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一旦有了組織，就喪失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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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滸傳》中，梁山好漢的某些殘暴惡行讀來真令人髮指、十分不適。

　　有網友列舉了好漢們的十大惡行：武松血濺鴛鴦樓，斬殺張都監滿門；李逵為了賺朱仝上山，刀劈四歲的小衙內；火燒扈家莊；宋江等人為了賺秦明上山，派人假扮秦明燒殺無辜百姓；宋江吳用等人為了把盧俊義弄上山，設計陷害盧俊義，使其家破人亡；梁山軍攻下大名府後，屠殺大名府半城百姓。等等。

　　總之，可以說是非常反人性、反道德了。

　　對於梁山好漢的這些殘暴行徑，應該怎麼理解？

　　有人認為，這如實地記錄了古代社會草寇流氓、綠林好漢的真實狀態。畢竟綠林草寇嘛，殺人越貨、打家劫舍就是他們的日常。

　　這麼說也對。

　　但是，在閱讀過程中，我發現一個現象：梁山好漢這些令人髮指的惡行主要發生在後期，在宋江主持工作之後。

　　而這些惡行都與宋江有脫不開的關係，有些是宋江直接參與組織策劃的，有些是宋江授意的。

　　總之，這些惡行都間接地體現了宋江的意志，甚至是以宋江為首的梁山官方有組織的作惡。

　　而在前期的惡行，一是不多，一是基本都是好漢個人行為，一是基本上也沒有那麼惡劣。比如武松血濺鴛鴦樓，是個人復仇的衝動驅使，與梁山組織沒有關係，而且，雖然殘忍，也倒是光明正大的行徑，還在人可以理解的範圍之內。

　　所以，這又怎麼解釋？為什麼梁山後期宋江主持工作之後，有組織的作惡那麼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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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看看，宋江與晁蓋，這兩個領導之間有什麼不同？

　　一、身份不同。

　　晁蓋是一介江湖草莽，一個黑社會老大，一個鄉紳地主，但無論何種身份，他都是體制外的。

　　宋江不同，宋江是公務員，是體制內的。

　　二、目標、理想不同。

　　晁蓋的理想很簡單，就是建立梁山泊這樣一個獨立王國，和兄弟們一起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不受官府欺壓，逍遙自在。雖然這麼說有點奇怪，但他真的是想建立一個遠離權力壓迫的“桃花源”“烏托邦”。

　　但宋江不一樣，他的直接目標是想招安，回歸體制，洗白自己，重新成為一名公務員；但他的遠期目標很偉大、很崇高，他是想消滅當道的奸臣，建立一個公平、道義的世界，還世界一個朗朗乾坤。

　　在晁蓋時代，梁山的議事大廳叫“聚義廳”，在宋江時代，“聚義廳”改成了“忠義堂”，“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立起來了。這正是晁蓋與宋江兩個人不同意志與理想的反映。

　　可以說，相比之下，晁蓋的理想是很私人的，很渺小的；而宋江的理想是有些無私的，是很偉大、高尚的。

　　那麼，這跟梁山組織後期的惡行有什麼關係呢？

　　有關係，而且大大地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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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很多讀者發出這樣的質問：你梁山打着“替天行道”的，干着殺害無辜的勾當，你的良心不會痛嗎？

　　他們良心當然不會痛，而且，正是“替天行道”的旗號讓他們的良心不會痛的。因為打着“替天行道”的旗號，殺害無辜的惡行就有了正義性。

　　因為一旦包裝了偉大的目標、高尚的理想，所有卑劣的手段都有了正當性，合理性，因為那都是為了實現崇高目標而不得不做出的犧牲。

　　無辜的草民？對不起，你們只是實現偉大目標的工具，是通往偉大目標的路上必要的犧牲。至於燒死幾個老百姓，刀劈一個小衙內，陷害盧俊義一家，這都是手段，都是策略，都是必要。

　　畢竟，目標是偉大的，道路是曲折的。更何況，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而犧牲，那是你們的榮幸。

