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六四施展“遗忘术”，记忆成为一种罪

　　六四事件后隔年，中国科学家学者方励之，以一篇《中共的遗忘术》，预言六四大屠杀将被遗忘。

　　25年后，一本由前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驻中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所著《重返天安门》（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在2014年出版，试著拼起包括北京天安门、成都屠杀事件等被遗忘的历史与视角，如试纸般在各地测试遗忘术的成果。2019年，《重返天安门》中文版在台湾发行，掀起讨论。

　　中共的遗忘术如何成功抹除六四历史，甚至能对境外输出？它自身付出了什么代价？台湾与香港民众如何在《重返天安门》中看见自己？《报道者》专访林慕莲并随其走访台湾南部，寻找答案。

　　“这本书，如果是现在要来写的话，应该是不太可能了。”在台南一间咖啡店的书牆面前，英国籍、现职澳洲墨尔本大学进阶新闻中心资深讲师林慕莲翻著转型正义、二二八事件相关书籍，对比中国的言论自由现况，如此叹道。

　　2014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林慕莲应牛津出版社邀请，撰写《重返天安门》，拿下当年《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年度选书，《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也誉其为“1989年之后，探讨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最好的分析之一”。

　　事件发生25年之后，再写六四，“我每次采访，还是都发现新东西。”林慕莲回忆，透过大量的第一手采访加上全球外交文件与解密电报，即使是25年过去了，林慕莲仍像是带著手电筒走进一间满满的书房，每转一度，就照出另一个新故事，那些新发现之中，甚至包括成都的一场屠杀。

　　中共的遗忘术让这段历史持续陷于黑暗。她一边捡起记忆的碎片，一边想测试遗忘术的威力。她带著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在北京4所大学“对100名学生”进行普查，竟只有15人认得，其他人甚至问“这是阅兵的照片吗？”，这4间大学正是30年前学生运动的大本营。“记得，是愈来愈难了，”林慕莲说，这个难，除了与时间拔河，更是与共产党的管控有关。许多外国记者从去年（2018）12月就开始向她求助，称要联络到愿意开口谈六四的中国人极度困难，而中共对外国记者的干扰，从实体阻挡进入天安门广场，到网络上的窃听、警告都有。

　　遗忘术持续发威，而记得的人，继续付出代价。因为有关六四的记忆被视作罪。“中国共产党对六四事件有多恐惧，从它近年来如何把记忆当作一种罪来惩罚就可见一斑，”林慕莲一一盘点，2017年，四川异议分子陈云飞因为在清明节为1989年死去的学生吴国锋扫墓，而被判刑4年。2018年，中共直接修法，任何歪曲或贬损历史英雄及烈士的行为，都是刑事犯罪，如果你记得的历史与官方版本不同，是有刑罚的。

　　记忆为罪，于是忘不记的那些人，这辈子只能当罪人。如那些母亲。

　　林慕莲书中描写了两位“天安门母亲”，他们的孩子在六四中死去，有的连尸体都找不到。政府要她们忘记。可死去孩子的记忆不可能丢，不能不做母亲，剩下的选项就是当政府口中的罪人了。

　　母亲，是对抗遗忘术的堡垒

　　林慕莲在台北出席《重返天安门》中文版新书发表及座谈会。（摄影／许𦱀倩）

　　例如张先玲，她是个让中共出动40个人监控的老太太，因为她还记得自己孩子的死去。她最大的愿望，是傍晚的时候，带著一束花、一点酒，去当时儿子尸体被乱埋在路边的坑，奠酒，撒上白色玫瑰花瓣。

　　愿望一直没办法达成，30年了，儿子的罪名未洗、武力镇压得不到交代，她知道自己如果死去，关于六四、关于儿子的记忆，也就消失。

　　张先玲将她的毅力归功给中共。“如果共产党不打压我们天安门母亲，我们也不会到现在。它如果打死人之后马上道歉，马上给我们合法地解决，可能就不会有天安门母亲。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同样拥有两个孩子的林慕莲说，母亲，是中国对六四施展遗忘术的最大敌人之一。

