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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回忆“现行反革命”狱友

www.creaders.net | 2024-02-06 10:51:50  抽屉读书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王学泰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鸿爪掠影》。“文革”后期,王学泰因言获罪(被告发有攻击江青的言论),锒铛入狱。本篇所写主要是作者在狱中接触到的一些社会底层的“现行反革命”犯,从一个特殊角度一窥那个所谓“最革命”时代。

王学泰:回忆“现行反革命”狱友

  我是1976年7月26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的。先是在K字楼的羁押待上诉犯人的筒道呆了十余天,谁知第三天就碰到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本来只有十天的上诉期,不上诉的十天过后就要去监狱或劳改场了,碰上这倒霉的地震,在这里憋了二十余天,待8月中旬才转到与K字楼只有一墙之隔的一监。K字楼在西面,一监在东面。

  清末建的监狱

  北京“一监”是大名鼎鼎的,它不仅是北京监狱的“第一”,也是中国监狱史第一个“文明监狱”,是清末清廷政府实施政治改革、法治改革时,建筑的第一个示范性的监狱。本来是打算做橱窗用的,没想到大清国还没有使用就倒了台。

  这里位处北京外城的西南,“地势卑下,众水所归”(我小的时候常到这里捉蛐蛐,逮蚂蚱,水很多,下挖一尺深就见水,很像南方),蚊蝇成阵,在北京城中也是块很烂的地方。盖了这座监狱以后,正对着监狱门修了条路,名为“自新路”。路名也体现了当时新派人物关于监狱的新理念--犯人被关,限制他的自由,并非只是惩罚他的既往,更着眼他的未来,望其改恶迁善。

  民国初年,一监叫做“京师模范监狱”。我小时候,家就住在米市胡同南口,经过珠巢街就是自新路,大约只有四五百米。上小学时就知道这里是一监,是关押坏人的。

  解放初,自新路北口有个私塾,都到了五十年代还在教《百家姓》 《三字经》 《千字文》和《幼学琼林》之类。有个邻居小孩就在这里读书,我常去找他,因此常常看到“北京市第一监狱”这块牌子,牌子下有军人荷枪守卫,很好奇。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能亲履其地,而且还在里面住了足足两年。

  鲁迅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一监,他的一些木器家具就是在一监工厂买的。

  鲁迅把一监视为是没有自由的地方,实际上这是最没有尊严的地方。有独立人格或向往个人尊严的人坐监狱是最痛苦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传说要拆K字楼,在那里由香港商人投资要盖游乐场。后来没建成,但这片楼群确实拆了,随着就是一监,都被夷为平地。这里被改造成为北京公安局干警的宿舍区,高楼林立,命名“清芷园”。其实,这个监狱应该是个文物,它负载的历史太多了,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可与王府大街北口路西北洋政府总统府相比。可惜,两个都没了。

  一监的格局

  初入监狱,除了心怀惴惴之外,总免不了有点好奇。这里就1976年到1978年北京第一监狱与犯人情况作些介绍。

  一监除了监狱行政的办公机构、看守人员和狱警的宿舍外,犯人所居住的地方分为入监队(刚转入监狱者)、出监队(快到期犯人,在那里学习出狱后的生活)和十个中队。

  被判刑的犯人,只要不是立即执行的死刑,不论轻重,一般是先送到一监的入监队。只在入监队呆了几天就被正式发往监狱了,由于是重刑犯(十年以上),我被留在一监,分在三中队。这是个专门关押反革命的中队,在清河塑料厂劳动。一监一共有十个中队,九个男队,一个女队。

  三中队大约有一百三四十个犯人,分为三个小队,我在三小队。三中队分住在两个筒道,一二小队占一个,三小队与保全组、小报组(所谓“小报”是由监狱方面主持,犯人编纂的《劳改通讯》)以及杂务组(管各种杂事如清洁卫生、监规纪律的犯人)共住一个筒道。

王学泰:回忆“现行反革命”狱友

  我在网上搜索到两幅照片,题为“民国时期的北京监狱”,有的题为北京的“二监”。我看就是“北京第一模范监狱”,也就是解放后的一监。

  图片是全景,从高处俯瞰,各筒道成放射形排列,中间空地就是“三角院”,有树有草,还有水龙头,洗衣服的水池子。

王学泰:回忆“现行反革命”狱友

  图片是某个筒道,拍摄角度是从筒道底部(筒道底部封口处还是一间小房)向中心圆厅。如果我住的就是这个筒道的话,我所待的监房就是痰桶之侧的那一间,对面就是上面说的保全组,保全组的里侧就是小报组。

