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民怨，十年连任：自由党为何仍能赢得选票？

　　一、引言：一个反直觉的政治谜团

　　十年执政，十年骂声。房价高企、食品银行排长队、医疗资源紧张、街头毒品泛滥、难民涌入与暴力案件频发，种种景象构成一幅加拿大人曾无法想象的国情画像。而更令外界困惑的是，在广泛民怨声中，自由党政府仍在多个选区维持着选民支持，甚至在2021年选举中再次赢得少数执政地位。为什么一个在许多国民眼中“失败”的政党，依然能在政治战场上幸存乃至取胜？

　　这不只是一个选票计算的问题，而是关于加拿大社会深层结构、文化逻辑与治理机制的一场透视之旅。

　　自由党的核心政绩在许多领域都难称成功。

　　住房危机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2024年全国房价中位数较2015年上涨了超过75%。而在温哥华、多伦多等核心城市，年轻人拥有房产的平均年龄已突破40岁。租房者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屡屡突破50%的“租金重压线”。

　　毒品与治安

　　：联邦政府推进毒品“非刑罪化”实验的卑诗省，2023年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温哥华市中心East Hastings街区成了露天毒品市场与暴力事件高发地。

　　医疗资源枯竭

　　：2024年，超过600万加拿大人没有固定家庭医生。急诊等候时间普遍超过8小时，许多中产家庭转而寻求私人诊所服务，引发“医疗双轨制”忧虑。

　　财政与福利支出

　　：联邦政府债务自2015年后已翻倍，至今突破1.2万亿加元，社会福利体系虽覆盖面广，但效率低下、欺诈案件频出。

　　这些并非偶发性问题，而是贯穿一个十年周期、广泛影响中产和基层民众生活质量的系统性退化。若将之放在其他民主国家的选举语境中，往往意味着政权轮替。但加拿大并非如此。

　　三、“结构性安全感”：制度如何保护执政者？

　　加拿大的选举制度与政治文化为执政党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结构性缓冲”。

　　选区划分机制（Gerrymandering-lite）

　　：虽然加拿大的独立选区委员会避免了美国式的恶性划区，但城乡选区人口悬殊却长期未被修正。例如安省密西沙加市一名议员的选区内居民超12万人，而纽芬兰某些乡村选区不到3万人，造成城市选票权重被削弱。

　　“第一过半制”投票机制（First-past-the-post）

　　：自由党即便在2021年仅得全国票数32.6%，仍可组建政府。该制度使得在选民分散、反对党未能整合的情况下，拥有稳定基本盘的政党得以长期执政。

　　反对党自身的问题

　　：保守党虽然在民调上多次领先，但其党魁常因语言风格、种族多样性态度、社会议题立场（如堕胎、LGBTQ权利）引发中间选民恐惧。此外，新民主党（NDP）虽呼声高，但全国政绩乏善可陈，在不少地区更被视为“自由党的影子”。

　　四、文化操控与“价值联结”策略

　　自由党的胜选不仅来自体制层面的优势，更在于其深谙文化操控与叙事塑造之道，善于在“危机中制造归属感”。

　　身份政治与道德优越感

　　：自由党高度推崇多元文化、LGBTQ平权、原住民权益、女性赋权等议题，将批评这些议题的人塑造为“不进步”、“不包容”的威权象征。这种“道德框架”的设定使选民在情感上对自由党产生归属感，即便他们对具体政策并不满意。

　　公关胜于治理

　　：特鲁多政府对媒体、社群网络以及公营广播（如CBC）的长期财政支持，塑造了一种“亲政府信息优势”。独立记者揭露“负面新闻”的生态空间收窄，也使政府能够更从容地塑造叙事主导权。

　　对年轻人心智结构的驯化

　　：大批在2000年后成长起来的Z世代与千禧一代，在校接受高度自由主义倾向教育。这代人对“气候正义”、“族群平等”、“性别认同”等价值议题具有本能认同，因而更倾向支持“愿意聆听”的自由党，而非“看似冷酷保守”的对手。

　　五、为何选民“不愿更换”？投票行为背后的心理经济学

　　加拿大选民看似“认命”般地维持自由党执政，其背后是多重心理机制交错作用的结果：

　　“最小伤害”原则

　　：对许多中间选民而言，自由党虽令人失望，但保守党的“形象”更可怕。选民并非“支持”自由党，而是“拒绝”保守党。

　　“习惯性忠诚”效应

　　：老年选民倾向于维持既有政党，年轻选民对选举机制感到冷漠，两者皆强化“政治惯性”。

　　经济期望的调低

　　：长期高房价、低工资、政府低效让选民对“改变现状”的希望降到最低。“不要更糟”成为投票动因，而非“争取更好”。

　　信息茧房现象

　　：社交媒体算法倾向推送迎合个人偏好的内容，使人更难接触与自己立场相悖的信息，强化对自由党的“合理化解释”。

　　六、反思：当自由民主成为“审美选择”而非“治理选择”

　　加拿大选民面对的不是缺乏信息，而是“信息背后的缺乏判断力”。自由党用道德语言包装治理失败，转移批评焦点，把治理无能隐藏在“政治正确”的绸缎之下。而民众在道德认同中迷失方向，对“良政”的要求也逐渐模糊，甚至退化为“只要不冒犯我价值观”的审美偏好。

　　更危险的是，这种“政党—媒体—选民”的三角关系，正在逐渐固化为一种被动型民主——政党不再真正回应民生，而是持续强化“认同纽带”，让支持者不愿背弃。

　　七、加拿大的国家命运，还有希望吗？

　　自由党十年执政固然令人失望，但也不应将国家未来全部归咎于一个政党。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加拿大是否仍拥有一套能自我修正的政治与社会系统？

　　如果选民重新学习如何独立思考、超越身份政治投票；

　　如果媒体恢复调查性与批判性，而非变成政府宣传管道；

　　如果反对党真正提出可行的愿景，而非仅靠否定生存；

　　如果我们对“自由”有更深刻理解，而不是沦为“随心所欲”的代名词；

　　那么，加拿大或许仍有希望。

　　真正的改变，不是等哪个政党醒悟，而是等选民自己觉醒。新闻自由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