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口”秘书帮覆灭记

　　在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遛弯儿，大家都知道有两件必须“打卡”的事。

　　一是排队品尝“五道口枣糕”；另外一件就是瞻仰一座神奇的地标建筑，川流不息的人群往来经过，总有人不住抬头边看边喃喃“五道口”。世人更是为她冠以无出其右的盛誉“金融黄埔”。

　　没错，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教学楼。

　　“五道口”这个地名，在金融圈内如雷贯耳，是很多财经类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早期从这里走出的莘莘学子，后来几乎都成了在中国金融界叱咤风云的大佬。

　　五道口金融学院前身为中国证券教父刘鸿儒于1980年创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12年与清华大学合并，改名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自成立以来，这所学院确实聚集了中外顶尖的金融教育资源，成为国家培养高端金融人才的重要基地。

　　然而，就像任何其他机构一样，这所金融学院的学子中也会出现一些异类。

　　当反腐风暴席卷金融系统时，这些个体也成为被清算的对象。原中国银行行长刘连舸和原浙江副省长朱从玖作为“秘书帮”的代表，成为首要调查对象。

　　在金融系统，证券教父“秘书帮”可谓是赫赫有名，除了朱从玖、刘连舸外，还包括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原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原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罗熹······等等。

　　这些人，构成了赫赫有名的“五道口85级”，班级校友数量是最多的，历经岁月沉浮，很多人在中国金融界的各个领域卓有成就。

　　他们在刘鸿儒掌管证券业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金融监管圈中“秘书帮”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然而，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五道口85级成为了历届学生中“出人”和“出事”最多的一届。

　　二、在金融界展露头角的85级秘书帮

　　1992年10月，央行副行长刘鸿儒走马上任，成为了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他租了保利大厦的两层楼作为办公室，拿着借来的办公经费，开始为中国的证券监管事业打根基。

　　一年之后，一批85届的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的研究生，被刘鸿儒选调到证监会工作，十几年后，这批人将在中国金融界崭露头角、威名赫赫。

　　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5届学员，是比较特殊的一届。当时，本计划招生60人，但考完试后一看，报考五道口的考生，成绩比其他大学要高出很多。如果按照招生计划，当年的很多考生将会被调剂到其他院校。

　　刘行长展现了他作为高级领导干部具有长远眼光的一面，拍板申请追加名额。后来教育主管部门批复，扩招了约30人。因扩招而进入五道口的，就包括去年落马的金融首虎、原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同班同学中，还包括原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2015年落马的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2022年因非法集资获刑的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今年2月被免职的原人保集团董事长罗熹等人。

　　其中，刘连舸、朱从玖、张育军毕业后又先后担任了刘主席秘书一职。

　　1999年，朱从玖调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并在一年后成为总经理。当时他只有35岁，成为上交所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

　　朱从玖在上交所担任总经理足足有8年之久。2008年，朱从玖离开上海重返京城，到中国证监会担任主席助理的职位。2012年，47岁的朱从玖从证监会主席助理位置上“空降”浙江担任副省长。

　　而朱从玖在上交所总经理的职位上的继任者是同样属于证券教父“秘书帮”的老同学张育军。

　　1995年底，张育军调任深交所副总经理，1997年又回到证监会，先后担任证监会副秘书长、外事部主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从2000年开始，张育军担任深交所总经理，直到2008年深交所总经理由宋丽萍担任，张育军被调往上交所担任总经理。

　　他既经历过深交所1995年交易量寥寥的重整时期，借以奠定深交所作为中国两大交易所的地位；也经历过2000年深交所暂停新股上市、寻找自身定位的彷徨时期；他还经历了2007年到2008年的股市疯狂时期，而深交所在此期间表现得相对保守和克制。2008年2月，张育军正式调任上交所总经理。

　　张育军有两个明显的标签，一是学识水平高，他在2014年出版的《金融危机与改革》一书获得了广泛好评。

　　另一个是他有着浓厚的江湖气息，据有人反映，在与券商开会时，他常常半躺在椅子上发号施令，给人一种霸气十足的感觉。

　　而刘连舸并没有像他的两位同学一样留在证监系统，从87年到06年，在人民银行打拼了将近20年，之后转战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并一路成为中国银行的掌门人。