  三中队工作的车间是压制塑料凉鞋的,车间大门与一、二小队住的筒道相连。车间只要开工就是二十四小时三班倒,三个小队轮着转。早班是上午六点至中午两点;中班是两点到晚上十点,夜班是夜里十点到第二天六点,与社会上一样。一监地处宣武区,那时北京是分区轮流停电,宣武区是星期四停电,所以塑料厂也是星期四休息。

  三中队是反革命中队,照通行说法,这个队里都是“政治犯”。毛泽东定义政治时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反革命”在大家心目中也就是代表反动阶级的,那么反革命是政治犯,也是顺理成章的。

  星期四包饺子吃

  进了监狱不仅断绝了自由,以往事业也一笔勾销,家属也见不到了,万念俱灰,人类的乐趣只留下吃了。

  星期四,监狱怕休息日犯人无事生非,就给找点事干,那天多吃饺子。面、菜、馅发到每组,由组内人自己包,包好了用床板搭到厨房去煮。星期四又是接见日,农村犯人因为家里有孩子来看,往往会端上刚刚煮熟的饺子给孩子吃,弄得农村的犯人家属以为一监老吃饺子,甚至羡慕犯人的生活。

  在一监两年的冬天里,我深感食物热量的差别及其对身体的影响。因为监室内没有取暖设备。晚上睡觉要把能御寒的衣裤都压在身上。如果晚饭是馒头,睡觉时就觉得暖和许多;如果主食是馒头,菜是炸橡皮鱼(1977年北京常卖橡皮鱼,北京人不认识这种鱼,也不知道怎么吃。厨师就拿来炸,简单省事),简直是火上浇油,一晚上都会热得睡不着。

  在一监是管饱的,窝头按定量是每人两个,实际上,往往还有吃不了的又拿回去的。犯人还常常把窝头切成片(在车间干活时有修塑料凉鞋用的小刀),放在注塑机的机筒上烤,外面用鞋箱厚纸扣上保温,机筒温度一百二三十℃,烤不煳,两个小时以后,烤得焦黄酥脆,用以作零食。这大约是犯人能保留的仅有的饮食乐趣,还常常被禁止。

  有劳动力、又从事劳动的犯人按规定每月有两块五毛的收入,用以购买牙膏牙刷肥皂。城里人拿这点钱不当回事,而农村人舍不得用,给家里攥着,年底寄回去。那时北京郊区许多生产队的农民干了一年活,年底分红,拿不到钱,有的还欠生产队的钱。

  号内人物扫描

  三个执行员

  我所在的三中队三小队,监室中有两个“监龄”最长的老号,一个是执行员(犯人中的小头目)刘永志。大约有六十来岁,1948年就被关起来了,1976年还没有到期,已经蹲了28年大牢。他是个反革命杀人犯,其实“反革命”有点勉强,他的犯罪动机可能就是图财害命。那还是1940年代,他与父亲在平谷给一个老板打工,为贪图财物,父子俩把老板杀了。这个在监狱中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已经与监狱生活合二为一了。在监狱中,他从没有不自由和别扭的感觉。

  通常,他一语不发,只盯着别人,只要发现与监狱氛围不和谐音的,立马就会制止,或者汇报。比如人家谈到老婆孩子,他就会制止:“嗨!说点别的,这不利于改造!”谈吃谈喝谈女人是监狱中永恒的主题,人家一说到吃,他马上就会严厉质问:“监狱吃得不好吗?我觉得比我小时候在家吃的好多啦!”他心中只有监狱这一本词典,一开口就是监狱语言,其词汇不能溢出监狱词典之外,别的话不会说,别的词也没有。

  我初到这个监室就感觉到,这个人无知又讨厌,你不招他,他会管你,而且无事不管;幸亏他快到期了,很快就离开三中队,到了出监队,我们才逃脱了一场恶梦。

  另一个执行员叫董清旻,他年轻,才三十来岁,为人精细,手也巧,经常做点小东西,写美术字。长得有点女相,仿佛明代仕女图上的人物,很文气。他也是“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十年。他认罪,每开会发言必然联系自己的罪行,批判一通。他的口头禅是“老想出去,出去干什么?里外还不是一样”。

