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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返乡见闻:五大新情况值得关注、引人深思

www.creaders.net | 2024-02-20 11:11:03  你的景和我的桥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又逢春节,阔别故乡,欣然返乡。期间,或走亲串友,或寻觅旧地,或聚会畅聊,或并无目的开车漫游。近乡情怯,心情难免激动且忐忑。长居异乡,投入故乡怀抱,既有记忆中的亲切,亦有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陌生,少不得要站在异乡游子的视角,重新打量并审视故乡。

  是故乡变了?还是游子变了?

  这是一个问题。

  一、土  地

  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土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如一日,肩挑日月,像一头老黄牛,长年累月耕耘大地。就连死了,也要讲究个“入土为安”。

  土地,在中国农民心中,一直是神圣、亲切、不可割舍的。土地,曾给予中国农民安稳踏实之感,这往往代表着生存的必要条件——一家人的衣食住行,都得自这片厚实沉默的大地产出。土地是厚道的,人可以亏人,但土地绝不亏人。

  但这次回到故乡,我发现,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农人,几千年来形成的血与水般无法割舍的牵连,正变得越来越淡薄。

  我的故乡,是湘北门户、幕阜山余脉的一个小山村,地形上属江南丘陵,群山纵横,草木葱茏,山间杂有旱地、水田,清一色一坡坡的,故称“梯田”“梯地”。

  自读大学起,我离开故乡已逾二十年。源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故乡生活体验,那时的土地,是很金贵值钱的,完全当得起“命根子”之称谓。

  自分产到户后,各家各户的山、田、地、园,无不泾渭分明,连绵的青山,边线上的一棵树,属于谁家,都一清二楚。偶有人砍树伐木越了界,很可能会引起一场争闹甚至斗殴,最后要村干部到场和事。我爷爷对于田地的爱护,尤其悉心,一天到晚都扑在田地身上,精耕细作,用心打理,挑粪烧灰,斫墈砌塍,绝对比陪伴家人的时光多得多。

  九十年代,村里一位经济头脑活跃的伯父,开采长石矿,要修一条很长的公路到矿洞,沿路占山占田占地,得一家家好言细语谈判,予以足够的金钱补偿。有户主并不要赔款,而是要求置换更肥沃、位置更好的田地,因为在他们认知中,钱只是一时的,土地才长久。那时的土地,堪称“真金白银”。

春节返乡见闻:五大新情况值得关注、引人深思

  时间,延展到新世纪二十年代。

  在南下打工、外出酿酒、经济高速发展以及轰隆隆的城镇化浪潮裹挟之下,这个小村,如今已鲜有人居住。以前回乡,还有几位留守老人,随着他们的逝去,村子彻底凋零,山庄归于寂静,风雨剥蚀的危房,在退基还林补贴政策的催动下,一个晌午全部推平,现在长满了碗口粗的竹子。

  这个曾经养育近200人的村庄,田地已全部荒芜,那些曾经因为耕作被农人踩得光秃闪亮的小路,已长满了数人高的杂木。至于山中,随便的杂木,都碗口粗了,人根本进不去。

  大姑妈家的表哥告诉我,现在十里八乡大山里,野猪可以横着跑,落大雨时,野猪会跑到镇子附近,寻觅食物。

  我疑惑问,现在这么多野猪?因为在我印象中,以前的山,因为要砍柴、烧窑、闭炭,到处斫得干干净净,别说野猪,兔子都几无藏身之地。

  表哥说没错呢,随手指着一片村子边的山坡,你看这一坡杂木,都有茶杯口粗,能烧出一百多斤好木炭呢。以前可不是这样,能闭炭的杂木,得跋涉到大山深处才有的。

  村子没人住了,田地没人种了,山没人管了。以前农人们争得头破血流、视为祖业誓要代代继承的土地,突然之间,变得可有可无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又是什么造成这片土地上维系了几千年的土地与农人的关系断裂?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城镇化浪潮和经济现代化发展,故乡村子的土地贬值了。

