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1995已经隐入尘烟三十年了

　　我在狐媚的春光里经过南宁火车站。这是2025年的暮春，满城的木棉花和三角梅壮烈怒放，遍地落红，像是刺客留下的作案现场。

　　心里微微抽搐了一下。三十年前，从福州归来的我背着巨大的行囊和两箱书，走出了南宁站，像一头离群的幼狮，开始独自在尘世觅食。

　　1995年夏季的南方天空高远，清澈。但那一年的阳光和云翳都被时光之剑杀死了。每个年份都是时代的弃婴，红尘的弃妇，但1995是我最深的疤痕。

　　所以，本文献给永逝的1995，献给已成琥珀的90年代。

　　前不久刷到一个短视频，说1995年春晚是史上最牛春晚，收视率近97%。

　　我愣了。那届春节我看过，有那么牛吗？

　　我是真没什么印象了。因为那个除夕，大四的我寄住在南宁亲戚家里，眼睛虽然盯着电视，脑子里想的全是自己投出去的应聘简历会不会石沉大海，以及，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是去打螺丝呢还是去当车匪路霸呢。除了刘德华的《忘情水》我有点印象，别的节目根本就不记得。

　　95春晚火爆完全合理，因为93、94年是内地华语歌坛的井喷之年，直接拉动流行音乐市场。多年以后，我认识了写出《你在他乡还好吗》、《潮湿的心》的作词家李广平，还偶然和老狼成了微信群友，每次看到他们的名字，都觉得恍惚回到90年代。

　　但在1995年，我关心的不是精神食粮，而是触手可及的粮草。

　　那一年，根据官方数据，大学毕业生总共80.54万人，其中本科生32.5万人。

　　我们91级是最后一届全公费生，也是最后一届包分配的毕业生。正是在我毕业那年，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了大学生双选会，从前的媒妁之言变成了自由恋爱。

　　1995年1月，几千名应届生涌进了南宁民族大道的广西科技馆，把大门玻璃都挤爆了。上百家单位在那里招人。

　　如今的后生或许很难理解：既然都包分配了，又何必虎狼般夺食？

　　很简单，国家包分配的单位都好不到哪去，许多岗位的去向是县城甚至乡镇。而双选会上的绝大多数单位，都在大中城市，待遇和环境都好得多。

　　上个月，我回南宁装修老房子。黄昏中去坐地铁，望见拆除后重建的，造型诡异的广西科技馆，怔怔地站了一会，想起了1995的早春。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是1222万。

　　我们当年，是抢到好面包和坏面包的区别，而现在的娃，是有面包和没面包的区别。我特别体恤他们的艰难。

　　三十年前的我瘦如A4纸，平素在大学食堂抢饭、在绿皮火车抢座，练就了一身泥鳅般钻缝的功夫，所以在双选会上如常山赵子龙般杀了个几进几出，把自己的简历送出去几十份。当然，全都泥牛入海。

　　那天站在夕阳里的民族大道，我心想，倘若时光倒流，如今发福笨拙的我，还能不能在人潮汹涌的双选会上挤到前面，望见面试官脸上的茸毛。

　　显然不能。

　　我在人海中杀出血路的惟一方式，是像在绿皮火车上那样，高喊一声：让一让啊，开水来了。

　　02

　　1995年的空气，暧昧而混沌。

　　10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回忆录《烂柯1991》，叙述了大学四年。末尾写到：

　　“尘土扬起来。南宁不见了。我往北去，路途渐进荒凉，远方的大石山光秃秃的，寸草不生，如同福大东门西禅寺的，和尚脑壳。……我成了乡下人，我又成了乡下人。前方那个陌生的小镇，我想我要死在那里了。1995年8月23日那天的日头，渐渐向西边的山河斜去。我在颠簸的乡村巴士上蜷缩成一只猴子，疲惫而绝望地闭上了眼。”

　　我来到了河池地区的大化瑶族自治县。它原本是都安县的一个乡，1988年才升格为县。

　　厂里给我分了一张木板床，在大坝边开关站的破旧平房住了下来。每晚上个厕所，要经过茂密的草丛，那里时常有毒蛇出没。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清扫床底，那里蹲着一群癞蛤蟆。第二件事是清点我的抽屉，我的饭票经常失窃。

