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网络举报？我的建议是直接申遗

　　近段时间，网络举报层出不穷，先是女博士举报道师性骚扰、接着是退休教师举报县委书记性侵、再就是马翔宇举报商务局局长腐败、前天又有前民警陈某举报610事件掩盖真相。

　　这种犹如在堂前鸣冤叫屈般的举报方式至少在三四年前还是极其少见的。虽然彼时也有所谓的互联网举报，但职责主要是由官方的举报平台承担。

　　可近两年，网络举报犹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这支大军。

　　只要留意各大社交、视频平台，几乎天天都能见到这般场景：人们手举身份证，对着屏幕前的陌生人诉说自己的黑暗经历或不白之冤，然后呼吁相关部门还自己一个公道。

　　最初的举报者还只是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人、学生等，这样的举报方式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救济途径之外的补充。

　　再看看现在网络上热门的实名举报者都是什么身份——教师、科员、拳击冠军、退役女兵、律师，连公检法的人都来网络举报了，其中甚至不乏公安局前副局长。

　　更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举报内容中，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长期线下举报无果，求助无门。

　　而且，如果连他们都只能求助于网络，那普罗大众在遭遇类似不公时将要经历何种绝望，可想而知。

　　有人说这是中国社会的奇观，要我看，何止是中国奇观，简直是媲美八大奇迹的世界新奇观了，建议直接申遗。

　　或许很多人还不相信司法救济途径能到如此逼仄的地步，那不如打开抖音，搜索“举报”二字，能看到大量不重样的实名举报视频。

　　抖音甚至还因此多了几个外号，比如“网络开封府”“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抖音分院”。

　　这说明，社交与视频平台几乎成了维权者能攥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但并非发了视频就能被人所知，相反大多数时候都石沉大海了，能被人们关注到的，要么事关重大，被媒体争相转发，要么就是一些热心的平台用户，凭借着朴素的正义感，自费帮他们上的热门，更别说还有严格的审核机制这道门槛。

　　换言之，不是每个举报都会激起巨浪，民间互助也有其极限，在网络上进行的举报最终还是要遵循网络最本质的规则——流量。

　　一个农民工举报工头恶意欠薪与一个科员举报局长贪污腐败，哪个更容易引起关注显而易见。

　　而随着网络举报数量的递增以及举报者的阶层上升，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件”必然会被淹没在茫茫的信息流中，虽然对于普通人而言，这种程度的“不重要”已经重若泰山了。

　　况且一部分人并不关心社会议题，他们只是一群闻着味儿而来的猎奇者，吃不到大瓜便一哄而散了。

　　比如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核废水事件，当时网上一片哀嚎与谩骂，好像世界就要因此毁灭一样，然而这才一年时间，还有几个人记得此事？有几个人知道今年日本已经排放过三轮了？这不，今天就要进行第四轮排放了。

　　所以说，想要通过互联网来寻求普遍的正义，是极其困难且偶然的，哪怕一时之间得到关注，但相比于漫长的申诉与调查流程，网络热度的消散是极快的，后续的正义有没有得到伸张，过程中有没有遭受其他不公，这是很难被人们所知晓的。

　　司法救济途径的堵塞使得很多人选择网络举报，网络举报又会严重损耗公信力，公信力的降低继而促使更多人拿起身份证，走进屏幕里。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它做不到有些人说的促进司法公正，因为其缺乏最基本的惩罚机制。

　　只要一个人因线下投诉无果而选择网络举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相关部门必然是存在失职的，本应得到问责。可现实是，在舆论发酵后才选择出面解决问题不仅没有实质性的惩罚，反而还能得到不少赞扬，美其名曰反应迅速。

　　另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是普通人，被大量相同内容反复冲击，看多了总会麻木的。

　　7月19日，凤凰网在一篇名为《3个月20次洪水，中国陷入“救灾疲惫”时刻》中提到：

　　“在救援与公益圈里，人们还感到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持续甚至不断加码的灾害之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正变得疲惫而松散。更确切的说，灾情获得的关注、人力和资金支持，越来越不够了。”

　　为什么呢？抛开经济问题，一些慈善机构的腐败丑闻使得其公信力急剧下降，人们不愿意捐助；创纪录的灾害频次在分散关注焦点的同时，也削弱了人们的共情能力，使人麻木。

　　而人的情绪一旦超过了某个阈值，就很可能走向消极，两眼一闭，去他M的。

　　同理，当公信力越来越低，逐渐成为笑话，当网络举报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常态，那再大的事儿都不叫事儿了。

　　当然，我依然支持网络举报者，但问题是，这扇门还能开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