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革命化的春节，团年饭成了忆苦饭

作者简介：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

原题：当年师大二附中的春节忆苦饭

作者：王骥

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公元1967年2月9日（星期四），也就是农历丁未年大年初一。按照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是个“羊年”。

有意思的是这一年有初一，上一年却没有大年三十；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开始还以为是月份牌（每日需要翻篇或撕一张的日历）少印了一张大年三十，查看了几份不同的日历、月历，才得到证实，大年三十没了。2月8日是丙午年、马年的最后一天，是农历二十九。上一年的大年三十去哪了？没有人说的清楚？绝不是红卫兵破四旧给破没了。

早在春节前一个多月的1月5日，上海红卫兵、造反派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这件大事,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1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夺权之风从此刮遍全国。

依据夺了权的上海工人阶级代表提出的取消春节放假的倡议，1967年 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在北京火车站，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

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那一年是新中国铁路史上春运运送旅客最少的一年，春节期间坚守革命岗位“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

师大二附中校徽

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此时在北京，被红卫兵改名为“抗大军校”的北京师大二附中非法关押老师和学校领导的劳改队早就解散了。专门关押劳改队的教师用的小食堂再没有燃起炊烟，所有的教职员工和在校的学生都一起在学生大食堂吃饭。春节期间老师不放假，照常上班。加入和没有加入红卫兵的学生都应该每日继续到校，敬候伟大领袖最新指示。

1967年2月9日春节这一天，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一样取消放假、照常上班；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工作，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经毛泽东批准后于2月21日发出。1967年3月24日，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走马上任。）还要傅崇碧、黄作珍找北京通县军械技校和“工人红色造反总部”的代表座谈，令双方停止武斗，退出现场，退还枪支……

2月9日春节当天，国内报纸很少提及“春节”二字，当天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幅宣传画“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全国红卫兵、造反派都在忙于“夺权”，传统的春节被冷落了、甚至有一些凄凉。《解放军报》还在春节前发表社论《我军永远和革命左派心连心》，全国许多地方报刊还在春节这一天转载或以发行号外转载。全国红卫兵、造反派为了表现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在巩固“破四旧”的成果上，进一步扩大文革战果，将反修防修斗争进行到底，除了不放假继续上班之外，还一致要求过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春节。

为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就要敢于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的民族，吃忆苦饭自然要摆在首要位置。当时全国各行各业几乎是统一行动，都在精心筹备忆苦饭。根据我们学校广大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要求，师大二附中食堂的厨师们也必需紧跟革命形势，绞尽脑汁研究如何为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师生做好一顿忆苦饭。只有吃了忆苦饭才能了解旧社会的苦、感受到新社会的甜。

文革期间我没什么正经事干，除了打篮球，还是像文革前一样经常去厨房帮厨。厨师班的班长叫石凯，大高个儿，国字脸，河北人，从小在农村练过两套拳，举过石担，扔过石锁……两只胳膊很是有力量，走起路来一溜风、说起话来，声如铜钟。1966年8月，他在红卫兵授意下写的、在食堂外墙贴出的第一张厨师们的马列主义大字报“我们工人要说话”，他站在食堂门前高声朗读大字报内容的时候，我真觉得有点儿可惜；他的形象，他那嗓门儿演个《红灯记》里的李玉和绰绰有余呀。又有翻跟头的童子功，没去演京剧、当厨子了真是有点可惜。红卫兵最疯狂的时候，对石凯师傅还是很尊重的。

在春节前几天，食堂接到红卫兵、造反派指令后，留着小胡子的老胡师傅个子不高。嗓门也不低：“谁做过这忆苦饭呐?”白师傅从来也不说话，有的红卫兵说这人“很阴”。可是这人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也没有人动他，白师傅还是有主意：“多放野菜少加点棒子面（北京话：玉米面）。”石凯挥了一下手，说：“你别扯臊了，大冬天的，上哪儿挖野菜去？”

白师傅又向石凯建议派个人到对门儿师范大学食堂看看，看看人家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那师傅是旗人，一天到晚总是笑眯眯的，慢条斯理地说道：“其实就是细粮粗作吧?把粗粮做的更粗？不就结了吗?”

石凯师傅骑上二八飞鸽自行车，和负责食堂工作的刘秉恒老师去了两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食堂，很快就取经回来了。“没错，就是细粮粗作，多搀点儿剌（发La的音，北京话）嗓子眼的东西、不好咽的东西、什么难吃？往里面掺什么，得让学生们吃出旧社会的味儿，才能起到忆苦思甜的作用，咱们还是要保证卫生，要是让学生们吃了拉肚子，咱们可就都成反革命了……”

薛师傅问我：“你们男生宿舍有没有没人要的谷糠的枕头，把那枕头心里的谷糠掺进一些……”我跟他们说：“没有，我能找来一个荞麦皮的旧枕头。”薛师傅说：“往（忆苦饭）里搀荞麦皮枕头的荞麦皮，不如搀里几张大字报呢？”厨房的大师傅们哈哈的都笑了。

老胡师傅，一声不响地抽着他的铜头小烟袋锅，在他坐着的大条凳上磕了磕烟袋锅里的烟灰，站起来伸了伸懒腰，说道：“当厨子做饭，都是越做越好吃，就没听说过往难吃里做？还非要死乞白咧地干这事、败坏咱们的手艺，这不是找骂……”石凯瞪了他一眼，厉声说道：“这是政治任务，也是红卫兵小将、全体革命师生对咱们的信任。你得加强政治学习。”

胡师傅转过身就往门外走，“你干什么去？”石凯问到，“我去趟茅房（北京话：厕所）回来后好好洗洗手，然后学‘老三篇’（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行不？”“回来用碱面洗手，把手洗干净点再拿红宝书，你那老花镜带来没有？”“我现在是每天学习，坚持天天读，现在是心明眼亮，不带老花镜，字儿也看的真真的。”