　　另一位70多岁的母亲，让林慕莲发现了一场屠杀。

　　“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母亲。”林慕莲在一次到成都的出差，遇见了唐德英，中国史上第一位因为与1989年死亡事件相关而获得赔偿的人。唐德英的儿子周国聪在骑著自行车返家途中失踪，从此再也没见过他活著回来。有人通知唐德英她儿子被拘留了，几个月后，另一个被拘留者告诉唐德英，她儿子在被拘留的第二天，就被警察打死了，当年他15岁。

　　相较于北京当时因举办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及苏联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到访，让天安门事件被国际媒体记录，成都发生的事，如同一片黑暗。透过25年不断向警察要答案、5次上访北京的唐德英，林慕莲才发现，北京天安门动盪的7个星期，成都也有大规模示威，更在六四军方武力镇压天安门之后，引起另一波声援，军方的强力镇压于是也在北京之外上演。根据《天安门文件》，反对北京六四大屠杀的示威游行在全中国63个城市爆发。

　　但因为没有国际媒体的报道，于是成都的事件，后来浸入黑暗。林慕莲透过美、英电报文件，以及在瑞士、澳洲等地的拜访，找到当时在成都的外国人们，“他们每个人都向我说出了同一个故事，给了我相似的细节。”林慕莲以创伤形容这些在场的外国人，当他们说出尘封已久的屠杀场景，像是解脱一样。

　　为什么成都的屠杀会被遗忘？在成都出现大规模的暴力衝突之后，当地政府不但印製了87万份的刊物，以此对动乱定调，更立刻驱逐在成都的所有外国人，当时8人死亡的数字，跟近年美英公布的300、400人，相差甚远。若不是像唐德英这般的母亲，关于成都这场屠杀的追究，可能没办法长达25年。“事实就是事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唐德英是这么解释自己的，就这么简单。

　　30年后，年轻人挑战的对象却是真相

　　但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跟这些母亲做了一样的选择，许多人囿于现实与生存，必须透过自我放弃，活下去。

　　书中的张铭是其中一例。他曾是参与运动的学生之一，也是21名通缉学生名单的第19位，他一直留在中国。在第一次服刑之后，他改名为李正邦，改从商；成为成功商人之后，试图成立抗日战争纪念基金会，再回政治舞台，却因此第二次入狱。两次服刑期间，他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包括“清汤挂麵（编按：指拿一碗用尿浸湿的厕所卫生纸条，逼迫犯人吃下）”、“铁板回锅肉（编按：指用竹竿刺穿犯人背部，在刺穿的伤口上洒盐）”等。2004年，在绝食抗议以及海外流亡六四学生领袖的公开信之下，张铭才被释放。“他们即使刑满释放之后，也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国家安全局的警察迟早总会找上他们，毁掉他们辛勤创建的一切。张铭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典型例子。”公开信如此写道。

　　入狱两次，失去了他协助建立的两笔财富，张铭为他的记忆持续付出代价，身体受创中的他，被林慕莲问到可曾后悔参与学生运动，他摇了摇头。“你甚至连想都不能想，你已经经历过了，你只能想办法让自己心里更平静一点。”

　　“我没有能力改变中国；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唯一我能做的就是改变我自己。”如今他声称已没有政治野心，但记忆不只在他身体、生命留疤，他至今只喝牛奶，一边接受遗忘术给他的自我放弃，一边强迫自己的身体留下回忆。

　　中共对于参与过六四的、还没死的、没离开中国的人民，以法律让记忆为罪、让记得的人付出代价，要这些人自我放弃。同时，中共也给了一个新的选项，“更好的生活”。

　　也因此，林慕莲在出版此书之后，在各地遭到一些中国人的“谴责”。许多人问她，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为什么还要提这段历史？更年轻一些的中国人，跟著政府的宣传，把那段时间的动盪视作如今经济成长必经的过程，武力镇压当作是“必要”的选择，他们会问，要他们知道这些事，林慕莲是有什么目的吗？对他们来说，记得这段历史，有用吗？

　　“这个问句隐含著一种无声的指责，像是控诉我戳穿了他们的无知。”林慕莲写道，相较于西湖电子研究所在1990年进行的调查，30年前，实际上只有2、3%的学生对党的说法深信不疑，30年后，年轻人挑战的对象却是真相。

