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不是为了拖动锁链，而是为了张开双翼

在我动身的时光，祝我一路福星罢，我的朋友！天空里晨光辉煌，我的前途是美丽的。不要问我带些什么到那边去。我只带著空空的手和企望的心。……虽然间关险阻，我心里也没有惧怕。旅途尽头，星辰降至。

泰戈尔

我将美国视为彼岸，抵达美国十年之后，写了《此心安处：美国十年》一书，记述了在美国开启人生下半场、重新确认坐标和身份的过程。此时此刻，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潮愈演愈烈——仅仅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是不够的，更多逃离故土的流亡者的故事需要被讲述。于是，就有了这本《活著就要RUN》。RUN是英文“跑”的意思，在中文网络上又被以谐音翻译为“润”，习近平暴政下，关于如何移民、如何逃出中国的讨论被称为“润学”，“润学”是当代中国无与伦比的显学。

这本书描述了多姿多彩、千奇百怪的流亡。加拿大作家梅维斯·迦兰写过一篇名为《多彩的流放》的小说，写二战期间逃亡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难民的故事，“这是个无边的奇迹，我简直看不够他们，他们自己从我阅读和向往的文学园地的曙光里走出来。我把他们视为是值得期待的社会秩序的先知，这个秩序由公正、平等、艺术、人际关系、勇气和慷慨组成。他们中的每个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德国天主教徒、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犹太人、捷克人——都是一本我想从头读到尾的书。”有多少流亡者的故事值得他人阅读呢？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指出，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深刻不安的文学。同理，流亡者也是一群深刻不安的群体。那么，流亡者能将这种深刻的不安转化成源源不断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创作出光彩夺目的文学艺术作品吗？同时，也让自己的生命在由陌生而熟悉的新的土地上如深夜的星辰般闪耀？或退而求其次，至少“此心安处是吾乡”，克服乡愁，战胜悲苦，获得心灵的充盈、安宁、快乐与幸福？

本书所写的流亡人士，以文学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为主，兼及少数政治活动人士。很多人于我而言亦师亦友，我研读过他们的著述，也曾跟他们做过交流与访谈，故能写出他们在原乡与异乡之间的生命流转，在弃绝与寻觅中的心灵轨迹。上部“中土乃恶土”讲述华语文化圈的流亡故事。以时间而论，大规模的流亡潮发生在当代史上的四个重要时间节点：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席卷中国；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文革暂告结束；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二零一二年习近平上台以及二零二二年中共二十大开始全面法西斯化。

以地点而论，我特别关注作为流亡之岛的台湾和作为流亡之城的香港，以及两地“风水轮流转”的“双城记”。告别白色恐怖、实现民主化的台湾，由流亡者的中转站和凄风苦雨中的“亚细亚的孤儿”，凤凰涅槃，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民主自由的灯塔及良善的力量，“外省人”在地化，其第二代、第三代确立台湾人的身份，愿意“同岛一命”，用生命捍卫土地和自由。一喜一悲——香港沦为一座被恶魔攻破的“逃城”，不能继续庇护流亡者，就连本土香港人亦被迫踏上漫漫流亡路。“城犹如此，人何以堪”，移居台湾的香港诗人廖伟棠却仍相信“一切闪耀都不会熄灭”——只要人还在。

以人物而论，本书用一整章篇幅写的人物有：达赖喇嘛、台静农、殷海光、王鼎钧、倪匡、傅聪、沈元、高尔泰；用一整节或半节篇幅写的人物有：王韬、梁启超、胡适、张君劢、张爱玲、余英时、张大千、陶百川、痖弦、齐邦媛、萨孟武与彭明敏（师生）、左舜生、张国焘、新儒家诸君（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马思聪、林风眠、关愚谦、韩秀、马德升、遇罗锦、齐尊周与齐家贞（父女）、张戎、郑念、李存信、胡娜、方励之、严家祺、苏晓康、高行健、哈金、廖亦武、巫宁坤与巫一毛（父女）、伊力夏提、陈光诚；用至少一整段篇幅写的人物有：屈原、李白、苏东坡、张岱、朱舜水、刘绍唐、郭廷以、黄艾德、史明、廖伟棠、林夕、黄国才、邓小桦、李怡、陶杰、金钟、莫炽韬、张崑阳、戈扬、王若望、李志绥、高文谦、孟浪、刘宾雁、木心、北岛等；其他简略评点的人物更超过一百位。他们逃离的路线错综复杂，从中国逃到香港、台湾，往往还有二次流亡；逃离的方式惊心动魄，有人用鞋油将自己涂抹成黑人的模样，有人使用他人的护照出境，有人在蛇头或黑社会的帮助下偷渡。他们看似被故国和故人唾弃，千夫所指，身败名裂；却昂首挺胸，笑傲江湖，在风雨中拥抱自由。

