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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出身寒门的县委书记,为何在人生巅峰辞职?

www.creaders.net | 2024-02-07 17:55:26  三联生活周刊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从偏远小山村一路走到主政一方的官员,陈行甲的前半生是一部“草根奋斗史”。2011年到2015年,在湖北省巴东县当县委书记时,陈行甲大力反腐,5年内查处了87名党员和工程老板,其中包括县长、副县长级别官员,被人们称为“铁腕书记”。

  2015年,43岁的陈行甲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达到政治生涯的“巅峰”。当时,一位省里领导找他谈话,认为他是“省部级干部的好苗子”。但就在获评第二年,陈行甲却选择辞去公职。人们对于他的辞职原因众说纷纭,按照陈行甲自己的说法,他想投身公益事业,探索建设一种能够解决“因病致贫”问题的社会支持系统。

  在基层尤其是贫困地区工作多年,陈行甲见过太多因为疾病坠入深渊的穷人。许多人在县委大院里向他下跪求助,但在捉襟见肘的财政面前,陈行甲也无能为力。在他的设想里,辞职后,他要探索的是一套新的支持系统:不让患者“自证贫困”,不只是简单“给钱”,也不能无限制“兜底”。辞职7年后,陈行甲将投身公益的经验和见闻写成了新书《别离歌》。

  以下是陈行甲的讲述:

  仕途

  我的人生起点可以说是“低到尘埃里”。1971年,我出生在湖北鄂西一个偏远的贫困山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户,父亲因为会打算盘,被招到离家200公里的税务所工作,每年过年时才能回来一次。身高一米五几的母亲独自把姐姐和我带大,怀着我时,母亲坚持到生产队出工,直到临盆前一天。上学后,我的成绩不错,在村里念小学、乡里念初中、县城念高中,最后考上了省城武汉的湖北大学。

  踏上仕途多少有些意外。我在1992年大学毕业,本科是学数学的,按照正常就业情况,我应该去老家湖北省兴山县的学校当数学老师。当时正好县燃化局到县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要人,希望要一个懂计算机的大学生。全县的应届毕业大学生就那么几个,没有计算机专业的,分配办的人看我数学专业,比较靠近,就把我分了过去。1994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全国各地都在对外招商发展经济,县里领导要到沿海去招商,需要一个会英语的人,机缘巧合之下,我被调到了县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因为是年轻干部,又是学历最高的人,两年后我又被调往外贸局担任副局长。

  于是,大学毕业4年,我成了一名副科级干部,这在小县城里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政治生涯中,我受到很多重视和提拔,一路成了湖北兴山县团委书记、兴山县委常委、宜都市市长、巴东县委书记。其实每一次提拔都超过我的意外,我的心态比较好,大概因为人生起点很低,从没敢奢望什么。当然,我做每件事情都很认真,机会来了就正好落到我头上。一个印象很深的事情是,我参加工作第二年,县里要评全县劳动模范,当时组织上考虑的是两位主任,但一直没平衡好。后来,一位参加讨论的领导提名我,用了8个字评价,“任劳任怨,随喊随动”——我是单位里唯一的大学生,却每天到得最早,把桌子擦了、开水壶灌满,什么活都干,领导都看在眼里。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后来我当市长、书记,要提拔人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评判标准。从政二十几年,我从来没给任何人送过钱,也没有收过钱,我很想告诉同样“草根”的读书人:干部培养体系是公正的,只要踏踏实实做事,不用溜须拍马、混圈子也能在体制里过得好。

  记忆最深的一段经历还是在巴东县。2011年,我被调到巴东当县委书记,当时巴东是全国贫困县,又连续出了好几起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社会戾气很重,矛盾尖锐,领导班子普遍士气低迷,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上任后,我的邮箱里每天会收到超过50封反映意见的群众邮件,一年内总共接待了30批大规模群众集体上访,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把我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群众冲天的怨气戾气从哪里来?我调研后觉得,还是当地的党员干部作风坏了。我上任之初就宣布,“不收钱、不收礼”,但还是有人在大白天把二十万现金拎到县委办公室的桌上。主政巴东的5年里,我一共抓了87名官员和工程老板,其中包括县长、副县长级别官员,根据他们后来的交代,大概能摸清一条轨迹:在这个贫困县,干部们春节会给领导送拜年的信封,2006年是5千元,2008年是1万元,2011年是换届之年, 最多的升到了2万元——这还不是买官的钱,大致可以理解为保官的钱。