　　死人美容以后，比活的还漂亮

　　林慕莲引用2013年，作家阎连科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文章，描绘遗忘术如何重塑整个中国社会：“无论你是作家、教授、还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只要你只看到只让你看到的，不去看那不让你看到的；只要你只去讴歌那需要你讴歌的，不去描绘那些需要遗忘、失记的，那么，你将得到权力、荣誉、金钱的奖赏。换句话说，我们的健忘，是源自于这个国家的富裕和奖惩。”

　　富裕起来的中国，让遗忘的奖赏更加诱人，但遗忘术太过成功，也让中国民众、共产党都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富裕起来的共产党，透过先进的技术，加深对记忆的掌控、对言论的掌控，种种对记忆与历史的删除、刑罚，思想上的统一，让林慕莲认为，中国的统治者正在秦始皇开出的道路上前进，但那条路将把中国带向什么样的地方？遗忘术最终的成果会是什么？

　　书中对鲍彤的采访可能给了答案。鲍彤曾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是六四事件时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得力助手。他认为，6月4日晚上发生的事，决定了现代中国的命运，它注定了后来中国所有的重大弊病，包括猖獗的腐败、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普遍的道德危机以及控制一切的安全机构。

　　六四之后，中共启动民族主义与经济开放两大引擎，让整个国家踏上快速发展致富的“强国”之路，也完成遗忘术的下半场，让人们为了好生活，内建了维稳思维与思考审查，但鲍彤认为，富裕的、充满大型建设的强国中国，只是一个被抽空的空壳。“今日（中国）发生的一切都只是表面。你看到过死人吧？死人美容以后，非常漂亮，比活的还漂亮。”

　　林慕莲撰写《重返天安门》后，除了看见记忆的代价，她也看见记忆的力量。她认为，如果关于六四的记忆能留著，还有机会让已经遗忘的人，让没认识过六四的年轻人，有机会再“活过来”。《重返天安门》一书巡迴各地时，她就曾看见这样的觉醒，一位在海外的中国学生，在林慕莲的演讲后告诉她：“我在中国生活了18年，现在我意识到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我上的是最好的学校，管理最严格的学校，然而我对任何事都是一无所知。”

　　林慕莲在北京采访、书写《重返天安门》期间，从不在电子邮件或电话中讨论本书，并使用不上网的笔电写作。（摄影／许𦱀倩）

　　以下为《报道者》与林慕莲的专访记要：

　　报道者（以下简称报）：此书英文版出版后，过去5年以来，中国出现什么转变？关于六四的记忆之意义，有什么不同？

　　5年前，写中国人权议题，是一件很“不潮”的事情。当时每个人都在写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经济强权，唯一人们想谈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市场、中国企业的潜力。

　　在中国，政治是一切的核心，政治凌驾于一切。意识形态的控制一直以来是共产党统治的核心。当时，这不会是个大家想听的事情，但随著习近平近来的作为，人们可以被以意识形态罪犯判罪，这样的事实慢慢取代了人们认为中国会走向自由化的假设。

　　现在这本书的确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了，但坏消息是，很多人告诉我，这本书出版至今，参考性高的书不但没有愈来愈多，相反的，是愈来愈少了。这不是因为我很聪明，而是大势如此，是一件很令人沮丧的事。

　　现在对记者的控制更严密，那些受访者现在比较难受访⋯⋯说话的代价，已经比过去高。就我的调查发现，对外国记者的干涉是愈来愈多，特别是采访六四的外国记者，有60%的记者被挡在天安门广场之外，而曾受外国媒体受访的民众有五分之一被骚扰或是被拘留。对外国记者来说，近年来报道六四变得愈来愈困难，而找到六四相关的证据，也愈来愈困难。

　　有时候，记得希望比记得镇压痛苦

　　报：你从他们关于六四的记忆中，看见什么？要他们爬梳关于六四的记忆，有难度吗？

　　从人们如何记忆那段过去，读得出人们带著很大的创伤。有些人选择不要记住，因为他受了很大的创伤；有些人选择不记住，是因为太过失望，他们不想记得是怎么失败的、希望是如何消失的。还记得希望，其实是比记得对人民的镇压更痛苦的。