流亡者的是非成败，不会转头即空。他们大都保持和升华了文学艺术的创作力，也找到了“吾心安处”，流亡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他们留下的每一个足迹都有意义，他们看过更圆的月亮和更壮阔的风景，遇到过更贴心的同伴和更美妙的故事。高行健说：“这是一段流浪，一种自我解脱。最好获取自由的方法就是找到一条通向自由的新道路，为我的创作寻找新的主题。”哈金说：“应该接受自己的边缘性，正是这个边缘性使流亡作家区别于本土作家，成就自身独特的抱负。”廖亦武则戏称自己细细小小的字迹是蚂蚁体，“一个人和国家机器做抗衡，像蚂蚁面对一座山，蚂蚁是不可能推翻一座山，但蚂蚁可以写下来，若干年后，这座山砰然倒下，这本书会留下了”。

本书之下部“世界是我家”讲述全球范围内的流亡故事。以时间而论，从古希腊到古犹太，放逐与自我放逐一直是英雄和先知的专利。到了近代，虽然大航海和全球化时代来临，路上和海上交通更容易，但民族国家成形，国境上建起围墙和铁丝网，出国和进入别国需要护照等旅行证件，流亡反倒变得更不易。一战、二战及冷战三个时间节点带来前所未有的移民潮，有时是整个种族和整个阶层被连根拔起，拜“现代性”所赐，“大屠杀”和“集中营”成为笼罩在移民（难民）头上的乌云。

以地点而论，我特别选择斯大林模式的苏俄、纳粹德国及史塔西控制的东德、“血色大地”中东欧这些极权肆虐、流亡者前赴后继的地方来重点书写，流亡者多产之地还有暴君辈出的拉丁美洲、亚洲的越南和朝鲜、土耳其及西亚诸国、非洲大陆等地。德裔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在诗歌《我怕故我写》中写道：“这里不是我的家/哪里有西奥塞古/哪里就是异乡/是他/把枪口对准人群/是人群/把他枪毙/这就是滴血的神迹……家/就是我行走的路途/在没有上帝和天使护卫的行程中/我就靠天边外的一片彩云活著/我不能不把它画下来/挂在床头。”毫无疑问，“哪里有西奥塞古/哪里就是异乡”，可置换成“哪里有暴政，哪里就是异乡”、“哪里有暴君，哪里就是异乡”……这是对形形色色的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的拒绝与反抗。在独裁国家，唯有独裁者活得滋润快乐，其他人都是卑贱的奴隶，“如果一位独裁者在头脑中需要一个家乡的话，那么它只能是：蔑视人。……为了他自己作为统治者能够病态地自尊，独裁者狂热而不顾一切地蹂躏著国家和人们”。暴政和暴君张牙舞爪的地方，对自由人而言，不是故乡，不是家，是必须逃离的“垃圾场”和“疯人院”。

以人物而论，用一整章篇幅写的人物有：纳博科夫、艾因·兰德、布罗茨基、米沃什、马内阿；用一整节篇幅写的人物有：但丁、聂鲁达、马奎斯、拉波尼奥、康拉德、乔伊斯、奈波尔、阿多尼斯、库切、鲁西迪、褚威格、汤玛斯·曼、保罗·策兰、汉娜·鄂兰、卡内蒂、昆德拉、赫塔·米勒；用至少一整段篇幅写的人物有：塞米斯托克利斯、亚里士多德、奥维德、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奥兹、雅瑞珥·萨巴尔、卡彭铁尔、科塔萨尔、克莉丝蒂娜·佩里·罗西、曼波·贾尔迪内里、莫亚、阮志天、金翠、阮越清、黄长烨、张振成、朴研美、李𬀪瑞、库忽玛、阿契贝、古纳、戈尔基、萨拉赫、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雷马克、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塞德尔、赫雪尔、比尔曼、格鲁沙、扎加耶夫斯基、博罗夫斯基、科尔奈等；其他简略评述的人物亦超过一百位。

他们在更加广袤的天地中流亡和漫游，穿梭于多种迥异的语言和文化之间，他们用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和经历流亡，巴拉圭流亡作家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说：“我不能去抱怨……流亡生活带给我的除了对暴力和人类价值失落的憎恶，还有对普遍人性的理解。流亡给予我一种视角，以这种视角我可以以他者的观点来看待我的国家，并因为那里发生的巨大不幸而活下去。”只有身在别处，才能对原来隶属的土地、族群和文化做出最彻底的批判和反省。

很多流亡者在移居地取得了在出生地无法想像的成功。他们不再是“寄生虫”、“流氓”、“卖国贼”、“人民公敌”、“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是诺贝尔奖得主、艺术大师、学术巨匠。即便只是将自己“归零”的普通人、体力劳动者，亦可活得问心无愧、堂堂正正。纳博科夫说：“在美国，我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感到快乐。正是在美国，我拥有最好的读者，他们的心灵与我相遇。在美国，我心智上有回家的感觉，美国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故乡。”米沃什说：“在困境中，一个作家的质量便取决于他腾空跳跃的能力，取决于跳板给他的反弹力量。”他将自己视为一个在“荒原”上寻找出口的人，即便其努力失败、被人视为“怪胎”，此种努力“不仅是最为理所当然的，还是可敬的”。 

