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藤有毒：精英大学臃肿自满，缺乏自由精神

　　

　　围绕美国精英大学的斗争——由谁来掌控这些大学，以及应改怎么管理——仍在激烈进行，并对大学和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哈佛大学（Harvard）正面临一项关于反犹主义的国会调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最近也因涉嫌对犹太人的“普遍敌意”而遭到诉讼。顶尖高校多年来逐渐放弃以成绩为基础的严格录取政策，现在它们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重新恢复这一原则。此外，这些享受特殊税收优惠的名校，也可能很快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所有这些争议背后，存在着一个大问题：资金充裕、思想同质化的美国大学还能否保持竞争优势？

　　这场动荡的起源，是各高校对去年10月7日哈马斯（Hamas）袭击以色列的极端反应。去年12月，美国国会举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听证会，会上政客们指责三位大学校长未能有效遏制反犹主义。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时任校长伊丽莎白·马吉尔（Elizabeth Magill）仅数天后就辞职。今年1月，哈佛大学前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也在校园反犹事件与自身学术作品涉嫌剽窃（她否认这一指控）的双重风波下辞职。

　　许多教职人员——无论是在哈佛大学（Harvard）还是其他精英大学——坚称极右翼共和党人及其他煽动者是在刻意制造争议。挑起公众对知识精英的敌意，可以为他们带来政治优势。然而，一些深思熟虑的内部人士承认，近年来，精英大学，尤其是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确实正在与普通美国人渐行渐远，更不用说它们已逐渐偏离自身应有的学术和精英主义价值。

　　从理论上讲，这些问题或许能够推动改革，以纠正阻碍美国精英教育发展的弊端。但它们也可能使这些问题更加根深蒂固。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法学学者兼哲学家罗伯特·乔治（Robert George）警告说：“美国的顶尖大学正在失去公众的信任，而这并非公众的问题。”

　　要理解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及其他精英大学如今所面临的困境，首先需要回顾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间是如何逐渐脱离其他高校的。尽管美国的精英大学拥有数百年的辉煌历史，但它们如今的财富大多来源于近几十年的市场繁荣。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经济学家卡罗琳·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的研究表明，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让人心向往之的大学与普通高校在资源上的差距还相对有限。然而，到21世纪初，这一差距已扩大成为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种变化部分源于招生方式的转变，让精英大学能够吸引到越来越聪明的学生。随着机票和长途电话费用的下降，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渐渐地愿意申请那些远离家乡的名校。来自世界各地的聪慧青年也纷纷加入这一竞争。同时，标准化考试的推广使大学从更广泛的范围内挑选出最优秀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容易。

　　History lessons

　　历史的启示

　　根据霍克斯比教授的分析，这些更聪明、更有抱负的学生更倾向于重视一流的师资和教学设施，并且更愿意为此支付高昂的学费。而他们在毕业后取得的成功也更为显著，这意味着精英大学能够从校友那里获得的捐赠金额大幅增长。

　　创新的基金管理方式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顶级精英大学的崛起。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布伦丹·坎特维尔（Brendan Cantwell）指出，多年来，顶尖大学对其资金储备一直持谨慎态度。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最富有的大学开始投资于更高风险的资产，例如大宗商品和房地产，并取得了显著成功。这些最富裕的大学不仅更愿意承担风险，也具备更强的能力去押注高回报项目，同时还能将更大比例的投资收益重新投入，进一步扩大资产规模。

　　所有这些因素加剧了美国顶尖大学与其他高校之间的鸿沟。目前，仅20所大学就占了美国高校累计8000亿美元捐赠基金的一半。最具竞争力的大学能够投入远超学费收入的资金用于学生支持，这使得入学竞争更加激烈。如今，排名前12的大学录取率已降至2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大多数其他高校的录取率则几乎没有变化。近年来，热门学科（如计算机科学）毕业生的早期职业薪资增长速度，最负盛名的大学远快于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认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正在演变成一架“台阶越来越陡的晋升天梯”。

　　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的顶尖大学如今正面临风暴。其中一部分挑战来自海外。美国高校仍然在大多数国际排名中占据前列，但其领先地位已变得不再那么稳固。英国杂志《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每年都会向超过 30,000 名学者发起调查，询问他们认为在哪些大学能看到本领域最优秀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受访者提及美国大学的比例正在逐渐下降，而提及中国大学的比例则有所上升（见图 1）。

　　数学、计算机、工程和物理等学科的研究竞争尤为激烈。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发布的排名仅依据大学发表论文的影响力进行评分，如今在这些学科中，中国高校已占据领先位置（见图 2）。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表示：“与五到十年前相比，这种变化相当惊人。”在他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美国的研究成果正在衰退，而是竞争对手的研究质量正快速提升。

