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 ：52年前这一周 尼克松到中国干了啥

　　1972年2月21日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那天

　　在我的记忆深处，1972年2月21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显得格外清晰。这一天，美国总统理查德. 尼克松一行将抵达北京。很巧，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

　　美国时代周刊在1972年3月8日那一期的封面故事是：Nixon's China Odyssey （尼克松的中国奥德赛）。现代英文中的奥德赛 (Odyssey) 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是浪漫冒险的象征。在美国媒体看来，尼克松的这次中国之行，多少有点神奇和冒险。白宫发言人也称这次旅行为“登月之旅”。言外之意，他们的总统像要去一个与人世隔绝的地方。在尼克松的回忆录“In the arena: A memoir of victory, defeat, and renewal ”（在竞技场上：胜利、失败和重新崛起的回忆）中的第一页，他像是写日记一样开始描述这次“奥德赛”之旅：

　　中国，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从机场到政府国宾馆这一路，简直有些怪诞。

　　在我担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我曾经对梵蒂冈、克里姆林宫、东京日本皇宫、凡尔赛宫和西敏寺等进行过官方访问，但我几乎从未准备过首次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去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

　　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是万人空巷般的荒芜。”

　　此时此刻，北京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都在那里呢？对尼克松而言，直到他临终前，这始终是个没有被完全破解的谜。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极为尴尬和荒诞的年月。就在几个月前，林彪元帅政变未遂后暴尸他乡的事件，已经向全国百姓公布，但是对国外仍然保密。在报刊上只是将林彪等人笼统地称之为“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在今天互联网的时代里，我们绝对无法相信，这种为自己国家保守秘密的最原始的方式，当初居然是极为有效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国度的人民大众与这个星球上的其它族类几乎毫无联系。在北京东郊的三里屯一带，尽管驻扎着极为庞大的外国使团，但这些外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普通中国人接触。当时，诺大的一个中国，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

　　我当时就是这个城堡中的一个少年----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里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文革时期中小学冬季升学）。记得在尼克松来到北京之前，各级领导似乎如临大敌。学校的老师们反复告诉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美国人这回是真的要来了。我们从来就讨厌美国人，但这次是他们找上门来的，不是我们邀请来的，这无疑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据可靠情报，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不少人实际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在尼克松到达的前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领导就开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们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到那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依照上级的指示，在尼克松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所有机关学校等单位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点钟前下班或下学回家。在长安街沿线的每一个出行路口，都有公安和居委会人员把守，几乎没有人能随意从胡同或街道里中走出。于是，出现了尼克松的礼宾车队经过北京时万人空巷的情景。

　　尼克松访华的那几天，为了要让美国人看看我们的“市场繁荣和物价稳定”（这是那几年的官方流行词汇），专门从全国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堆满了北京商场往日空空的货架。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上街采购，所以不可能造成抢购现象。但是尼克松刚离开北京，货架上马上又被腾空了。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尽管当初物质生活非常贫困单调，但每逢我过生日那天，母亲总是要特别做点好吃的东西。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还有什么比生日晚餐更值得期待的事呢？不过，1972年的这个生日，注定要被尼克松的来访无情地扰乱了。

　　记得那一天北京的天气很冷，寒风凛冽。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夜色已经昏黑，透过幽暗的路灯，可以看到几只黑色的乌鸦在枯树间飞来飞去。我饿着肚子走回到家里时才突然明白，因为同样的上下班规定，爸爸妈妈此刻也还没有回家。那天晚上，我和姐姐一起在楼道的门口等到很晚， 直到爸爸妈妈的归来。晚餐自然是非常匆忙简单的，一家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生日。记得那天晚上，我觉得心里很难过，还躺在床上暗自留了眼泪，幼小的心灵里好像受了很多委屈。我把这些怨气本能地发泄到那个来自大洋另一侧的美国总统身上。母亲后来回忆说，她就是在那一天决定要调动到一个离家里近一些的工作单位，因为她实在不忍心再看到我们在楼道的门口等待她回家时的样子。

　　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 “这是改变世界的7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禁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和恐惧。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在我从小接受的红色教育里，美国从来就是我们仇恨的敌人，而美国总统无一例外全是罪魁祸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我姐姐的同龄女孩子们跳橡皮筋时唱的流行歌谣里，一位美国总统的形象被践踏得何等悲惨：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