  后来,我在全县纪委大会上告诫各级干部,“不要再在工程项目上想任何心思、做任何文章。在我们这样贫困的县,领导插手工程项目捞好处,就是在搜刮可怜群众的福利,用农村话说,是在‘摁着叫花子拨眼屎’,怎么狠得下心?怎么下得去手?”这不仅是说给我的下属同僚听的,也是说给我上头的领导听的。我确实拿出了“拼命”的勇气,两军相逢勇者胜,你不怕,对方就怕了。

  工作开展5年后,巴东当地的经济和政治生态都有了很大的改观,2015年我也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但在2016年,我选择辞去公职。

  许多人一直认为我是“愤而出走”,认为我是因为反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坦诚地说,辞职有一点“被迫”的因素。我在从政后期确实遇到几个“坏人”的阻扰,组织已经给他们定性了(注:时任恩施州州长杨天然2017年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随后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有人给我寄恐吓信,有人暗中施压,有人“打招呼”想让我“放人”。当时,我在没有掌握绝对证据的情况下,如果越级去反映我的直接领导的问题,不符合组织原则;如果我辞职了,就可以跳出个人恩怨、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去反映一些基层行政存在的问题。

  但这只是10%的原因,另外的90%,是我觉得时机已经到了,根据过去几十年的学习、观察和实践,我可以彻底投身到公益事业里,去探索“因病致贫”的解决办法。我并没有觉得放弃仕途很可惜,一方面,体制里能做的、该做的事情,我都尽力做了,问心无愧。另一方面,做了十几年基层“一把手”,我意识到,想解决的“因病致贫”的难题,只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完全不够的。辞职之前,我考虑了整整8个月,期间整合了过去基层工作中的经历,搜索许多国内外“因病致贫”的资料,也和许多专业的人交谈过想法,最终还是决定跳出体制去做事,可能会有另一片天地。

  “因病致贫”难题

  我在清华大学接受硕士学位教育时开始对公益有比较清晰的认识。2000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引进西方的现代管理学科门类,叫公共管理,我在2001年脱产考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课堂上,我第一次学到现代西方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非盈利组织”,这是一支处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力量,后来我被公派到芝加哥大学留学时就观察到,西方国家没有“民政部”,但他们的社会救助体系很完善,现代慈善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对我们来说有些陌生,中国一向是强政府、弱社会。

  医疗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2011年在湖北省宜都市工作时,我曾经想试着搞全民免费医疗,陕西省神木县率先探索了这件事,这对我是个启发。宜都市是全国百强县,当时全市只有38万人,但有5家上市公司,其中最大的一个企业一年交税7个亿,真是“政通人和”,所以我雄心勃勃,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做成。

  也是那一年,我被调到国家级贫困县巴东当县委书记。我特别不想回首那段时间,太伤心了,有一种突然掉进冰窟窿的感觉。

  上任后,我要求县委的大门对外开放,接待上访群众。在我面前下跪求助的老百姓很多,其中许多人是“因病致贫”,因为他们家里有人生了大病,全家都被拖垮,一贫如洗。有一对农民夫妇来县委大楼找我,“扑通”跪下,他们的儿子得了白血病,已经花了20万治疗,还需要30万做移植,家里的爷爷也长期病着,为了给孙子省钱治病,爷爷就自杀了。上任几天,我收到一个得了肾衰竭的女孩的求救信,当时我吩咐妇联和乡镇马上行动救助,但求救信越来越多,动辄都是欠着十数万元医药费。

