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的致胜之道：他们为何能够迅速荡平中原？

　　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中，主编傅海波（Herbert Franke）和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认为，“借助军事优势，联合地方士大夫精英阶层共同获取权力”是这些“异族国家（Alien Regimes）确保权力安全”的关键所在。

　　但不可否认的是，倘若没有北方尤其是山东汉人知识精英们的大力协助，八旗铁骑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统中原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他们会主动帮助清朝这个“异族政权”？他们都做了哪些具体工作？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欧洲传教士绘制的明代地图

　　日渐落寞的明朝士大夫

　　有宋以来，文人的地位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明朝自然也不例外。对此，《明季北略》中如是写道：

　　明制最重进士，可仕至六部。进士中，翰林为最。一入翰林，则不屈膝，虽拱揖，腰背不甚折，所以养相体也。举人只可仕至太守而已。故进士观举人颇卑，虽同处不甚欵接。至岁贡荫官，又无论矣。若武职则微甚，虽大至总戎，自文臣视之，抑末也。

　　在文官们看来，哪怕是正一品的总兵也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其结果就是，明朝的很多重要武职居然都是由文官担任的。当然，这既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武将集团的高度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们的膨胀心理。

　　但在进入17世纪以后，伴随着内外局势的日益交困，以左良玉、刘泽清等为代表的高级将领们的政治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反观那些善于雄辩却对退敌之术一无所知的文官们，已经变得日趋虚弱无力了。

　　电影《柳如是》剧照

　　基于扩大战果与维系统治的双重需要，成为紫禁城新主人的多尔衮，不仅给予了降清武将们足够的优待，更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

　　不过话说回来，他也开始尝试让那些昔日高谈阔论的文臣重新发挥作用。于是，在这个新生的异族王朝（Alien Regimes）出现了这样一个颇具嘲讽意味的现象：

　　一群来自白山黑水，长期以来被蔑称为“夷狄”的满洲军事贵族们，情真意切地试图帮助那些饱读诗书但日渐落寞的士大夫恢复“应有”的名誉和地位。

　　对于“异族王朝”主动释放的“善意”，相当一部分士大夫表现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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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衮的统战之术

　　清军占据北京后，多尔衮颁布了一道安抚民心的法令。其中有这样一条，大致是说，“主动降清的各级官员的待遇与职位一律照旧，主动薙发归顺的官员将再升一级”。

　　其结果就是，不少因为投降李自成而“名誉”扫地的前明官员们，几乎想都没想就主动加入了进去。

　　多尔衮画像

　　在这些主动降清的知识精英的举荐下，又有一批名流雅士被推举到了多尔衮的面前。

　　据《清史稿》记载，明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金之俊，就在举荐人才的工作当中，下了很大的工夫。他是江苏苏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大顺军进入北京后，遭遇过严刑拷打。清军入关后，他主动选择了投降并迅速官复原职。

　　在职期间，金之俊不仅举荐了丁魁楚、丁启睿、线国安、房可壮、左懋泰、郝絅等旧同事，还主动“请趣畿南北巡按及监司以下官赴任”。值得一提的是，他给到的一系列建议，几乎被多尔衮尽数采纳。

　　金之俊著《息斋集》内页

　　另一个典型的代表是明朝的最后一任顺天巡抚宋权。他是河南商丘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长期担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一职，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商丘的士绅集团有着不容小觑的社会影响力，甚至一度敢于与地方政府公开叫板。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六日，他受任为顺天巡抚，驻地位于距离京城65公里的密云县。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刚刚就任三天而已。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

　　在李自成被驱逐出北京之后，他不仅在第一时间就处死了驻扎在当地的大顺军将领，还迅速宣布向清朝投诚，并对外宣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

