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辭》裡的統治者為啥稱天子，又稱可汗？

　　細細品味《木蘭辭》的話，讀者不難發現其中既寫道“歸來見天子”，同時亦有“可汗問所欲”。秉承中原概念的“天子”與來自草原傳統的“可汗”在《木蘭辭》中不但並存，而且還可以相互替代。這個有趣的現象恰恰反映了當時北魏王朝拓跋統治者的雙重身份——華夏人的“皇帝”，同時也是游牧民的“可汗”。

　　“胡風國俗，雜相糅亂”

　　拓跋鮮卑是草原上的游牧民，在奪取了後燕的大片土地之後，統治者既然不可能盡夷中原耕地為牧場，自然必須改變其統治策略，實行漢化。

　　從踏入中原之初，道武帝就建立台、省等官署，在地方上設置刺史、太守等官。道武帝又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儀曹郎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由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拓跋珪又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399）春，並任命世家大族崔逞（清河崔氏的另一位成員）為尚書，“使錄三十六曹”，官署更加完備。道武帝問博士李先：“天下有什麼好東西對人的神智有益?”李先說:“沒有比書籍更好的了。”於是道武帝下令徵集書籍，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表現出對儒學的重視。

　　但是，當時的北魏君主是不是真的一門心思打算做中原的“皇帝”了呢，恐怕也不見得。就拿道武帝來說，他雖然注意吸收漢族人士進入政權，但其內心深處，還是堅守本民族習俗和文化。所以舊本《魏書》這樣概括：

　　“公卿方鎮皆故部落酋大，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

　　在這方面，崔逞之死便是一個例子。他替道武帝給東晉邊將寫回信，只不過是未按要求貶低對東晉皇帝的稱呼，就惹來了殺身之禍。相比之下，拓跋鮮卑人賀狄干的遭遇顯得更加冤枉。此人早年被北魏派遣出使後秦，而被扣在長安（今陝西西安）。後秦的羌族統治者漢文化修養很高，史載姚萇臨終前告誡其子姚興，“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仁”“禮”“信” “恩”四項均為儒家學說的精髓。因此賀狄干滯留長安期間習讀書史，風度舉止“有似儒者”。今天看來，這本是件好事。誰知賀狄干好不容易從長安歸來以後，拓跋珪“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大為憤怒，大約將賀狄干看作數典忘祖之輩，將其殺害。

　　實際上，在這位北魏開國皇帝眼裡，拓跋鮮卑“國俗敦樸，嗜欲寡少”，因此“不可啟其機心，而導其巧利”。在這種心態的主導下，北魏早期的典章制度就變得有些不倫不類。不但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法度草創，“多不稽古”，到了405年，他乾脆廢除了尚書三十六曹。北魏早期的官僚制度因此帶上了明顯的游牧部落色彩，仍然保留部落聯盟時期的權力機構——諸部大人議事，拓跋珪不過把它由四部大人擴展為八部大夫而已。另外，北魏朝廷居然不給各地的官吏發工資。如此一來，官員縱然只是為了自己的生計，也只能努力貪污聚斂財物，形成了“徵調賦斂，靡有止已”這樣的糟糕局面。

　　道武帝的做法，實則代表了整個拓跋統治集團的想法。甚至他的孫子太武帝（拓跋燾），仍然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為自豪，非常看不起崇尚“靜處”的魏晉“玄學”，更嘲笑宋文帝“年已五十，未嘗出戶，如三歲嬰兒”。偏偏在南北朝時期的中原士大夫看來，騎馬才是可鄙的行為，《顏氏家訓》就專門列有《誡兵》一章，聲稱“習五兵，便乘騎，正可稱武夫爾”。

　　因此，南宋時期著名思想家葉適就明確指出：

　　“劉（前趙）、石（後趙）、苻（前秦）、姚（後秦）與夫慕容（諸燕），雖曰種類不同，然皆久居中國，其豪傑好惡之情，猶與中國不甚相異。獨拓跋氏，則以真胡入主中原，純用胡俗，以變華人。”