　　三、折戟2015年股灾的张育军，最后病死狱中

　　张育军的监管官员生涯，随着2015年股市发生异常波动戛然而止。

　　张育军的书中提到：每一次金融危机后都会产生一轮全新改革，最深刻的改革往往产生于最严重的危机之后。

　　一语成谶。

　　2015年中国发生了影响巨大的股灾，而之后张育军和他的利益相关人被查出是股灾的作俑者之一，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他利用资源和信息优势，在救市过程中成为了监守自盗的“仓鼠”。

　　根据中央纪委2017年7月消息，张育军被指“靠山吃山”“扰乱资本市场秩序，损害证券监管部门形象”。

　　2015年初，上海、深圳两市股指持续上升，由于杠杆资金导致流动性危机，市场恐慌式下跌，出现了市场踩踏。2015年6月至8月，近两个月的时间上证综指最大下跌超过30%。

　　时任证监会主席肖钢在2019年反思股灾时表示，2015年的股市危机本质上就是一场泡沫的破裂，“当时已经觉察到了杠杆问题，也查了券商两融，但不够果断，还是有牛市情结”。

　　2015年4月17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曾介绍，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在4月16日出席中国证券业协会召开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情况通报会时指出，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开展五年来，规模发展迅速，运行良好，风险总体可测可控。

　　在那次股市异常波动中，张育军成为“救市总指挥”，他多次公开表态维稳股市，召集券商、基金等业内高管研究救市策略。在商定的救市方案中，多家券商需使用自营资金进行救市。

　　2015年8月，张育军仍出现在市场维稳座谈会和券商开风控大会。但一个月后，9月16日中央纪委表示，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就在张育军被宣布调查的前一天，中信证券原总经理程博明等数名中信证券的工作人员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调查。中信证券是当时救市“国家队”的主力。主导中信证券自营盘的负责人程博明，为张育军同门师弟。

　　在张育军接受调查后不久，2015年10月23日，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在家中自杀身亡。陈鸿桥曾于2003年至2014年任深交所副总经理，张育军自2000年至2008年担任深交所总经理，也就是说，陈鸿桥曾担任张育军副手六年之久。

　　2017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张育军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按照官方通报，张育军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对抗组织审查，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扰乱资本市场秩序，损害证券监管部门形象，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给予张育军开除党籍处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21年8月，多方信息源交叉印证表明，张育军因罹患胰腺癌病逝，时年58岁。在此之前，网络中关于张育军的官方通报仍停留在四年前——2017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张育军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但至今未有结论公布。也就是说，在去世前张育军仍处于被调查阶段。

　　四、酷爱美女的刘连舸，连娶四房太太，把准儿媳变成老婆

　　2023年10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半年多之前（3月31日），62岁的刘连舸，成为2023年落马的副部级金融“首虎”。而在半年之后，他被进一步开除党籍并被终止二十大党代表资格。

　　在10月7日发布的这份公告里，刘连舸共涉“八宗罪”，成为又一个“靠金融吃金融”的落马者。他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私自携带违禁书刊入境、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出入私人会所、接受滑雪和旅游安排，长期借用管理对象车辆、徇私录用调整提拔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道德败坏，家风不正、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刘连舸落马后，坊间流传最广的，莫过于他那超乎常规的“风流韵事”。31年前，著名影星杰瑞米•艾恩斯和朱丽叶•比诺什曾经演过一部影片《烈火情人》，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爱上了自己儿子的女友，最终导致家破人亡的悲情畸恋故事。

　　原本只存在于小众文艺片中的情节，居然在现实中上演，而刘连舸便是这样的“男主”。

　　他靠第一任太太平步青云，功成名就时抛弃糟糠之妻，在担任金融行业高管期间喜好晚上找美女下属到房间谈心，迅速迎娶第二任、第三任太太，最后竟然将准儿媳变成老婆。

　　五、最富省长朱十亿

　　朱从玖，坊间人称十亿省长。

　　2023年11月7日晚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朱从玖被“双开”的消息。近一周之后，朱从玖又以涉嫌受贿罪被宣布逮捕。

　　通报称，经查，朱从玖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和重大决定，搞团团伙伙，破坏政治生态，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长期阅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组织原则缺失，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为亲属和他人在入职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对配偶违规在管辖地区从事经营活动知情但未予纠正，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公器私用，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及执法司法活动；道德败坏；纪法意识淡漠，贪婪无度，“靠金融吃金融”，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公司上市、融资贷款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朱从玖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工作了四年，后进入证监会办公室工作。1997年9月朱从玖下地方担任深圳证监办专员。1999年，朱从玖赴上海证券交易所担任副总经理。

