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只知《雨巷》有多火，却不知戴望舒有多苦

一直以来，戴望舒就是《雨巷》，《雨巷》就是戴望舒。写了若干首诗，被前妻怒怼“戴望舒的第一生命是书，妻子女儿放在第二位”的他，嗜书如命。他牢记的诗一开口便似如数家珍，而我们牢记的他的诗，多年来似乎只有《雨巷》一首。试问你还会背哪首？或者你还知道哪首？

这对于一个写了一辈子诗的诗人，不得不说是悲惨。尽管如此，和他短暂又坎坷的生活比起来，诗歌至少在当时慰藉了他的身心。而生活的艰辛，直接让他弄丢了性命。

【一】

想来是西湖的水浸润着这个纯真少年，年少的戴望舒便溢满了诗情。他给自己取笔名为“望舒”，取自《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两句。“望舒”指代月亮。

正是这样一个“姿容既好，神情亦佳”的美男子，偏偏躲不过命运无情的“馈赠”。一场天花，害他从令人欣羡的面孔，沦为了麻子脸。敏感多思的戴望舒，变得更愁闷、更努力了，他不甘心充当任何人的陪衬，也无法发自内心的为生活欢呼。

麻子脸留下的“后遗症”在他和异性相处时十分明显，这使他不够自信，过于腼腆和压抑。于是他便一颗心思开辟出文学的园地，做最勤劳的耕种者。他和几个文学发烧友成立了文学社团——“兰社”，创办了文学旬刊——《兰友》、《璎珞》，文学的土壤丰饶而肥沃，他们昂扬的创作着、热爱着，乐不思蜀。

以他的求知欲和学科成绩，完全可以像徐志摩一样留学海外，但是高而帅的戴望舒，并不富。他拿不出留学经费，也只有作罢。

尽管没有康桥上的吟唱，戴望舒仍旧耕种在“文园”，为“文学服役”。他愿意一生勤勤勉勉，只侍弄文学。于是他一边搞创作，一边搞翻译，“两手抓”，两不耽误。

翻译方面，他极有天赋。比较著名的像是夏多布里昂的《勒内》和《阿拉达》。只可惜《堂吉诃德》的全稿在战争中不知去向，这部书他曾尽心竭力，倾注了全部心血。如果能出版，将是他平生最大愿望的实现。而这个简单的愿望，终究也成了空。

在翻译上小有名气的他，创作上也打响了一炮，那就是我们最为熟知的《雨巷》的发表。叶圣陶先生在初读此诗时说：“这首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它的出现不仅在当时成为爆款，即便在诗坛繁华的当下，人气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就这样，一夜之间，戴望舒火了。

这把火令他有失有得，失去的莫过于他作为诗人的全面性。尽管在此后的创作中，他并不是没有佳作，只是那些和《雨巷》相比，似乎都没能再给他添一把火。以致于人们提起戴望舒时，认为他有这一首就可以不朽了。

而他却先后出版了诗集《我的记忆》，《望舒草》和《诗论零札》，可谓笔耕不辍。如此想来，对诗人而言，显赫的一首致使无数首沦为“无人识”，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二】

《我的记忆》收录了戴望舒真挚的情愫，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用法文写着“给降年”。降年正是诗人的初恋，也是他的好友施蛰存的妹妹。

这段千回百转的单恋，苦痛交织，一见钟情的戴望舒开始了他的漫漫求爱路。他借诗歌来表达无处倾诉的苦闷，“怀着热望来相见，冀希从头细说，偏你冷冷无言；我只合踏着残叶，远去了，自家伤感。”（《自家伤感》）；“泪珠儿已抛盈，使我难吻你娇唇。人间伴我的是孤苦，白昼给我的是寂寥。”（《生涯》）；“你看我啊，你看我伤碎的心，我惨白的脸，我哭红的眼睛！”（《回了心儿吧》）

痴恋中的戴望舒求爱不得，失落的像个脆弱的孩子。他以自杀相威胁，无奈之下，施绛年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尽管他知道她的一颗心又何曾有片刻系在自己身上，但他宁愿留一个空荡的躯壳在身边。

两人订婚后，施绛年要求他出国留学，以此作为结婚的条件。他同意了，带着半分忧虑，半分兴奋，前往法国。

法国的生活并不轻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在为钱所困的日子里，戴望舒无心读书，只有靠不间断的翻译来赚取生活费。他一心惦念远方的婵娟，便觉得苦中也有了一丝甜意。

