写”的效果其实也不很成功，妈妈都看出来了——或者退一步讲，可能正因为我的文章她每篇都看，所以才会让这种观感比较强烈吧。

　　不管怎样，我遵从她的提醒，以后写文的时候更少提就是了。

　　可是这样想来的时候，我的心中又突然有另一个念头在微动——既然我辞职出来干自媒体，图的就是个我写我心，为什么在文章中直说自己的苦楚会有一种罪恶感呢？甚至这种恶感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还提炼出了一个形象化的符号——祥林嫂，去代称那些抱怨自己生活的人。

　　这个问题我其实想过很久了，于是突然很想写一篇文章，去仔细把它聊清楚。

　　如果你细读鲁迅《祝福》这部小说的原文，会发现祥林嫂一出场的时候，作者的安排就很巧妙——她是个寡妇，丈夫死了之后从家中偷跑出来的，想在鲁四爷的家中靠自己做工讨个生活，然而她的婆婆却对此并不乐意，婆婆觉得祥林嫂既然嫁到了她家，那就是她家的人了，既然大儿子已死，那儿媳不如卖掉，换笔彩礼钱以供小儿子结婚。而且不仅要卖，还要把祥林嫂卖到山里去，因为祥林嫂是二婚了，只卖到平常地方卖不出什么价钱，必须卖给普通人家不愿意嫁女儿的山里，当初娶亲花的本钱才能收回来。

　　这个安排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从一而终”是传统的儒家礼教给女性安排的命运，祥林嫂不愿意再嫁，还愿意用双手为自己讨生活，理论上说应该是遵从这个制度安排的。相比之下，她婆婆的主张反而是“无礼”的。

　　但是世人对祥林嫂这对婆媳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非常奇怪，他们都交口称赞那个要把儿媳强行卖到山里去的恶婆婆。

　　“阿呀，这样的婆婆！……”四婶惊奇的说。

　　“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甚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他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将地嫁到里山去。倘许给本村人，财礼就不多；惟独肯嫁进深山野坳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

　　对于这个安排，熟读经书的鲁四老爷倒是说了一句“可恶，然而……”。

　　小时候读这段的时候，总不知鲁四老爷这个“然而”后面省略了什么，但现在想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

　　她婆婆这样的做法固然可恶，然而……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为尊者讳、为强者讳、为上位者讳的，祥林嫂的那个恶婆婆，她在这对婆媳关系当中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上位者，她天然的就是具有对祥林嫂完全支配的权力。看似强势的儒家礼教在这种上位者权力面前是毫无约束力的。

　　什么？你想援引礼教中“从一而终”的条款拒绝再嫁？不好意思，礼教不是你逃脱命运摆布的挡箭牌。甭废话，嫁到深山里去吧你。

　　所以鲁迅用这一句“可恶，然而……”就向你形象的说明了礼教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是怎么吃人的。

　　说白了，就是双标。

　　其实，在纸面上，儒家礼教本来是一套还不错的社会秩序。因为虽然不讲究“平等”，但至少是讲究对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臣子才有义务像臣子。父亲要先当个好父亲，儿子才能是好儿子。但是在现实执行当中，不好意思，礼教的这套约束，对“对等”关系当中的上位者是没有约束力的。祥林嫂的婆婆丧尽天良，强行把逃走的儿媳帮卖到深山里去，这么不合规的事情，作为乡村礼教化身的鲁四老爷听到了，也就只会说句：”可恶，然而……”

　　然后就没了，半点惩罚和干涉都没有。而你要知道儒家秩序执行到明清，不仅在鲁镇，整个国家都是如此的，明朝皇帝和把皇族飞鹰走狗、予取予求，礼教只能以“文死谏”的觉悟提一点微弱的抗议。但整个体系越到底层反而越是严苛，能够压死人的。