  面前是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我却如此无力。我的巴东太穷了!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各方面预算全都不足。一开始我还号召妇联、残联向社会募捐,自己也带头捐款,这依然远远不够:全县50万人,16.7万人年收入在2300元以下,其中“因病致贫”的人占48.7%,高于国家42%的平均水平——这是我一家一户数出来的数据。我们到各个偏远村庄去,找一块空地开会,每户贫困户必须派一个代表来。开会是为了讨论谁穷、谁不穷,导致他们穷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发现很多家庭都是因为大病。

  党和政府的行政力量真的无法解决这么多“因病致贫”。从一个硬指标就能看出政府的努力:每年,国家用于医疗保障的支出增幅都远远高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幅。但我们的国家太大、人口太多,导致老百姓“因病致贫”的病种太复杂了,我记得二十年前,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的课堂上老师说过一句话,“我们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去追赶时代前进的快车。”

  行政力量有边界,基本医疗保险是“广覆盖、低水平、保基本”,不能解决所有疾病及其带来的支出。就像修路,政府可以出钱修高速、省道、县道甚至村道,但从公路连接每家每户的最后一百米,难道也要政府修吗?

  现在,在体制之外还有商业保险,这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不过依然非常多负担不起商业保险的人,这时候就需要发挥慈善的作用了。

  慈善的“2.0”版本

  我做县委书记时,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接触了一些慈善组织,我感觉到,传统慈善的方式虽然起帮助,但还不够好。传统慈善大多停留在“救苦救难”的层面,讲穷人的故事、博富人的同情,筹钱去给穷人付医疗费、学费或生活费。

  为什么我说这样不够好?第一,脱贫之前,中国的穷苦人太多了。2012年底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显示,农村贫困人口是9899万,其中42%是因病致贫。这么多穷人,靠一个个去讲他们的故事,救得过来吗?也救不平衡,当你面前摆着三个穷人的时候,救谁、不救谁?就要他们拼命撕开自己的伤口,证明自己是其中最惨的那一个?

  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不够好”的地方。现代慈善的伦理底线有两个词:尊严和不伤害。现在一些线上筹款平台就是这样的,病人必须拿出自己的诊断证明、家徒四壁的照片,必须拍一张自己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最好再咳点血。一个要用穷人的尊严来换取生存机会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

  即使暂时筹到了医药费,就算救助成功、解决问题了吗?我在各种演讲场合都向听众提问,假如你的亲人生病了,现在有机构能帮你完成4件事情:找到一个大医院顺利挂上号;找到一个靠谱的医生做诊断;如果更严重的话,能找到医生做手术;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家庭遇到困难,拿不出钱,有一个慈善组织来兜底掏钱,你满意吗?

  大多数人会说满意,但我不满意。

  做慈善,不能靠被救助者的反馈来评估自己做得好不好。反馈会有偏差,被救助对象本来没有指望别人会来帮忙,我们提供多少帮助,他们都会觉得满意。除了给他们找到医生做手术、给他们钱之外,有没有人管他们心理会崩溃?有没有人管他对这个疾病有没有基本的科普认知?有没有人告诉家长,如何让孩子的营养跟得上?儿童白血病的治愈率大概是80%,还有将近20%孩子会离开人世,我们轻飘飘地对父母说一句,“请节哀顺变”,能说得出口吗?对他们的心理哀伤辅导,有人做吗?

  这是我觉得要提供的慈善的“2.0版本”,一个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这套系统不止是给患者钱,从费用上兜底,更重要的是全流程的社会支持,不让大病把一整个家庭拖入深渊:从孩子生病开始,到治疗后的护理,最后健康重返社会;少部分离开人世的,我们要让他有尊严地离开世界,让他们的父母得到安慰,把余生过好。

  试验田

  我的想法是,国家太大了、因病致贫的病种太多了,我先选一个城市作为试验田,在里面针对某一病种进行尝试,探索这套社会支持系统。在这块试验田里,做患者服务、医生能力提升、药物政策完善。我选择的病种是儿童白血病,白血病已成为全国新发肿瘤患儿中最高发的癌种,占比32.89%;它对孩子和家庭来说太痛了,很容易让整个家庭家破人亡。我选择的地区是有三百多万人口广东省河源市,这样一个地级市,在2017年居然还没有儿童血液科。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医保目录内兜底救助,也就是说,患者通过医保报销后的费用,我们全都报销——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宽边界了。慈善、救助是有限度的,不能说看病的路费、伙食费、买衣服的钱都要基金会负担,这就成了无底洞。除了给患者做补充报销外,我还要给患者家庭提供现代医务社工服务,比如刚才说的疾病科普、营养调理、手术后防感染护理、心理疏导等。