然而强迫的爱情注定是无花无果，他等着盼着，得来的却是施绛年移情别恋的消息。她爱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她竟然爱上如此身份卑微的人！戴望舒心有不平，作祟的愤懑几乎要将他击垮了。

他第一时间飞回国，这次是带着半分怒火，半分幻想，幻想一切只是一个谣传、一个玩笑。

他最终亲自证实了施绛年的背叛，用一剂响亮的耳光结束了彼此的纠葛。这一巴掌打在她脸上，也烙在他心底。他的幻想破灭了，随之结束的还有浪漫的青春。从22岁到30岁，他爱了她整整8年，最后却像垃圾一样，被她说丢就丢了。

【三】

戴望舒重返法国，继续过着衣食忧愁的日子。他拿不出钱去更好的学校留学，只能留在费用较低的里昂中法大学。即便如此，学费问题仍然令他力不从心。

他没有时间上课，除了翻译还是翻译，因为只有翻译才能换来生活费。

这段穷困潦倒的生活，也是他的翻译井喷期。《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高龙芭》等佳作，无疑是他在穷困的播种期间，收获的丰盈硕果。

失意的爱情使戴望舒渐渐褪去了青涩和稚嫩，在翻译之余，他那为数不多的诗歌创作里多了宁静和禅意。“你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头明月枕边书。”“你问我的灵魂安息于何处？看那袅绕地，袅绕地升上去的炊烟。”（《古意答客问》）

他将自己在法国的全部作品，集结成诗集《望舒草》。较之《我的记忆》中的柔情细语，《望舒草》是诗人在磨难里的独自倾诉和自我开解。“在苦难和不幸中间，望舒始终没有抛下的就是写诗这件事情。”他的朋友杜衡说。

海子曾写道：“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而戴望舒有两种幸福——写诗和读书。

同样嗜书如命，徐志摩和邵洵美家财不亏，随手买些孤本作为收藏，自然不打紧。戴望舒则不然，他没钱搞收藏，顶多是买下廉价书，以解无书读的空虚。

平日里他沉浸在读书和创作的园地，不以追逐名利为求，不以结交名家为喜。尽管当时他已经小有名气，倘若他有意，本可以在诗人圈子里混的如鱼得水，起码能和一些名诗人打得火热。但他并未如此势力，“他没有市侩气，不少中国青年到了法国，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捞一点名利，不惜拜倒在炙手可热的法国文坛红人脚下，求他们写一封介绍信，或写一篇短序，推荐自己的翻译或著作，成为回国以后哗众取宠、招摇过市的本钱。戴望舒绝不是那样的人，他结识的一两个法国作家、诗人，都不是当时法国文坛上第一流煊赫人物。虽然不那么红，但各有自己的特色。”好友罗大纲中肯的评价道。

个性为戴望舒所看重，一首有特色的诗和一个性格鲜明的人，都将吸引他亲睐的目光。

在戴望舒的性格深处，用刚柔并济这个词来形容最为恰当。而“柔”是他的前半生留给多数人的印象，“刚”则是贯穿他后半生的主调。

1934年春，法国轰动一时的反法西斯势力闹的沸沸扬扬，戴望舒也在游行示威的队伍中。他的朋友罗大纲曾表示，正是因为此事，戴望舒被里昂大学开除了。他坐着恶劣的四等舱船，回到了祖国。

【四】

朋友们纷纷赶来为他接风，穆时英更是给他带来了一个犹如雨后彩虹般的消息。

这个彩虹便是他的妹妹，刚满18岁的穆丽娟。穆丽娟貌美娴静，十足的文学少女，对戴望舒更是无比崇拜。在经历过施绛年的无情后，戴望舒原本逐渐释然的心灵，突然又激荡起来了。

这一次他不必有片刻犹豫，因为穆丽娟是心甘情愿嫁给他。他们在相识半年后，结婚了。

婚后的戴望舒一门心思搞事业，先是学俄语、译俄诗，而后又办起了诗刊——《新诗》。诗人纪弦认为，“《新诗》月刊的创刊，是中国新诗歌自五四以来的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戴望舒素来反对诗歌的工具化，他提倡艺术性的表达。

