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拉》最差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即便拿《阿诺拉》与肖恩·贝克八九年前的作品《佛罗里达乐园》和《橘色》对比，也能发现它可怕的单一扁平化倾向。对一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群像呈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根筋的类型化剧情；对人物较为细腻多面的刻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号化的刻板印象复读。

　　我今生与最多观众同场观看的电影，是昆汀·塔伦蒂诺的《好莱坞往事》在戛纳电影节卢米埃尔大剧院的第二场放映。此剧院能容纳近2300人；与业内人士云集的首场放映相比，第二场放映的影迷浓度明显高很多。费尽力气才抢到票的观众，对影片的实时反响非常热烈，尤其是当女演员麦琪·麦迪森带领的嬉皮士小队大闹布拉德·皮特所饰角色暂住的大客厅，并与后者大打出手时，现场气氛在哄笑、倒吸凉气和惊呼之间不停转换，演员的鲜活能量显然冲出了银幕。

　　美国独立导演肖恩·贝克大概不在那次放映现场，但他曾亲自承认：正是麦迪森在《好莱坞往事》中展现的能量，让他决定选她为其新作《阿诺拉》的主演。这部电影的成功也像是早已命中注定：同样有着麦迪森大闹客厅的场面、在《好莱坞往事》首映的剧院里拿到了金棕榈大奖，而在今年3月2日的奥斯卡颁奖礼上，贝克则从塔伦蒂诺的手里拿过了最佳导演奖，影片还在当晚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剪辑奖。电影史的书写轨迹就是这么神秘莫测，却又有迹可循。

　　▲电影《阿诺拉》剧照

　　01 电影的工具化

　　《阿诺拉》无疑是所有2024年电影中最大的奖项赢家：通吃戛纳和奥斯卡大奖的电影，纵观影史也没多少，上一部是五年前的《寄生虫》，再上一部则要追溯到1956年。但近些年的电影产业趋势，总让我们感到这样的例子会在未来愈发频繁地出现，而这不是个好兆头。

　　奥斯卡曾经是大众与小众品味的交叉点。像我们熟知的《卡萨布兰卡》《教父》和《泰坦尼克号》等片，艺术水准不可谓不低，但它们的更可贵之处在于达到了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平衡，使电影产业可以良性运转下去。而即便在《寄生虫》获奖的2020年，九部提名最佳影片的作品中也有五部（《好莱坞往事》《极速车王》《1917》《小丑》《小妇人》）本土票房超过1亿美元。但在本届奥斯卡的十部最佳影片提名电影里，只有五部全球票房突破5000万美元，大赢家《阿诺拉》的全球票房则仅仅4000万美元。这种商业颓势足以解释本届奥斯卡颁奖礼的冰点收视率。

　　票房下跌，与好莱坞对影院的局部放弃有很大关系。如今一部美国电影的院线上映与流媒体上线时间经常只间隔一两周，影院对观众的诱惑力因此降低，影片的国民讨论度也因此急剧下降，变成了小圈子当中原子化的自娱自乐。

　　反过来看，这种现象也使得电影人的创作维度变得更加单一，影片的工具化属性也愈发明显。当一位导演拍摄一部需要取悦最大多数观众的影片时，需要对不同人群的口味做调和，需要对自身创作立场做平衡，影片或许会因此变温吞，但它的包容度也会因此提高。而在大众市场急剧萎缩的产业现状中，一部影片更容易变成专攻某个电影节和特定观众群体所好的问题答卷，它作为作品的广度、深度和深思熟虑度都会因此遭受负面影响，最终的整体品质也必然会下降。

　　以上论述只是泛泛而谈，不特殊针对《阿诺拉》这部电影。但即便拿它与肖恩·贝克八九年前的作品《佛罗里达乐园》和《橘色》对比，也能发现它可怕的单一扁平化倾向。对一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群像呈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根筋的类型化剧情；对人物较为细腻多面的刻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号化的刻板印象复读。

　　▲电影《阿诺拉》海报

　　02 人物的工具化

　　贝克的前作打动我的点，在于他对边缘人群体抱有的共情与温情。《橘色》中的性少数群体，《佛罗里达乐园》中的单亲妈妈，《红色火箭》中的过气男优，各有各的人格弱点，近乎不可救药，但总能从贝克的平视视角及对这些角色的人性刻画中，感受到某种同病相怜的温度，和导演对其不切实际的梦想的认同。这种温度在《阿诺拉》中基本是缺失的。

　　《阿诺拉》的同名主人公是位有俄罗斯血统的脱衣舞女。她在钓上俄罗斯寡头家族少爷伊万后做上了阶级跃迁之梦，现实也在迎合她的梦想：伊万在雇她做了一周临时女友后立刻与她在拉斯维加斯成婚。但当伊万父母派来三个打手强制他们离婚时，伊万当场跑路，阿诺拉不得不独自应付不可逆转的局面。

　　在《阿诺拉》当中，几乎不存在引人共情的人物。少爷伊万的纨绔懦弱自不必说；打手伊戈尔对阿诺拉一见钟情，在执行退婚任务的同时尽可能照顾她，但二人关系中的不对等权力，使得伊戈尔的温柔眼神总是暗藏凶险。至于主人公阿诺拉，完全是粗俗肤浅的美国梦的肉身象征：她向往着一步登天、经济无忧的生活，而在获得这种生活后她会做什么？无非是靠赌博、酒精、毒品、性爱和购物来打发日子。

　　说到底，阿诺拉不过是贝克用来讽刺当下美国梦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工具。但他的讽刺和批判，与他所批判的逻辑本身一样肤浅，同时他还失去了自己在前作中具有的人道视点和共情心，这使得影片给人带来的观感无比空虚、疲惫。

　　直到结尾处，贝克才试图为观众唤起对阿诺拉的同情。她的阶级跃迁梦已碎，但当她看到伊戈尔为她保留的婚戒时，她犹豫片刻，又情不自禁地爬上了伊戈尔的大腿。导演邀请我们同情阿诺拉的崩溃：只有当她破碎时，她才拥有最多人性；但导演似乎也在邀请我们品尝某种复仇快感：只有一个安于接受阶级秩序，并被迫拥抱其同温层群体的阿诺拉，才是值得喜欢的。

　　如此结尾到底在表达何种取向？我实在不愿细想。肖恩·贝克在获得奥斯卡奖后依然在台上语态诚恳地感谢着性工作者群体，但那个底层出身、底层视角且从不吝于为底层发声的他还是否存在，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