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世上的坏蛋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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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凌晨三点，美国新奥尔良市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目前造成15人死亡，30多人受伤，嫌疑人被警方击毙。

　　凶犯上过大学，曾在美国军队服役10年，担任人力资源和IT专家，还曾在房地产、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年薪约12万美元，这个收入不低了。

　　美国将此事件定性为恐袭，因为他车上有IS标识，有爆炸装置。

　　恐怖袭击也好，变态行凶也好，唯一的区别是前者会有同伙，后者完全是个人负责，其实作为一个有别于畜生的人，他都丧失了人性，这一点是一样的。

　　我见到有人说，美国这事，“反思怪”怎么不反思了？其实反思的主体只能是自己，替美国人反思？我可没那个热心。不过既然同属地球上的事，评几句倒是很有必要。

　　在灭绝人性这一点上，世上的坏蛋都是一样的。

　　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看见别人受苦，会觉得“不忍”，更不要说行残忍之事。

　　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很多人秉承“性恶”论，其实东西方并没有如此截然相反。中国汉代文学家杨雄认为人性善恶相混，修善则善，修恶则恶；东汉哲学家王充也认为人之善恶在教化不在本性。

　　这就是说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人性永远不变，那么何须要有“善恶”的概念，何须道德的内省？

　　西方思想家更强调环境，强调教育，尤其是步入近代，教育取代了“教化”。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就认为人性是从环境和教育中获得的。不论什么人，在他没有开启童蒙的时候，在他没有从社会上感觉到善恶美丑之前，他就如同一张白纸，上面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欧洲哲学史上著名的“白板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好的环境能使坏人变好，坏的环境能使好人变坏，坏的就更坏。

　　我最同意“白板说”。比如《红楼梦》里有个“傻大姐”，这是个弱智女子，捡个秀春囊她以为是妖怪打架。傻大姐就是一张“白板”，她是没有发育完全的人，智力大概停留在七八岁儿童的样子。

　　傻大姐这张白板，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但是她人畜无害，她不会作恶，给她一口饭吃，她就满足了。

　　但是傻大姐是人类进化失败的产品，人总要告别懵懂的童年，待他年纪稍长，他就会面临善恶、爱恨、多寡、贵贱等等各种差别。假如傻大姐是个智商187的人，能玩命干活，又不要工钱，那该有多好？可惜这种人，要么是“圣人”，要么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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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坏蛋都是环境失败的产物，有大环境，也有小环境。

　　比如刘邦的家庭。刘邦长年在外造反创业，老婆吕后带着孩子东躲西藏，颠沛流离，而刘邦呢，却带着小老婆戚夫人花天酒地。待到刘邦死了，吕后掌权，她把戚夫人四肢全都砍掉，装在坛子里，叫作“人彘”。这个灵魂被怨毒浸透的女人竟然带着儿子惠帝去看，儿子吓得七魂出窍，说“这就不是人干的事”。

　　两千年以后，恐怖组织枪杀绑架无辜平民，俄罗斯击落民航客机，美国工程师驾车冲撞人群，这种事和吕后的暴行，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贫穷的星爷教育儿子：我们虽然穷，但不是我们的东西不要拿，不说谎，不打架，我们要活出骨气。可在课堂上，儿子替老师捡起钢笔，禽兽教师捏着鼻子，用纸巾裹着钢笔拿起来。情节有些夸张，星爷的本意，是恶劣的大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小环境，那就是人性的律令。

　　雨果的《悲惨世界》同样是一个恶劣的大环境，但是替冉阿让营造了一个米里哀主教的小环境，那就是用仁爱去感化一颗拔凉的心。

　　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有这种特征，就是表达最广阔的人道主义。写战争的《战争与和平》，写复仇的《基督山伯爵》，写的都是人的博大的精神，而不是杀戮的快感。

　　今天的世界变得越来越脆弱，人心就像一个鸡蛋壳，一碰就稀碎。目前不知道美国这个凶犯经历了哪些变故，但此人十多年前的资料显示，他拖欠了超过27000美元的房款，并且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

　　如果有这方面的因素，那么他成为暴恐分子，这中间的跨度，仍然很大。

　　按照“白板理论”，这个跨度就是社会。刘邦造就了吕雉，吕雉是王八蛋，刘邦是“王一蛋”。

　　而从“王二蛋”到“王七蛋”，是社会大环境。当一个社会，人性、人道、友爱没人讲，暴戾、仇恨、杀戮的语言充斥角落，那么人的兽性一定发作，反社会暴行就会出现。

　　美国社会的撕裂是很明显的，凶犯一般都会以社会大环境当借口，其实如果把社会具象到一个个人本身，所有的凶徒都没有借口。

　　一般来说，作家干的就是这种事。可是我们小时候老师经常讲，作家谴责了万恶的社会，其实社会是要谴责的，而人性的恶作家更是鞭挞，对后面这一点，我们经常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