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制造的亿万富翁

　　2012年，彭博社记者大卫·德容在一次报道任务中偶然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网站。这个主页属于“哈拉尔德·匡特控股”，网页上列出的总投资规模达到180亿美元。德容深感困惑：“一个不起眼的德国家族理财办公室，只有一个简陋的单页网站，如何能管理规模如此庞大的投资资金？”

　　结果，德容在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发掘了一段关于“纳粹亿万富翁”的历史。他在《纳粹亿万富豪》一书中写道：“原来，匡特商业王朝这一支系是玛格达·戈培尔的后裔，她是第三帝国非正式的第一夫人、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的儿子哈拉尔德是她七个孩子里唯一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他是玛格达在第一段婚姻中与实业家君特·匡特生下的独子，在戈培尔家里长大，但从未加入纳粹党。哈拉尔德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赫伯特·匡特，也就是在二战后将宝马公司从破产边缘拯救出来的人。到2012年，赫伯特最年幼的继承人仍然身在德国最富有的家族，控制了宝马接近多数的股权，而哈拉尔德的继承人则在法兰克福郊外一座绿树成荫的温泉小镇管理着一家‘较小’的控股公司。”

　　2007年，匡特家族委托一位德国历史教授调查该家族在纳粹时期的历史。此前，一部批评性的电视纪录片揭露了匡特商业王朝与第三帝国的一些关联，重点关注了大规模武器生产，使用强迫劳工和奴隶劳工，以及吞占犹太人的公司等问题。君特和赫伯特领导的家族企业参与了这些活动。

　　让德容感到吃惊的是，“匡特家族更富甲一方的支系，也就是拥有宝马公司的那一支，哪怕在2011年该家族委托进行的、号称以‘公开’为目标的研究公布之后，其成员对过去的历史仍然遮遮掩掩。研究显示，匡特家族的元老们在纳粹时期犯下了许多更为残酷的罪行。”

　　德容很快就发现，匡特家族并非特例。德国的其他商业家族也在第三帝国时期蓬勃发展，并控制着庞大的全球财富，它们对自身的黑暗血统讳莫如深，甚至彻底放弃反思。

　　当二战结束，战犯们走上审判台，那些曾经在希特勒统治下叱咤一时的顶级富豪，却最终逃脱清算、全身而退，继续享受巨大的财富，其家族至今仍然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

　　在《纳粹亿万富翁》一书中，德容揭示了德国最富有的五个商业家族（匡特家族、弗利克家族、芬克家族，保时捷-皮耶希家族、厄特克尔家族）通过支持第三帝国暴行而积聚财富的故事。

　　这五大家族掌控的财富，数量和质量都非常惊人：宝马、大众、保时捷和安联等世界知名品牌，在全球范围内数不胜数的企业和资产，还有大量慈善基金、新闻奖项、学术项目和艺术展览等。

　　在世人眼中，纳粹掌权时期的五大商业家族掌舵人——君特·匡特、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冯·芬克、费迪南德·保时捷、奥古斯特·厄特克尔，或是不休不止的工作狂，或是古怪的吝啬老人，或是传奇的设计大师，或是行事低调的神秘贵族，或是出手阔绰的慈善家。

　　但这只是人物的一面，他们还有另外的身份：君特·匡特将家族纺织企业转变为军火供应商，弗里德里希·弗利克以钢铁为基础建立德国最大企业集团，冯·芬克作为银行家，认为希特勒是上帝派来拯救德国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借助希特勒的支持创建大众汽车，奥古斯特·厄特克尔是纳粹军队主要食品供应商。

　　纳粹之恶并不仅仅在于纳粹本身，更在于其制造的举国狂热。那些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民众选择同流合污，最终沦为炮灰。可以说，那时的德国，没有谁是无辜的。而在纳粹和民众之外，财富家族也是一股推动邪恶的力量。

　　财富家族与希特勒的合流，相对更为隐秘，但却是希特勒得以上台的重要支持。促成希特勒乃至纳粹上台的因素非常多，比如魏玛德国自身制度的缺陷、一战后的崩溃经济、兴登堡的短视等，但政治力量的崛起离不开经济支撑，德国财富家族选择了希特勒。

　　《纳粹亿万富翁》的开头就写道，1933年2月20日，希特勒会晤了二十多位当时德国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商人，进行了长达九十分钟的演讲。在演讲结束后，商人们当场各自认领了巨额资助款项。

　　费迪南德·保时捷的发家史就与希特勒密切相关。他在大萧条时期创建保时捷，初期屡战屡败，但最终傍上了希特勒，得以扭转财政状况。此后，当希特勒希望研发经济实惠的“人民车”（德语Volkswagen，即大众）以展现体制优越性时，保时捷承担了此任务，并于1934年研发出甲壳虫。

　　但讽刺的是，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保时捷大众工厂只生产出630辆甲壳虫，而且仅仅交付给了纳粹高层，德国民众在分期购车计划中交出的预付车款却高达2.8亿帝国马克。直到二战后，大众汽车才真正成为德国民众的品牌，让汽车得以普及千万家。