　　而几十米外，是浓密的芭蕉林，二十年前曾有个俊朗的男大学生被三个带枪的女民兵劫持到那里轮奸。我虽不俊朗，但也好慌，每次出门上班都在腰间系个麻绳。这种失身的恐惧，如影随形，因为平房的另一头住着一个因花痴而失心疯的老太婆，她每天都坐在斜阳里，盯着这帮下班小年轻的肉身，给我们打分。

　　一个壮硕的陕西小伙被她打了98分。我那时腰围一尺八，比女工还瘦，她根本就不屑给我打分。这是比0分更大的耻辱。后来我出门就不系麻绳了，连疯婆子都看不上我，女民兵更不会劫我这瘦猴的色。

　　去年我携全家重访旧地，1995年的青涩芭蕉已经变成了老芭蕉。

　　那年夏天，我们开始上岗培训。每个人轮流抱着橡皮人做心脏复苏和人工呼吸。多年后市面流行硅胶充气娃娃，我心想这不都是我们玩剩的吗。

　　然后，我就穿上蓝色工装，扛着个大扳手，正式成为了工人阶级。

　　命运的齿轮并没有开始转动。每天只有水轮机和发电机在转。

　　03

　　1995年，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横空出世。

　　那一年的马云，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他第一次去美国，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回来就辞去教职下海，创办了中国黄页。也是那年，他因为抓偷井盖的人第一次上了电视。

　　王志东去硅谷弄到了650万美元融资，后来创立了新浪。

　　这年秋天，张朝阳从麻省理工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创业。但我并不知道十年后我会成为他的员工。

　　我过着僧人般幽闭的生活，不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了解外界的惟一途径，是上班时翻阅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其实我根本不关心上面的新闻，总是在偷偷瞄报纸中缝的招聘广告。

　　鲜少有人记得，中国的双休日工作制起源于1995年的五一。那年元旦出台了第一部劳动法，但并未规定双休。因为入世谈判的推进，美国提出了这个要求，中国成了全球第145个实行周五工作制的国家。

　　不过这跟我没关系。当时我上的是六班四倒。进过工厂的人都知道，这种倒班简直让人灵魂出窍，生物钟完全紊乱。

　　上班倒是轻松，隔一两个小时就去抄各种仪表数字，扛扳手巡检各种管道和机组。剩余时间就是在饭点吃工作餐，听老师傅们聊各种八卦，以及对领导的吐槽。

　　直到有一天，分场领导找我谈话：听说你对领导和工作现状很有意见？

　　我清晰地记得，在师傅们的吐槽大会上，我只是附和了几句，绝对算不上激烈。显然，有人在引蛇出洞。

　　1995年，当数字英雄们开始学习互联网，学习创业，学习融资时，我在乡下学会了中国式闭嘴。

　　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从不向任何同事吐槽领导的是非，倘若实在受不了那份工作那些领导了，我就默默地递上辞职信，扬长而去。

　　但我不建议如今的年轻人学我，因为90年代和00年代遍地都是工作机会，不比现在。意气用事也得看看身处的时代背景。毕竟——

　　失节事小，饿死事大。

　　04

　　乡下的文化生活贫瘠荒芜。

　　好在有甲A，我每周都追着看申花队比赛，看范志毅是否又继续进球。1995年的甲A是史上最佳。那年CCTV5诞生，编导大概偏爱斯诺克，于是我天天看亨得利、戴维斯、威廉姆斯。

　　镇上有个邮电局，每周我必买《体坛周报》，偶尔遇到售罄，心里就空荡荡的。

　　当年的南宁已经出现了酒吧，但小镇没有，只有露天卡拉OK，唱一首五毛钱。台球桌倒是随处可见，也是五毛一局。

　　惟一与福州、南宁同频的，是遍地的录像厅，放着各种风月片。那是香港三级片的鼎盛年代。小城老板都很实诚，说是黄片那就一定很黄。不过也偶有例外，有回我看到新片预告《春光乍泄》，兴冲冲买票进去，结果只看见张国荣和梁朝伟彼此伸出咸猪手，而坐我前排的一对胸毛飘飘的基友，搂搂抱抱互舔耳朵，我实在受不了，看了二十分钟，走人。