很多人未能“润”出牢笼。殷海光从中国逃亡到台湾，却又被幽禁在孤岛台湾，他的特务环伺的家是孤岛上的孤岛，他忧愤成疾，英年早逝；沈元是天纵奇才，史学大家风范初见雏形，在现实生活层面却是不谙世事的书呆子，装扮成黑人闯入非洲某国驻北京使馆，为此付出生命代价。他们未能逃出生天，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现实太残酷。

我在书中质疑的“失败的流亡者”是另一个层面的成败：他们的肉体已“润”出中国，精神却未离开，就如同哈金使用的比喻：很多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中国人，像天上的风筝，看上去飞得很高很高，下面的线却仍掌控在放风筝的人（共产党）手中。他们没有张开双翼，身后依旧拖著沉重的锁链。此类失败者远比成功者多。

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的创作和思想，自流亡之后就停止了。他是被“中国的良心”这个宏大叙述压垮的（他以为中共政权在六四屠杀之后两三年就会垮台，他就能载誉归来，但此后中共迅速站稳脚跟并经济高速发展，此一事实给他以沉重打击），实际上，没有人能充当“中国的良心”，每个人只能是自己的良心。刘宾雁与被誉为“俄国的良心”的索忍尼辛一样，终身都在此一“神光圈”中打转，未能善用流亡的命运开创一段崭新的人生。同为流亡作家的苏晓康在一篇纪念刘宾雁的文章中指出：“对宾雁，无论欧陆古典、英美气象，仍不过是西洋镜，他却只惦念江东父老。与其说中国的百姓不能没有这颗『中国的良心』，倒不如说刘宾雁更不能没有中国老百姓，于是放逐他，便是把他从中国的胸膛里摘除出来。”

诗人顾城“润”到新西兰激流岛，用他自己的话讲，干了很多事情——从原始的采摘，采野菜、海菜吃，到种菜、养鸡，算“农业”；还养过羊、兔子，卖鸡蛋、买鸡肉春卷，进入“畜牧业”、“商业”；再回到艺术创作，进入本行“文艺事业”，写作，给人画像。他似乎可以自食其力了。然而，他却因为“女儿国”的乌托邦破灭，悍然杀死妻子，也杀死自己，留下孩子孤苦伶仃地在人间。在人心的深处，有不忍和残忍，也有悲哀和狂喜。如傅雷给傅聪的家书中所说，先做一个人，再做一个音乐家；诗人也当如此——先是人，再是诗人。可惜，顾城将秩序颠倒了，以为诗人就可以杀人。

北岛有一首名为〈在路上〉的诗写道：“我调整时差/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在现实中，他反其道而行，因为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擦肩而过”是他的错觉，其实距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他对西方由仰慕变成满腔愤怒，将手表调整成北京时间，戴上红领巾登台——戴红领巾是必须的举动，是北京要求的“投名状”，由不得他推三阻四。北岛戴上红领巾那一幕，宣告了流亡的终结和诗人之死。流亡诗人李笠曾在北岛与布罗茨基会面时充当翻译，发现两人无话可谈，这次不欢而散的会面折射出两人精神境界的天壤之别。

李笠认为，两人的差别在于“三观”。布罗茨基奉行“宁做自由社会的失败者，也不做专制社会的成功者”的原则，无疑是在流亡之浩海中的游泳人，把流亡当做自己的家，选择宁可作自由国家的失败者（当然，布罗茨基取得了理所应当的成功），也不做专制国家的成功者，体现了屈原式的精神境界。北岛则相反，他不能忍受孤独，因为孤独是掌声和鲜花的天敌，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只要有鲜花和掌声就好。北岛写过一首诗“只有改变背景/你才能够返回故乡”，但最后他在背景没变的情况下，返回故乡。

李笠感慨说：“流亡是一面镜子，它使一个人活得更加自由，让人去求索，明白自己的遭遇，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流亡让你匿名，成为大海里的一块石头。没人为你献花鼓掌，把你当作明星。你除了你自己和你的语言之外，一无所有。你很可能沦落为北岛们那种自言自语的顾影自怜。流亡，说到底，就是当一个失败者，因为自由高于一切。做一个自由人，又担心失去鲜花和掌声，是多么分裂，可悲。”

如果不能刮骨去毒，空间上的流亡无法带来精神上的自由。诗人宋琳说过，真正的流亡，一个人就是一个种族。以此与所有流亡者共勉，让我们都用生命来写流亡的故事，这个主题无穷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