　　有时候要他们开口谈六四是困难的，有时候不是。有时候人们讲自己的故事讲了很多次，几乎──我不该这么说──有一点表演性质了。尤其是受访经验充足的。但对那些没有受访经验的，（说出来）是困难的，他们有的很久没谈论这段过去，你问他问题，他要先回顾那些过去的情绪，而且要思考一些从没思考过的问题，这是很困难、很痛苦的。

　　例如那些锦江宾馆里的西方目击者，他们当时都立刻被驱逐回自己的国家，从来不知道有其他人跟他们看见了一样的事情，在过去的这些年间，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唯一的目击者。我让他们先说他们的故事，然后他们说完之后，我才告诉他们我从其他人听过了其中的什么部分、哪些细节。有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瞠目结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有其他人（当时）也在场、也看见了一样的事情。有些人这几年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当时自己疯了才会想像出那些画面，对他们来说，发现有其他人承载著一样的记忆，是一种解脱。

　　（当时）要他们开口并没有我想像中的难⋯⋯他们真的很想要这个故事被听见，想要这本书被出版，他们都知道这是有代价跟后果的，而他们愿意承担。他们大部分也都知道，他们在变老，这些故事被听见的机会正在消失，他们能够发声的空间也是。

　　报：你在书中所提的遗忘术的手法，有没有在其他地区被政治领袖、政府模仿？

　　这个问题在香港曾经被讨论过。参与过雨伞运动的运动分子认为，雨伞运动的故事正在被消失（being lost）。佔中运动坐牢的9个人之一，陈建民，告诉我，他之所以不顾律师的建议，成为唯一一个上证人席给证词进行自辩的，是因为他害怕随著时间推演，关于雨伞运动的说法会被改变。我问他这是不是六四带给他们的想法，他说是。这是他们从六四事件的经验中学的一课。罗冠聪也是这么告诉我，他们两个都相信，遗忘的工程已经开始了，像是现在才要进大学的香港人，雨伞运动时才14、15岁，他们已经对雨伞运动已经没有太多认知了，他们都认为改写故事的工程已经展开。

　　“为什么要记住？对我们的和谐社会有不好的后果？”

　　报：过去5年，你走访美国、香港、台湾、英国等地，听众、读者的反应是什么？

　　我如果够聪明，从这本书发行开始，我就会记下每一个人的提问。来自中国学生的问题，在过去5年间不断移转。在台湾，提问比较聚焦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在其他地方，在香港，有一个问题是人们必问的：“为什么我们要记住？那个与我们有什么关係？”

　　我每一次（公开演讲）都会收到奇怪的、疯狂的问题。在美国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人暴怒，有时候会有人哭。

　　最疯狂的一次是在雪梨，有个澳洲人，他曾经是被派驻在中国的记者，在六四那阵子他被派去成都，去医院看发生了什么事。那时候医院里都是巡逻的警察，他把自己藏起来、用衣物盖住，他完全被吓坏了，最后警察还是发现了他，把他立即驱逐出境。两年之后，他在澳洲遇到一场车祸晕了过去，当他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压力创伤症候群突然出现，过去所有的画面都回来了，他当下认为自己在成都，立刻从医院的窗户跳了下去，把两条腿都摔断了。

　　就在演讲之后他站起来把这个故事说了出来，一边说眼泪一边流，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吓傻了。

　　问：中国听众或是读者都问些什么问题？

　　这个书刚出来的时候，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提这个？所有的国家都犯了错误，所有的国家都会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要说我们，你们自己英国人在各种国家做了这么多坏的事情！”我跟他们说，是，所有国家都可能犯这样大的错误，可是掩盖历史、试著抹除掉相关的记忆，不是所有国家做啊。（中国与他者的不同）不在于武力镇压行为本身，而是对历史异乎常理的积极抹除，不只是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更是不同层次的手法，像现在你会看到他们（中共）在网络上所做的一切，已经到达了另外一个层次。正是因为如此种种，让中国面对六四天安门时的表现，与其他同样有武力镇压历史的国家，有所差异。