　　1995年的秋天，渐渐的，没人陪我打牌打台球了。同批进厂的大学生们知道逃离无望，那不如去谈爱罢。不谈爱的我成了孤家寡人。

　　厂礼堂每周都会放几次电影，但鲜少有人去看。有次看完《大话西游》，才发现整个礼堂就我一个人，我比至尊宝还寂寞。当然，在1995年，包括我在内，没几个人能看懂这片子，所以它成了仆街烂片。我们得经历生活的酷刑、岁月的捶打，才明白星爷在说什么。

　　但邓丽君是每个人都能听懂的。那年她猝然离世，我跑到磁带店，把能买到的专辑全部收集了。

　　多年以后，我的不少朋友都曾到清迈的美萍酒店，探访邓丽君离世时住的那个房间。综艺比赛里有个泰国的小女孩，从神态到声线都像极了她，据说是她转世的。

　　1995年离世的还有张爱玲。她在洛杉矶的寓所死去一周后，才被发现。20多年后，我站在她1952年走过的罗湖桥，望着深圳河，想起了许多南渡北归。

　　在文坛和乐坛无可替代的两个奇女子，后来被黄舒骏写进了那首曲风怪异的歌《改变1995》：你走之后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渡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黛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时间不停的走远/我的记忆却停在那1995年。

　　这首歌，是黄舒骏在追忆另一位同样猝逝在1995的音乐才子杨明煌。

　　黄舒骏和杨明煌我都听得不多。听最多的是窦唯时期的黑豹乐队，以及Beyond，这倒是与小镇青年们共振。许多个深夜，我在红水河边吃田螺喝啤酒，他们在几十米外醉生梦死地唱黄家驹。

　　我曾以为，殁于1993的黄家驹再过些年，就会被世人遗忘在尘烟里。没想到，几十年后，那首《海阔天空》依然是广东的省歌，依然被粤语区的无数后生仔在风雨里高唱。

　　没人能改变1995。只有1995，能改变所有的人。

　　05

　　1995年的国内GDP是5.7万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3893元，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5500元，这个数据符合我的认知，那时的普通职工月收入也就三四百。

　　我同届的大学死党分配到柳州的一个公司，每月工资两百，他寄一百供弟弟上大学，自己只花一百。多年后我们在深圳南山的人海中重逢，我说，真不知道你那时是怎么活下来的。

　　好在当时的物价不算高，猪肉两三元一斤，大米七八毛，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也就几百一平米。

　　但我和死党都保守了。当时他不该回柳州，我不该去大化，我们应该直奔珠三角，那会是另一种辽阔的人生。

　　我的大学舍友隔壁老王，闽南人，是我们班最有勇气最决绝的人，毕业时直接把户口档案扔掉，奔向顺德，跳了几次槽，最后进了外企。在90年代中期，这哥们居然拿到了800大洋月薪，重点来了：这不是人民币，是美刀。但他也得靠人民币吃喝租房呀，于是一发饷就直奔地下黑市，挥舞着绿色钞票喊“换汇啦”。所以每到月底，黑市外汇贩子一见到他，就会目光一凛，说：隔壁老王又给我们送绿油油的东西来了。

　　但是21岁时的我，不敢睥睨户口，那时的毕业生都有一个派遣证，大概跟良民证差不多，你的户口档案粮油关系都得跟着走。

　　好在我和死党很快就想通了，不再眷恋皇粮。五六年后，我们都离开广西，从珠江的上游支流去了珠江的出海口。

　　06

　　90年代曾经是我的渊薮，是命定的水底。但我至今深深地怀念，并且感激它。

　　1995是南巡讲话后的第三年，股市蓬勃发展，互联网开始拥抱中国，虽然WTO的谈判还在拉锯中，但外资已经大量进入大陆，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工厂角色奠基。