　　在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纪录片中，我特别注意到，在天坛公园里，政府特意安排了少女们欢快地跳橡皮筋的场面。尼克松夫妇还在那里充满温情地注视着。不过，影片的画面中显然没有播出这些女孩子们跳跃时使用的歌谣。

　　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他那个摆满中文线装书的书房里接见了他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这次会见是被临时安排的，显然并不符合欧美国家的外交礼仪。据记载，尼克松得到“安排会见”的消息时，正准备在房间里冲澡更衣。美国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女士 (Margaret MacMillan) 在2007年出版的《尼克松和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一书中评述到，毛的这种做法，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前第三帝国和前苏联的那几个最高统帅们的个性，以及中国古代那些帝王们“召见”外邦客人的一贯做法。（见该书英文版第 65 页）

　　我曾在一个博客网站上看到一个网民写的“帖子”。他说：“西方给毛泽东起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外号，但他们对于到北京朝见毛主席时心情却特别激动，和红卫兵没什么两样，有兴趣的可以去读读尼克松、田中角荣及当时法国总统的回忆录。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坐在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美国总统，还让美国总统心情激动？” 其中使用的“朝见”和“心情激动”等词语，的确令人感到哭笑不得。这种大国寡民的心态，表面上很得意，其实内心极其自卑。

　　在中国国内，政府的报纸事后说，毛主席和美国客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交谈，但具体谈了什么，人民似乎无须知晓。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几年后，人民才开始陆陆续获悉一些当时谈话的内容。按照双方事前约定，此次会谈内容禁止外泄。会谈结束后，美方也将其列为白宫绝密，保存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1990年代美国解密了这次中美元首会谈的内容。中方的会谈记录至今仍未解密。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其实是苦涩不堪的。林彪的逃亡爆炸，文革的积重难返，苏联的大兵压境，经济的停滞不前，使这位世纪老人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疲惫和力不从心。但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需要竭力用表面的自信来掩饰内心的种种不自信。

　　1971年9月13日前发生的“林彪事件”，堪称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最有戏剧性的“宫廷事件”之一。林彪这个被写进执政党“党章”的“王储”（接班人），5个月前给了已经年迈的毛泽东背后重重的一击，几乎使这位在民众眼里一直是“神采奕奕、十分健康”的“伟大舵手”，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迅速呈现老态。一个极大的焦虑始终在他的头脑里挥之不去，那就是：到底该如何向海内外解释这个离奇事件的来龙去脉？

　　在我的记忆中，当年尼克松访华期间，亿万国人觉得最敏感（或最需要保密）的事情就是“林彪事件”。据美方解密的材料透露，毛泽东自己则在这些来自西半球的美国领导人面前主动提起这件多少有些尴尬的事。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国内有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跟你们来往。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国外去了。（周恩来插话：也许你们知道这件事）全世界就美国的情报比较准确，其次是日本。至于苏联，他们就在那里挖尸，但什么都不说。（周恩来插话：在外蒙古）。”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在场时，甚至周恩来也显得是一个二流人物。尽管这种效果，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设计出来的。周十分精明，完全明白中国的二号人物的地位是有很大风险的，几乎是自杀性的，他的前任没有一个幸运下来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美国人面前提到林彪？然而，林彪一直是一个在诸多事情上“毛主席画圈我画圈”的人，对涉外事务几乎从不发表独立意见。林彪是不是真的反对过尼克松访华？至今为止，除了毛泽东这句话以外，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毛泽东的这种说法是为了舒缓一下自身的压力？还是故弄玄虚地为了向美国人进一步示好？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

　　在美国人看来，“林彪突然外逃”事件本身充满了东方宫廷内的神秘色彩。同时，这自然也是别人家里的家务事。或许是出于一种礼貌，尼克松并没有好奇地进一步提问，而是径直把话题转入其他国际事务方面。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里，毛泽东无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对于毛泽东而言，继续对这些西方人保持自己的神秘感，显然极为重要。尽管有人后来一直对这次谈话过程赞不绝口，但我们还是不难从那些东拉西扯毫无逻辑的谈话内容中，看出毛泽东的用心良苦。谈话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将话题引向苏格拉底的方向，他向客人们建议，他只想谈谈哲学问题，具体两国关系等问题，由周恩来总理等人去谈。