　　阿纳卡西斯嘲笑古希腊的法律，说“法律像一张蜘蛛网，大的苍蝇飞过去，小的被粘住了。” 其实阿纳卡西斯没有看到古代中国的礼教，作为契约文明的希腊法律好歹还是成文的，但礼教却是可以那么稀里糊涂的糊弄过去的。

　　所以对尊者和卑者执行双标，这就是礼教“吃人”的方式，或者说的确切点，吃人的也不是作为规则的礼教，而从来是也只是权力。

　　果不其然，礼教对弱者展现的强力，在祥林嫂第二次来做工的时候就展现出来了。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在祥林嫂的整个命运流传过程当中，她其实自己从来都是身不由己的，是被摆布、被安排、甚至是被强迫的对象。而且我们要说，在同为被命运强迫的对象当中，祥林嫂其实是颇为坚强不屈的那个——看出婆婆要把自己卖到山里去，她知道跑，知道到大一点的地方去尝试自食其力的做工。被绑上了花轿，她也知道挣扎不从，甚至头撞到桌子上血流如注。甚至在听了这一段貌似同情，实则闲言碎语的风凉话之后，祥林嫂还试图挣扎命运加给她的桎梏——她开始拼命的做工，尝试去庙里捐一个门槛，靠给千人踩、万人踏赎她的“罪”。

　　可是在鲁镇这个邪门的体系下，祥林嫂再多的挣扎、自救乃至忏悔赎“罪”最终都归无用，祝福仪式上四婶一句“祥林嫂，你放着吧。”让祥林嫂看清了她人生走到尽头也甩不脱的死路——她在鲁镇、乃至这个文化当中将永远是一个被歧视、被嘲笑乃至被罪化的存在。礼教那套看似还对等的道德秩序，管不了她婆婆、保护不了她合法的选择，却在事后把一切的罪责清算在了她的头上。

　　而祥林嫂这种无论如何挣扎也不能得脱得处境，其实让我想起了另一部小说——卡夫卡的《审判》，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在某一天突然平白无故的被判处了死刑，他不断地试图通过各种渠道申告、上诉，为自己鸣冤，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挣脱，甚至得不到半点回应。最终，在某个同样莫名其妙的夜里，他被平白无故的处死。

　　“死的像一条狗一样”。

　　卡夫卡这部小说写作于1914年，比鲁迅的《祝福》甚至更早。我总觉得卡夫卡真的是有天才的，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苏联的克格勃和东德史塔西都还远没有出现，他居然提前模拟了那样一种场景。

　　而这种怎么挣扎也无法得脱的绝望，其实在《祝福》中祥林嫂的身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压在祥林嫂身上的，并非卡夫卡想象的那样一个隐形但真实存在的法庭，而是一种更久远更让人窒息的文化。

　　她尝试了挣扎，甚至挣扎的比大多数人都更猛烈，但却最终无效。

　　于是她只剩下了一种方式，那就是抱怨、或者说，诉苦。

　　“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因为鲁迅的精彩描写，这句话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对祥林嫂这个人物最鲜明的记忆，甚至越到后来，嘲笑这个句式越成为了一种流行。

　　但是，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好好的反思过，对祥林嫂的这种嘲笑是否是鲁迅先生的本意。难道遭遇不公的祥林嫂是错的，而那些对她的处境冷漠和麻木的鲁镇人反而是对的么？我觉得绝非如此。

　　冷漠并且麻木，这几乎从来就是鲁迅笔下国人的性格底色。这种性格底色有一种可恶也可鄙的延展，那就是对他人乃至自己曾经遭遇的苦痛毫无痛觉、乃至记忆。像《阿Q正传》中的阿Q，活的浑浑噩噩，亦或者《药》中的老栓，蘸着革命志士的鲜血吃人血馒头。这种冷漠和麻木当然其原有自，那就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实在是太压抑并令人绝望了，记住自己或他人的痛苦，却又无力改变，会让自己生活的过于痛苦，乃至丧失生活的信心。于是索性退化掉了痛觉、记忆、以及对他人的同情心，就这样麻木的活下去。