　　第二年，年仅35岁的朱从玖就成为上交所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

　　2012年，47岁的朱从玖从证监会主席助理位置上“空降”浙江担任副省长，成为最年轻的金融副省长。

　　然而没想到，这副省长一干就是10年之久，成为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金融副省长，却始终未能在仕途上再进一步。

　　外界对朱从玖寄予厚望，人们希望他能铁腕整治浙江民间借贷爆雷乱象。

　　2018年，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多地都又爆发了继2016年E租宝、快鹿案之后的又一轮暴雷潮。

　　浙江草根投资、微贷网等数家大型P2P相继倒下，涉案600亿的温州瑞安人卢氏兄弟突然跑路，引发了一场P2P行业大地震，浙江省会杭州一度被戏称为“雷都”。

　　这让力推普惠金融的朱从玖彼时颇受争议。

　　有坊间传闻，韦杰实际控制的金诚集团获取私募基金、信托牌照资质，背后有朱从玖助力。案发后金诚集团共计造成投资人损失累计超过750亿元，收割了无数江浙富豪。

　　有人认为，浙江当时刹车最晚，后果最严重，主管金融的副省长朱从玖有失职之嫌。

　　2022年朱从玖突然卸任副省长职务，转任政协副主席，就预示他仕途黯淡。

　　据财新报道，朱从玖没有“更进一步”主要是因为家里太有钱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朱从玖多年以来就是证监会及浙江省高级干部里公开的“有钱人”，“向组织申报的财产就有近十个亿”，他在当地坊间甚至有“朱十亿”的戏称。

　　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由于当时房价低且工资颇高，便投资了多个房产。上海的别墅2000年初价值几十、几百万，后来市值过亿，也属于平常。因此，一些人对他的财富来源产生了质疑，认为与他在证监会担任高级职务有关。值得一提的是，朱从玖的妻子从事收入较高的私募基金行业。

　　有业内人士指出，朱从玖作为体制内官员却有如此丰厚的家产，且其妻的职业与其分管的领域密切有关，确实很容易让外界产生微妙的联想。

　　值得关注的是，凡是朱从玖走过的地方，金融干部落马声一片。

　　如2019年8月，曾作为温州金改干将的温州银行原行长吴华；曾任浙商银行副行长的张长弓；原浙江局局长、上海局局长韩沂；浙商银行原董事长沈仁康等。

　　再早些年，如原CSRC副主席王益、姚刚、童道驰、原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原 CSRC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原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原CSRC发审委委员冯小树、原发行部副主任王宗成和三处处长刘书帆、原山东局局长徐铁、冯鹤年、原重庆局局长毛毕华、原投资者保护局一级巡视员曾长虹、原上海局办公室副主任朱毅等。

　　六、中国历史上的“师爷政治”

　　秘书帮，是特定的时代一个特定的政治现象，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师爷政治”。

　　幕友，又称幕客、幕宾、幕僚，俗称师爷，在古代即协助中央或地方官员进行政策谋划、开展调查研究、做好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庶务甚至教育干部子弟的人员。可见，幕友之所以为幕友，就在于他们多隐伏于幕后。于官场中，其充其量是官员的助手、参谋及办事员，未经领导授权，手上并没有丝毫权力。

　　然而，在高度集权、讲求人治的传统社会，基于地位、身份、权力运作机制等诸因素，幕友们往往可以共享高官的权势，进入前台，赤膊上阵，充当“权力倒爷”或“二掌柜”的角这实与当下的“秘书政治”颇有异曲妙。

　　古代的“师爷政治”，特色大致有五：

　　其一，师爷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实为主子的化身或代言人；

　　其二，师爷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实为主子的经纪人或利益代理人；

　　其三，师爷实乃官场升迁之终南捷径，不少师爷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博取赏识，从而凭此进军仕途，占据要位，与主子遥相呼应，拓展政治版图，形成派系；

　　其四，师爷群体往往掌握海量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且行事灵活，通常不受官场规则束缚，故他们可利用手中所控之公权力与话语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五，师爷与官员之间的职责界限模清，因此对于师爷所作所为，缺乏有 AL头球监管，于是同僚往往秉着“打狗须看主人”的态度，对师爷越权干政之举，不愿管，也不敢管。

　　很明显，“师爷政治”乃传统政治体制之薄弱环节，这也恰是历代读书人趋之若鹜的要因所在。秦汉时期的尚书台，从一个纯粹办理文书的秘书机构，演变成南北朝权力过大、尾大不掉的尚书省，其间兴风作浪、把持大权的，便是一个个手握笔杆的师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