  在监室中,董清旻是个抹稀泥的角色,比如刘永志挑毛病,他往往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刘永志出监后,换了木匠马宜来替刘,马宜也是个忠厚人,从此监室的气氛好多了。我在这里呆了两年,始终没有感到特别受压抑,与董、马这两个执行员有很大关系。

  董清旻1979年平反。出监后,从文字学家康殷学习篆刻,给旅游中国的外国人刻章。后到日本谋生了,最初也是篆刻,开个小店,后来连家属也接了去,做起了买卖,十多年前入了日籍。回来探亲,有时还到我家坐一坐,我们谈起一监往事,恍若前尘。

  马宜是个极为灵巧的木匠,三十多岁,可是乍看,简直就像五十多岁的。门牙也没了,脸上能打褶子的地方也都打了褶子,满面风尘,一脸沧桑。他是因为参与武斗,又有点反动言论才被判了八年。像他这样轻刑犯也被留在一监,大约与他会木工有关。

  看守很相信他,给他单开了一个木工室,地点就在我们所住筒道的顶端。小屋里摆满了斧子、砍刀、锯子、刨子等,三中队大约只有他才能单独掌握使用这些工具。马宜手艺心思与他的粗陋相貌成反比,还能给队长干点私活,如打把椅子,修修立柜等。他还会做乐器。三中队有个能作曲并能担任乐队指挥的人,名叫马贵峰。政府叫他组织了一个乐队,领导大家唱革命歌曲(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红歌”)。这个乐队除了董清旻自备琵琶,还有三四把小提琴和监狱原有的锣、镲、鼓之外,其他二三十个人的乐器都是马宜做的。包括中提琴、大提琴、贝司,二胡、四胡、月琴,各种笛子、唢呐等。

  他也把监狱当成家,也许在外面他没有任何亲人了。马宜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憨厚在干部中留下好印象的,这一点与刘永志不同。

王学泰:回忆“现行反革命”狱友

  同监室的另外几位

  “监龄”长的老号除了刘永志之外,还有一个是杂务张贵。他是个近郊的农民,四方脸,头很大、头顶全秃,1950年就进来了,到1976年也快六十了,牙快掉光了。吃窝头时都是把窝头碾碎了,泡在菜汤里然后灌入口中慢慢用牙床子咀嚼。他上过几年学,当过一年国民党青年军。

  张贵也是监狱坐久了,好像不觉得是在监狱,平常一副散淡的样子,很难看出他是犯人。张贵谈自己的经历也很坦然,似乎不觉得那些就是苦难。徐连生很爱学她的女儿数年前一次接见时说的话“爸,我和我妈就跟我叔一块过了”。张贵听了也就憨厚地笑一笑:“反正肥水没流外人田。”惹得满屋子人大笑。

  挨着张贵的是个工人,名叫刘义山。他是石油部门的建设工人,专门建设炼油厂、石化基地等工程。他沉默寡言,只要闲着,他总是坐在小板凳上、趴在炕头写。我问他写什么,他回答:“就是练字,旁边有什么就照着写什么。有报纸就抄报纸,有毛选就抄毛选。”这也是一怪。后来才渐渐知道他的案子在当时是个“惊天大案”,不仅轰动北京,而且形成中央文件,举国皆知。

王学泰:回忆“现行反革命”狱友

  刘义山在湖南一个基地搞基建时,得到一本手抄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他没事就抄这本小说,后来转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现今叫燕山石油化工厂)搞基建,他就把这本手抄小说带到北京。从此这本小说就在北京流传。后被北新桥街道一个“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发现了,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到北京市委,最后送到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那里。姚文元批示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

  筒道的几位杂务

  除了这些人外,每天与我们打交道的还有本筒道的杂务。杂务也是三班倒,一共三人,除了张贵外,另外两个姓张与姓孙。

  姓张的外号叫“大了”,不知谁给他起的。旧社会妓院男掌柜的俗称“大了”(或称大茶壶),因为娱乐业等处都是多事的场所,主持这种行业的人黑白两道都得说得上话,吃得开,这样才能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平安喜乐地赚大钱,因而这个总管事的被称为“大了”,含有赞美之意。这个人五十多岁,听说“三反”“五反”时(1950年代初)就进来了。他嘴非常碎,经常唠唠叨叨,几乎挑所有人的毛病,给人的印象非常坏。一些老号老拿他开心,让人感到有些侮弄他的意思,但很少有人同情他。后来“大了”到期走了,人们才公正地说:“大了,人不坏。他很少给人汇报。犯人在筒道出点事,到他那里也就给‘了’了。”