　　所以我们的民族，至少在鲁迅的时代，相较于世界上的文明国家是严重缺乏同情心的。清末天津教案的时候，天主教开办育婴堂收养被抛弃的弃婴进行养育，大清老百姓就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因为以他们那已经麻木的心灵来看，父母都不要的弃婴，你们干嘛要平白无故的收养？这其中必有阴谋。于是什么挖婴儿眼球入药的谣言才在官府的默许纵容下流传开去。最终引发杀传教士、修女，烧教堂的惨案。

　　而类似的心理，其实直到今天还有。比如时至今日，我在文章中偶尔写点很常识的东西，总有人留言说：“你整天翻来覆去的说这点事，跟个祥林嫂一样，累不累啊？”

　　我看这种人，就总觉得他们有和鲁迅先生笔下的庸众无比相似的麻木和弱智——是，我写的很多话，其实无非常识。但就算是常识，很多常识在很多时候，却没有得到普及、以及执行啊。既然如此，这些常识，就有被反复宣讲的必要。就像祥林嫂的那段台词，我觉得她就是有权利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为这段不幸的遭遇毁灭了她的一生，而谁该为这样的悲剧负责呢？在没有激起这个思考和改变之前，这个悲剧就有被记忆、和反复重述的必要。

　　而那些觉得这样的事情听腻了、听烦了，加以嘲笑的人，他们萌生这种心态的动机也无非两方面——一则，他们因弱小而畏葸，对改变现实已经绝望。二则，他们因畏葸而自私，在命运的铁锤、类似的悲剧没有敲击到他们之前，他们只想过自己的“岁月静好”，对一切揭露生活残酷和不幸的信息感到心烦。进而讨厌那些向他们传递着这种信息的“祥林嫂”。

　　像王小波先生所说，这本质上是个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但我总觉得，这终归不是祥林嫂的错误，对苦难的记忆与抱怨绝非毫无意义，它是改变的开始，或者至少是余烬。在命运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祥林嫂依然愿意回忆、懂得诉说，仅这一点，我就觉得她仍是一个活泼泼的可爱的人物——至少她比那些听从命运的安排，在幸运时麻木而自以为计得的活着，在不幸时“认栽”而默默的死去的鲁镇上的大多数人要强许多。

　　我们的教育当中，时至今日依然有一种“忍耐”教育，父母为了让孩子能够适应社会，一方面告诉他们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另一方面，却又往往会叮嘱他们，遇到别人违反这些规则，而那人碰巧是一个强者、或者遭遇不公的时候，别抱怨、别反抗、甚至也别记忆。“小杖受，大杖走”得了。

　　但是，到了海外，你会发现，这种“忍耐教育”在法治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是极少的，遇到了不法侵害就要发声、遇到了不公正待遇就要抗议，甚至别人的类似遭遇你也应发声、抗议，直到这个问题被匡正为止。这才是合格的现代公民。

　　所以你可以看到老外当中有那么多稀奇古怪、坚持各种主张的人士。或许在很多中国人眼里，这些总揪住一两件事不放的人，其实也都是祥林嫂。

　　但社会就是因为能共情和在乎这些祥林嫂才会进步的，如果我们非但不共情，反而要冷漠、甚至嘲笑视之，那么我们可能都是鲁迅笔下的麻木不仁的鲁镇人。

　　这，就是我的一点随感，今后在文章的表达中，我以后会尽量少写一点自己的辛苦、以防被人觉得“卖惨”，招人嫌恶。但在内心身处，我仍想做一个鲜活而敏感的人，对自己和他人苦痛，保持记忆，保持言说。

　　保持对自己和他人的痛觉和记忆，这多么的重要！

　　诘者速散，知音随来。

　　劝君莫笑祥林嫂，嫌者皆是鲁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