　　费迪南德·保时捷的故事，恰恰印证了《纳粹亿万富翁》封面上那句“纳粹当权，他们用金钱收买权力。帝国覆灭，他们用财富洗白罪恶”。又如匡特家族，其所掌控的DWM为国防军制造子弹和枪支，股价也极度飙升，AFA则为纳粹的潜艇、鱼雷和火箭生产电池，纺织公司为国防军、纳粹党、党卫军和冲锋队生产制服，“一批批年轻的德国士兵被运往战壕和前线，每个人都需要一套新制服来替换倒下战友的破旧军服。”

　　在纳粹执政期间，这五大财富家族都以极低价格收购了犹太人的资产，即“雅利安化”，实现了财富的急速扩张。所谓“雅利安化”，是指将犹太人开办的企业掠夺、没收或兼并，以半买半抢方式将之变成纯粹由雅利安人经营的企业，从高管到雇员都没有犹太元素。如冯•芬克就仅用630万帝国马克买下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托管权，比估值低了约4200万马克。而且这种雅利安化完全基于利益驱使。书中提及，纽伦堡纳粹市长曾询问冯·芬克是否有兴趣对安东·科恩银行进行“雅利安化”，结果遭到拒绝，原因是这家银行财务状况差，可供掠夺的资源有限。

　　在二战期间，五大财富家族大量以强迫和奴役手段使用劳工，为纳粹服务。如君特·匡特创立的AFA，一直为德国海军生产电池，大量使用强迫劳工，1943年更是建立附属集中营，让囚工直接接触有毒气体和铅材料。

　　这些财富家族战后也没有归还掠夺来的资产，以所谓“洗涤证”完成去纳粹化审判，继而抓住了德国二战后的经济腾飞机会。所谓“去纳粹化”，是指对在纳粹统治时期协助和跟随纳粹的人进行审查，以必要的惩罚或警示教育令其悔过自新，并继续为社会所用。

　　“雅利安化”当然是一场黑暗的细节，“去纳粹化”也充满了暗箱操作，财富家族正是在这两端“自由穿梭”，如鱼得水。

　　唯一在审判中有些例外的是弗里德里希·弗利克，虽然最后的判决仍然没有完全凸显正义，但起码有了像样的交锋。

　　二战后，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因为大规模使用强迫劳工和奴隶劳工，被指控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负责审判弗雷德里希·弗利克的美国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认为，德国实业家对纳粹罪行负有广泛共同责任，独裁政权的成功在于财富集团的支持，“第三帝国独裁政权是建立在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邪恶三位一体之上的”。

　　泰勒在开庭陈述中表示：“他们与希姆莱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还向他支付了大量钱财，而希姆莱几乎灭绝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但这并不让他们觉得有失身份。他们靠富有的犹太人的不幸以自肥。他们的矿山和工厂要人力劳动来运营，他们最应该懂得劳动的真正尊严。然而，他们让时光倒转，在欧洲恢复了奴隶制。这些人无耻地背叛了他人的期待，最终，他们背叛了德国。他们真正的罪责就在于此。”弗利克则以受害者自居，并声称自己与抵抗组织有联系。

　　在结案陈词阶段，泰勒认为“无论面对诱惑还是威胁，商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对所有人的要求，坚定不移，不愿犯罪”，辩方律师则搬出“被迫论”，认为“被告生活在第三帝国的统治下，该政府强迫受其统治的人做出邪恶和不公正的行为。这是他们的悲剧，不是他们的罪过，甚至不是他们悲剧性的罪过。”最终弗里德里克·弗利克被判处七年监禁。

　　但即使如此，这些富豪家族仍然蛊惑了无数人。唯一入狱的弗利克，也通过资本运作手段，再度成为德国最富有的人。

　　德容在书中所要触及的并非仅仅是富豪和企业的“黑历史”，更希望展示在黑暗环境下，这些掌握着经济和政治话语权的富豪家族如何自保，又如何在利益驱动下，通过制度性安排获得所谓红利。这些富豪家族的掌舵人当然极具魄力、眼光和才智，但当这一切品质与极权相遇，恶就会放大，造成更大的劫难。

　　因为这一切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所以即使德国是公认二战后最为自省的轴心国，但很多时候仍然在时局变化中出现倒退。

　　德容就在书中写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中崛起的德国，发展成为一个包容的社会，它以追忆和反省的方式，教育国民正确认识过去的错误。放眼全球，在许多大国落入独裁者、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和煽动家之手的今天，德国仍然是西方的道德支柱。这种微妙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德国对纳粹历史和希特勒政权下发生的大规模暴行进行了持续而公开的清算。过去的50年，德国的政治领导人没有回避承担道德责任，承认了昔日的罪行。但最近，德国开始朝另一个方向转变。随着最后一批纳粹时代亲历者的离世，第三帝国的记忆逐渐淡漠，越来越多无耻的反动右翼逐渐成为主流，开始动手戕害战后德国的进步理想。”

　　他继而写道：“在这个虚假信息无处不在、极右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时代，历史透明度和随后的反思、清算变得愈发重要……然而，这一波直面过去的运动却不知不觉地绕过了德国的许多传奇商人。他们的黑暗遗产仍然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于这些纳粹亿万富翁的继承人，德容有着自己的期待：“在世的一代继承人在传承家族的商业王朝之前，仍有机会改变方向——致力于完全公开历史、承担道德责任，无条件地努力偿还父辈欠下的巨额债务。接下来，这些继承人的子女将有机会利用他们的权力和财富来帮助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他们祖父那一代无法立足的世界。”

　　这一切真的会实现吗？显然答案仍然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