  当这种贬值在农人心中渐渐“趋零”,土地势必变得可有可无,也就不奇怪那些曾经喧嚣的大山,一年年拔节生长快要成为“原始森林”了。

  当然,故乡村子土地的贬值,只是中国大地的一种局部现象。土地的不值钱,对整个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显然并非绝对,虽然这于故土是她的全部。土地的价值,在改革开放以来,基本是以城市为“圆心”、一定距离为半径稀释的,距离“圆心”越近,土地越值钱,反之亦然。

  在我打工的南方城市,那里的土地,就堪比黄金,不少农民靠着征地拆迁,一夜暴富甚至实现财富自由,整个城市靠着卖地,一年财政收入能超千亿。哪怕是故乡,那些市区边、县城边、镇子边,土地价格也翻了几倍。

  但对这个丘陵地带的山村而言,离着镇子都有好几十里路远,交通不便,田地无法集中连片,土地的沉沦与落寞,也就可想而知。从自然界角度,这实际上也是土地的一种“优胜劣汰”。

  另一种土地贬值,则是相对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人们走出大山,靠着进厂打工、在建筑工地出力、做酿酒等小本生意,能赚到数倍于耕耘土地的回报。这时,如果还继续从事农业耕种,就划不来,付出无法赚取等额的回报。那些迁居到城里的农人,不再从事农业,靠着打工赚钱养家,过着买米买菜吃的生活。

  而且,随着现代化技术和工艺的提升,那些平原地带的田地更值钱了、粮食产出更高了,而故乡的那些逼窄的“梯田”“梯地”“深山”,无法适应机械化种植,再算上人工、种子、化肥等成本,“种米吃”要贵过“买米吃”,土地贬值并被历史淘汰就成为一种必然了。

  举几个例子,我舅舅前些年在老家山上种植了几十亩杉树——一种当地曾很值钱的木材,现在最细的都长到碗口粗了。但没人要。这种木材以前主要用于盖房子做房梁,或者做木质家具。现在建筑或家具,已经很少用到这种木材了。十几二十年前,这种杉树,最高能卖到50元一棵,现在只有20元。这还不算货币贬值。

  而要是再算上人工,那就更不划算了,因为老家现在请人,至少200元一天,一天一个人能砍伐几棵树?还要削枝叶后运出去卖,一盘算,这是一笔亏本生意。

  还有就是围着村口一大片的竹林,全是碗口粗的翠竹,也没人要了。我记得小时候,有商人前来收购,一块五一根,村人还舍不得卖。现在盖房子也不用竹架了,造纸也有更好的材料,砍伐竹子同样需要昂贵的人工,那片竹林也就只能自生自灭了。

  故土的贬值,很难评判是好是坏。因为土地的贬值,故乡小村的人们,被逼着迁徙出大山,率先完成了彻底的城镇化。从上世纪南下打工浪潮始现端倪,到二十一世纪初镇上的桃矿倒闭,村人们花三五千买一套工人留下的小套间,从而完成第一波城镇化,再到最近二十年村人们靠着打工或者酿酒生意积累的家底,纷纷到镇上县城市区置业。这里的农人,与土地的粮食依赖和经济牵连,已几乎完全断裂。

  如果现在问那些村民,土地还是他们的命根子吗?他们会困惑地摇头,或者开玩笑告诉你,老家的田地虽然不种了,但还是不能丢的,或许哪天世道变了,还得住回到村子。

  于是,故土,在这一代人心中,也就只剩下“乡土情结”了。故乡的原住民,也都上了年纪了,开着车子偶尔回村里看看,望着满眼的断壁残垣,一阵唏嘘感慨,然后又回到城市。执着于“入土为安”的他们,早早便在回村的公路边,选一块风水宝地建了“千年屋”(坟墓)。

  而再到下一代,那些出生长大在城市的孩子,故土,怕已只是字典中一个陌生的词语罢了。

  我以为,这一轮城镇化浪潮如历史铁流滚滚向前,“过去十年,我国城镇化率提升14.21%,1亿多人从农村流向城镇”“未来几十年中国至少还有3到4亿的人口,要从农村转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如此大体量的农村人要转为城市人,那些交通及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落后的偏僻乡村,沦为“原生态”“无人区”,自然不可避免。我甚至认为,这样的“原生态”回归,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乡村振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这些乡村,已无必要再承担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只需要担负生态功能。