　　後來北魏本朝的崔浩（崔宏的兒子）說得比較婉轉，但“太祖（道武帝）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這話的意思其實與葉適的看法別無二致。

　　當時，拓跋鮮卑憑藉強大的軍事實力踏入中原。帶着征服民族的自大，北魏初年的鮮卑文化居於優勢地位。北魏早年，拓跋鮮卑婚制較為獨特，早期的王公貴族均實行一夫一妻制。直到道武帝入主中原，仍是“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的局面，如果哪個王公貴族娶妾，則被人們“共相嗤笑”——不言而喻，一起被恥笑的還有士人娶妾是為“廣繼嗣”“修陰教”這樣的儒家傳統觀念。甚至作為一個皇朝最重要皇帝登基儀式，北魏也刻意與中原傳統拉開了距離，反而跟鮮卑部落推選盟主的典型有些相似：有七個人以黑氈蒙頭，此七人象徵着拓跋早年統攝“七分國人”的七個宗室姓氏。新登基的皇帝同樣頭蒙黑氈，朝向西面拜祭上天，然後就進太極殿，接受百官朝賀。宋元之際浙東史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胡三省就毫不客氣地指出，這不是“漢魏之制”，而是“夷禮”。

　　如此“胡風國俗，雜相糅亂”的局面，在嘎仙洞所發現的祝文里都可以尋到蛛絲馬跡。與《魏書》中的祝文比較之後，人們可以看出二者之間有一些細微但值得注意的差異：祝文開篇“敢昭告於皇天之神”之前的段落和以“薦於”開始的結尾部分，沒有被記載在《魏書》當中。被後世史家刻意略去的文字，既有“天子臣燾”，也有“皇祖先可寒”。通過這種做法，拓跋燾從稱謂上將自己展現為擁有光榮傳統的草原統治階層——“可寒（汗）”——的繼承者，儘管這個帝國的統治者已經成為中原地區的“天子”。而這正與《木蘭辭》中“天子”與“可汗”混用的情形相符，足見這首北朝民歌，實實在在地反映出了北魏年間統治者雙重認同的微妙之處。

　　孝文帝的決斷

　　公元465年五月，年才26歲的北魏文成帝（太武帝拓跋燾之孫，景穆皇帝拓跋晃長子）駕崩了。繼位的獻文帝年幼，由馮太后（“文明太皇太后”）臨朝稱制。她實際上是獻文帝與孝文帝（前期）兩朝的實際主宰。正是馮太后下令制定俸祿制，同時又規定貪污一文錢就要處死，緩解了緊張的官民矛盾。太和九年（485），馮後又實施了影響北朝隋唐數百年的均田制，使無地少地的農民能夠依靠法律規定獲得一定數量的土地；翌年，馮後又推行三長制，即五家為一鄰，設一鄰長；五鄰為一里，設一里長；五里為一黨，設一黨長，重建了自從十六國時期以來徹底崩潰的華北封建統治基層組織。

　　馮後的改革使得北魏在北族政權向傳統中原王朝轉型中邁出了決定性步伐。但轉型的最終完成，是在她去世之後，由親政的拓跋宏（北魏孝文帝）實現的。孝文帝雖然是拓跋王朝的君主，但他自幼受到的教育卻是完全的中原漢文化傳統，“雅好讀書，手不釋卷”。於是，當公元490年馮後去世以後，她熱衷於推行的改革大計並未受到影響。當時的孝文帝才24歲，他那有名無實的皇帝卻已經做到第二十年了。然而，孝文帝雖然受過文明太后嚴厲管教，卻是文明太后事業堅定不移的繼承者。在他親自執政的短短9年（490—499）里，這個鮮卑王朝的“漢化”又向着更加廣泛、深入的層面發展下去了。

