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少看中國歷史？

　　王朝循環，更像是一種持續千年的恥辱：循環了無數遍，中國人的想象力還是只有“誰來做皇帝”這一個選項。

　　魯迅曾經提醒過青年，少看中國書，多看全世界的書；各種書都要看，不拘泥於文學書。

　　我20來歲的時候，不太理解魯迅的意思，甚至覺得他有一點偏狹。因為在我們正常認知中，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怎麼能建議不看中國書呢？

　　後來隨着我視野逐漸開闊，終於有能力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反觀中國文化，才真正明白魯迅的意思。

　　魯迅時代的中國書，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古代經典，其實主要是用來宣傳三綱五常、忠孝之類的價值觀，只看這種書，腦袋肯定是會被馴化成奴才的。

　　時至今日，我認為看多元化的書仍然有必要，但中國書作為閱讀之一部分，肯定也是沒問題的。因此這個話題可以稍微縮小一下，不如談談為什麼要少看中國的歷史書。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就很愛看中國歷史。因為中國歷史夠長，事情發生太多太多，也有很多值得當下借鑑的東西。

　　就像隋唐時代的起義，其中關於動盪時代的個人命運、英雄的發跡歷程、重大選擇面前的審時度勢，對青年來說就有很多的啟悟。

　　明史中的官場鬥爭、君臣博弈、國家改革，帶來的啟迪就更多了。

　　但我越是看更多中國歷史，就越發現自己變了——我的價值觀在逐漸“社會達爾文主義”化。在某一天我終於驚覺到這一點，並開始反思。

　　我發現自己的很多行為，已經越來越被中國歷史書中的價值觀所塑造。

　　總結一下大概就是：個人角度，熱衷於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熱衷於“謀略”、“道”之類的概念；國家角度，只關注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二元對立、二元融合。

　　我發現，只看中國書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價值觀和視角的單一化。因為中國文化本身，就是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極其單調的。

　　中國歷史，就是中國文化的一種投射；因此，中國歷史也是極其單調的。

　　可能會有人不服：中國歷史怎麼能被說單調呢？有那麼多的王朝、那麼紛繁的人物、那麼複雜的衝突……

　　但繁雜的中國歷史總結起來，只用八個字就能概括：王朝更迭、諂媚權力。

　　所謂精彩歷史，只不過是一次又一次血流漂杵的王朝更名；所謂謀略，也不過是絞盡腦汁諂媚帝王權力的奴才們，在勾心鬥角。

　　真正的制度性改變、社會結構的變革和演化，基本沒有。

　　從個人角度來說，除了能學到你死我活的人與人競爭，也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之外，並不能提供更多的現代性價值觀，例如公正、正義、權力制衡、社會博弈，等等。

　　所以從秦漢到清朝，中國歷史只不過是在不斷地複製粘貼、自我循環。

　　可能有人會說，難道外國歷史不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

　　就像塑造了今日之西方世界的羅馬，光是圍繞共和還是帝制的鬥爭，就已經足夠波瀾壯闊了。為什麼西方人總在講凱撒與元老院的鬥爭？因為這一鬥爭極其深刻地塑造了今日世界之思維，也是人類走出奴役時代的根基。

　　但這種博弈在中國歷史上，是空白的。

　　當然，也不能說中國沒有權力博弈，像漢代的相權與皇權之爭、明代的皇權與內閣之爭。但中國的權力博弈和西方完全是兩個概念：中國始終是圍繞着君王的絕對權力，只不過進行一些絕對皇權內的微調，臣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皇帝的絕對附庸，君臣二元結構是不變的。

　　而西方則始終在進行多層次的博弈。羅馬已經有過徹底共和的實驗，儘管後來恢復了皇權，但“君臣”二元結構仍然十分脆弱；即便是在黑暗的中世紀，也有着王權、神權、商會、行會、工匠聯盟等不同權力重心的博弈。

　　正是這些博弈，讓人類逐漸走出了階級的奴役、權力的絕對控制，走向了人人平等、社會公正、法治權威等現代社會的框架。

　　因為中西方歷史的本質不同，看中西方的歷史書，也就成為兩種完全不同的體驗。

　　看西方歷史書，謀略的地位下降了，重點在於生產力演變基礎之上的社會結構之變遷。隨着權力重心的轉移，社會結構也在不斷發生徹底的變革。

　　還有另一個層面就是，西方殖民史所帶來的全球社會結構演進。在這裡殖民並非通常意義上的貶義詞，而是全球化趨勢下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的重塑。

　　但中國歷史書，就只是中國“君臣”結構之下、“家國”結構之下的不斷複述。

　　就像宋以後的文官集團，所謂博弈也不過是在皇帝賦予的權力範圍內，進行一些利益的再分配；對外，則是不斷循環的“民族屈辱敘事”，岳飛和秦檜這種故事就是中國人對外想象力的天花板。

　　像歐洲史中的這些例子：維京人“侵略”並融合、影響了歐洲大陸的文明；阿拉伯文明強力塑造了歐洲古代文明；“共和”的影子怎樣從希臘、羅馬，迴響到光榮革命時期的英國；工業革命後的中產階級崛起，又怎樣塑造了現代世界……這些涉及政治深層次結構的變化，在中國歷史中是沒有的。

　　至於王朝循環，就更像是一種持續千年的恥辱：循環了無數遍，中國人的想象力還是只有“誰來做皇帝”這一個選項。

　　我想，這就是青年人要少讀中國歷史的原因——當你不知不覺被這種單一的歷史觀塑造出價值觀之後，你也將會變成一個只會追逐權力、或者只會向權力服從的動物。

　　而現代文明的公正、公義，就不再能進入你的腦袋裡了。

　　孫伏園主筆的《京報副刊》在 1925 年 1 月，發出了“青少年必讀書十部”與“青年讀書十部”的徵稿啟事。很多名流學者和青年朋友都積極響應，以下截取幾位名家的推薦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