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格局越大，好人越多

苏轼大概是北宋朋友最多的文人，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几乎都有他的好友。

但是朋友多，敌人也多。

比如：章惇、王安石、吕惠卿、李定、沈括……

苏轼被贬流放，半生飘零，都是拜这些敌人所赐。

在他眼里，没有坏人。

或者说，好的坏的，他都能接纳。

用慈悲去宽恕，用理解去包容。这是一个人的胸怀，也是一个人的格局。

• 见过天地，才能放下恩怨。

苏轼这一生最大的敌人有两个，前半生是王安石，后半生是章惇。

俩人前赴后继，为苏轼带来“人生流浪套餐”。

先说王安石。

苏轼刚出道的时候，是神宗皇帝钦点的未来宰相，按理说仕途就算不是平步青云，也该是一帆风顺。

但苏轼的仕途却异常坎坷，不是外放就是流放，甚至还曾拥有过四个多月的监狱体验卡。

原因也很简单，他才气太高，名气太大，还带头反对新法。

王安石很生气，也很忌惮。所以他经常在神宗面前说苏轼坏话。

一会儿说苏轼能力不行，一会儿又说苏轼讽刺圣上。

时间久了，神宗自己也迷糊了，甚至说出了“苏轼非佳士”这样的话。

王安石让下属诬陷苏轼“贩私”，调查许久，没有证据。

神宗居然说：虽然没有，但苏轼也未必就干净到哪里去。还是把他贬出京城。

到后来，神宗成见越来越深，甚至起了杀心。

苏轼一生的转折点“乌台诗案”，就是出自神宗的手笔，大科学家沈括不过是个跑腿的。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王安石是苏轼真正的死敌——你死我活的敌人。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苏轼居然原谅了他。

王安石卸任宰相，隐退南京，苏轼主动发去问候，前去拜访。

苏轼和王安石遍览南京，切磋诗文。

王安石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两人之间，一笑泯恩仇。

要不是没有买到合适的田宅，苏轼差点住在南京，和王安石这个老对头做了邻居。

在朝堂，苏轼眼里只有策论、变法、政绩、新党、旧党。

但是黄州的山水告诉他，清风明月才是人生无尽的宝藏。

在之前，苏轼眼里只有功名做官。

但是赤壁的遗迹告诉他，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一切都不值得。

人一旦拥有天地万物的尺度，就会收获一种更为通透豁达的眼光。

人间的纷扰也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王安石也就从他的死对头，变成了一个可以谈天说地的老友。

庄子曾经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古代有一只蜗牛，左边触角上有个小国叫触氏国，右边的叫蛮氏国。

两个国家因为争夺地盘而经常发生战争，有时竟伏尸百万，血流成河，打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这两个国家为了这点小地方争得不可开交。

但是如果他们知道蜗牛之外的世界，还会为此争斗吗？

宽容是一种格局，是一种见识，是一种眼界。

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自然就拥有一种超然的境界。

心里有风景，眼里无是非。

一个人的格局越大，看到的天地越宽广，是非恩怨就越少。

所以敌人都能原谅，所有过往都能和解。所有恩怨都不足道，所有是非都不足辩。

• 见过众生，才能心怀慈悲。

宋哲宗元祐年间，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府。

刚上任时，税官就押来了一个偷税的人。

这个人叫吴味道，他带了很多布匹，为了逃税，假称是给苏轼运货的。

没想到正好撞到苏轼手里。

苏轼问过之后才知，吴味道家里穷，为了进京赶考，村里人给他凑了一些布匹。

但是沿途各处都要抽税，到了京城就剩不了多少了，为了免税，才谎称是给苏轼送布。

苏轼听完之后，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在封皮上亲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官衔，让他送到京城去。

生活不容易，人生不轻松。

人性本善，如果不是生计维艰，谁又愿意甘冒风险。

天下没有坏人，只有一些不得已的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一个人真正见过众生的苦难，才能少一些苛责，多一些理解。

苏轼在朝的时候，百官曾经讨论过一项关于漕运的政策。

当时的漕运工人除了给官府送粮之外，常常在船舱里夹带货物，赚点外快。

很多士大夫觉得漕工刁顽贪婪，于是颁布法令禁止私运货物。

苏轼却据理力争，认为此事无伤大雅，

他常年在地方为官，征过徭役，办过农事，知道民生艰难。漕运辛苦，工人赚点钱也在情理之中。

他不觉得他们是坏人，只觉得他们是些可怜人。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凡事都有因果。很多“恶”的背后，大多有难言之隐。

那些看不到的地方，多的是我们不知道的事。

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别人的境遇，体察别人的不易，人生就会少一些责难，多一点慈悲。

• 见过自己，才能懂得宽宥。

我们前面说了王安石，再说说章惇。

章惇是真的恨苏轼，做事也是真的狠。

哲宗亲政之后，苏轼被贬到英州，章惇被起复。

章惇一到京城，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贬到英州的苏轼贬往更远的惠州。

不仅如此，他还把苏轼的死对头程之才任命为当地的地方官。

想要利用苏程两家宿怨借刀杀人。

没想到程之才早就把两家的恩怨放下，反而和苏轼相处甚欢。

章惇看苏轼在惠州快活，心里不爽，又把他贬到了更远的海南。 

甚至把他赶出官驿，让苏轼流落街头，存心要整死他。

但随着哲宗去世，新党失势，章惇被贬。

章惇的儿子写信给苏轼，希望他不要打击报复。

苏轼却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意思是两人的感情一如既往，甚至还给章惇写了避瘴的药方。

从神宗到高太后，从高太后到向哲宗，从哲宗到向太后。

新旧两党轮番上场，几经沉浮，苏轼早就把“党争”看明白了。

“势有所至，事乃必然”。

没有人能置身之外，没有人能不被裹挟，没有人能在旋涡中清醒。

章惇固然对他赶尽杀绝，可他又何曾“无辜”。

苏辙本来对章惇评价很高，觉得他是个做实事的人，但是在党争中，依然执意罢黜章惇，把他赶出朝堂。

苏轼站队苏辙，帮着弟弟一起攻击章惇，指责他对西夏用兵的战略失误。

苏轼心里知道，那不是失误，甚至是章惇的功绩，但那是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地方。

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党争之中，大家都迷了心智。只有立场，没有对错。

政治倾轧中，大家都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我知道自己不完美，所以不愿苛责别人。

某种意义上，原谅章惇，也是原谅党争中的自己。

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见自己是最难的。

需要很深的反省，需要很大的勇气。

见过自己身上的懦弱、自私，承认自己也曾有过丑陋的一面，才不愿去指责、记恨。

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都曾犯过一样的错。

苏轼觉得造化弄人，如果没有党争，也许大家都还是很好的朋友。

“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既然如此，不如一切向前看。

罗曼·罗兰说：理解一切便宽容一切。  

宽容并不是姑息错误和软弱，而是一种自省和勇敢。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知道人性的限度，就会少一点苛责。

看清自己，放过自己，理解他人，宽恕他人。

尝试去包容一切，接纳一切，才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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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总是喜欢评价别人，总是喜欢说：这个人是好的，那个人是坏的。

年纪大了才知道，世界上的好与坏，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

你心里是好的，一切就都是好的

看别人是坏人，很多时候，是自己的境界还不够。

见过天地，才有格局；见过众生，才懂慈悲；见过自己，才懂宽容。

人若没有格局，看到的全是问题，人若有了高度，看到的都是好人。

修一份度世之量，练一份容人之心，只见因果，不见评判，只见慈悲，不见责难。 

这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