食堂的师傅们经常斗个嘴，特别是在比较闲在的时候。石凯是个急脾气的人，不像其他厨师没事爱斗嘴解闷儿，石凯也还得继续想主意找忆苦饭的添加原材料。

网图，图文无关

一个家住在总政大院的红卫兵，通过家里的关系从后勤部门搞到一些喂猪的麦麸和米糠，东西不多、装在军队用的枕头套里，交给食堂，也算是革命行动。当时确实找不到野菜，能搀进忆苦饭里的东西，只有平时做菜掰下来、等待农村养猪户来拉走的干白菜叶子和干白菜帮子，做饭的师傅们拿水洗一洗，洗净之后把它剁碎了。食堂还晾晒了一些卞萝卜干也用水洗一洗，泡一泡，剁碎了。还有一点儿晾干了的茄子把，同样洗一洗、泡一泡，剁碎了，50斤一袋的玉米面，只用了不到一袋，再加上麦麸和米糠，揉成窝头形状，用大笼屉加大火蒸。

食堂的忆苦饭没敢做得太多，怕同学们悄悄回家，不在学校吃忆苦饭，做多了会浪费，最高指示说得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石凯师傅和所有的食堂员工早就把领袖的这个伟大最高指示铭记在心中、融化在血液里了。

春节到了，那天中午，作为忆苦饭的窝头蒸好了之后，12点以前，厨房的师傅得把整个笼屉都搬到了平时吃饭的大食堂（礼堂）东南角，架在两个长条凳子上，厨房的师傅们还真有心计，把每一个窝头都用菜刀切开了。同学们和老师们想吃的话一次只能先吃半个，感觉好吃或者吃完了半个，可以继续吃、随便吃、管饱、敞开肚子吃、吃多少都行，忆苦饭管够……还不收钱和粮票！有一个同学悄悄地跟我说：“终于吃上社会主义大锅饭了！”

在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有一些革命小将悄悄回家过春节了，在学校里的同学三三两两的来领忆苦饭吃。有人唱着“语录歌”，推开食堂的大门，个别同学看了一眼，扭身就走了，去学联社（位于北太平庄的一个商业点）吃炒饼。那天在学校的老师都非常准时来到食堂，每位老师拿了半个忆苦窝头。有个初二的同学拿了半个忆苦窝头，放到自己的搪瓷饭盆里，用铝勺有节奏地敲打着饭盆的边，边走边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走出食堂大门，回宿舍感受忆苦饭去了。

大多数同学还是规规矩矩的在食堂吃掉半个忆苦窝头，也有吃一个的，个别人还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一边吃，对领袖的感情是多么真挚、深厚；“下定决心”咬一口，咽下去，“不怕牺牲”再吃第二口……看来是真吃出阶级感情了。

我拿了半个忆苦窝头尝了一口，感觉有一股特殊的中药味，不会是哪位师傅把催奶用的中草药或是其它通血活络的草药当做野菜错放里边儿了吧？后来向食堂的师傅们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在忆苦饭窝头中产生中药味儿的那个东西是晾干了的萝卜叶，北京人管它叫干萝卜缨。

已经过了开饭时间了，好多同学没来领忆苦饭。这事有点怪，我发现当初强烈要求食堂做忆苦饭的红卫兵始终没有出现在食堂，好多走读生也没有来食堂吃忆苦饭，笼屉里还剩下不少忆苦饭没人领。看来，就是我们这些住校生和老师代表全校师生吃忆苦饭，感受解放前的苦。

石凯师傅有点着急了说道：“那些个催着我做忆苦饭的红卫兵头头都他妈（上）哪去了?跟我耳朵边念语录、催我做忆苦饭，饭做得了，你们丫的到来吃呀？”白师傅又跟说：“说话呱呱的、撒尿哗哗的、到关键时刻，连个人影都没了……”石凯撇了白师傅一眼“你就别敲锅边了”。最后食堂决定：剩下的忆苦饭晚上继续吃！再给熬锅粥、馏点馒头……

晚饭除了可以吃中午剩下的忆苦饭窝头，还给增加了菜粥，玉米面粥熬熟了，放上盐和大白菜叶，就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北京学校食堂几乎天天吃的菜粥。配着忆苦饭也不收钱和粮票，菜粥随便喝。有人说：“前几年（三年饥荒时期）咱们一直喝菜粥，今天吃忆苦饭是忆旧社会的苦？这一喝菜粥，不就是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食堂的大师傅们装没听见。一个白色的小棉被盖着一笸箩馏好的馒头，这不是白吃的，要收钱和粮票。

我是用大号搪瓷饭盆吃饭，一连喝了三大盆菜粥，回宿舍一路没敢低头、不能弯腰，更不敢咳嗽，怕已经满到嗓子眼的菜粥呛出来。同宿舍的王殿修回家吃年饭了，宿舍就我一个人，那晚上可是真没睡好觉，上了三次厕所，不是拉肚子，只是放水撒尿。那天夜里还真有不少男同学和我一样一夜跑了好几次厕所去放水。

第二天在学校靠最北墙的平房男厕所里、还有其它角落发现有人抛弃了吃剩下的忆苦饭窝头，当时学校的领导权接近于一种半真空状态。也没有人追查丢弃忆苦窝头的事情。

吃忆苦饭的事过去好几十年了，可是每逢春节，我总是忘不了在师大二附中吃忆苦饭的情景，想起来就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近日，在网上看到一所著名高校的教师提议“国家立法取消年夜饭”；不知道是否要还要继续提倡在春节吃忆苦饭？我了解忆苦饭制作全部过程，如有需求，我做技术指导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