也正因如此，在与“国防诗歌”的代表们进行论争时，他毫不遮掩的批判这类诗过于浅薄，缺乏个性，也不够艺术。性格耿直的他，因此结了不少仇。

但他从不在意，因为他的所说即是所做。

他不曾停下创作的脚步，随着第三本《望舒诗稿》的出版，戴望舒对文字的驾驭力愈发纯熟了，他用一根笔写尽心灵与世事，不变的是他作为诗人的纯真和笔端洋溢的优美。

他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在不断求索诗歌的道路上，随之而来的是家庭的矛盾。做了汉奸文人的穆时英，令戴望舒厌恶。他禁止妻子穆丽娟再和娘家人有来往，大男子主义的他忙起事业来很少顾及妻子的感受，这本已让穆丽娟心生不满。又加上穆时英的事，更加剧了夫妻间的隔阂。

她之所以选择结束这段感情，和一个姓朱的大学生分不开。这个年轻学生热烈的追求，打动了穆丽娟对戴望舒关闭的心门。再一次惨遭背叛的戴望舒，也再一次选择用自杀的方式回避离婚的风波。

而穆丽娟不是施绛年，他的决绝并没有让妻子回心转意。被及时抢救下来的他，决定用忏悔的方式祈求妻子的原谅。他用一封封诚恳的书信，试图重新挽回她。读着他那些小心翼翼近乎乞讨的致歉信，穆丽娟终究没有回头。

【五】

爱情再度失意的戴望舒，在日军侵略的铁蹄下，厄运偏又找上门来。

在日军的监狱里，他倍受折磨。他写道：“在这阴湿，窒息的窄笼：做白虱的巢穴，做泔脚缸，让脚气慢慢延伸到小腹上，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从口鼻一齐喝水，然后给踩肚子，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听鞭子在皮肉上舞，坐飞机在梁上荡。”,（《等待》）

他的身体成了靶子，种种酷刑如万箭齐发。他在绝望中写下《我用残损的手掌》，他要用这双手抚摸饱经战火的祖国。

狱中阴冷的环境和不规律的作息，加重了他的哮喘。幸亏在友人叶灵凤的多方托人下，才得以将他保释出狱。出狱后他便开始写作《诗论零札》，在谈及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时，形式至上的他一改往日言辞，令作“诗歌的佳劣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一语。许是在战火纷乱里，诗人发觉最有力量的并非是优美的艺术性，反而是真切的内容最能使人认清现实。

他的诗歌现实了，爱情也如此。

一场牢狱之灾让他完全失去了和穆丽娟的联系，断了念想的诗人，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小自己21岁的杨静。活泼可爱的杨静，抚慰了戴望舒沉沦的心。“不如寂寂地过一世，受着你光彩的熏沐，一旦为后人说起时，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赠内》）这是诗人对爱人的表白，他为能娶到杨静而心生满足。

或许戴望舒的一生注定不会平坦，爱情才迎来顺遂，坎坷又紧随其后。

战时他受尽折磨，绝不卖国。战后却被人污蔑，强行背上叛国的恶名。悲愤交加下，他写好辩白书为自己辩白。好在有夏衍出面主持公道，还了他一个清白。可这场受冤的经历，着实是一道深深的伤疤，刻在诗人伤痕累累的心上。

汉奸一事安生了没多久，戴望舒的家庭又翻江倒海了。

这次的导火索是他把和穆丽娟的女儿戴素咏，接到家里来住的举动，激怒了杨静。在此之前，杨静早已厌倦了和戴望舒波澜不惊的生活。她经常外出跳舞，这让戴望舒大发雷霆。夫妻俩本就积攒着无处发泄的怒火，趁着戴素咏一事，干脆发泄干净了。

戴望舒虽然生气，心里对杨静还有情愫。而杨静却是没有了的，她和一个青年私奔了，用她的实际行动，给了戴望舒尽快签署离婚协议的理由。

第三次被爱情摧残的戴望舒，只剩下一句，“死了，这一次一定死了。”

他写下“我和世间之间是墙，墙和我之间是灯，灯和我之间是书，书和我之间是——隔膜。”这是他留在人世的最后一首诗，没有题名。

才华横溢的诗人，为了让自己的病情尽快康复，他加大了药的剂量，导致用药过多而死。

他死后卞之琳遗憾地说：“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却忽然来不及了。”

这话不得不令人唏嘘，他曾有过的短暂的45年，算下来，终究是苦难更多。此时当我再回味那首《雨巷》时，竟然希望戴望舒能永远活在写《雨巷》的年华。至少当时的他，即使彷徨、忧愁，也总归心存希望。

而希望，才是一个人活下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