  在这一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乡愁、怀旧这样的社会思潮,甚至不排除对立的情绪。我的一位初中语文老师发短信告诉我:

  “当遥远山村褪去历史舞台,那些满怀土地情结的乡人以及曾被土地滋养过的乡二代,不能不有着伤感的记忆与沉重的思考”“我们曾经是那么厌弃艰辛的农耕马作,那么苦心经营想跳出农门,而一旦目的达到,山村土地的使命与价值亦随之消减,乃至归零。而人对于土地的情感,却无法一时归零,甚至岁月越深,思之愈深。所以说,山村土地命运的变迁,是文明的进步,亦是文明之殇。”

  从这个视角看,土地,自始至终,都在承载乡村的一切命运,沉默不语,淡看沧海桑田。

  无疑,有了土地,才有村子,才有村民,才有了故土,以及那土地之上的生老病死酸甜苦辣。土地的变迁史,某种意义上,就是故乡的发展史,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村庄样本”。

  二、教  育

  我们常说,国之大事、教育为本,百年大计、教育当先。

  于故乡的村人而言,对教育的重视,一点也不比城里人差。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家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得书多当大丘,不耕不种自然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无不透露着农人对读书的深刻通透认知。

  对下一代的教育,也寄予了他们对生活改善的日子期盼,对远方的由衷向往,甚至承载着光耀门楣、跃升阶层的家族梦想。

  在我的农村生活记忆中,读书人是备受尊崇的。

  到了腊月,家家户户“解年猪”,那一顿“杀猪菜饭”,多半要请上孩子老师。为让老师更有时间精力教孩子,农人们会主动帮衬老师家的农活,因为老师也是“半师半农”“挽起裤脚下田,放下裤脚教书”,要种田的。

  谁家孩子会读书,父母会脸上有光与有荣焉,谁家孩子考上大学,十里八乡传为佳话,少不得要在祖堂屋摆升学宴,宽裕的家还会“放电影”,一时名动桑梓。

  据我爷爷讲述,民国时代,读过书的人,同样备受敬仰。因读书人能写状子(相当于律师)、作对子、填请帖、拟合约,纵是农耕文明,也是少不得的。每逢红白大事,要有“礼生”陪客,主家才倍有面子。“礼生”,也就是见过世面、能讲四言八句的半耕半读人。

  我的高祖父有八个儿子,八个儿子自小分类教习,成人后各有所长,如事农、习武、从文、经商、当兵等,惟有读私塾,是八子必备的功课。解放后,全民教育识字,村里最好的房子,如祠堂、地主家祖屋,就被改作了学校。

  如今,正如山村的没落一样,乡村学校,也不可避免经历了从辉煌到寂寞、从人声鼎沸到断壁残垣的历程。有几个抖音号,专门拍摄农村校园的荒废场景,喧闹恍如昨,如今唯见杂草丛生、青苔覆墙,瞬间就引起了无数共鸣。

  在那些归于“原生态”的农村,不惟有“青青稻田今犹在,不见当年种田人”,亦有“教室黑板今犹在,不见当年读书郎”。

春节返乡见闻:五大新情况值得关注、引人深思

  近二十年,每次回到故乡,我都要观察幼时学校的变化。而这次返乡,我听说位于镇上的红楼小学,竟也被打包卖掉了,给一个老板盖房搞旅游宾馆,心中唏嘘不已。

  要知道,这所红楼小学,本就是当年城镇化浪潮之下,五所村小合并而成的一所完全小学,现在竟也办不下去了,可见乡村学校生源紧缩到了何种程度。

  说起来,作为一个八零后,我上小学换了三个地,且这并非我主动意愿。接下来,我讲一讲自己小学近四十年变迁史,诸君应可知道,这恰是城镇化浪潮下乡村学校没落的一个缩影。

  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所居住的村小组,亦即自然村落——彭家岭,竟也办了一所学堂。这是源于大集体时代的产物,劳力都要上工,孩子就近集中接受教育。