　　宋权画像

　　除了金之俊与宋权之外，频频向清廷推荐人才的重要人物还有曾任四川道监察御史的山西籍官员卫周胤，曾任吏部侍郎的湖北籍官员沈惟炳，曾任通州巡抚的山东籍官员王鳌永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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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缓“剃发”的底层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努尔哈赤征战辽东时期，就曾颁布过较为严苛的“剃发令”。清军入关后，多尔衮打算继续推行这一政策。

　　顺治元年（1644）五月，他特意颁布了一道谕旨，强行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原因很简单，“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

　　电影《英雄郑成功》剧照

　　不过话说回来，爆发于三河以及保定境内的大规模“反剃发”暴动，迫使多尔衮不得不主动收回成命。五月二十日，他在新的布告中如是写道：

　　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

　　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

　　在今天看来，这更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让步。但对于这些业已降清的汉人知识分子们而言，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原因很简单，要想将儒家所要求的“忠节”与在“异族王朝”为官这两件事进行有机结合，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现如今，多尔衮主动放下身段，宣称会“照旧束发，悉从甚便”，极大减轻了他们的心理包袱。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汉人知识精英们选择主动归顺。

　　bbc纪录片中的清军进北京

　　在这一时期降清的汉人士大夫当中，最著名的当属上海诗人李雯。他不仅与陈子龙和宋征舆二人交情甚笃，还共同创立了云间诗派和云间词派。

　　清军进驻北京以后，素有“江左三大家”之称的汉人官员龚鼎孳曾多次向多尔衮推荐李雯，称赞他“文妙当世，学追古人之李雯，国士无双，名满江左。石录天禄，实罕其俦”。

　　对于李雯创作的诗文，多尔衮给予了高度赞赏。但更令多尔衮动容的，或许是李雯的孝心。

　　李自成占领北京时，李雯与父亲都在京城。不久，他的父亲被拷掠而死。因为无钱为其父买棺下葬，李雯一度只能跪在路边乞讨，才获得微薄银两为父亲置办了薄棺。相传，因为丧父带来的巨大悲痛，他在很多天都不愿离开父亲的棺材并拒绝任何饮食。

　　不久，多尔衮主动向李雯发出了邀约，计划授予其内阁中书舍人一职，即做他的私人幕僚。对此，李雯并未予以严词拒绝。相传，多铎率军南下时，那篇传诵于海内外的《致史阁部书》就是他的手笔。

　　《致史阁部书》

　　对于李雯的归顺，有人将之归结于与生俱来的怯弱性格，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报大顺军的杀父之仇。但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汉人知识精英们都是持保留甚至是鄙夷态度的。

　　实际上，李雯不仅一直将自己出仕清廷的选择视为一种“背君背父”的大逆不道的行为，还陷入到了长时间的内耗状态。后来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以表达自己的伤感之情：

　　君子有明训，忠孝义所敦。

　　岂曰无君父，背之苟自存。

　　念我亲遗骸，不能返丘园。

　　偷食在人世，庶以奉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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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山东降官这么多？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令国史馆修撰《贰臣传》。值得一提的是，在里面的50余名高级官员当中，近三分之二是北方人，近四分之一来自山东。

　　对此，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认为：

　　尽管这里的民众当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洲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

魏斐德著《洪业：清朝开国史》中文版封面

　　在传统的中原王朝，地缘与师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官员晋升的重要资本。纵观有明一代，“在定期的科举考试中，南人一直保持稳定的成功。”其结果就是，江南出身的大学士、御史言官、六部尚书们更倾向于提拔同乡或同门师兄弟。实际上，所谓“党争”就是由此而来的。

　　翻看明朝的档案资料就会发现，无论是东林党还是复社、几社，他们的核心人物大多出自南直隶和浙江等地。作为对比，尽管山东士子们也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不错成绩，但他们根本无法撼动江南人把持的中央政局。

　　对于北方汉臣们提出的“争取北人支持”的意见，入主中原的多尔衮表达了高度认可。不久，他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中央与各级地方官员都要迅速行动起来，查清那些业已退隐的才德优异之士，以供清廷任用。”