　　這就是遷都

　　北魏前期的京城平城，僻處塞上，供給困難，且柔然又常發騎南侵。對於統治重心日益傾向農耕地區的北魏王朝來說，這裡的環境已經變得不太合適了。孝文帝就感慨：“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他所中意的地方是洛陽，“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之所以要遷都洛陽，固然有擺脫盤踞平城的鮮卑守舊勢力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在孝文帝心目中，只有遷都洛陽，自己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原皇帝。當年“十六國”中的後趙建立者石勒只因其版圖“包括二都（長安、洛陽）”便被一些人稱為“中國帝王”。而東晉、南朝則因失去了對中原的控制權便被稱為“僻遠一隅，不聞華土”。可見在當時的社會輿論里，將中原的統治權看成是正統王朝的象徵，而洛陽則是中原的代名詞，只有在洛陽建都的政權才是華夏正統。這樣的政治象徵意義對孝文帝來說具有極大的誘惑性。也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不惜以南伐蕭齊為藉口，大費周章地用“欺騙”與“威脅”的方式下令遷都洛陽。而定鼎嵩洛之舉也成為北魏由夷變夏的最大自信，終於可以堂而皇之地稱：

　　“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

　　在遷都後的兩三年內，北魏孝文帝頻繁地推行着從根本上觸動拓跋遺風遺俗的諸多改革制度：改官制，禁胡服，斷北語，改姓氏，定族姓，乃至以身作則推動鮮卑族與漢族聯姻。孝文帝漢化政策的核心就是將鮮卑統治階級融入漢族門閥世族體系之中。幾乎可以說，當年崔浩想干而沒有干成的事情，乃至根本都不敢想的事情（比如將皇族姓氏“拓跋”改為“元”），都在孝文帝手中化成了現實。

　　總的來說，這樣做的結果，是將南遷洛陽的鮮卑人從形式到本質上都改造成了漢人，褪去了身上的游牧色彩。當時的漢族士人認為孝文帝改制使得“禮俗之敘，粲然復興”，對其“人神欣仰”“民不能名”。對於這一點，就連南朝方面也不得不有所認可。北魏末年，梁將陳慶之北伐後自洛陽南返，“用為司州刺史，欽重北人”。他的理由就是，南北對峙局面形成以來，南朝一直謂“長江以北儘是夷狄”，但自己去過洛陽才發現，“衣冠士族並在中原”，故此“北人安可不重”？

　　不但陳慶之在觀察了中原的實際狀況後，自覺地承認北魏已經成為華夏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北魏自身的認同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拓跋鮮卑原本出於游牧民族，其習性與草原上的敕勒（高車）、柔然相似，風俗多以辮髮為主 （南朝方面因此稱其為“索虜”）。到了孝文帝遷都洛陽改着漢服後，北魏朝廷反而將柔然視為“漠北辮髮之虜”，儼然已完全以中原本位自居了。太武帝時期，出身北方第一流高門趙郡李氏的李孝伯與出身江南吳郡高門的張暢，在彭城（今江蘇徐州）城下曾經有一場精彩的外交交鋒。期間江南人張暢屢以“中華”“中國”自居。反觀中州人李孝伯則謙稱自己“久處北國，自隔華風”，言語之間，北魏是“夷”非“華”。以此推論，魏主自然乃是“可汗”而非“皇帝”了。到了孝文帝改革之後，北魏自稱“中國”卻成為普遍的現象。比如中書監高閭就上表把南朝宋、齊的建立者劉裕、蕭道成視為“蠻夷”“非關中夏”。而元英上奏南伐齊朝時也聲稱：

　　“竊以區區（蕭）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

　　孝文帝自己也常說，“密邇江揚，不當早晚，會是朕物”，在他心目中，江南（南朝）並不是一個對手，而只是自己治下的一個僻遠地域而已。在他的詔書裡，甚至將南朝的荊、郢、東荊三州（今長江中游一帶）等同於北方的“敕勒蠻民”……

　　從公元4世紀後期拓跋珪復國算起，拓跋鮮卑在平城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短短一百多年的時間之後，遷都洛陽則象徵着統治華夏文明中心的強大帝國的誕生。正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手中，拓跋鮮卑真正依靠政治而非武力成了中原的“天子”——與此同時，拓跋祖先的另一個身份（“可汗”），則悄然消逝在了歷史長河之中。所幸，民歌《木蘭辭》流傳到了今天，也將那個“可汗”與“天子”並存的歷史瞬間保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