  但这是一所非完全小学,只办一至四年级,统共两间平房作教室,一二年级、三四年级各一间,名“双岭学校”。除彭家岭子弟,双岭片区附近几个自然村落的小孩,均集中于此。

  颇称奇的是,两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老师上节课教这个年级,下节课教那个年级,竟也毫无违和之感。

  那几乎是彭家岭最鼎盛的时光。不但近200村人起居作息、烟火气浓郁,村前学堂还有30多个孩子,时不时响起朗朗书声,亦或者合唱歌声,生机勃勃,别有一番生趣。

  到我上小学时,已是八十年代末。在这出门几步路的“双岭学校”,颇遗憾地,我只就读了一年。二年级时,“双岭学校”就被撤销,合并到五里远的村部完全小学——“晓峰学校”。

  彼时,打工潮渐起,但孩子们都还留守在故乡,晓峰学校学生多达120人。课间休息或中午,村部茶山、田野、水塘边,漫山遍野是孩子们玩耍嬉闹的身影,稚嫩的童声响彻山间,生机勃勃,好不热闹。

  似乎注定般,我将经历村小盛极而衰的命运。在“晓峰学校”读到五年级,也就是1996年,又出现变数。

  这时,忽地刮起一阵村小合并风。接到通知,镇西片区五所村小的五、六年级,须全部集中到“红楼学校”——一所刚组建的离村子十几里远的镇小学。

  于是,我们这一届六年级学生,背着木箱子、棉絮、大米以及装满萝卜干、霉豆腐的咸菜罐,在红楼学校寄宿了一年,也几乎参与了这所学校的全部筹建。

  比如,在老师组织下,帮茶厂采茶、春节玩龙讨喜钱,赚取学校建设经费。而我在读时,这所红楼学校,算得上开局即鼎盛,光是六年级就设两个班近100人。

  再后来,又到镇上读初中,那是一所正规中专迁走留下的校舍,无偿捐给了这片乡土。就初中而言,这所学校规模之大、设施之齐全、环境之优美,全市无出其右。

  那亦是这所初中最高光的时刻。三个年级,每年级设六个班,每个班50人左右,整所学校近1000人。操场梧桐树下的黄土,被来来往往的学生踩得瓷实发亮。

  而后,很快进入新世纪,时代大潮席卷,村小、红楼学校、镇初中,亦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晓峰学校生源不断减少,大概在2010年左右便彻底关停了,校舍亦卖给了私人,现在已经拆掉改建为一座祠堂。

  红楼学校,一直坚持办到前几年,最终亦没逃过宿命。

  镇初中的学生亦越来越少,据说如今不到200人,校园面积被一再压缩,腾出的土地,大多卖给私人作地基盖房子。

  我一直觉得这像一种宿命,让我亲身经历了村小和初中最辉煌的岁月,并于这些年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了她们的衰退没落。就像看到一个熟悉的人,由青春壮年直至老去死亡。

  日月轮转,世事沧桑,人世间兴衰更替,多也不过如此吧。

春节返乡见闻:五大新情况值得关注、引人深思

  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土地贬值进而没落不同,乡村学校的没落,恰恰是由于教育的升值。

  农人切换身份,变成了城里人,生源流失到了城市。

  哪怕依旧还在镇上的农人,在时代经济大潮中,更加体悟了知识的力量,无不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往城里更好的学校。就连乡村教师,也是各显神通,找路子调到城里。

  我的一位初中老师,一边摇头叹气告诉我,当下农村学校的现状是:校舍越来越漂亮,学生越来越少,老师越来越想跑。

  与乡村学校的没落相反,城里的学校,特别是一线名牌学校,规模和质量有了进一步提升,而且越往上一层级的城市,学校优势越强,一个学位千金难求,找关系、摇号、交赞助费等手段穷尽,也不一定管用,可谓“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这种教育的升值,客观导致了优质教育资源的长期单向流动。

