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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贼” 与 “卖国贼” 谁更可怕?

www.creaders.net | 2023-12-04 11:05:04  「理性阅读」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大隈重信(1838年3月11日—1922年1月10日),日本佐贺县人。德川幕府末期佐贺藩士出身。早年赴荷兰求学。后积极参加“尊王攘夷”和“明治维新”运动。历任日本明治政府民部大辅、大藏大辅、参与外国事务局判事等职。创办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1910年任早稻田大学校长。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认真思考:‘爱国贼’的无形蔓延,比‘卖国贼’的有形泛滥,更有可能,更加危险,更为绝望。”

  ——加藤嘉一

  1886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起海难事件,将日本政府推入窘境。

  当天,英国籍货船“诺曼顿号”在和歌山县海上触礁沉没。英国船长和外国船员为了保命抢上了一艘救生艇,留下的所有25名日本乘客全部溺毙。然而,根据日本与英国的条约,日本法院无权审理此案。英国驻神户领事依据领事裁判权,对诺曼顿号船长进行了审判,船长最终只是服刑三个月,死难者也没有获得任何赔偿。消息迅速在日本国内传播开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所有国民都愤慨至极,报纸上义愤填膺的评论文章连篇累牍。

  “诺曼顿号事件”彻底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强烈要求废除治外法权,愤怒的公众舆论也转向了日本正在进行的“鹿鸣馆外交”。

  鹿鸣馆是日本3年之前建造完成的一个政府级外交俱乐部,耗资甚巨,前后历时数载。时任外务卿的井上馨在开业典礼上说:“友谊无国境,为加深感情而设本场……吾辈借《诗经》之句名(“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为鹿鸣馆,意即彰显各国人之调和交际,本馆若亦同样能成调和交际之事,乃吾辈所期所望。”为了招待欧美高级官员,外务省经常在这里举行有首相、大臣和他们的夫人小姐们参加的晚会舞会。井上馨要以此向西洋外交官证明,日本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与世界先进国家立于同等地位,希望借此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鹿鸣馆

  可是,外国人讽刺“鹿鸣馆外交”是“公开的大闹剧”,国人也批评其为骄奢淫逸的国家颓废行为。媒体人陆羯南尖锐地指出,这种欧化做法不过是“尽力讨外国人之欢心,博取其同情,以此来使其应诺条约之改正”,实际上与国力不相匹配,更毫无效用。

  “诺曼顿号事件”后,鹿鸣馆外交在彻底破产,井上馨也黯然下台,大隈重信继任外务卿,承担起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重任。大隈年青时学习西方文化,维新初期参与外交谈判,曾经成功处理过棘手的外交问题,但是此时的外交形势远为复杂。

  “诺曼顿号事件”和条约改正不利,导致群议汹汹,此时不管谁接任外务大臣,都很难有所作为。因为日本不具备和列强平等对话的实力,不可能一举推翻旧约,而民众要求一步到位地废除治外法权,因此改约谈判几无胜算。外务大臣稍有不慎,就会被国人骂为“卖国贼”。在这种情况下,大隈仍然毫不畏惧地开始了新的谈判。

  大隈采取了与井上馨完全不同的谈判策略:日本只和列强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绝不与“列国会议”对话。这样一来,就改变了日本的谈判地位,而且通过分化瓦解的办法削弱了对手的谈判价码,谈判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大隈重信

  1889年,日本分别与美国、德国、俄国签定新条约。在与英国签订新条约的前夕,突然横生波澜。英国《泰晤士报》率先曝光了大隈改约方案,日媒随之广泛转载。根据这份方案,治外法权将于5年后完全终止,日本本土向外国人开放,给其旅行、居住、营业和取得财产的权利;日本获得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并定下12年后完全自主关税的约定,从而打开了日后日本关税自主化的大门。在司法权方面,仅在大审院(最高法院)聘用外籍法官,并仅在被告为外国人时才令其担当审判,且其任用期限为12年;新条约实施后两年内,日本完备民法、商法和诉讼法等法典,法典民的颁行也只用知会列强,不必取得其同意。

  新条约对日本相当有利,尽管其中仍然包含相当多的“不平等”成分。当时日本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大隈能够争取到如此地步,已是当时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了。可是,当消息传到日本国内以后,举国哗然。

  国民认为,日本明明已经是一个先进的“文明国家”,为什么治外法权仍将存续5年,关税不能完全自主,洋法官竟然还要入主大审院?这岂不仍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吗?!转眼之间,大隈重信成为一个“卖国贼”。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要求停止改约谈判的建议书达185件。爱国愤青们更是磨刀霍霍,决心跟卖国贼决斗到底。

  1889年10月18日,大隈参加完内阁会议后,坐马车经过外务省大门口。一位名叫来岛恒喜的爱国愤青突然投掷炸弹,大隈倒在血泊中。56岁的大隈右下腿却被炸坏,一度生命垂危。虽然最后幸免一死,却不得不截去右脚,晚年只能扶仗而行。来岛恒喜则跑到皇宫前剖腹自裁。吊诡的是,行凶者非但未被谴责,反尔被社会舆论誉为“英雄”。

  大隈重信雕像

  在这种情况下,大隈不得不辞职,条约改正再次搁浅。在死亡的威胁下,没有人再敢轻易启动改约谈判。最终,废除外国人治外法权比大隈方案晚了5年,实现关税自主晚了近10年,直到1911年才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

  一百多年后,日本青年评论家加藤嘉一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爱国贼” 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爱国者”,实际上却做着和“卖国贼”相同的事情——损害国家利益,“在一个国家里面,绝大多数人不是‘卖国贼’ ……自以为是个爱国主义者,却成为实际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的人——‘爱国贼’的数量不少,规模不小。”他指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认真思考: ‘爱国贼’的无形蔓延,比‘卖国贼’的有形泛滥,更有可能,更加危险,更为绝望。”

  这是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那些被民族主义情绪笼罩的国家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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