　　美国客人们显然对所谓哲学问题毫无兴趣。但毛泽东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位刚刚中过风但思维依然敏锐的神秘老人面前，美国人处处显得彬彬有礼和小心翼翼（这足以使很多国人日后深感骄傲和自豪）。在谈话中，美国总统先生选用了中性的和日后不会被他的政敌抓住把柄的话恭维毛泽东说：“主席先生，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此时倒是没有故作神秘。反而用东方人谦虚的姿态回答说，其实他并没有改变世界，他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其实，就在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不久，我和我的中学同学们去了北京郊区顺义县马坡公社的一个叫毛家营的村庄学农劳动。这个偶然与毛泽东的姓氏重合的北方村落，显然被他老人家试图改变中国的温暖阳光遗漏了。严重的物质贫困加上无效率的集体劳动，足以使我们这些将来有可能面临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们感到不寒而栗。当地的贫下中农私下告诉我们，其实在这几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多少。在生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个朴实的农民发言说：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象林彪这样一个每天大米白面可以随便吃的人，为什么要去谋害毛主席呢？这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吗？

　　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我渐渐发现，直到今天，东方神秘主义一直是我们东方人对付西方人最有效的武器。这个武器如同汉方药材，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如果双管齐下，还可以内外兼顾。大导演张艺谋在这方面就显得老谋深算聪明过人。他的几部险些为我们捧回奥斯卡大奖的东方神秘主义电影恰恰就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难怪不时美国孩子在问：你们中间真的有人一跺脚就可以上房顶吗？你们中间真的有人可以在柔细的竹子上飞来飞去吗？美国的成年人看了张艺谋的“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后最感兴趣的问题大概是：红高粱里的“爷爷”在酒缸里小便后，真的能酿出好酒吗？用一种乌黑发亮的木头持续地敲打足底，难道真的能比我们的“伟哥”还管用吗？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最为荒芜的岁月里，几乎是在一种青黄不接的贫瘠文化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们童年的街道上，单调呆板的苏式建筑外表到处书写着血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没有足够的图书、电影和电视节目。物质的贫乏使人们唯恐一日三餐得不到稳定的供应。

　　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少年伙伴们坐在公路旁边巨大的水泥管子里闲聊。不知道那个小伙伴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都吃什么呢？” 在那个既没有东坡肘子也没有水煮鱼的年代，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能想到的大概就是红烧排骨和番茄鸡蛋了。当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似乎是一个多少有些冒犯神灵的问题。我们开始互相保证：绝不把今天大家在这个冰冷的水泥管子里讲的话出去乱讲。

　　不过，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脑后天生长有反骨的人。我们同龄的朋友中就有一个。有一天，当此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天安门前那幅巨大的毛主席像前时，他提出的问题更为大胆和绝妙：“你们看，毛主席梳的头到底是分头呢？还是背头？”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朔，他对权威的调侃和挑衅的技巧似乎生与俱来。30年后，他终于被南方的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评为20世纪中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尽管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屡次对知识及其分子进行过无情的嘲弄甚至谩骂。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一个关于尼克松在故宫偷窃国宝的离奇故事在京城里不胫而走。故事说的是：尼克松在参观故宫时，趁人不备将一个当年慈禧太后珍爱的国宝放进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此后，尼克松无论走到哪里，这件大衣始终不离左右。其实，中国人注意到了尼克松的盗窃行为，但是由于尼克松的特殊身份，中方不好直接向尼克松讨要这个国宝。后来，周总理巧布了一条妙计：在上海时，请尼克松观看中国的魔术节目。让魔术师在舞台上先将一个颇为相似假国宝在手中变为乌有，然后魔术师再当场从尼克松的大衣里将真国宝取回。这样既使得国宝完璧归赵，又维护了外交上的礼节和尊严。故事显然是杜撰和荒诞的。但我发现周围的人们却热衷于相信这是真事。人们从中似乎可能得到一种莫明其妙的内心平衡。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的确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并他没有去看魔术表演，而是去看了南京路。

　　在中国人的人群里，上海人做事情似乎总是比别人显得精细和独到。尼克松到上海时，上海人没有采取像北京市那样的坚壁清野万人空巷的愚蠢做法，而是真正做到了既不卑又不亢。著名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尼克松到达上海之前，类似他的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但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政府的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因此需要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这样做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