  一边是千军万马,另一边则人气寥寥。网上多有报道,有的乡村学校,竟出现了师生“倒挂”——老师比学生还多,戏称“麻雀学校”。

  这次回乡,一位高中同学告诉我,如今县中的学子很难考上清华北大了,倒不是因为学生差了,而是好的苗子早被挖到市或省城名牌学校去了。

  对于乡村学校而言,生源的流失,不仅是数量,更是质量。

  我查询过相关数据,教育部资料显示,从1976年到2016年的四十年间,共有91.6万所小学在中国消失。“撤点并校”实施20年,消失328672所小学,平均一天消失45所小学。农村教育发展报告显示,2016-2017年,农村学校减少8000所,学生每年流失超140万。

  与此同时,教育的升值观念,也传导到了依然在苦苦坚守的农村学校。

  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一样,不可避免出现了“精英化”“贵族化”趋向。这一趋向,可用物竞天择的大自然规律去理解。

  现在农村家庭,大多只有一两个孩子,在教育投入上毫不吝啬,可谓倾一家之力。

  仅读初中高中而言,我的好几个表哥表姐,都曾在学校附近租房子陪读。这在我们上学时代,是不敢想象的。那时,我们那代人一个星期生活费还不到10元,更别奢望父母长辈租房陪读了。

  时代一直在变。

  那么多农人进城,注定无数乡村学校要化作历史尘埃。

  我倒觉得,城镇化浪潮之下,教育的升值对农民是一件好事,不然这一波现代化,农村子弟可能将严重掉队。

  这次回乡,我也很少再听到“读书无用论”,哪怕家长真的觉得读书没啥用,也会想着送小孩在学校多成长几年,别那么早出社会受苦。

  与农民跑步“进城”相比,我更期待教育“进城”。

  农民进城,不一定有城里人的稳定职业和固定收入,但教育进城,农二代、三代们的起跑线差距,才有可能越缩越短。另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即便教育进了城,在城市最优质的教育的争夺中,农村子弟依然处于弱势。

  所以,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必须充分考虑进城农民的下一代教育。

  亦或者说,只有有效实现“教育进城”,这一代人无法真正融入的城市,下一代或许可以。也惟有当那些农村子弟彻底融入城市,才算真正完成了城镇化!

  城镇化浪潮之下,农民进城,希望还在教育,还在下一代。

  三、人  情

  农村,是个特讲究人情的地儿,是谓乡风淳朴。

  时至今日,祖辈传下来的人情古风,虽已日渐淡薄,但较之于城市格子楼里即若邻居亦老死不相往来的世态比,仍算得上相对浓厚。

  在农村,一个人若不懂得人情世故,是很难被接纳也很难刷出存在感的。俗话便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吴官正有篇回忆文章说:“求人比登天难,人情比纸还薄”。在城里,人情世故当然也重要,不过是换了个马甲,美其名曰“人际关系”。

  但农村的乡土人情,和城市比有本质区别。农村人情,大多建立在血缘和乡土之上,左邻右舍、十里八乡、七姑八姨,少不得发生这样那样的“人情”。在城市里,人情则多建立在同学、校友、同事、合作伙伴之间,跨越了“地理”“血缘”的概念。

  在我年幼时,村子里的人情味是很浓的,那是一种很“土”的人情味,令人温暖而踏实。平素,相互包火、借米、借锅碗瓢盆乃至借钱,这都是人情;农忙时节,或者哪家有盖房子等大事,邻里之间相互“帮工”(即免费提供劳动力),也都是人情;遇红白喜事,合村人一起帮忙操办,不仅是主家积累的人情变现,更是一个村庄对外的体面。

  至今,我仍然记得帮奶奶去邻居家借火、借米,特别是借米,用米升量,大概借个1-2升。这种人情,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受恩之人,也要“心中有数”。