　　故宫博物院

　　率先响应多尔衮这一号召的高级官员是新任山东巡抚、山东籍官员王鳌永。他不仅极力呼吁本地的士大夫们归顺清朝，还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由39位山东士大夫组成的“内推”名单、

　　几乎在同一时间，曾经接受过李自成任命的现任吏部侍郎沈惟炳，建议朝廷对北直隶、山东、河南与山西四省出身的前明官员加以重用。原因很简单，“倘若这些地区的显贵名流们能够担任本省的高级职务，地方的平定就会容易得多。”

　　为此，沈惟炳特意拟定了一份由36人组成的内推名单，里面有16个山东人，6个北直隶人，9个山西人，5个河南人。在山东籍官员中，有7人被列于王鳌永的名单中。除了上述二人之外，其他官员也纷纷向多尔衮呈递了自己的内推名单。

　　对于上述名单当中多次出现的山东籍官员，多尔衮均给予了重用。不久，李化熙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擢升为刑部尚书；孙之獬被任命为礼部侍郎，谢启光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任濬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后擢升为刑部尚书。

　　山东籍文臣武将投靠清廷示意表

　　需要指出的是，多尔衮还采纳了王鳌永提出的“宽免”山东赋税的建议。有学者认为，这是“对整个山东官僚与士绅集团的奖励”；顺治二年（1645），孙之獬再度提出的进一步减轻山东赋税的请求，也被多尔衮采纳。

　　至此，山东的汉人知识精英们，正式取代了传统的江浙名流，成为了京城内最具影响力的团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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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士绅们的小算盘

　　实际上，山东籍士大夫们之所以纷纷投奔清廷，其实也是为了解决山东基层统治秩序紊乱的问题。

　　17世纪初的山东，贫富差距一直比较明显。一方面，以济宁为首的多个大型城市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该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一直较为贫困，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

　　明朝时期的山东地图

　　因此在晚明时期，山东的匪患都一直比较严重。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指出，“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

　　除此之外，山东还是地下教会的活动中心之一。比如在天启二年（1622），由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席卷半个山东，所到之处“（当地人）多携持妇子、牵牛架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极大震撼了明朝的统治。过了不到七年，席卷全国的李自成起义就全面爆发了。

　　截至崇祯十六年（1643），山东各地的地方官员们已经毫无威信可言。他们不仅征收不到任何赋税，甚至连最基本的案件审理都无法进行下去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想“坐以待毙”的乡绅们纷纷建立了私人武装，用以自保。

　　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派出了很多将领与地方官员赶赴山东境内负责维持秩序，同时将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用到了当地的地方官员与地主豪绅的身上。

　　其结果就是，士绅阶层不仅一致将大顺军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同时期盼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耗。

　　鉴于山东与江浙两地的知识精英阶层长期存在“竞争关系”。因此，他们对于支持南明政权并无太大兴趣。作为对比，入关之初便高呼“为崇祯报仇”口号、以军纪严明和战斗力强悍著称，以攻打大顺军为终极目标的清军，成为了他们更看好的“合作对象”。

　　因此，对于多尔衮主动抛出了橄榄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欣然接受。事实证明，至少对于他们个人而言，这一选择并未有什么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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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

　　顺治二年（1645）夏，清军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胜利。

　　截至五月，大顺军几乎失去了全部占领的地方，领袖人物李自成也在阿济格的追击下逃入湖北通山县最终被乡团打死，大顺政权几乎名实俱亡。六月初，清军兵不血刃进入南京，弘光朝廷宣告覆没。

　　电影《柳如是》中的多铎大军

　　用发展的眼光看，清军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战绩，与以山东籍官员为首的汉人知识精英的努力密不可分。

　　他们积极协助清廷巩固新政权，开科取士，完善各项制度，在北方打下了坚实的统治基础，为后续的统一大业做好了充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