　　最近有一些中国的学生，他们不再问我为什么提，他们不再觉得这没有发生过，他们问我，我们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件事，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这个历史会不会对我们有害？会不会对我们的和谐社会有不好的后果？在雪梨，一个中国学生，在演讲活动结束后跑回来对我说，“这些知识对一个完美社会（perfect society）来说，是不是很危险？”她是用英文问的，她用了完美社会这两个字。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告诉你人们怎么把国家维稳作为首要的认知，完全内化，即使是年轻人，也都接受了这个概念：“有些知识是危险的，有些知识是他们不适合知道的。”⋯⋯即使他们到了海外了，他们还认为有些事情，他们不知道、不谈，对他们更好。

　　这些说法我这几个月来听见太多次了，我看到学生光是来参加（六四相关活动）就觉得忧虑，讨论、提问都充满担心。即使没有具体证据这样的事会发生，但他们都担心，（参与六四相关活动）会让自己的家人付出代价。你看到的是从中国国内教室里一路蔓延到海外的言论空间紧缩，人们不断的自我审查。

　　最近多一些中国的年轻学生，他们看到以后特别的惊讶，关于六四什么都不知道，不是不能相信，只是对他们来说，等于是个打击，所有以前他们觉得是历史的东西，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会问一些不同的问题。例如在美国，有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她说，我18岁了，我在我们国家最好的学校受过教育，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完全是无知的。

　　这些人有时候问我：“你告诉我这些东西之后，我应该怎么办，怎么样看待这个？”这个是不太容易回答，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在国外，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自己探讨一下自己的历史，你自己去决定，不要听我，你自己决定你们国家的历史是怎么样，然后你自己去告诉别人。

　　选择遗忘，付出代价的是整个社会

　　报：中国政府实施遗忘术的成功，会让中国付出什么代价？

　　付出代价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对一件事情不知情，代表你不用为后果负责，所以（中国社会）没有可责性、没有责任、没有清算，这常常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之上，人们只向前看，不在意过去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是繁荣的未来，而不是过去有哪些事情出了错。

　　我认为这把中国人放置在一个不讲求可责性的社会之中生活，（不用负责）由上而下贯穿了整个社会，我想中国人是知道的。像是之前在安徽，人们贩售假牛奶给孩子喝，你明明知道那会害死人，会付出人命的，任何想过一秒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件不能做的事情，但人们还是做了。我认为，这个社会缺乏了这样的可责性，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没有人为夺走人命的决策负责，不论那是文革、或是任何一次历史上的事件。

　　另外一个付出的代价，是客观上经验的习得。抹除记忆是如此的成功，不分黑白的人们全都忘了。像是在这场大规模的压迫中，政治组织的策略、方法，背后代表的代价等，现在你全盘抹除记忆，人们连这点也无法习得。这是中国每个世代都在重複的事。

　　对社会来说，（大规模的遗忘六四）造成道德上的挫败。相较于面对、承担责任，遗忘跟保持沉默，在这个社会里成为一个相较简单的选项。

　　问：实施遗忘术，中国共产党也付出了代价吗？

　　对党来说，有一个清楚、具体的代价，这个代价还在持续的上升中，那就是对犯罪证据的封锁、抹除。在一开始官方说法出来之后，你必须开始抹除证据，从实体世界到虚拟线上的，而且你每一次都要比上一次更进一步、更加强力道的去清除这些“证据”，要围绕天安门母亲、要威胁跟她们对话的人、要把她们带离北京等等。

　　（党）还有道德上的代价，人们会记得，正是透过共产党自己的行动，看出他们有多恐惧。（共产党）恐惧一个老太太倒酒在地上、点一支蜡烛、燃香，（共产党的）行动就述说了他们的罪恶。

　　报：中文版本发行之后，你在5月底办了两场新书发表会，这本书要给台湾社会什么信息？

　　中国要遗忘自己的历史，要掩盖过去，可是台湾选择了不同的一条路。比如可以对比六四跟二二八事件，中国选择了遗忘，那台湾找回记忆、正视历史，不但建了二二八国家纪念馆，还确定了二二八国家和平纪念日，我觉得这可以当作一个榜样。可是别忘了，台湾等了48年，到1995年，李登辉才公开道歉；用了64年，才建了纪念馆。可能中国时间还没到（笑）。