  另一种“人情”,则不但可用金钱量化,更需将金额撰记于礼簿。

  主家有婚丧大事、小孩满月宴、老人做寿、盖了新房子、考上大学等,摆宴请客,来吃席的,按照亲疏程度一律都要“写礼簿”——即奉上礼金。

  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为了锻炼我,曾让我负责记过一次礼簿。开席之前,客人陆续来了,某人说“帮写20元,名字某某”,父亲则负责收钱,并装研我则用钢笔在鲜红的礼簿上写下“某某 贰拾元,20元”,大小写都要,防止涂改。最终,记礼簿成功的标志是“账实相符”。而且据父亲说,再早些年这种礼,都是用实物的,如“两斤面”“一斤糖”。

  这种人情,是一种传统古礼,亦符合农村的生存实际。主家有大事摆酒席,众亲朋好友聚集庆祝,奉上绵薄礼金,也算得上是一种帮衬、一种祝福,正如孔子言,“礼者,敬人也”。

  这种人情,有一点时下“众筹”的味道。在北方,这种人情,叫“随礼”“随份子”“凑份子”,听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例如某家小孩考上了大学,通过摆酒收礼,一般都能盈余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这便成了孩子上学的学费,解了主家的燃眉之急。过几年,那些当年奉写礼金的客人,自然也会遇到大事摆酒,这回轮到某家前往做客、回奉礼金,此便是“礼尚往来、两不亏欠”。

  这种人情,说白了,就是谁家有大事难事喜事,众人一种帮衬,一起互帮互助,算得上一种过日子、办大事的协作共同体。这种人情的初衷,是抱团取暖,纯朴温暖。

  但是,近二十年来,农村人情,迅速发生了异变,人情演绎成了“人情债”“人情负担”,甚至令不少村人压力山大、苦不堪言,真可谓人心不古。

  这种异变,大致朝三个方向发展:

  一是名目日渐繁多。

  以前祖宗规定的婚丧嫁娶等几件堪请客摆酒的大事,被冠以“新风”的名义,无限扩大化。比如小孩12岁、男人36岁也摆酒,以前岳父母做寿或过世,女婿是做客的现在却也摆酒,当兵入伍、考上公务员也摆酒,甚至听说买了车或车库,也摆酒,离谱到令人啼笑皆非。这导致酒席的场次此起彼伏,令人应接不暇。到了节假日,一个家庭甚至会在同一日要吃好几家酒席,无奈只得兵分几路,或早中晚赶场。

  二是礼金额度不断攀升。

  从最早的几块钱十几块钱,增加到了如今的几百几千几万。生活不宽裕的家,人情几乎成了一年中最大的支出,因为人情是面子,少不得的。通过和村人亲友的聊天,我得知,现在散情最低都是200了。散情,就是关系一般的朋友、远亲,但去吃一次酒席,礼金低于200元,是不好意思吃席的。低于200拿不出手,还会被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

  三是出现了大操大办。

  出于好面子的心理,一些主家在婚丧大事摆酒时,会不惜成本,甚至有攀比的不良风气。比如祝寿,如今主家一般都会请一支民间乐队,亲友前往吃席,除了随奉礼金,还得“点歌”,点一支歌要200,又多了一笔支出。

  上述三种异变,不仅让农村的人情味变味,而且还会造成一种恶性的“人情互害模式”——常常去吃酒席的人,也一定会设法创造摆酒席的机会,请回来,不然总写礼“亏不起”呀!

  每年回家,经常能听到的抱怨是,“我家今年得摆酒了,出去太多了,礼金都收不回来”,又或者是,“这次摆酒没余钱,钱都送给酒店了,光图了个热闹”。

  但碍于面子,所有人都默认或不得不顺从这种人情规则。人是群居的动物,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情,就得维护彼此的关系,谁也无法免俗。

  有村人甚至开玩笑和我说,这就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大家你请我请时时请,最后打工赚的钱,都送到酒店去了,冇中到用。

  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困境,目前不少地方在号召移风易俗,狠刹人情歪风。有的地方,甚至将“滥摆酒席”“大操大办”,作为群众举报事项可予以受理。

