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难归

　　南京某大学一位海归“青椒”（青年教师）自杀，舆论指向他是因为“非升即走”的压力。

　　学校有关人士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指出他是长期抑郁症，暗示悲剧终究是自己造成的。

　　学校否认了“非升即走”，因为像他这样的“高水平人才”其实是有编制的，自杀前仍然是副教授（未降级）。但是学校也承认，要求他退还部分安家费，并称他是自愿退还的。

　　在“辟谣”中其实也透露了真相：这位有抑郁症的老师，确实受到考核的极大困扰，甚至因为考核不达标而受到惩罚。

　　这位老师2019年被引进到高校，正好是疫情前。他的第一个考核期，刚好完整覆盖三年疫情，可以想象，有一种更特别的压力。

　　实际上，他的自杀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疫情前和疫情后其实是两个时代，尤其是对“海归”来说。

　　他在上个时代的尾声。那时海外大学的博士学位还很吃香，还算特殊人才，有很好的待遇（所以学校才有一点委屈）。

　　现在，“海外高校博士”已经不算“辉煌履历”，相反，却有一种隐忧。美国名校防范博士带走成果，而中国的大学，对“海外”两个字也有点警惕。

　　没怎么读过书的普通人，会认为中国大学已经遥遥领先，不再把外国名校放在眼里。

　　丘成桐说中国数学比美国落后几十年，引来胡锡进批判，这就是典型：不懂数学的混子在嘲笑一流数学家的专业判断。

　　当然，让人悲哀的并不是文盲或者胡锡进怎么看，而是这是一种已然成型的社会氛围。

　　中国大学曾经很注重国际评价，在顶级期刊发论文是一种荣耀。在这个意义上的“卷”，虽然残酷，也算有点意义。

　　有些大学对留学生特别优待，引来国人批判。这种做法很丑陋，其实是为了提高“国际生源比例”这个加分项。

　　但是接下来可能会是另外的画风：国际评价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发达世界的评价，不再重要，但是广泛考核仍然存在，因为这是大学运营的核心逻辑。

　　有些考核变得无意义和荒诞，但是恰恰是这些考核本身，会大大增长。真正折磨人的，恰恰是这些“多余的”“过剩的”考核。

　　学术研究或者一切和创新有关的工作，其本身都有让人痴迷的、不为外人所知的“狂喜”，而过剩的考核会消灭狂喜，扑灭人内心的火焰。

　　所以并不意外，过剩的考核会加重个体的抑郁症，也会导致抑郁症在青年教师群体的普遍化，而“海归”则更是危险群体。

　　有些时候你仅仅因为在海外读过书，就会受到攻击。这是并不太遥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