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那么多冷血极端民族主义者？

改革开放以来，极左思潮在我们民族的理性层面受到严肃的批判，但它的深层次因素，包括它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仍然死而不僵，时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人类文化的进步，尤其是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的进步，其实是相当缓慢的。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观念，往往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

传统的“天下秩序”文化心理，长期以来，已经积淀为人们的无意识与潜意识，在国家重新强大起来以后，重新被激活，从“假死”状态，一变而为真实状态，并在某些人群中恶性膨胀。形成文化上的“返祖现象”。

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2017年，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湖南某博导教授写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该书作者居然声称，经过他的研究，古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统统都是由中国移民创造的。

该作者还公然宣称，德国人与法国人的祖先都是由古代中国的人演化而来，连英语与英国人都发源于大湘西的英山，连日本人，韩国人，东南亚人，也都是来源于此地。作者由此还断言，世界上一切文明，都是发源于中国。

我原以为这种违反基本历史常识的虚妄大话，是个别人的梦呓，不会有人相信，没有料想到的是，它居然能写成书出版，还受到相当多的人欢迎，有人声称，“这种观点可以提高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有推荐者还赞赏该书说，“华夏先进了一万年，落后了一百五十年”。

二百年前的“天下中心观”再次跃然纸上，这表明，天下中心论的文化观念再次被激活，并迎合了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盲目自大的心理。 

近年来，一种以“厉害国”为标志的虚骄民族主义，再次在社会上盛行起来。为什么国力强大起来以后，反而会出现虚骄的民族主义的回潮与膨胀？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解释，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强烈的悲情一直憋着一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多年了。

于是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尤其是青年人中，产生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予以宣泄的群体心理。

其实，这种情绪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经济刚进入起飞阶段时，就已经在中国民间出现了，1996年与2009年先后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就代表了这种高调民族主义思潮的登台亮相。

它们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它们提出，“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

这些高调派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在他们看来，人类不是和谐相处的“命运共同体”，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

这些书中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的马基维雅里主义，为达到自以为“崇高”的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一切办法。

《中国不高兴》在短时期内发行了数百万册，受到相当一部分青年读者的热烈赞同。历史悲情所具有的情感性与激情性，像一把干柴，很容易在国人中被煽动起来。

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这就如同一个进入发育期的16岁的孩子，刚长了点肌肉，自己觉得就是个大人，总要在村里比试比试，显示一下自己肌肉的力量，在这个孩子的心智上，欠缺与人交往的成熟智慧，谋求让村里人承认的意愿，远强于对切身利益的真实考量。

如果说，十多年以前，“天下中心”的虚骄文化心理，与大国民族主义已经有了结合的趋势，那么当下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的文化心理与民族虚骄心理相结合的同时，又会渗杂着另一种因素，那就是，十年大动荡时代的极左思潮，在雌伏多年以后，又在民间的某些人中再次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极左思潮在我们民族的理性层面受到严肃的批判，但它的深层次因素，包括它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仍然死而不僵，时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这里举一个例子。疫情时期，当印度发生严重疫情，每天有数十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每天都有数万计的家庭因失去亲人而痛苦，然而，在中国国内，却有人兴灾乐祸地把印度人焚尸烧火的照片，与中国火箭上升时的火光照片放在一起，以形成鲜明对比。

这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的批评与谴责。连发布者本人也认了错，撤下了相片。然而，却有一位复旦大学的网红教授，却出来刻薄地讽刺，说那些对该相片事件进行批评谴责的人，都是虚情假义的“圣母婊”。

该教授对印度疫情苦难中的普通人民，表现得如此无情冷酷，这种人性泯灭，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然而他的冷酷极端言论，却仍然能得到为数众多的网民的点赞与支持。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只要我们理解极左思潮的潜在影响力就明白了。

从极左思潮的“阶级论”，向极端民族主义转变，其实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前后这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在道德上的自我优越感的支配下，不把对方看作人，所以可以任意碾压。

从十年动荡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对“阶级敌人”的“格杀勿论”，到当今民间的”战狼”网红的“虽远必诛”，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是高度同构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下中国，出现了那么多不讲人性的、冷血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中，居然出现这种奇葩的民族主义者？为什么他们还会受到“巨婴”般的青年网民的热烈欢迎？

其实很容易理解，老一辈的中国人经历过十年动荡的冲击和反思，形成一种“灾难后”的人性启蒙，而某些年轻一辈的学者，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他们既没有受到过学校人文教育的启蒙，又缺乏老一辈的＂灾难启蒙＂。

他们会在自以为的“国力强大”想像中，忘乎所以。极端民族主义的貌似＂政治正确＂，又让他们暴得大名，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如此只赚不赔的生意何乐不为？

在民粹浪潮中，做个万人喝彩的网红“英雄”很容易，但要摆脱掌声与利禄的吸引，用良心说活，保持理性与冷静，始终以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为重，而不是像当年的咸丰皇帝那样，在敌强我弱、兵临城下的危局中，仍然置社稷命运于不顾，贪图一时的快感。

要做到这些，那就需要人文修养、理性与冷静，需要智慧，需要从历史中获得真知的知识底蕰。

“天下中心”的文化心理、极左思潮的潜意识，与虚骄民族主义，这三者一旦彼此相结合起来，其力度之大，对于我们民族将是灾难性的。

更严重的是，在数字时代，这种三结合，会让中国人在未来十年，有陷入民粹化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灾难的危险。

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民族主义会由于网络虚拟空间环境，而如虎添翼。

这是网络世界的特点所决定的，网络会把同质信息不断地进一步叠加起来，网络使用者的信息会不断反复固化，形成受原有观念层层包裹的“同温层效应”，网络精英会自以为受到“正义”的支持者的最广泛支持，他们生活于自己的“信息茧房”中，他们生活在自己制造的“观念果壳”里，却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的真理”。

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其严重后果更甚于广场民粹主义，它会让人类的常识理性在公共空间被迫边缘化。

一方面，是民间自鸣得意的网络“战狼”；另一方面，是从来没有受到过人文教育洗礼的、在“信息茧房”中长大的“巨婴”们。

这两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彼此呼应，前者以虚骄的大言高论，来满足后者对人生意义感的虚幻追求。

后者对前者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舆论支持。使前者暴得大名，享受虚荣与掌声。

前者越来越得意忘形，后者则越来越如痴如醉。双方彼此唱和，相互强化，试图以此来影响社会舆论与决策者，这对一个民族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