　　余秋雨的父母亲在那一天同时出门上路了，是因为尼克松的到来。

　　在欢迎姿态方面，上海人更是别具匠心。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边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是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贵客。余秋雨的母亲回忆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作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见“借我一生”，余秋雨著，P244）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注意到南京路上窗户旁边摆手微笑的人们了吗？尼克松本人和他的随行人员对南京路的观感如何呢？似乎没有人知道。

　　但余秋雨似乎从那半开的窗口发现了什么，他用自己那独特和细腻的文字写到：“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 —— 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

　　事实证明，我们国家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后来的命运，都将与这两个字密切相关。

　　2002年2月21日，小布什来到北京

　　2002年2月21日，也就是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30后的同一天，另一位名叫乔治. W .布什的美国总统来到了中国。两位共和党总统相距30年同一天抵达北京，西方观察家指出，这样的安排显然是经过悉心部署，绝非偶然。

　　布什发现，过去的30年里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中国政府极为自信地邀请他来到清华大学为学生们发表演讲。在不久后将晋升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面前，布什显然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的年轻一代销售他所崇拜的美国价值。但他的推销方式不乏讲究了一些东方的含蓄，他自然要提到自由女神、三权分立和宗教保护，但他更提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宽容传统，还特意引用了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原话，来阐述自由与民主的价值。他似乎希望通过这样的阐述方式来表达：自由与民主，并非美国输出的“软商品”，而是人类普适的价值观。

　　布什在演讲中，对中国的发展变化表示赞赏与惊讶。其实他在演说当天下午登临长城时说的一句话更能表达他的这一心绪，他说：“长城依旧，中国却已今非昔比。”

　　不过，一位名叫信怀南的美国华裔著名专栏作家曾仔细研究了当年尼克松和小布什在中国的演讲稿，他吃惊地发现，在两个人的演讲稿中，有一个英文单词被不约而同地漏译了。

　　这个词就是 INDIVIDUAL，这个词在字典上解释为: 个人。

　　其实，这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词。几乎在整个二十世纪，正是这个简单的词语造成了人类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一派认为它是洪水猛兽，万恶之源；另一派则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神圣无比。事实是，崇尚权力集中、政治禁忌、集体主义的东方民族和崇尚个性自由的西方民族都在这个词语面前陷入过自己的精神盲区。在美国社会里，也曾经出现过对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的粗暴压制。而在我们中国社会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任何与个人主义链接的东西，正是神圣的革命话语要彻底铲除的。多少年来，双方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反省。

　　多少年后，我们渐渐发现，在今天的社会现实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同思想是幼稚可笑的，讲这个话的人，不仅自己做不到，反而最终自身变成了一个性格鲜明的个人主义者。在生前，他就执意要给周围所有人的身上都留下自己个人的印迹；在他不可思议的晚年生活里，他考虑最多的，并不是人民大众的疾苦和温饱，而是世人在他的身后可能对他个人的功过评判。他将自己可以接受的评判结论（比如一个百分比例）事先确定，然后将试图对此发起挑战的人们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几点感悟

　　据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日记回忆，40年前的1972年2月28日，是他结束那次获得巨大成功的“改变世界的一周”的中国之行的最后一天。他在上海虹桥机场登上“空军一号”之前的某一刻，内心似乎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忧虑。他忧虑什么呢？中国的大门似乎是被他打开了，但是在他离开这个国家以后的时间里，他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美国将如何与这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庞大国家相处呢？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历史悠长并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从那一天起到现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尼克松当年访华时看到的中国，还是一个“文革”中的中国，那是一个高度封闭、行为荒诞、人性压抑和命运凄美的时代；今天的中国，则是一个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八仙过海、人欲纵横、信仰多元和众生万象的中国。正如写过小说“活着”的著名作家余华所描述的，在这个历史过程里，国家、社会和人都发生了巨变。这样的变化，在西方，从中世纪到现代工业社会的欧洲，要经过400年发生发展期。而在中国只用了短短40年。人类文明史上的两个极端，都被很多中国人所经历了。类似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们，经历或目睹了“疯狂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反差极大的时代，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集中和最大的变化。其中的大部分记忆已经成为了我们人生的重要部分，我们的命运、经历都与这个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

