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我是教师，不是告密者

　　昨天是9月10日，法定教师节。从早上到现在，接到了无数个祝福教师节快乐的信息。有我教过的博士硕士，也有短训班听过课的官员，更多的是一些网络上的朋友。

　　我前半生有过许多职业，如记者、编辑、秘书、律师、研究人员及教师。我最看重而有身份认同的还是教师。事实上，从大学毕业后，我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兼职做着教师。比如现在，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在职研究人员，但同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政治社会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还在北大、人大、党校等高等院校给各类官员培训班讲授与社会问题相关政治法律知识。

　　当了几十年教师，总的来说，尽管不会讲普通话外，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主要有四次。其中两次被举报，两次与地方领导发生了正面冲突。

　　第一次被举报是在我们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他们搞了一个名家讲坛。研究院的领导请我去做了一次有关社会问题的演讲。没有想到，被学生举报了。搞得请我去的领导很紧张，据说主动做了检查。只是后来，查来查去，我讲的都是事实，观点也没有问题，事情才过去。从此以后，我再不愿与这个学生举报教师的单位发生任何关系。

　　另一次被举报是在中国石油大学。这所大学人文学院的饶院长请我去演讲，也被人举报。饶教授将来调查的人痛骂了一通。人家拿他没办法，也不了了之。因此事，饶教授一直是我最尊敬的人和好的朋友。

　　与地方官员的冲突，闹成新闻事件的是在江西万载县。这个县有一个大讲坛。他们请我去给全县几百名党政干部演讲。我批评他们为搞大跃进式的开发区建设，不按法律规定乱拆民众的房子，还不许法院受理，并打击上访。他们的县委书记很恼火，在请我吃饭时，几次拍着桌子口出狂言称：我们这些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

　　我一怒之下，痛斥说：你这种东西，有资格同我吃饭？！掀了他的饭桌，挥手而去。这个事，几十家媒体有过报道。后来，这个书记的政坛的对手还到北京给我送过这位书记的许多材料。我当着这些送材料的官员，将那些材料撕碎丟进了垃圾桶，很认真地告诉他们：你们要告谁，自己去告。我是教师，不是告密者，更不是什么人的打手。

　　还有一次是在中国最著名大学的课堂上。有一个省的教育厅，组织机关处以上的干部到北京学习。学校请我去讲“依法治国与信访改革"问题。我在讲课时，讲了这个省的几个事例。带队的女厅长不干了，直接冲到讲台上抢了我的话筒，并指责我不该批评他们省。

　　我告诉她：今天我是教授，如何组织教学，是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你认为讲得不对，可以课后向学校反映。她说：我是教育厅副厅长，是这个班的领队，你就应该听我的。

　　我几次问她要话筒，她就是不给。我一生气，猛地把讲台一拍，大声说：今天在这里没有什么副厅长，只有学员。如果不愿意听，请你立刻离开教室。这一下，将这个女副厅长震住了。她将话筒往讲台一扔，大声喊道：这个课，我们不听了。然后，拿着东西就往外走。只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几十位部下，没有一个跟着她离开教室。在她走后热烈地鼓掌，课后排着队与我合影，课评还给了我最高分。

　　我今天写这些往事，想表达的意思是，设不设教师节，并不重要。如果学生可以举报教师而且受到鼓励；如果官员可以高高在上训斥教师，天天是教师节，也是没有用的。

　　在【玖奌杂货铺】平台读到作者一段评述，作为此期文章的结语，供大家借鉴！！！

　　我是坚决不赞成动辄就瞎举报的，尤其不赞成学生给被举报的教师贴上“美狗”“汉奸”之类的标签，进行网络审判。（学校应该如何对待举报，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为北师大喝彩，这才是大学的气节）

　　学校尤其是大学，应该有开放、包容的精神。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和列奥·施特劳斯的“古典保守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学术观点，应该可以在学校共存，学生也可以汲取不同的知识和智慧，融汇贯通，探索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可能路径。

　　发现老师的观点有错误，完全可以当场辩论，“老师，我不同意……”用偷拍偷录的方式，动辄就上纲上线，举报告密，最终的结果是老师只敢照本宣科，或者条条框框，或者讲一堆“正确的废话”。

　　如果老师们都一个个小心谨慎，生怕哪一句话说错了被举报，那么，在课堂上就不会有观点的交流交锋，不会有独立思考，也培养不出什么像样的学生。

　　教师节期间，读到很多感谢老师的文章，看到很多祝福教师的视频。我倒觉得，能够承诺在未来对老师多一份尊敬和包容，不瞎告密，不瞎举报，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就是很好的礼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