　　争夺全球最聪明的学生和顶尖学者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二十年前，美国吸引了在英语国家留学的外国学生的 60%，而现在这一比例已降至约 40%。托默·罗斯柴尔德（Tomer Rothschild）经营着一家帮助中国学生申请海外大学的机构，他表示，大约在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期间，那些原本只将美国顶级大学视为唯一目标的优秀中国学生，开始向新加坡和英国等地的高校递交申请，作为额外的“备份”。

　　随着来自海外的挑战不断增加，美国的精英大学却在国内逐渐失去支持。尤其有两个趋势正在加深大学与社会（译注：学术界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裂痕。其一是大学管理人员及非学术工作人员数量的长期膨胀。根据智库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保罗·温斯坦（Paul Weinstein）报告，美国排名前 50 的高校如今雇佣的行政及专业管理人员数量是教职员工的三倍。一部分增长确实出于实际需要，例如政府监管日益严格带来的额外工作。但大量岗位看上去更像是机构臃肿的体现。这些额外的行政人员可能使研究人员陷入繁琐的官僚程序，同时无疑也推高了大学的成本。以哈佛大学为例，其本科生的年度总学费和相关费用现已接近 8 万美元，在过去二十年中，实际成本增长了 27%。

　　第二个趋势是学术界保守派逐渐消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在1990年至2017年间，将自己归为政治左派的高校教职人员比例从 40% 上升至约 60%，而同期美国公众的政党归属几乎没有变化（见图 3）。在美国的顶尖大学，这种比例失衡现象更加明显。哈佛大学（Harvard）学生报《Crimson》去年 5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该校不到 3% 的教职人员认为自己是保守派，而75% 认同自己属于自由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种观点认为，学术界的政治立场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变化，而是共和党人由于政治立场右倾，逐渐与学界拉开了距离。但保守派则坚持认为，持右倾观点的聪明人才正主动选择离开或避免进入学术界，部分原因是自由派同事在招聘和晋升过程中拒绝给予他们机会。行政臃肿与思想同质化共同作用，使得精英大学在招生公平性（access）和言论自由（speech）等问题上，与美国公众的主流观点发生冲突。

　　从招生公平性说起：即便大多数美国人已认为这种做法不公平，精英大学长期坚持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即在招生时给予成绩略低的非裔、西裔和美洲原住民学生优待。那些反对这一政策的学者——例如指出一些学生被送入他们并未做好准备的课程之人——往往会被学生和同行指责为偏执歧视者（bigots）。

　　Knocking on the door

　　敲门砖

　　理论上，去年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裁定禁止种族优待招生，应当能够促使精英大学摒弃其他同样令人不满的招生政策，例如给予校友子女（legacy admissions）特殊录取优势。然而，许多大学反而使招生标准更加不透明，进一步损害了自身对择优录取（meritocracy）的承诺。在疫情初期，大多数名校取消了标准化考试成绩（如SAT、ACT）作为申请必需材料，导致难以量化的指标（如个人陈述的质量）权重大幅上升。但这种做法在部分高校已被证明不可行：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和耶鲁大学（Yale）近期宣布，将重新要求申请者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它们是第一批恢复该要求的常春藤盟校。

　　在言论问题上，精英大学在应对日益缺乏包容性的年轻一代方面表现尤为糟糕。这些学生对自己不认同的观点表现出惊人的不容忍。非政府组织个人权利与言论自由基金会（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对美国知名高校的言论自由状况进行了评估。去年，该机构将哈佛大学（Harvard）和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列入全美表现最差的五所学校，其中哈佛大学排名倒数第一。在这五所高校中，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阻止同学参加争议人士的演讲。仅约 70% 的学生认为“永远不应”使用暴力来阻止他人发言。

　　大学被指摘的不仅是纵容学生的狭隘思维，更是助长了这种现象。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精英大学让学生学业更紧张，他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围绕校园言论问题展开斗争。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里克·赫斯（Rick Hess）指出，自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000 年初，美国大学生每周的平均学习时间减少了约三分之一，然而成绩却没有受到影响。在耶鲁大学，得 A 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67% 上升到 2022 年的约 80%；在哈佛大学，这一比例则从 60% 上升至 79%。

　　更多批评的矛头指向“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简称 DEI）相关的行政团队。随着各类行政人员的增加，这些团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DEI 部门的目标是确保校园环境友好、礼貌，但它们对于维护激烈的学术辩论几乎毫无兴趣。哈佛大学（Harvard）的心理学家、学术自由保护组织成员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理论上，DEI 团队应该向学术院长汇报工作，但实际上，它们在不同大学之间横向流动，并带来了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化。DEI 的批评者认为，这些办公室让校园充斥着肤浅的“觉醒”（woke）意识形态，将复杂的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对立斗争。

　　如果大学拥有更有效的治理体系，这些问题本可得到更妥善的解决。然而，大学校长及其下属院长往往在激进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压力下表现得畏缩不前，并且不愿声援呢些因持有非主流观点而遭受打压的学者们。学术自由倡导组织 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 估算，在 2014 年至 2023 年年中，至少发生了 1,000 起学者引言获罪（解雇或惩处）的事件，其中五分之一最终导致当事人丢掉工作。