　　倘若不曾遇上这样的时代，我不可能越狱。

　　我最初的自救，是捧着一本从福州带回的GMAT书天天背单词，没多久果然迎来了机会：电力系统选拔一批英语好的员工送去美国进修。但我没考上，同批的一个河海大学毕业生考上了，他大学时过了六级，平时都闷在宿舍里读英语，不打牌不打台球不看三级片，输给他，我是大写的服。

　　后来我调到了厂办当秘书，对新闻产生了兴趣。于是找宣传科正在考新闻函授文凭的一个小伙子借了全套的新闻学教程，那是著名新闻人艾丰主编的。吊诡的是，我这种在大学里天天逃课的学渣，竟然超级刻苦地研读完了那套教材，许多内容至今仍然记得。大学时觉得读书无用，背再多公式也找不到工作，于是厌恶书本，但当你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生存目标而努力时，会瞬间学神附体。

　　昨天在拼多多上浏览，想看看读书月又推了什么打折新书，结果吃惊地发现一本畅销书竟然是《民法典》，商品下面标注着“全店已拼500万+件”。我猜测，许多人购买这本书，或许是为了讨薪，为了离婚，为了各种各样的维权，而肯定有为数不少的人，是为了公考和法考而购买它，就像我当年为了考媒体而学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

　　谚曰：书非借不能读也。但现实生活更多的情形是：书非用不能读也。

　　还有一点值得记录，1995是中国的都市报元年。1月1日，国内首张都市类报纸《华西都市报》正式创刊，随后报业风起云涌，后来相继成为我东家的《南国早报》、《南方都市报》都在这一年创立。

　　众多野心勃勃、以攻占市场为己任的报纸，记录着国脉民瘼，开启了媒体黄金时代。

　　虽然如今满大街都已找不到一个报刊亭，但是，1995年，它们真的来过。并且，曾经改变了我今生的流向。

　　07

　　过去这几十年，游荡在中国大地的我，时常会想起1995年深秋那个忧伤的青年。

　　尽管没几个人能理解我的忧伤。除了两个福建人。

　　一个是我四本书的责编徐蕙蕙，她的夫君正是大化籍，身为厦门人的她，第一次去大化时被那里的贫瘠惊呆了，从此再也不愿去。她说能读懂我关于那个小镇的每一个字。

　　另一个就是隔壁老王。有次我在大学同系群里被一帮低十届的师侄围攻，说我分到电力系统了还抹黑诋毁母校。后来老王在厦门的校友酒局上骂骂咧咧地说：他们知道刘原经历过多少苦难吗？有个陌生校友红着脸说，他也是在群里骂我的人之一。他托老王向我致歉。

　　其实当电老虎，物质上不是一般的优渥。我们的收入高，福利好，除了没发老婆，几乎什么都发。记得每年夏天都会发几十斤荔枝和芒果，盛夏荔枝不耐留而我没冰箱，只好每天边吃一大堆荔枝边吃穿心莲片，以防上火。

　　当年厂里发的电暖器，我至今还在用，那质量是真的好。有年冬天兔妈说，这功率太大了，真耗电。我翻个白眼说，电厂发给职工的电器从来不考虑功率，我们用电不花钱。

　　但我们那代人终究传承了80年代大学生的遗风，心气高迈，从来没把钱放在第一位。我们心里有诗和远方，有都市的灯红酒绿，当然，还有城里白花花的女学生。

　　去年秋天我带俩娃重返大化，本想来次忆苦思甜，没想到大化竟然变成了繁华的县城，全然不是我笔下的那般荒凉破败的景象。我很尴尬，感觉自己像个岁月里的骗子。

　　三十年来，中国西部变化很大，单从皮相而言，已经远不是我们记忆中的模样。

　　从前说起包邮区，便是富庶的象征。越过了胡焕庸线，邮费便陡然上涨，搞得西部人民很有被歧视的感觉。

　　听拼多多的朋友说，这几年他们搞了一个千亿补贴的西进计划，从食品日用品到书籍服装，都已经包邮进村。中国广袤的西部乡镇，虽然经济仍然落后，但在信息和物质的获取渠道上已经实现了平权。