  贵州六盘水就公布举报电话:“除婚丧嫁娶外,操办搬家酒、满月酒、升学酒、入伍酒、开门酒、生日酒、复婚酒等滥办酒席行为均可举报”。

  2024年1月,四川广元一村民欲摆酒被亲戚举报,原因是“五年要办四次酒,亲友不堪重负”,最后被村委会罚了1000元“教育费”。

春节返乡见闻:五大新情况值得关注、引人深思

  该村支部书记告诉记者:“人情往来,摆酒村民不得搭礼吗?一次如果收200块,三次就要收600块。当事人在4年内已自办了婚宴、丧宴、生日宴,此次又办了周年宴。反复办酒才有人举报的他,还是他亲戚到村委会举报的,说办酒太多了他们都快吃不起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史无前例注意到了农民不堪重负的人情压力,首次提出要“降低农村人情负担”。这是对农村人情负担的重拳出击,从国家层面,试图让“礼”回归情意和祝福的本义,而不是变相的“捞取利益”“互相榨取”。

  嗟乎。

  人情,一个曾经多么温暖的字眼,一个曾经密切亲友关系的字眼。到如今,却似乎成为了不少农人们的负担和压力,成为了农人们憎恶和惧怕的对象,成为了农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这,恐怕也算故乡的一囧吧!

  四、手   机

  在一个亲戚家,我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拿着手机在刷抖音短视频,那聚精会神的认真劲头,和偶尔哈哈大学的生动神情,一瞬间,让我有点不知今夕何夕。

  是的,这十年来,智能手机在农村也已经全面普及了。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六年前手把手教父母用微信语音、视频聊天的景象。现在,他们已用得无比纯熟。

  但令人诧异的是,刷抖音、快手之类的短视频,似乎我从来没教过他们,我自己都几乎不玩抖音的。但他们似乎很早就会了,似乎并不需要别人教,像学校上课一样,刷抖音短视频,现在也成了他们每天的必修课。

  在乡友群或家人群,就可见一斑。长辈中总能发上很多短视频,反诈的、养身的、煲鸡汤的、人身安全的,俨然人间真理,发得不亦乐乎。

  我倒觉得,农村人普遍爱上刷短视频,并非一定是坏事,除了对眼睛和颈椎的伤害外。比起过去只能靠着墙晒太阳、发闷呆,现在,乡下老人的生活,无疑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虽然这种丰富多数停留在屏幕里面。

  对比城市人,农村人没有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没有公园、电影院、商场、游乐场,刷视频娱乐成为了一种消遣无聊时光的刚需。睡觉前刷,睡醒后第一时间刷,尤其是老人,声音往往外放开到最大,刷得不亦乐乎。

  现在的农村,很多人聚在一起,不独有以前的打牌喝酒现象,独坐刷手机视频的身影,也不在少数。

  智能手机,让乡下的人们,与村外的世界几乎保持着同步同频。无论是国际时事,还是社会新闻,抑或科技变革,他们通过那一方屏幕,知晓天下,真可谓“手握乾坤、掌中世界”。同时,手机还成为农人获取知识、信息的实时渠道。

  这无疑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但,手机对时间的占用,也不可避免挤占了人际交往的频率,有的人于是变得更愿意独处、不愿出门。我的一个喜欢打牌的亲戚就好几次埋怨:“现在大家都刷手机视频,很容易上瘾,打牌都难得找到脚了(意思是牌搭子,三缺一)。”

  也有一些农人,在政府引导或自学下,不但刷视频,还拍视频、发视频。在抖音上,不少大号,就是专门拍乡下日常生活的,粉丝不少,有的还实现了流量带货、变现。

  最有名的就是“张同学”“李子柒”。听说在山东朱之文的故乡,村民都会拍抖音视频,争先恐后拍朱之文,不给拍就生气、骂人。就靠着拍朱之文的视频流量,每个月也能赚钱千儿八百的生活费。

  有的农业县,还别出心裁概括出了智能手机时代下乡村振兴的“新三农”:

  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会玩手机会带货的农人成为“新农人”,形象生动,未来风扑面而来。

  总之,愿智能手机带给农村的,不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更有丰富的物质世界吧!