  这些还只是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另一件事情是提升当地治疗能力。孩子患了大病,最好能在本地治疗,不用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挤在医院的走廊上睡觉,家庭能省下食宿费。我们到河源一年后,协助当地医院建立了第一个儿童血液科,政府负责硬件和设备,我负责联系中国最好的一批血液病专家,再把河源当地的医生、护士长送去北上广培训一年,所有的路费、住宿费、培训费都由我们机构出。

  第三件事是药物政策的完善。目前对患者的兜底是在医保目录药物的范围之内,也有患者会使用医保目录之外的药物,但这些药物确实有效果。我们会请独立的第三方做医疗卫生技术评估,推动有效的特效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在2018年和2019年已经成功推动2种药物,全国儿童患者每年可以节约2.2亿元左右的治疗费用。

  从官员的身份退下来做公益,做事时一种最大的变化是,以前我遇到的很多问题可以在框架内用职权解决,速度很快,现在是“全求人”:手中一点点权力也没有,没有任何空间和余地腾挪,只能求人、说服人、打动人。遇到一块石头就得搬开,遇到一个沟就要跳过去,全凭自己的真本事,但这种脚踩在泥巴上的感觉也让人觉得更踏实。

  项目开始前,我去拜访河源市的领导,想说服对方同意我在河源开展试验。我当过基层领导,知道领导的担心和顾虑。我说的第一点是,“我对你有用”,我带着1,000万到这儿来,虽然政府不缺我这1000万,但只要我开始做了,您就不会再看到有儿童白血病家庭来下跪、上访。第二点是,“这件事只能由慈善组织来做,政府不能做。”政府对于人民就像父母对于子女,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医保问题又十分敏感,得了白血病的人能有政府兜底,那糖尿病、高血压呢?估计第二天政府大门就被挤破了。第三点是,如果成功了,这个项目叫“河源模式”;失败了,就是我陈行甲个人的一次试错。

  对方最终被我打动了,我们签了5年的合作合同。事实证明,我提出的几点都做到了,项目很成功,后来合同又续签了五年。

  做公益后,我收获的幸福感更具体、更细致了。这和从政时的收获感有些不同,带着老百姓脱贫、得到群众的认可,很多时候靠一些经济数据、组织荣誉反映出来。现在,我会亲身参与每一个生命的救助过程,看到它在走向凋零的过程中被抢救回来,感觉自己的双手护住了别人的生命和尊严,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还有一些当官时觉得很无力的时刻,比如那么多人因为大病来向官员求助,财政却无法拿出钱来,现在我可以用这套系统来帮助他们,终于有克服这种无力感的办法了。

  一代人终将老去,这个世界最终是年轻人的。我现在53岁了,这项公益事业要可持续,就要有更年轻的人来接班。我的想法是,把年轻人“扶上马”,自己从设计领跑者,变成跟跑者,最后作为支持者,护送他们走得比我更远,把这套慈善机制继续打磨和完善下去。

一位出身寒门的县委书记,为何在人生巅峰辞职?

  陈行甲(右)与他的新书《别离歌》

  我把这些年在公益路上遇到的生死和离别写到了我的新书《别离歌》里。我的几个公益项目都是关于青少年儿童的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的,无一不是充满着离别,有些还是生离死别。这些不幸的孩子,还有他们奔波辛劳的家长,命运没有给他们一个好的剧本,他们被动上场,但是他们竭尽全力地演出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抱着最大的诚恳去记录那些可能不被记得、不被在乎的人,记录他们生命中的困难与为难,记录他们的挣扎与努力,也记录温暖的拥抱和长流的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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