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作为运动，这个真的不能再搞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重磅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有点长——

　　比标题更为引人注意的是《编者按》，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说：

　　《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并不是《人民日报》的原创，而是从《甘肃日报》上转载来的，那个“他们”其实是一个家庭妇女，年过半百的会宁县城镇居民王秀兰。采访她的是《甘肃日报》驻定西记者站的记者马占海。

　　稿子登出来的第三天晚上，新华社打电话给《甘肃日报》，说主席看了这篇稿子，认为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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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进了城，老人家就一直在想怎么把城里的人送到城外去。

　　1955年9月4日，老人家在一篇文章上批下了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名言：“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应该说老人家的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即使没有大的作为，那也不是老人家的事，而是你的事，毕竟老人家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谁又能说老人家没有大作为呢？

　　不过人类社会的进步，城镇化的程度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越发达的国家，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就越少，而且往往是农业人口占有比例越少的国家，农业反而却越发达，因为农业的现代化，是在大学的实验室和工厂的车间里完成的，一个联合收割机可以顶上几百个农民的工作量，只占总劳动力不到2%的美国农村，是不会欢迎城里吃闲饭的人去大有作为的，因为他们没有啥事给你干，而且他们自己也不会认为自己有啥大的作为。

　　然而彼时的中国虽然农村劳动力的占比虽接近了90%，但吃饭仍然成了一项令所有人头痛的问题，以近九成的农业人口来为不足两成的城市人口提供食物，仍然会捉襟见肘，这也使得城里人有“吃闲饭”的负罪感，这也就使得王秀兰们有了到农村亲自土里刨食的冲动。

　　可以想见，当老人家看到了王秀兰的那句“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豪言壮语里，内心会生出怎样的一种情感，人民群众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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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中国，先是“大跃进”运动受挫，然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中国有2600万人被精减下放，中国形成第一次人口向农村的倒流。

　　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1964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的社论。

　　然后就是“文革”来了，大学停招生，工厂停招工，大批的青年无学可上，无业可就，如果消化这些年轻人旺盛的精力，那只有送到广阔天地去。

　　可谁来把这个意思说破呢？有很多城里的人就是心里明白老人家的意思，真轮到要自己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也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现在，甘肃会宁出了一个王秀兰，这让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用来引路典型的老人家很是高兴。当他看到这则消息后，立刻指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派人到甘肃会宁县，实地核实这篇文章的真实性，然后转发全国。不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全国和各省级报刊也先后全文转载该文，上山下乡工作一下子掀起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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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秀兰大概是那个时代最大众化的名字了，我母亲的同事就有好几个王秀兰，至少我就知道有大王秀兰、小王秀兰、胖王秀兰，然而甘肃会宁这个王秀兰却因为说了一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而改变了自己，也改变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她和申继兰一样先是成了记者追逐的焦点，再后来成了全国人大代表，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也因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人说“青春无悔”，也有人说“再来一次，宁可自杀”，还有人没能走出那十年。

　　然而马占海却没有王秀兰的好运，这个发文都没想到要署上自己名字的原创作者，在后来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许多人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说他执行了极“左”路线。

　　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就是没有王秀兰，就是没有马占海，知青们的命运也大体上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的。

　　在一个知青题材的画展上，王国斌布面油画《青春之歌》（后名《我的前夫》）让很多刚刚还口口声声“青春无悔”的老知青泣不成声。

　　这幅画作刺痛了他们已经长了厚厚老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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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母亲是626从地区卫生专署下放到这里的医生，因为这个，我得以了解一些南方来的知青的并不无悔的往事。

　　一个知青点的门板被青年们劈了当柴烧了，半夜里来了一只饿狼，咬伤了一个浙江的知青，那个知青死于狂犬病。知青的父亲从杭州来，不肯就在火化儿子的尸体，用一个废弃的油桶把尸体运回了老家。

　　大伯家的五哥也从沈阳到我们那里的农村插队，一天走夜路摔进了山沟里，幸好有人路过，也认识我的父亲，深夜来报信，父亲半夜去找人，差一点被夜间偷猎流浪狗的人开枪误伤。

　　一个浙江的知青为了让母亲帮他开一个病残证明好返城，经常往我家跑，我的第一本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就是他借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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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来到东北的知青要远比去西北的境况好得多，毕竟这里是粮食的主产地，挨饿的情况还是很少发生的，但文化的贫瘠也许比西北更严重，不然西北的知青能读到那么多当时图书馆都难以寻到的中外名著，而东北人青年却顶多传看一些手抄本。

　　但也许就是这些手抄本的流行激发了一些人的文学天赋，于是也就有了王安忆、梁晓声这样的能够深刻反省知青运动的知青作家。

　　然而即使是在人性比较纯朴的东北，也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性，黑龙江兵团二师十六团团长和参谋长，长期奸污几十名女知青。敬爱周闻讯后批示道：“这不是我们的团长，是国民党的团长”，这两名罪犯后被枪毙。

　　老人家似乎也应该知道这项运动并不容人乐观。1973年，他复信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我们应当能够想见老人家在说出这话时内心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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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有一个声音再度鼓噪，让城里的人，尤其是年青人再度上山下乡，说这话的有大学教授，也有研究所的专家，于是有人扒出来他们的儿女都在哪里，结果是十个有九个是在美帝那里。

　　城里人向农村的回流绝不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如今的农村，特别是如今东北的农村，说十室九空有些夸张，但三五空已经是普遍的现象了。

　　农村人自己都不在农村大有作为了，你让五谷不分的城里人去，还不如让他们在城里送外卖更有作为。

　　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颐养天年的活动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活动，但作为一项全民运动，真的不能再搞了，中国经不起再一次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