  孙姓杂务,比“大了”更老,六十多了,花白头发,圆脸。他很有尊严地在筒道门口的凳子上一坐,不管犯人还是队长从他前面过,他都是一动不动,稳稳地坐在那里,很少管事。有时三个杂务张贵、大了、老孙都坐在杂务值班的筒道口,当看守从此路过时,老孙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张贵就只抬抬屁股,而大了就会突然立起站得笔直,并向队长献媚地笑一笑,尽管他的笑容很难看。后来才知道,老孙在进监狱前原是个部长级的干部,老革命,山东人。“文革”初期抄家,抄出了他的日记,日记中议论了他的老乡江青、康生,便被抓了起来。经过当时的军管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八年。

  他为人耿直,在监狱中还坚持一点个人尊严,他与干部很少说话,跟犯人话很多,我新进监的与他尚不相熟,有一次他还问我,《水浒传》中的李逵是不是监狱里的杂务啊?我回答他说:“李逵是个小牢子。相当于干部中的小队长。李逵还能外出跟人赌钱,同宋大哥一起到浔阳楼上喝酒吃鱼呢?您能吗?”他笑起来:“我和李大哥还是不能相比。”

  老孙还是蹲满了八年的,粉碎“四人帮”不久,他也到期了,转到出监队。我平反之后在报上看到他的消息,他不仅平反,还官复原职,后来好像又进了全国科协的领导班子。大约于上世纪90年代去世。老孙是个好老头。

王学泰:回忆“现行反革命”狱友

  保全工徐连生与李聘伟

  “清河”是北京犯人劳动场所的总名。我所在的是“清河塑料厂”,生产塑料凉鞋。我被分配在3号卧式机上工作,我接一小队的班,二小队接我的班,三班倒,因为注塑机一开动就没法停,停了一定要把塑料使用干净,再启动很麻烦,调好机筒温度,需要较长的时间,耽误生产。

  我第一天上机台干活,有点手足无措。压制塑料凉鞋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活。机筒的温度低了,塑料没有充分熔化,挤出的塑料疙疙瘩瘩,颜色也不一样;温度高了塑料煳了,便会有些煳点散落在鞋面上,很难看,成为废品。塑料注进模具后,什么时候开机取出也有学问,太早,鞋软而烫,而且易于变形;晚了,鞋变硬了从模具上取不下来,这也是两难。

  我正感到特别尴尬时,同监室的徐连生来了。他是三小队的保全工,负责机台维修和排除故障。他帮我设置好自动协调,压鞋正常了。徐连生便坐在放置生产成品的工作台上考起我来。提的都是文学与诗词上的问题,我很快一一回答了他,而且大大超过他的提问。他突然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我的回答去问保全工中的一位老号李聘伟去了。李是1958年划右,他读过大学,因为坐牢久,读书也多,文学与诗词的知识自然要比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徐连生高许多,得到他的肯定后,徐连生回来了。对我说,您今后就是我师傅。这句本来是开玩笑的话,后来他还是常管我叫师傅,又说“我是小和尚,你是老和尚”(在监狱都被剃秃头)。董清旻给我起了一个老夫子的绰号,徐也跟着叫我夫子。

王学泰:回忆“现行反革命”狱友

  徐连生比我只小六七岁。他十七岁就进了局子,十八岁被判二十年,在监狱里已经呆了近十年。

  徐连生是门头沟城子人,他从小好闹,一到“文化大革命”,停课了,成了脱缰的野马,搅乱社会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文革”中的哪个学生不搅乱社会秩序呢?可能徐连生又说了一些反动话,遂以反革命流氓罪被判处重刑。

  徐连生虽小,但由于入监时间久,保全工活动范围大,队长对他不太计较,在三中队他的活动能量是比较大的。他又与我同一监室,经常问我点问题,于是便到处替我宣扬,使我很快融入三中队。

  李聘伟在老号中间是比较有文化的一位,为人稳重,不害人,因而受到年轻犯人的尊重。比如徐连生有点事就找他商量。解放前李就高中毕业了,正在家游荡时,北京解放,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后来参了军,成了南下干部,一直打到湖南。五十年代中复员回到北京,在化工厂做技术工作。反右中成了右派。

  由于性格较好,社会经验丰富,李聘伟在犯人中人缘不错,看守觉得也可以接受。后来他也平反了,开工厂、办公司、当老板、赚钱,买了不少书。老了,他想到自己的经历和近二十年监狱生活,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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