　　2011年夏季的一天晚上，我在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节目里，看到一位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采访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博士。谈论的内容是有关中国的话题。

　　主持人以搞笑的方式问基辛格先生：“博士，先问你一个问题，当年那个中国的大门是你最先打开的，对吧？”基辛格谦虚并客气地回答说：“哪里哪里，我只是这件事的主要参与者而已”。主持人：“你知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你犯了个重大错误？”基辛格：“这话怎么讲？”主持人：“你把这个门打开后忘记关上了！你知道不知道？”(基辛格和台下听众大笑)

　　这些年里，总有很多美国朋友充满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是贫穷不堪的国家可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时间里变成今天如此富有和繁荣？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如何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一定要让我告诉他们一个中国经济成功的所谓“秘诀”，我想，那应该就是“松绑”两个字。不难想象，十几亿被松了绑的中国人，如果把他们放在这个地球的任何一个类似的角落，其迸发出的巨大创造力，一定会震撼这个世界。如果有些人一定要说其中有一个“中国模式”的话，那也许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于政策、制度和资源配置的失误而受到长期压抑的正常人性欲望和经济增长潜能，在这几十年的改革期间爆发出来了。我不赞成有些人把这一切归功于“大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国有企业占垄断地位”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无法证明，同样是在“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然，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今天又一次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矛盾。眼下，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给这个已经拥有13亿人口、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开出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我以为，如果有的话，恐怕也只有两个字 ：“开放”。我相信，中国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顽症，并不一定只能依靠中国土生土长的地方性药品来医治。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表明，这个国家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是有希望实现根本的社会变革的。换句话说，当这个国家的人们经过“第一次松绑”已经在衣食住行方面获得了基本的满足的话，那么，为了形成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性发展，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否还期待着在个人尊严、自由、科技创新、制度改革以及社会公平等方面获得“第二次松绑”？

　　不少同龄人说，他们至今还不知道应当赌咒还是感激那段荒唐的岁月。但对我个人而言，我始终对1972年2月21日自己生日那天遭遇的困境耿耿于怀。人们会嘲笑说，你这点委屈和那些在动荡的年月里惨遭迫害的人承受的苦难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其实，这种说法恰恰是我们的悲哀之处。无论人们说当年的禁闭与荒寒在某个特殊历史阶段内上是如何真实合理，无论有多少理由为创造这禁闭与荒寒的领袖们辩护，我还是不得不说，禁闭与荒寒并非人类生活最根本的奥义所在，至少，不是生命的全部奥义。有人可以说, 做一个中国人就不得不承担许多中国式的屈辱与痛苦，但我们今天对这一切进行描述和反思，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生活故事，恰恰在于对这一切非人因素的抵制与抗议。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尽力在禁闭中创造光明，在寒冷中创造温暖，对人性的创伤和扭曲进行疗救和抚慰。

　　如今，的确还有些口口声声怀恋文革岁月的人。事实上，假如真的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封闭贫寒的年代，回到那个使用粮票、布票、肉票和肥皂票的年代，回到那个禁止出国、限制徒迁和夫妻两地分居的年代，估计首先不答应的还是这些人。遗憾的是，无论是由于有意的遗忘还是无意的“被遗忘”， 那些一天到晚想再次发动一次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人还是屡见不鲜，在他们的周围常常不乏荒唐的言行以及盲从的追随。

　　作为普通人，我们终将淡忘那些深沉幽暗的日子，年轻的一代人也终将失去倾听这类不愉快回忆的耐心。尽管谁都无法预知未来，但我们还是愿意默默地祈祷，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任何政治人物的匆匆往来或喜怒哀荣，都不要再去打扰那些普通人安详的生活。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也许只是：让人们可以无忧无虑地选择任何一个静谧的夜晚，家人或朋友们共同围着一只小小的红烛，为我们的中间每一个人尽情地贺岁祝福。

       周大伟，江苏无锡人。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986年）和美国伊利诺大学法学院（1993年）。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商学院特邀访问学者。1980年代中后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

        目前在中国和美国两地从事法学教研工作以及企业投资顾问业务。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中国新闻周刊》《法制日报》专栏作家，在共识网、爱思想网等学术网站列有特邀专栏。著述甚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