　　所以，目標越是崇高、偉大，手段就越是卑劣、殘忍，犧牲就越是慘烈。

　　人都是有道德心的，有人性的。即便一個惡貫滿盈的壞人，他也會有道德的焦慮，有人性的困惑。

　　但一旦有了高尚的目標，一旦作惡是為實現崇高目標必要的手段，那麼作惡就有了高尚性，作惡的人也就沒有了道德負擔。他內心中的道德感與人性就會被實現偉大目標的高尚性所取代。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即便是李逵，如果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小衙內，他會一刀劈了小衙內嗎？我想是不會的，他也許還會覺得小衙內很可愛，想要抱一抱。

　　再進一步，如果他為了自己的私利，比如他想搶奪小衙內身上的錢財，他會一刀劈了對方嗎？也許會，也許不會，但我想就算他要劈了對方，他的內心是會掙扎的，手也是會抖的。

　　但如果他的目標是賺盧仝上山，而這件事又關繫着梁山替天行道的大業，關繫着大哥宋江偉大的理想與崇高的目標，那麼刀劈小衙內就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而已。

　　於是，他的手也不抖了，內心也不掙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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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跟着組織作惡，心理負擔則要小得多，要舒適得多。

　　當好漢們作為孤立的個體，他們的每一筆殺戮都在拷問着他們的良心，他們必須自己做出選擇，必須自己承擔作惡的道德與法律後果，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所以一般都會矜持一點。

　　但跟着組織作惡就不一樣了。組織作惡，責任都是組織的，負責任的都是組織者，後果也由組織來承擔。我聽老大的，老大讓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

　　個人不用選擇，不用承擔責任，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既然這樣，一刀劈下去也就劈了。

　　而組織者呢，他們不用面對鮮活的人，不用面對血淋淋的畫面，不用親自一刀劈下去造下殺業。人的同情心、人性需要用畫面喚醒，當他們不用親自執行，人性就隱藏了。他們只是在做一個決策而已。

　　所以，有組織的作惡往往極其殘忍。就像二戰時期的納粹，他們雖然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每一個執行者、實施者反而覺得自己是無辜的。

　　當李逵在大名府、東京城裡見人就砍的時候，他只是組織的一員，他的殺戮也是組織的需要。他不需要為此負責，也就談不上什麼心理負擔了。

　　這就是為什麼，在《水滸傳》中，前期的好漢雖然也有殘忍的行為，但他們大體是可愛的、可佩的、可理解的、可同情的，他們有人性、有同情心。這樣的好漢，值得我們為之嘆息。

　　但到了後期，當好漢們成了組織的一員，他們就褪去了個性，喪失了同情心，丟失了人性。他們殘忍好殺、面目可憎。這樣的好漢，讓我們憎惡。

　　李逵、林沖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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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是《水滸傳》的作者想要告訴我們的：當一個人包裝了看上去無私、崇高的目標的時候，他能做出什麼樣的惡行。

　　以及，當一個組織包裝了一個看上去崇高、偉大的理想的時候，它能爆發什麼什麼樣的破壞力。

　　他們口含天憲，言必稱天下、國家、蒼生，但眼前的老百姓從來不是他們口中的蒼生，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或者是需要清理的絆腳石。

　　他們為了某種願景與崇高理想，可以使當下的世界變成修羅地獄。為此，劈死一個小衙內，燒死幾個老百姓，甚至餓死幾百萬人都在所不惜。

　　他們以理殺人，以道殺人。無辜者的鮮血，多少個家庭的災難是實現偉大目標必不可少的犧牲品。

　　為了所謂崇高的目標，他們無所不用其極。

　　《水滸傳》還想告訴我們，在這種組織下，組織中的個人的人性會異化、扭曲到什麼程度。

　　所以說，《水滸傳》不僅描述了現實，最重要的是，它還解釋了這樣的現實是怎麼產生的，人是如何墮落的，人性是怎麼喪失的，以及組織是如何誕生、作惡的。

　　我覺得，這才是它的偉大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