　　如果我是2025年的大学毕业生，十有八九就不会逃离小城了。那是非常安逸富足的生活，水绿山青，阳光悠长，可以享受与城市一般的便利，但没有城市的喧嚣和焦灼。

　　惟一的问题是，你现在想当电老虎，比登天还难。我曾经对大坝视若敝履，如今已经高攀不起。

　　08

　　暮春三月的某个午后，我忙完了一堆事情，闲逛到南宁人民公园，在棕榈树下的湖边发呆。

　　走到民主路上，忽然一怔。我只走了一两公里，却经过了广西电力局（下图）、南国早报、南宁晚报，这正是我在90年代的三个东家。寻常的散步，走过的竟是三十年。

　　90年代与现在相比，算是穷酸的时代，人们挎个BP机就能伪装中产，天天打车就叫富豪了。那个年代治安混乱，先是车匪路霸，然后是拍头党砍手党。而吸白粉的，开发廊的，随地可见。

　　但那时的人们，眼里有光，有梦想。GDP连年两位数的增幅，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数据是真的，因为，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在90年代，万物复苏，阶层没有固化，哪怕我们没有半点背景，也都有改命的机会。

　　当1995年的我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在水下几十米的机房无精打采地巡逻时，何曾想过后来的人生里，会见到如此激荡的风云，如此有趣的人们。

　　去年元旦，我正带娃爬长城，接到了《体坛周报》创始人瞿优远的电话，我说哎呀我30年前可是你们报纸的铁杆粉丝。

　　20年前在北京，我采访了一系列作家。采访叶兆言时我提起《1937年的爱情》，采访林白时我提起《一个人的战争》，那都是我在大化电厂阅览室看的。如果1995年的我万念俱灰，老老实实娶妻生子，这辈子根本就不会认识他们，以及，许多江湖上的神人。

　　前几天是世界读书日，顺手推荐好友们的几本著作，全是畅销书。

　　一、叶兆言：《璩家花园》译林出版社、《仪凤之门》人民文学出版社、《南京传》译林出版社

　　二、米鸿宾：《一代传奇：邵雍的智慧》东方出版社、《解密中国智慧》东方出版社

　　三、陈忠坤：《远庄》海峡文艺出版社

　　老叶和我是20年的忘年交；米鸿宾是研究传统文化多年的著名学者；陈忠坤是作家、出版人，他这本书是我写的序。

　　以上这些书，在拼多多的多个旗舰店上都有。

　　如今，读书已经不能改变命运。但是，它能改变灵魂，可以校正我们看待世界的视角。

　　09

　　大学同窗蓄谋五一节在福州一醉，纪念三十功名尘与土。我有事去不了，只唤他们多发点照片和视频，且让我看看，有没有谁比我更显苍老。

　　离别尚是青春期，重逢已然更年期。我们都被岁月搞大了肚子，也搞乱了内分泌。

　　2005年第一次毕业聚会，同学们都带着两三岁的娃。第二次聚会，那些娃都不见了，因为到了叛逆期，不愿跟父母厮混。而这一次，多数同学连老伴都不带了，估计老伴也知晓他们的荷尔蒙指数，断无可能在这种聚会上老房子起火。这回大家都准备带上各自儿女的资料照片，约好现场相亲。

　　时光，把我们搞成了跳广场舞的样子。

　　很难概述我的三十年，我们这代的三十年，中国的三十年。波诡云谲，恍如隔世。

　　跟我一样对1995刻骨铭心的，或许只有三峡移民。我们都在90年代中期背井离乡，去往不得已去的地方。

　　三十年前，我每月负责做电厂呈送上级部门的报表，当时电费统计里有一项是“三峡工程建设基金附加”，亦即是说，全国人民都曾为三峡的建设出过钱。但是不管我们出过多少电费，真正作出最大贡献和牺牲的，还是三峡移民。

　　时代的洪流倾泻而来，湮没了每个人脸上的张皇无措。

　　所有的人，都注定背着锅碗瓢盆，向未知的异乡迁徙，向无声的年月迁徙，这是宿命。我们是无根的草，无翅的蒲公英，命运让我们去哪，就得去哪。

　　我们在时间的高铁上，仅仅打了个盹，就发现千里山河已经远远抛在身后。所有的年份，包括1995，都是前世的情人，不愿跟我们搭腔半句，只留下一个残影，让我们用一生去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