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塑造了现代中国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朱元璋的众多政治决策不仅塑造了整个明朝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治理思维，而且影响了清朝，并且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朱元璋就是“国家干预社会各个方面、巩固中央集权为唯一目的”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

　　朱元璋作为一介平民，登上皇帝宝座后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懂地方势力兴起的威胁。

　　元末，长期高压统治下社会矛盾剧增。由于地方割据增强和中央统治力的削弱，进一步导致了全国的政治动荡。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就着手进行政治改革，削弱地方势力，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

　　首先就是废除宰相制度，将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直接置于皇帝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皇帝的权力集中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相权制衡对于皇帝权力的威胁，被彻底解决了。

　　尽管后来的明万历时期首辅作为事实上的宰相一度专权，但朱元璋的权力统一思想还是影响深远。在他之前，相权曾长期制衡皇权；在他之后，“制衡皇权”这个思维本身被剔除出了政治制度设计。

　　朱元璋的制度设计，一方面确保了明朝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稳定，同时也形成了空前强烈的国家主义观念，即国家权力和中央权威的不可动摇。这种观念此后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思想，直到现代。

　　在这种制度思维下，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拥有着绝对的领导权，仅仅在财政上有一些有限的分权。

　　法律代表着中央的绝对权威

　　朱元璋认为，国家治理要想强力，就离不开森严的法律体系和高效的官僚制度。他制定了《大明律》和《大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皇帝亲自参与编纂的法典。

　　但《大明律》和《大诰》并非只是法律，而更像是一个“行动守则”。除了确立许多刑事、民事法律条文，它还明确规定了行政管理、官员选拔之类的制度。

　　《大明律》及《大诰》代表着很特殊的一种治理思维，即法律之于国家，只是整个国家管理制度的一个细则罢了。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那是一整套的“纪律”制度。

　　对于明代官员们来说，纪律事实上大于法律。在纪律的背后，则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官员们必须对皇帝负责的态度。

　　甚至可以说，中央权威就代表着法律和纪律本身。法律和纪律，只是中央权威的一个外延。

　　科举与官僚选拔制度

　　在朱元璋之前，中国历史上一直或多或少存在士族门阀等精英势力，对皇帝权力的分制。

　　朱元璋还是本着巩固中央权力的思维，将科举制度进行了空前的强化。这不仅是出于科学进行官僚选拔的考虑，更是为了巩固皇权。因为只有源源不断更新的文官集团，才能抵御和制约士族门阀、地方势力的壮大。

　　朱元璋需要考试上来的官员们，保持对朝廷绝对的忠诚，以确保国家机器能够同时得到技术官僚和忠诚的官员。

　　制度化的官僚体系，一直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公务员选拔制度仍然是明朝官员选拔制度的延伸，这种规范化的官僚制度，让行政管理系统高度集中，同时保证效率。

　　但它的弊病也是显然可见的，即这个选拔机制本身注定的僵化。明朝中后期，科举越来越八股化、形式主义泛滥。这就导致选拔上来的官员，真正有才的越来越少，善于玩弄概念和逢迎、保守的越来越多。

　　明朝后期，整个官僚集团都走向了彻底的僵化，以至于到了需要有人站出来打击李自成、抵抗清军的时候，泱泱帝国竟无人才可用。

　　空前严密的户口制度

　　朱元璋非常注重对百姓的严格管理，因此推行了“大明赋役法”，强化户籍制度，要求对户口进行严格的管理。

　　具体来说，主要是户贴制度。户贴制度在江南试验成功后，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被推广到全国。

　　户贴包含三个部分，第一是朱元璋亲自发下的命令，阐述了建立户帖的意义，要求老百姓都真实填写，不得隐瞒。第二是户口的内容，即精确登记籍贯、户主名、户口数、男子丁口、妇女口、与户主关系、资产等。第三是令印、编号、年月日和官吏的签押，保证其合法性和便于统一管理调用。

　　对于这种户口制度，朱元璋仍觉不够。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下令编制户籍黄册。黄册是原先户籍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它详细登记每户的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

　　除此之外，黄册还将户口分为民、军、匠三大籍（职业分类）。大分类之下还有各种细项分类。

　　黄册制度推行后，可以说帝国土地上的每个人，都因自己的身份、职业、家庭关系、财产情况而被全方位无死角地监控了。这种森严的管理也是明朝未能与世界同步诞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之一，因为资本主义需要人身自由的民众。

　　国家意识形态的教化

　　朱元璋非常重视思想的统一和国家对文化的干预、影响。

　　朱元璋加强和恢复了儒学地位，重新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将儒学作为主导文化事业的底色，倡导“以德治国”。

　　前面说过，对朱元璋来说，法律只是“纪律”或者管理制度的一种延展，它并非独立。在思想方面，法律就更成为了思想教化的一种工具。

　　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大明律》和《大明会典》，将法律与道德规范结合起来。其目的，是对全社会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和文化上的教化，用法律的影响力，来统一思想。

　　“程朱理学”在明代逐渐强化，儒学渐渐走向保守和极端，与这种国家推动力不无关系。

　　为了推出“国家核心思想”，朱元璋无限推崇程朱理学，比如科举考试的文章必须以朱熹的思想为衡量标准，其他想法都被认为是歪理邪说。

　　朱元璋还下令编篡程朱理学的官方版本，作为规范全国推行。在引用儒家经典时，孟子主张“民贵君轻”，朱元璋就下令删掉这种言论。

　　程朱理学，本来是读书人主张追逐自由思想的一种思潮，但朱元璋为了将其利用为国家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固化和扭曲了儒学和程朱理学的思想，不允许再有新的解释，更是消灭了其中的知识分子自由意识。

　　让知识分子为国家所用，他们就不再“想东想西”了。

　　总体而言，朱元璋塑造了近现代中国政治思维，主要在于他空前强调国家干预的力量，强调国家对一切资源的统一调度，更是强调统一的意识形态。

　　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虽然在政治上一直中央集权，但并没有一个核心的意识形态。在朱元璋之后，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成为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执政支柱，并一直延续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