  五、汽  车

  很多年前,我还在村小读书的时候,语文老师告诉我们,未来的世界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听了,满脸憧憬神往。

  有一回,村里的土石公路,开来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那时一种需要一根Z字形的铁“摇把子”,插进车前头的引擎盖,使尽浑身解数快速摇动才能启动的车。那个下午,全村的孩子们,像过年一样,兴奋地围着这辆车,左看看,右摸摸,启动时跟着后面呐喊奔跑,连汽油味都使劲吸着,仿佛是一道罕见的美味。

  那时,我们压根没想到,才短短三十年,电灯电话早已成了古董级,而小汽车,渐渐也不再是城里人的独有标签,在农村竟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

  几年前春节,我也开车回老家。快到镇上,车堵得一塌糊涂,几台着急赶场的车,半边轮胎都开到地里去了。有的甚至喊来十多个村人,合力将车抬过拥堵的路段,然后一溜烟奔走了。

  大年初一,我们村有去到祖坟给先人拜年的习俗。好家伙,那天上午的大晒谷坪,横七竖八停满了小车,根本没法错车,都是从市、县或者镇上居住赶回来的村人。

春节返乡见闻:五大新情况值得关注、引人深思

  小汽车的普及,也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这无疑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人收入增加的同时,汽车价格不断下降,叠加汽车下乡的普惠政策,以及农村公路基本都实现硬化的基础设施保障。

  九十年代,一辆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要二十来万,而那时一户农人一年的收入还不到一万。现在,只要愿意干活,家庭年收入大多数都有10来万,而便宜的小车一台才几万元。

  而且,这两年还流行一种叫“老头乐”的电动车,很多六七十岁的叔叔伯伯,都开上了,无需驾照,充电就能上路。

  有一阵,我爸也闹着要买,我特意搜索了几则“老头乐”出车祸不安全的短视频发给他,并且告诉他这种不需驾照的“老头乐”,处在合法和非法的边界线上,还是先等等再看,老爷子这才打消了念头。

  当然,小汽车的普及,与农村婚恋市场也不无关系。现在结婚,“一动一不动”也是标配,“一动”,就是至小汽车。不买小汽车,在农村婚恋市场的竞争力就差好远。

  而有了小汽车,不管什么牌子、不管价格多少,那都是妥妥的面子十足。哪怕家庭并不富裕,砸锅卖铁也得弄一辆小汽车,停在家门口,出行也是一家子坐进去扬眉吐气,那才叫够气派、有面子。

  几年前,我的一位表哥表示不愿回家过年,原因是左邻右舍都买了小汽车,他却没有,觉得没面子。去年,他咬咬牙也花了六万买了一辆,腊月二十就早早开回了家,很有点衣锦还乡的满足。

  而且,像很多年前将手机、BB机绑在皮带上一样,时下的农村,大家的皮带上都吊着一把车钥匙,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小汽车,自信满满。

  这是一种独属于乡村农人的自豪和浪漫,也散发着原始乡村社会农人特爱面子的特质。

春节返乡见闻:五大新情况值得关注、引人深思

  但不管怎么样,小汽车,实实在在方便了农村的生活,乡村的距离被迅速拉短,和城市也不再遥不可及。

  我的初中同学群,有啥聚会或者活动,一个群发信息,市区的、县城的、镇上的、乡村的,一个小时内,几乎都能聚到一起。这就是小汽车带来的便利。

  也正是因为这样,有些常年居住在城里的人,开始在老家盖新房子,计划着老了回来住,反正有车,路也修好了,一样方便。城市,不再是羡慕的唯一方向。

  在发达国家,很多人都是在城市工作,下班后驾车回乡村家里生活,呼吸新鲜空气,因此一些名气很大的一线城市,人口却少得可怜。说不定哪一天,随着产业均衡和乡村振兴,我们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不再需要离乡别井。

  小汽车,便利着农村人生活的同时,正在悄然改变着城乡格局,也在重塑着农村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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