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被抓前曾策划武装政变

林辉：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死后一个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发动了军事政变，逮捕了替毛效力的“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与此同时，亦开始对“四人帮”的追随者展开了清洗。

1980年，中共最高法院成立的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了所谓的作秀式公开审判，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将文革的罪责推到他们身上，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根据后来披露的庭审记录，一起在北京军事政变之后的上海的未遂武装政变浮出水面。

王洪文承认意图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法庭首先就起诉书中指控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在面临覆灭之际，策动武装叛乱一事”，并首先对王洪文进行审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是时任上海书记，排名不同，后两人还兼革委会副主任。

王洪文承认在1967年接受张春桥的指令，在上海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王提到张春桥曾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因此作为上海工总司头头的王洪文夺取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权力掌握在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手中。

王洪文还就自己对王秀珍等人所说的“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进行了解释，称是因为当时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的。至于说的“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则是一方面指上海的军队，一方面指北京的邓小平。

根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供词，王洪文还在1975年9月，召集市民兵指挥部头头开会，并说“谁要一个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再把民兵拉起来”，他还说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张春桥对指控沉默以对

在庭审张春桥时，对于审判员询问的“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指示王洪文在上海建立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以及马天水等人的关于张春桥、王洪文将“民兵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完全脱离警备区的领导，不和军队发生任何联系”等问题，张春桥皆缄默不语。

不过从审判员的一系列问询中，可知在1976年6月27日，毛快死前，上海民兵指挥部申请发枪，但报告一直未批下来，马天水得知后，找到有关人员训斥，并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按照马天水的说法，之所以急于发枪，是因为担心在毛病重期间发生内战，因此需要加强民兵力量，提前做准备。

据说最后一次民兵获得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

徐景贤还作为人证出现在法庭上。他提到，1976年9月21日，毛刚死十几天，他借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件事，一是在8月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密谈后，丁盛觉得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而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张春桥等要有所准备。他还告诉张春桥，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徐景贤说张春桥听的很仔细，还问了一些问题。

几天后，也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从张春桥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共高层内部博弈激烈，打仗也很有可能无法避免。

不过，被中共认为“在策划武装叛乱这个问题上负有主要的罪责”的张春桥，从庭审记录中看，并未承认所指控之事，基本保持沉默。

未遂武装政变

庭审记录显示，10月7日，毛死后一个月，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接到通知，让他们到北京开会。这引起了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等人的警觉，认为这很反常。

在马天水、周纯麟去北京之后，徐景贤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当晚，徐给当时的江青的红人、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又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询问北京的情况。其后，又与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但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忐忑不安中过了10月7日后，8日一大早，徐景贤和王秀珍就听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8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此时的张春桥其实已经被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抓捕。

听李文静这样说后，内心不安的王秀珍马上亲自给王洪文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同样打不通。徐景贤和王秀珍商量后，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徐景贤于是又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十分反常，没有讲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徐景贤和王秀珍又收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通知里面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上海警备区也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无疑，北京可能出大事了。这让徐景贤等人很是忧虑。徐与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何秀文、肖木、廖祖康聚在一起分析形势，揣测究竟是什么人出了事。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还说了一句暗语“我的老胃病重患了”。

撂下电话，几个人推测没有胃病的房佐庭说这句暗语究竟是何意思。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大家于是都明白可能是几个老帅已经动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下手了。

几个人瞬间明白形势非常严重，于是他们分别去找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市公安局负责人、新闻界负责人，为武装政变提前打招呼和吹风。

当晚，王秀珍告诉徐景贤说，她和上海革委会副主任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

徐景贤听罢心里一惊，“果真出事了”。他想到张春桥9月28日的预言果真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他马上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大家于是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打来电话说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刘庆棠又打来了电话，暗示文化部的几个人也被抓了。听罢，肖木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肖木这么一说，大家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下一步怎么办？徐景贤等人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最终决定发动武装政变。依据一个是张春桥9月28日下的指令，即“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就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一个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

姚文元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就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对此，徐景贤深以为然。

王秀珍告诉大家，她白天已经与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等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另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

市委常委王少庸认为，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拳头。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于是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我们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