　　Enough said

　　老生常谈

　　多年来，大学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既不明确支持也不彻底反对某些言论——使得校方在处理学生之间的冲突时更加棘手。这些冲突主要发生在两派学生之间：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与为以色列发声的学生。那些未能始终坚定维护言论自由的大学校长，如今发现自己正受到来自各个政治派别审查者的围攻。而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一些大学领导者重新强调对自由激辩的承诺，但最终却难免被视为偏袒某一方。

　　大学董事会的治理能力尤为薄弱。尽管许多高校的财富和声誉不断攀升，但董事会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并未得到相应提升。许多董事会规模过大，知名私立大学通常拥有至少 30 名董事，部分甚至多达 50 人或以上。如此庞大的董事会难以进行高效、聚焦的战略讨论，同时也削弱了每位董事对学校成败的个人责任感。

　　此外，董事职位往往被作为对捐赠者的回报，而非授予那些真正有时间和责任心去履行监督职能的人。尽管大学通常能够吸引具有行业经验的外部人士加入董事会，但许多董事并不愿意挑战现状。有些人甚至希望借此为自己的子女或孙辈在申请入学时获得优势。美国大学董事与校友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 的迈克尔·波利亚科夫（Michael Poliakoff） 指出，太多董事只是象征性地履行职责，充当啦啦队，写个支票捐捐款，或参加橄榄球比赛。此外，在许多私立大学，新董事的任命方式主要依赖与现任董事或校方高层的关系，这使得外部人士进入董事会绝无可能。

　　这一切将走向何方？校园反犹事件的报道激起了美国两党议员的关注。去年 12 月，国会的一个跨党派小组在一项旨在增加短期非学位课程资助的法案草案中新增了条款，提议通过禁止富裕大学的学生申请联邦助学贷款来筹集资金。然而，该提议因可能加剧贫困学生的教育障碍，于今年 2 月被撤回。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新的提案：要求富裕大学与政府“共担风险”，即如果学生无法偿还联邦助学贷款，大学必须承担政府的部分损失。长期以来，大学一直强烈抵制这类措施，但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它们或许难以继续回避这一问题。

　　精英大学的税收优惠可能成为另一个被针对的目标。多年来，政界人士指责这些大学囤积巨额捐赠基金，同时不断提高学费，并利用政府研究经费。据非政府组织“Open the Book” 估算，2018 至 2022 年间，美国前十名顶尖大学共获得约 330 亿美元的联邦研究拨款和合同，而同期它们的捐赠基金总额增长了约 650 亿美元。在 2017 年之前，大学的这些基金收益完全免税。然而，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 当年对最富有的大学开征 1.4% 的年度税收。他已暗示，如果再次当选总统，他将进一步加大征税力度。

　　如果共和党重新执政，至少可以预见他们会更积极地利用监管机构，例如联邦教育部的民权监察机构。这些机构可能会积极地对大学的招生政策，即“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团队的工作展开更多调查。共和党已经干预公立大学的运作，因为他们对这些机构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 在 3 月 1 日 宣布，已遣散所有 DEI 相关职位，以遵守一项新的州法律。这项法律由佛罗里达州州长、共和党人 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 于一年前签署生效，明确禁止州政府资金用于 DEI 相关项目。

　　大学最好自行改革。缩小董事会规模，并通过更民主的方式选任董事，可提高管理透明度和监督效能。实行更具择优录取原则（meritocratic）的招生政策，有助于提升大学的声誉和公信力。学术自由倡导组织 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 的格雷格·卢基亚诺夫（Greg Lukianoff） 希望大学能减少官僚机构的干预，尤其是那些“主要职责是管控言论”的管理人员。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 的汤姆·金斯伯格（Tom Ginsburg） 认为，大学应更多地投资于培养自由、开放辩论的课程，让学生理解学术讨论的真正价值。他指出：“如果你的观点从未接受严格审视，它们就不会足够优秀。”

　　改革派人士也希望更多政治中立者和右翼学者能够进入学术界。然而，没人认为这一变化会迅速发生。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促进学术自由的教师组织负责人吉姆·阿普尔盖特（Jim Applegate） 认为，大学领导层可以从明确表态支持校内那些持非主流观点的学者开始。此外，大学还应减少对求职者的意识形态审查，例如不应强制要求应聘者提交“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声明。一项几年前的研究表明，五分之一的大学职位，以及超过 30% 的精英大学岗位，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这类声明。近年来，这种做法越来越不像是在筛选真正有能力的候选人，反而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测试。

　　当前针对反犹事件的激烈争议或许能为大学改革提供迫切的动力。但也存在不那么乐观的可能性。为了摆脱仇恨言论（hate speech）争议的压力，大学领导层可能会选择加强对学生和教职员工言论的审查。在短期内，收紧校园言论规则或许可以减少外界批评，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只会削弱美国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的乔治教授（Professor George） 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转折点，一切都可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