很快，徐景贤和王秀珍等约谈了上海警备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张宜爱，上海警备区警备师师长李仁斋等人，确定了以警备师作为主要武装力量，策划上海叛乱。

按照徐、王等人拟定的计划，确定了两个指挥中枢，一个由徐景贤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其他负责人还有市委常委王少庸、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李仁斋等人，警备方面由李仁斋负责。一个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转移到东湖路招待所。其他参与人员有市委常委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

此外，在策划会上，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队伍。这件事情由其负责。

众人商议妥当后，在分手前，徐景贤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政变”手令。具体内容是：“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晩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不久，徐景贤又写下第二号手令，内容是：“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像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刘像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

随后，在李仁斋的调遣下，警备区的两个连队，分别进入上海市委和广播电台维持秩序。

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在法庭上也证实，10月8日晚，民兵第一批集结的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艇、十五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他们还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且在9日十八时以前，全部落实。

就在上海各地区的民兵力量逐步完成集结，上海武装政变一触即发时，徐景贤和王秀珍也接到了赴北京“参加会议”的通知。这应该是叶剑英、邓小平等人为防止上海生变而采取的措施。

在徐、王去北京后，剩余人等在焦急中等待着。12日，有人认为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即“还我江青、还我文元、还我春桥、还我洪文”。同时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还有人建议通过破坏电网，将上海搞瘫痪……在嚷嚷声中，大家同意武装政变继续，并制定了“捍一”、“方二”两个武装政变的方案。

“捍一”的主要内容是：控制首脑机关、报社、广播电台、桥梁、车站、码头、机场和交通要道；确定指挥核心人员名单：开设指挥所；兵力部署；重点“支援”地域和反空降；口令、暗令、标记；弹药补给和武器修理；加强社会面的控制等。

“方二”的主要内容是：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区设立三道“控制圈”；在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点，为第一控制圈；市区设两道控制圈；并规定了各区、县的任务和预备队的组成。

另外还有通信保障计划，规定了通信任务和多种通讯手段。

不过，显而易见，这场缺乏民意基础、缺乏某个在任且有权势的高层支持的武装政变，夭折并不令人意外。

也是在10月12日，北京高层也在玉泉山召集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上海问题，并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将军苏振华和倪志福、彭冲为核心的中央工作组到上海。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了上海。他们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的情况。而且此时，“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上海。

一周后，即10月20日晚上，苏振华等人秘密前往上海，并在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等的护卫下，离开机场，下榻在水电路的海军上海基地。苏连夜召集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和驻沪陆海空各部队负责人，了解情况，进行布置。

次日，苏除了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外，还将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找来，将参与政变的军方人员统统调回去，并请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直接抓民兵。南京军区又派了副参谋长张挺，作为工作组成员，监管民兵指挥部。

上海武装政变就这样流产了。不久后，苏振华被任命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是第二书记，彭冲是第三书记。此后继续就政变抓捕、审查一些人。

虽然上海武装政变貌似一场闹剧，但也反映了中共高层博弈的激烈。北京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为首的一派在与张春桥“上海帮”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或许这也是天意使然。如果江青、张春桥等人继续掌握权力，继续维持毛的专制统治，忍受不下去的中国人是否会选择推翻这个政权呢？而邓掌权后的所谓改革开放，只不过是替中共又延长了三十多年的寿命。

如今，中共再次走到了一个节点，天怒人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此时，中共党内已无人可以为其续命，其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主要参与政变者结局

1981年，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2005年因胰腺癌死于北京复兴医院，终年88岁。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92年因肝癌死于北京复兴医院，终年56岁。

1982年，徐景贤被判刑18年，王秀珍判了17年，马天水因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中止预审。马天水1988年12月在上海精神病院去世，时年77岁。

徐景贤于1992年6月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2003年，回忆录《十年一梦》在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10月31日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2013年《徐景贤最后回忆》在香港出版。

王秀珍1994年被释放。目前如果健在的话，业已89岁。

时任上海警备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的张宜爱，被开除党籍，剥夺军衔。2002年离世，终年81岁。李仁斋则被保留了党籍和军籍。目前低调地生活在上海，如今已经是105岁高龄的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